摘要：克里姆林宫这周四又开了人口会，普京把“提高出生率”又摆上台面，这话他几十年都在说。会后官方还是那套老话：得靠社会稳定、经济好起来才能提高生育率。普京早在2005年就提过这思路，2019年也说这是困扰国家的大问题，现在又强调“至关重要”，说得坚决，行动上却没见把

俄罗斯的人口数字还在往下走，出生人数回到了上世纪末的低位。

克里姆林宫这周四又开了人口会，普京把“提高出生率”又摆上台面，这话他几十年都在说。会后官方还是那套老话：得靠社会稳定、经济好起来才能提高生育率。普京早在2005年就提过这思路，2019年也说这是困扰国家的大问题，现在又强调“至关重要”，说得坚决，行动上却没见把人口拐回来。别当这是小事，数据会把情况讲清楚。

从宏观看，人口总量并没什么回升迹象。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给人冷水一盆：1990年苏联解体前一年人口是1.476亿，到今年报出来是1.461亿。有人觉得差得不多，但别忘了2014年把克里米亚算进来后，数字里多了差不多200万；撇开这部分，实际缩水更明显。老龄化也在推进：1990年55岁及以上占21.1%，到2024年增到30%。换句话说，三个人里就有一个55岁以上，劳动力和适龄生育群体都在缩小，未来能生孩子的人自然少了。

把时间线往回拉，新生儿数的走势更吓人。2015年曾经因为几项刺激政策，新生儿数回升到大约194万，但那波上升很短，接着连续下滑。去年的活产婴儿只有122万，差不多回到1999年的低位。人口学家阿列克谢・拉赫沙警告，2025年2月的新生儿数据可能会创下两个多世纪以来的月度最低，这话听上去严重，数字也确实显示问题没好转。

为啥会这样？得从历史缝隙里往外看。二战给苏联留下了巨大的缺口，约2700万人的死亡，尤其是男性锐减，造成性别和年龄结构的长期不平衡，这一影响在后代里一直显现。苏联的某些人口回升来了，但解体后经济崩溃又把生育率打回原形。那代“断崖”出生的人少，今天成了年轻群体的基数小、结婚生育的潜力不足的现实根源。

近年的外部冲击也不是小打小闹。乌克兰战争带来的人员伤亡和出国避征，消耗了大量年轻男性。西方估计俄军在冲突中损失可能达数十万，这还不算成千上万为躲避征兵而离境的年轻人。年轻男人少了，潜在父亲群体就缩水，能与之配套生育的年轻女性数量也因此受限。学者珍妮・马瑟斯直言：现在20多到30岁出头的年轻女性本来就少，当局不得不在这小池塘里“多要鱼”，说白了就是可用的生育资源被压缩了。

国家不是没动手。过去这些年政府既发补贴也收紧社会文化。激励方面有一堆政策：多孩家庭能拿到校餐免费，生十个以上孩子的母亲能获“英雄母亲”勋章，2022年设了“家庭、爱情与忠诚日”和“孕妇日”，想营造生育友好氛围。还有财政上的“现金券”，能抵养老金、教育费或房贷。有些地区对怀孕少女一次性发大约1200美元的补助，官方说是帮弱势，但争议不少——批评者担心这会变相鼓励未成年怀孕，后果复杂。

当刺激不够时，政策就往文化和法律上收紧。2024年出的一部法律，明面上禁止宣传堕胎和所谓“无子女理念”，对LGBTQ+相关活动也施压，媒体内容被更严格把控。热播真人秀《16岁怀孕》被迫改名成《16岁当妈》，这种改动说明的不是细节，而是整套政策方向：要把传统家庭放在政治优先位，减少非传统生活方式的公众能见度。

这套做法对堕胎服务的可得性影响明显。表面上堕胎还合法，但实际拿到服务没那么容易。很多私立诊所不再做堕胎，堕胎药的流通受限，紧急避孕也被连累。跑公立医院得排长队，常常先要咨询，再等48小时到一周的“冷静期”，再遇上某些日子医院不接诊，合规渠道变得繁琐。女权学者萨莎・塔拉维尔指出，官员们把“传统家庭”当灵丹妙药，一边口头支持女性经济独立，一边通过文化和法律把生育重担推到女性身上，这本就是个矛盾。

生活里这些矛盾会转化为实际选择。举个例子：一位29岁的莫斯科女性决定不生育，她说去私立诊所就是为了避开公立医院那种被盘问私人意愿的气氛。私立医生不刨根问底，公立的流程和氛围让人感到被绑住了。政策影响到医疗实践，这种感受会改变人们对生育服务的信任，从而影响他们的生育决定。

有批评声音说，这样硬挤堕胎率可能带来反效果。记者兼女权活动者扎莉娜・马尔申库洛娃警告，堕胎被逼到地下，母婴死亡率可能上升。客观数据显示，堕胎率下降并没有换来出生率的回暖，说明问题没被政策真正击中。

移民本应是补人口的直接选项，但这条路也没给力。近年来克里姆林宫对移民的政策和言辞并不友善，管理措施增多，移民就业权、子女教育等都受到影响，社会氛围对外来劳工的排斥也在加剧。曾经很多中亚劳工来俄罗斯打工，现在在不稳定和不友好的环境下另寻出路，移民流入减少，劳动力和潜在生育人口都受影响。

经济因素也在作怪。年轻人看不到稳定的未来，住房买不起、工作不稳、战争漫无尽头，谁敢多生？珍妮・马瑟斯一句话说得直白：人对前景没信心，哪儿还有生孩子的打算。战事和经济波动，这些都在削弱年轻人的生育意愿。

政策层面还有很多碎片化的手段。那些现金券理论上能减轻支出，但额度和覆盖面有限，见效慢。地方性对孕少女的补助有时是救急，但监管不到位会带来新的问题。节日和勋章的象征意义不小，但要把这种象征转成父母决策的实际动力，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人们最后还是回到家庭和个体承受力上。那位决定不生孩子的女性说了一句很现实的话：只有父母身心健康，孩子才可能更幸福。她不是在责怪谁，而是在把视线拉回到普通家庭的承受能力上，这句话像一针，让人看清政策和数据背后真正牵动的是普通人的日常。

来源：莫离说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