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九七八年,我从部队转业,揣着那份盖着红章的介绍信,像一颗被风吹离了枝头的种子,不知道自己会落在哪片土里。
一九七八年,我从部队转业,揣着那份盖着红章的介绍信,像一颗被风吹离了枝头的种子,不知道自己会落在哪片土里。
火车哐当哐当,把窗外的绿皮田野摇晃成一片模糊的油彩。
车厢里混杂着汗味、烟味,还有方便面那股廉价的香气。我身上那套洗得发白的军装,在这五颜六色的人群里,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我没跟任何人说话,只是看着窗外,心里头空落落的。
部队的生活,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可我这兵一流,就再也回不去了。
介绍信上的字,是铅印的,方方正正,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劲儿。
“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我念了一遍,嘴里没什么味儿。
供销社,我小时候的记忆里,就是个神奇的地方。那里有卖火柴的,有卖洋布的,还有柜台里锁着的,散发着甜腻香气的糖块。
能去那儿工作,在村里人看来,是端上了铁饭碗,祖坟冒青烟的好事。
可我心里,总觉得有点不是滋味。
我在部队,是侦察兵。爬过雪山,趟过冰河,在边境线上跟狼对过眼。我习惯了枪的冰冷和命令的滚烫,习惯了把后背交给兄弟,把命悬在裤腰带上。
现在,让我去站柜台,打算盘,跟人为了几毛钱的针头线脑掰扯?
我捏了捏拳头,骨节咯咯作响。
算了,服从命令是天职。
到了县城,供销社就在最热闹的十字路口。一栋两层的灰砖小楼,门口挂着个褪了色的木牌子。
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一股子说不清道不明的气味就扑面而来。
是干货的咸腥味,是廉价雪花膏的香味,是麻绳的草木味,还有经年累月沉淀下来的,属于人间的烟火气。
主任姓王,是个矮胖的中年男人,头发梳得油光锃亮,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像个弥勒佛。
他拍着我的肩膀,一口黄牙,热情得让我有点招架不住。
“小同志,欢迎欢迎!从部队回来的,都是好样的!有纪律,有觉悟!”
他把我安排在五金交电柜台。
柜台是那种老式的木头柜台,油漆斑驳,上面摆着一杆掉了漆的秤。
我的工作,就是卖灯泡、铁丝、钉子、犁头。
日子一天天过去,就像柜台上那只慢吞吞的苍蝇,嗡嗡地飞,却哪儿也去不了。
我学着记货名,学着打算盘,学着对每一个来买东西的人扯出一个笑脸。
可我笑得僵硬。
我看着那些为了一个螺丝钉讨价还价的乡亲,看着那些揣着布票、粮票,小心翼翼盘算着过日子的主妇,心里头总像是被什么东西堵着。
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但这,就是我现在的全部生活。
我每天第一个到,把地扫得干干净净,把货码得整整齐齐,像在部队码放炮弹壳一样。
王主任很满意,开会的时候总表扬我,说我保持了军人的优良作风。
同事们也对我客客气气,但那客气里,总透着一股疏离。
他们下班了,三三两两凑在一起,聊孩子,聊菜价,聊东家长西家短。
我插不上嘴。
我只能一个人回到单身宿舍,那是个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的小房间,墙皮都脱落了。
我躺在床上,睁着眼,天花板上有一块水渍,像一幅潦草的地图。
我不知道我的路在哪儿。
直到马小军的出现。
马小军是王主任的外甥,二十出头,仗着这层关系,在供销社里横着走。
他负责仓库。
供销社的仓库,那可是个宝库。紧俏货,比如“永久”牌的自行车,“蝴蝶”牌的缝纫机,还有处理的的确良布头,都得从他手里过。
他总是一副油腔滑调的样子,头发抹得像苍蝇都站不稳。看见漂亮的小媳妇来买东西,就故意把人家要的东西说成没有,等人走了,又从后门递给那些跟他有关系的人。
我看不惯。
非常看不惯。
在部队,最讲究的就是公平。一个馒头,也要掰成两半。
可到了这儿,规矩好像都变了。
我提醒过他两次。
第一次,他嬉皮笑脸地搂着我的肩膀,“哎,我说哥们儿,水至清则无鱼,你那么较真干嘛?”
第二次,他脸沉下来了,“我的事,你少管。”
我没再说什么。
我只是看着他,像在边境线上盯着一个可疑的目标。
我知道,我们俩,迟早要撞上。
那天下午,供销社刚进了一批“飞鸽”牌的自行车。
那年头,一辆自行车,不亚于现在的一辆小轿车。结婚三大件,“手表、缝纫机、自行车”,自行车排在最后,最金贵。
消息一传出去,供销社门口天不亮就排起了长队。
一共就五辆。
谁都想要。
王主任亲自坐镇,说要公开抓阄,谁抓到就是谁的。
我负责维持秩序。
队伍排得长长的,人们的脸上都写满了渴望。那眼神,让我想起灾年里盼着空投救济粮的百姓。
抓阄开始了。
王主任把五个纸团扔进一个玻璃罐子里,让大家挨个伸手进去摸。
摸出来的,当场打开。
是白条的,就垂头丧气地走到一边。
前面四辆,都很顺利地被四个幸运儿领走了。
轮到最后一个名额,队伍里只剩下十来个人。
所有人的呼吸都屏住了。
一个穿着蓝色工装的汉子,手在衣服上蹭了又蹭,哆哆嗦嗦地把手伸进罐子。
他摸出一个纸团,手抖得像秋风里的落叶。
打开一看,是个红条。
“中了!我中了!”
他激动得满脸通红,几乎要跳起来。
人群里发出一阵羡慕的叹息。
我正准备过去登记,马小军却从后面挤了过来。
他一把抢过那汉子手里的红条,对着光看了看,然后嗤笑一声。
“假的。”
他说。
那汉子愣住了,“啥?啥假的?”
“我说你这红条是假的,”马小军把纸条在手里揉成一团,“这批红条的纸,边上都有个小缺口,你这个没有。你想蒙谁呢?”
汉子的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你胡说!我……我亲手摸出来的!大家都看着呢!”
“看着又怎么样?”马小军把揉成一团的纸丢在地上,用脚碾了碾,“我说你是假的,你就是假的。滚蛋!”
人群骚动起来。
所有人都看出来了,马小军这是在明抢。
可没人敢出声。
因为他是王主任的外甥。
那汉子急得眼泪都快下来了,他是个老实巴交的工人,存了快一年的钱,就为了给快结婚的儿子买辆自行车。
他拉着马小军的袖子,几乎是在哀求,“同志,你行行好,我这真是自己摸出来的……”
“滚开!”
马小军不耐烦地一甩手,把那汉子推了个趔趄,差点摔倒。
我再也看不下去了。
我一步跨过去,挡在了那个汉子身前。
我的个子比马小军高半个头,常年在部队的训练,让我的身体像一块铁板。
我盯着他的眼睛。
“把红条捡起来。”
我的声音不大,但很冷。
马小军愣了一下,随即笑了,是那种带着轻蔑和嘲讽的笑。
“哟,这不是我们的战斗英雄吗?怎么,想管闲事?”
“我再说一遍,把红条捡起来,还给这位师傅。”
我的手,已经握成了拳头。
空气仿佛凝固了。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们身上。
王主任站在柜台后面,脸色很难看,但他没说话。
马小军的笑容消失了,他恶狠狠地盯着我,“你算个什么东西?敢命令我?”
“我不是在命令你,”我说,“我是在告诉你,做人,得讲道理。”
“道理?”他哈哈大笑起来,指着自己的鼻子,“在这儿,我就是道理!”
说完,他伸手就来推我的胸口。
在部队里,我学过擒拿。
他的手刚碰到我的衣服,我就顺势一引,一扣,一拧。
“嗷!”
马小军发出一声杀猪般的嚎叫,整个人被我反剪着手臂,按在了柜台上。
他疼得龇牙咧嘴,冷汗都下来了。
“放开我!你个当兵的敢打人!舅舅!他打我!”
王主任的脸彻底黑了。
他快步走过来,冲我低吼:“你想干什么?还不快放手!”
我没有放。
我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王主任,今天这事,大家伙儿都看着。这红条到底是不是假的,你心里清楚。这辆自行车,到底该给谁,你也清楚。”
“如果你觉得你外甥做得对,那我现在就放手,这供销社,我也不待了。”
我的话,像一颗钉子,钉在了所有人的心里。
周围静得可怕。
排队的人们,同事们,都看着王主任。
他的脸一阵红一阵白,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他知道,如果今天他公然包庇马小军,那他这个主任,以后也就没什么威信可言了。
过了足足有一分钟,他才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
“小军,给这位师傅道歉。”
马小军一脸的不敢置信,“舅舅?”
“道歉!”王主任的声音提高了一个八度。
我松开了手。
马小军揉着自己的手腕,恶毒地瞪了我一眼,然后不情不愿地对那个工人师傅含糊地说了一句“对不起”。
那汉子激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一个劲儿地对我鞠躬,“谢谢你,谢谢你,解放军同志!”
我把他扶起来,“不用谢,这是你应得的。”
那一天,我成了供销社的“名人”。
有人在背后对我竖大拇指,说我有骨气。
也有人摇头,说我太愣,不懂人情世故,迟早要吃亏。
我知道,我得罪了王主任,也彻底得罪了马小军。
果然,没过几天,我的“亏”就来了。
王主任找我谈话。
他没有批评我,反而给我倒了杯茶,脸上还是那副弥勒佛似的笑容。
“小周啊,你是个好同志,正直,有原则。这是优点。”
他话锋一转,“但是呢,供销社这个地方,工作比较琐碎,处理的是邻里关系,光有原则还不行,还得讲究方式方法。”
我没说话,我知道后面还有话。
“我看你这个性格,可能不太适合待在供一线的柜台。正好,县工商局那边缺个人,也是个好单位,管市场,有前途。我已经跟那边领导打好招呼了,你过去,也算是人尽其才。”
他说得冠冕堂皇。
但我听明白了。
这是要把我一脚踢开。
从供销社这个“香饽饽”单位,调到一个清水衙门。
那年头的工商局,可不是什么好地方。没油水,还得罪人,整天跟街上的小商小贩打交道,净是些扯皮的事。
我的心,沉了下去。
我以为我做的是对的,可结果,却是被排挤,被发配。
那一刻,我甚至开始怀疑自己。
我是不是真的错了?是不是真的太“愣”了?
离开供销社那天,是个阴天。
我收拾好我那点简单的行李,一个帆布包,里面装着几件换洗的衣服和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没有一个人来送我。
我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那栋灰色的二层小楼。
柜台后面,人来人往,算盘珠子噼里啪啦地响。
马小军靠在仓库门口,冲我露出了一个得意的冷笑。
我转过身,没有再回头。
风吹起我空荡荡的衣角,我觉得自己像个打了败仗的士兵。
工商局在一条小巷子里,院子很小,办公室是几间平房,墙上刷着褪色的标语。
接待我的是个老同志,姓钱,头发花白,戴着一副老花镜,说话慢条斯理。
他把我领到一间办公室,里面就两张桌子,一张是他的,另一张,就成了我的。
我的工作,是市场管理员。
说白了,就是上街巡查,看看有没有无证经营的,有没有投机倒把的。
每天,我骑着一辆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的破自行车,穿梭在县城的大街小巷。
我的口袋里,装着一个红袖章,一个笔记本,一支笔。
日子比在供销社还枯燥。
那时候,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刚吹起,一些胆子大的人,开始偷偷摸摸地做点小买卖。
在街边支个摊子,卖点自己做的针线活,或者从外地倒腾点新奇的小玩意儿。
按照规定,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尾巴”,是要被取缔的。
可我每次看到那些摊主,看到他们脸上那种既怕被抓又渴望挣点钱的复杂表情,我就下不去手。
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没了工作的,或者家里孩子多,实在没办法了,才出来摆摊。
我能做的,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看到他们来了,我就提前咳嗽一声,或者把自行车铃按得叮当响。
他们一听,就赶紧收摊,等我走远了,再重新摆出来。
老钱看在眼里,什么也没说,只是偶尔会拍拍我的肩膀,叹口气。
我以为,我的这辈子,大概就要在这条小巷子里,在这些鸡毛蒜皮的拉扯中,慢慢耗尽了。
直到我遇见了她。
她叫林晚。
第一次见她,是在城南的那个老手工艺品市场。
那天,局里接到举报,说有人在那边卖的东西,没有明码标价,有欺诈嫌疑。
我和老钱一起过去调查。
市场里很嘈杂,卖什么的都有。泥人、剪纸、木雕、竹编。
我们在一个卖竹编的小摊前停了下来。
摊主就是林晚。
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头发用一根竹簪挽着,安安静静地坐在一个小马扎上,手里拿着一根竹篾,正在编一个小的竹篮。
她的手指很巧,像两只穿花的蝴蝶,竹篾在她手里,仿佛有了生命。
阳光透过市场的顶棚,斑驳地洒在她身上,给她镀上了一层柔和的光。
她的摊子上,摆着各种各样的竹编制品。竹篮、竹筐、竹筛,甚至还有小巧玲珑的竹蜻蜓和竹编的蚂蚱。
每一个都编得那么精致,那么用心。
我看得有点出神。
老钱清了清嗓子,走上前去。
“同志,我们是工商局的。有人举报,你这里卖东西不标价。”
林晚抬起头。
她的眼睛很亮,像山里的一汪清泉,清澈见底。
看到我们袖子上的红袖章,她的眼神里闪过一丝慌乱,但很快就镇定下来。
她站起身,有些局促地拍了拍身上的竹屑。
“同志,我……我这些都是自己编的,小本生意,不知道还要标价……”
她的声音很轻,带着点南方口音,软软糯糯的。
老钱是个老好人,看她一个女孩子家不容易,语气也缓和下来,“规定就是规定,以后注意就行了。你这些东西,都怎么卖的?”
林晚指着那些竹编制品,一个个地给我们报价格。
我注意到,她的价格,比旁边几家卖同样东西的,要贵上一些。
老钱也发现了。
“你这个小竹篮,就要五毛钱?人家那边的,才卖三毛。”
林晚的脸微微一红,她咬了咬嘴唇,轻声说:“我用的竹子不一样,是金竹。而且我的手艺,是我们家祖传下来的,编法跟他们不一样,更结实,也更好看。”
她拿起一个竹篮,递到我们面前。
“你们看,我这个收口,是‘藏头’的,一点毛刺都没有。用的久了,竹子会变成金黄色,越用越亮。”
我接过来,仔细看了看。
确实不一样。
竹篮的纹路细密匀称,接口的地方处理得天衣无缝,摸上去光滑温润。
拿在手里,很轻,但感觉得到那种柔韧的劲儿。
这不只是一件日用品,这更像是一件艺术品。
我心里一动。
我说:“老钱,我觉得她说的有道理。好东西,就该卖个好价钱。”
老钱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林晚,点点头,“行吧,那你赶紧把价钱写上。我们也是按规定办事。”
林晚感激地看了我一眼,连忙找了张纸,用铅笔歪歪扭扭地写上了价格。
从那天起,我下班后,总会不自觉地骑着车,绕到那个市场去。
我也不说话,就站在不远处,看着她安安静静地坐在那儿编东西。
风吹过她的头发,阳光吻着她的侧脸。
她专注的样子,有一种让人心安的力量。
我觉得,我那颗在供销社被冰冻起来的心,好像开始慢慢融化了。
我开始跟她说话。
一开始,只是问问她生意怎么样。
后来,就聊她编的这些东西。
我才知道,她家祖上是给宫里做贡品的竹编匠人,这手艺传到她这儿,已经是第七代了。
可现在,这门手艺,快要失传了。
“现在的人,都喜欢塑料盆,铁皮桶,又便宜又耐用。谁还愿意花钱买我这不当吃不当喝的玩意儿呢?”
她说话的时候,眼神里带着一丝落寞。
“我爹临走前,拉着我的手,让我一定要把这门手艺传下去。他说,这是我们老林家的根。”
我看着她那双因为常年和竹子打交道而有些粗糙的手,心里忽然涌起一股说不出的滋味。
这双手,编织的不仅仅是竹篮竹筐,更是一种传承,一种坚守。
我想起了我在部队的那些日子。
我们守着边境线,守着的,不也是我们这个国家的根吗?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是一样的人。
我跟她说:“你这手艺,是宝贝。不能就这么没了。”
她苦笑了一下,“宝贝?现在可没人当它是宝贝了。”
就在那时,一件事发生了。
县里要搞一个出口商品展销会,向外商展示我们本地的特色产品。
工商局负责组织和筛选参展的商户。
我第一个就想到了林晚。
我把这个想法跟局长说了。
局长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很开明。他听了我的想法,又看了我带去的林晚编的那个小竹篮,当即拍板。
“好东西!这个项目,就交给你来负责。一定要让外商看看我们中国的好手艺!”
我激动得一晚上没睡好。
我跑到市场,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林晚。
她愣住了,半天没反应过来。
“我……我行吗?我这些东西,上得了台面吗?”
“行!怎么不行?”我握住她的肩膀,感觉自己的手心都在发烫,“你相信我,也相信你自己。这是个机会,让你家的手艺,走出这个小县城,让更多人看到!”
她的眼睛里,慢慢地,亮起了光。
那是一种混杂着激动、期待,还有一点点不安的光。
接下来的一个月,我几乎天天泡在她的那个小作坊里。
她的作坊,就在她家院子里,一个用油毡布搭起来的棚子。
棚子里堆满了各种各样的竹子,空气中弥漫着竹子清新的香气和桐油的味道。
我帮她挑选最好的竹材,帮她设计新的样式。
我知道外商喜欢什么。他们喜欢有中国特色,又符合现代审美的东西。
我让她不再只编篮子筐子,我让她尝试编一些更精巧的东西。
比如,茶具的收纳盒,女士用的手提包,还有可以挂在墙上的装饰画。
我画图纸,她来编。
我们俩,常常为了一个细节,争论到半夜。
有时候,她编得不满意,会把已经快要成型的作品,毫不犹豫地拆掉重来。
那股子执拗劲儿,跟我一模一样。
那段时间,是我转业以来,过得最充实,最快乐的日子。
我每天闻着竹子的清香,听着竹篾划过指尖的沙沙声,看着一件件精美的艺术品在她的手中诞生。
我感觉自己不再是一个无所事事的市场管理员。
我像一个士兵,找到了我的新战场。
我的任务,就是守护这门手艺,守护这个叫林晚的姑娘的梦想。
展销会那天,天气特别好。
林晚的摊位,被安排在最显眼的位置。
她换上了一件崭新的碎花衬衫,紧张得手心都是汗。
我站在她身边,对她说:“别怕,有我呢。”
展销会开始了。
人来人往,很多外商都对我们这些来自中国的小玩意儿很感兴趣。
可走到我们摊位前的人,大多只是看一看,问问价钱,就走了。
他们觉得这些竹编的东西,太贵了。
一个上午过去,一件东西都没卖出去。
林晚的脸,一点点地白了下去。
她低着头,手指绞着衣角,不说话。
我心里也着急,但我不能表现出来。
我安慰她:“别急,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下午的时候,一个穿着西装的白人老外,在他翻译的陪同下,走到了我们的摊位前。
他拿起一个我们合作设计的竹编手提包,翻来覆去地看。
他的眼神很专注,很挑剔。
翻译在旁边叽里呱啦地说着什么。
我听不懂。
但我看到,那个老外的眼睛,越来越亮。
他通过翻译问:“这个包,是谁设计的?”
我指了指林晚,“是她。她是这门手艺的第七代传人。”
老外又通过翻译问了林晚很多关于竹编工艺的问题。
林晚一开始还有点紧张,但说起自己的专业,她就变得自信起来。
她从选竹,到剖篾,再到编织,一点点地讲给他们听。
她的眼睛里,闪烁着自豪的光芒。
最后,那个老外对她竖起了大拇指。
他对翻译说了一长串话。
翻译转过头,激动地对我们说:“史密斯先生说,这是他见过的最精美的东方手工艺品!他要把你们摊位上所有的东西,全都买下来!而且,他想跟你们签一份长期的供货合同!”
那一瞬间,我和林晚都懵了。
我们互相看着对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巨大的惊喜,像潮水一样,把我们淹没了。
林晚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
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吧嗒吧嗒地往下掉。
那一天,林晚的竹编,火了。
县里的报纸,电视台,都来采访她。
她成了县里第一个拿到外商订单的“个体户”,成了改革开放浪潮中的一个典型。
她的作坊,也从那个小小的油毡棚,搬进了一个宽敞明亮的大厂房。
她招了很多徒弟,把老林家的手艺,发扬光大。
而我,也因为这件事,受到了局里的嘉奖。
年底的时候,我被提拔成了市场管理科的副科长。
一切,似乎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我和林晚,走得越来越近。
我们之间,好像已经不需要说什么。
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彼此就能明白对方心里的想法。
我以为,我们会一直这样走下去。
直到王主任找到我。
那天,他把我约到县城唯一的一家小饭馆。
他还是那副弥勒佛的样子,但眼神里,多了一些我看不懂的东西。
他给我倒了一杯酒。
“小周啊,不,现在应该叫周科长了。真是年少有为啊。”
他笑着说。
我没说话,只是看着他。
“当初,把你从供销社调走,你是不是心里怨我?”
我端起酒杯,喝了一口。酒很辣,烧得我喉咙发烫。
“都过去了。”我说。
“不,没过去。”他摇摇头,“我知道,你是个记仇的人。你心里,肯定觉得是我把你一脚踢开的。”
他顿了顿,又给自己满上一杯酒,一饮而尽。
“其实,我得谢谢你。”
我愣住了。
“谢谢我?”
“对,谢谢你。”他的脸上,露出一种复杂的表情,像是后悔,又像是解脱。
“如果当初,你没有闹那么一出,我那个不争气的外甥,现在可能还在供销社里作威作福。是我,一直惯着他,把他惯坏了。”
“你走之后没多久,他就因为倒卖国家紧俏物资,被人举报了。数额巨大,被抓了,判了十年。”
这个消息,像一颗炸雷,在我耳边响起。
我怎么也没想到,马小军会是这个下场。
“他进去之后,我才想明白。我这个当舅舅的,其实是害了他。我把他放在那个位置上,却没有教他怎么做人。是我错了。”
王主任的眼睛,有些红。
“把你调走,一方面,确实是为了给他一个交代。但另一方面,我也是真的觉得,你那样的性子,不适合待在供销社。你是一把好钢,放在那儿,早晚要生锈。工商局虽然那时候看着不起眼,但我觉得,那才是你能施展拳脚的地方。”
“我没想到,你真的干出名堂来了。看到报纸上你的名字,我比谁都高兴。真的。”
他说完,又喝了一杯酒。
我看着他,心里五味杂陈。
我一直以为,他是个徇私舞弊,任人唯亲的小人。
我一直以为,我的那次调动,是一次不公正的打压和报复。
可现在我才知道,命运的安排,远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那次所谓的“发配”,竟然阴差阳错地,成全了我。
如果没有离开供销社,我可能一辈子就是一个碌碌无为的售货员。
我不会遇到林晚。
我不会找到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
我的人生,将会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番景象。
我端起酒杯,敬了他一杯。
“王主任,不管怎么说,都过去了。当年的事,我不怨你。”
那一刻,我心里的那个疙瘩,彻底解开了。
我和王主任,一笑泯恩仇。
从饭馆出来,天已经黑了。
街上的路灯,亮着昏黄的光。
我骑着车,慢慢地往回走。
心里,却一点也不平静。
我想到了一句话: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人生中的每一次相遇,每一次转折,或许在当时看来,是好是坏,很难说清。
但只要你坚持做对的事,坚持做正直的人,时间,终将会给你一个公正的答案。
我骑车到了林晚的厂房。
里面灯火通明。
她还在带着徒弟们赶工。
我没有进去,就站在门口,隔着窗户,静静地看着她。
她还是穿着那件朴素的蓝布褂子,头发用一根竹簪挽着。
她正在手把手地教一个小姑娘如何收口。
她的侧脸,在灯光下,柔和得像一幅画。
我看着看着,就笑了。
我知道,这里,才是我的归宿。
这个女人,才是我想要用一生去守护的人。
我的人生,从离开供销社的那一天起,才真正开始。
那不是一次惩罚。
那是一份迟到的,最好的礼物。
后来,我和林晚结婚了。
没有隆重的婚礼,就是请了几个亲戚朋友,在家里吃了顿饭。
那天,她亲手为我编了一个竹制的领带夹,上面刻着我的名字。
她说:“以后,你就是我的人了,跑不掉了。”
我把那个领带夹,别在了胸前。
我跟她说:“我这辈子,哪儿也不去了。”
婚后的日子,平淡而幸福。
她打理她的竹编厂,我做我的工商干部。
她的厂子越做越大,产品远销海外,成了我们县的纳税大户,也解决了很多人的就业问题。
她成了远近闻名的女企业家。
而我,也一步一个脚印,从副科长,到科长,再到副局长。
我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女儿的名字,是我起的,叫“周思竹”。
意思是,思念竹子,也思念那个因竹子而结缘的姑娘。
时光荏苒,一晃几十年就过去了。
我从工商局退休了。
头发白了,背也有些驼了。
林晚也老了,眼角爬满了皱纹,但她的那双手,依然那么巧。
她把厂子交给了女儿打理,自己又回到了那个小院子里,每天侍弄她的那些竹子。
天气好的时候,她会搬个小马扎,坐在院子的葡萄架下,安安静
静地编东西。
我呢,就搬个躺椅,躺在她旁边,给她念报纸。
阳光透过葡萄叶,洒在我们身上,暖洋洋的。
有时候,我会想起一九七八年的那个夏天。
想起供销社里那股混杂的气味,想起马小军那张嚣张的脸,想起王主任那意味深长的眼神。
如果,当初我没有那么“愣”,没有挺身而出。
如果,我选择做一个明哲保身,随波逐流的人。
我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子?
我可能会一直在供销社待到退休,每天守着那个柜台,听着算盘响,看着人来人往。
我会娶一个差不多的女人,生一个差不多的孩子,过一种所有人都觉得“安稳”的生活。
那样的生活,不好吗?
或许也很好。
但那不是我。
我的骨子里,流淌着军人的血。
那血,是热的,是滚烫的。
它不允许我对不公视而不见,不允许我对原则妥协退让。
我庆幸,我没有改变那份滚烫。
我庆幸,我守住了自己的本心。
也正是这份坚守,让我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虽然走了一条看似崎岖的路,却最终通向了最美的风景。
那天,女儿从厂里回来看我们。
她带回来一个好消息。
说是法国的一家奢侈品品牌,看中了林晚早年设计的那款竹编手提包,想要合作,把它推向国际市场。
他们说,那款包,充满了东方的智慧和禅意,是真正的艺术品。
女儿说得眉飞色舞。
我和林晚对视了一眼,都笑了。
林晚放下手里的竹篾,走到我身边,轻轻地靠在我的肩膀上。
她说:“老周,你说,咱们这辈子,值不值?”
我握住她那双布满老茧的手,放在我的手心里。
“值。”
我说。
“太值了。”
窗外,风吹过院子里的竹林,发出一片沙沙的声响。
那声音,像一首悠长的歌,唱着我们这平淡而又传奇的一生。
我常常在想,到底是什么改变了我的命运?
是那次看似不公的调动吗?
是那场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吗?
还是那个叫林晚的,像竹子一样坚韧的姑娘?
或许都是。
但追根溯源,我想,真正改变我命运的,是我自己。
是我在那个关键时刻,没有选择沉默,没有选择妥协。
是我骨子里那份不肯弯曲的劲儿。
就像林晚手中的竹子。
看似柔弱,却能历经风雨,百折不挠。
最终,编织出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精彩的人生。
退休后,我迷上了写回忆录。
不是为了给谁看,就是自己写着玩,把这辈子的事儿,一点点记下来。
写到供销社那段,我卡住了。
关于王主任,我该怎么写?
写他任人唯亲,把我排挤走?
还是写他慧眼识珠,为我指了条明路?
我问林晚。
林晚正在灯下给我缝一个坎肩,她戴着老花镜,一针一线,缝得特别认真。
她头也没抬,说:“你怎么想的,就怎么写。”
“可我不知道我该怎么想。”我说,“有时候我觉得他是个坏人,有时候又觉得,我还得感谢他。”
林晚停下手里的针线,抬起头,看着我。
她的眼神,穿过镜片,还是那么清澈。
“人哪有那么简单的好坏之分。他有他的私心,也有他的无奈。他把你调走,可能就是一念之间的事。可对你来说,却是一辈子的事。”
“重要的不是他当时怎么想的,重要的是,你后来怎么走的。”
我一下子就通透了。
是啊。
别人怎么对你,有时候你无法选择。
但你自己要走什么样的路,却是可以自己选择的。
我提笔,在稿纸上写下:
“一九七八年,我因触犯领导被调离供销社,命运的齿轮,从那一刻开始,转向了一个未知的方向。现在回想起来,那不是一次惩罚,而是一次救赎。”
写完,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心里,一片澄明。
这些年,我见过很多人。
有的人,一辈子安安稳稳,在一个单位干到老,无风无浪,也无惊无喜。
有的人,抓住了时代的机遇,一夜暴富,成了风云人物,但很快又因为迷失了自己,跌落神坛。
而我,只是一个普通人。
一个从部队转业的老兵,一个曾经的供销社售货员,一个后来的工商干部。
我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
我只是在每一个需要我做出选择的时刻,听从了自己内心的声音。
我守住了我的原则,也守护了我爱的人。
这就够了。
人生就像一次长途旅行,你不知道下一站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也不知道会碰上什么样的人。
有的人,会成为你生命中的贵人。
有的人,会给你上一堂刻骨铭心的课。
但无论如何,都不要怕。
只要你心里的那盏灯不灭,只要你脚下的路走得正,你就总能找到属于你的那片光明。
我的故事,讲完了。
没什么惊心动魄的情节,就是一些陈年旧事。
如果你问我,这辈子有没有什么遗憾。
我想了想,好像还真没有。
我爱过,奋斗过,坚守过。
我有一个温暖的家,一个爱我的妻子,一个孝顺的女儿。
我的人生,很圆满。
如果非要说有什么愿望的话。
我希望,我的女儿,我的外孙,他们这一代人,也能像我们一样。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无论遇到什么样的诱惑和困难。
都能守住心里的那份正直和善良。
都能像一根竹子一样。
扎根在土里,坚韧挺拔,节节向上。
这,或许就是我们这一代人,能留给他们最好的东西了。
夜深了。
林晚已经睡着了,呼吸均匀。
我给她盖好被子,走到窗前。
窗外,月光如水,洒在院子里的那片竹林上。
竹影婆娑,像是在对我低语。
我仿佛又回到了那个遥远的夏天。
那个穿着旧军装,一脸迷茫地站在供销社门口的年轻人。
我想对他说:
“别怕,往前走。”
“你所经历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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