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直到很多年后，当我摩挲着腕上那块表盘已经泛黄的“上海”牌手表时，秒针每一次坚韧的跳动，都像在叩问我的灵魂。那块表，是柳春燕用半个月的鸡蛋和粮票，在几十里外的镇上请老师傅修好的，也是我们之间唯一的信物。

直到很多年后，当我摩挲着腕上那块表盘已经泛黄的“上海”牌手表时，秒针每一次坚韧的跳动，都像在叩问我的灵魂。那块表，是柳春燕用半个月的鸡蛋和粮票，在几十里外的镇上请老师傅修好的，也是我们之间唯一的信物。

几十年的岁月，像林场冬日清晨的雾气，悄无声息地漫过来，吞噬了青春，也模糊了许多面孔。我回了城，娶妻生子，过上了按部就班的生活，而她，像一棵扎根在黑土地里的白桦树，留在了那片广袤的林海里，再无音讯。

我们之间，什么也没发生过，却又发生了一切。

但所有这一切漫长而沉默的回响，都源于1968年那个肃杀的秋天。那一天，我，一个刚满十九岁、满脑子英雄主义和诗歌的城市青年，被一辆颠簸的解放牌卡车，扔在了大兴安岭深处一个叫“马鹿沟”的林场。

第1章 一道粉笔线

马鹿沟林场，听名字似乎带着几分诗意，可真正到了地方，才知道什么是荒凉。放眼望去，除了连绵起伏、望不到头的林海，就是脚下这条坑坑洼洼的土路。空气里满是松针和潮湿泥土混合的味道，冷得像刀子，刮在脸上生疼。

场长是个姓王的老兵，一张饱经风霜的脸像是用斧子劈出来的，不苟言笑。他扫了我一眼，眼神里没什么特别的情绪，就像看一棵新栽的树苗。他把我领到后山最偏远的一个瞭望点，指着半山腰上一座孤零零的小木屋说：“陈晋，以后你就在这儿了。防火期，责任重大，你跟柳春燕两个人，一个守上半夜，一个守下半夜，别出岔子。”

“柳春燕？”我心里咯噔一下。来之前就听场里的人零星议论过，说后山有个年轻的寡妇，独来独往，性子孤僻得很。

王场长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眉头一皱：“怎么？有想法？年轻人，别学那些长舌妇嚼舌根子。春燕同志是烈士家属，她男人是扑山火牺牲的，是英雄。让你跟她搭班，是组织的信任，也是对你的考验。”

一番话，说得我脸上火辣辣的。我赶紧挺直腰板，大声回道：“请场长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

王场长点点头，没再多说，转身就下了山。

我深吸一口气，背着简单的行李，朝那座小木屋走去。木屋很破旧，像是随时会被山风吹倒。屋顶的木板有的已经翘起，墙壁的缝隙里塞着干草和泥巴。我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一股混杂着烟火和草药味的气息扑面而来。

屋里光线很暗，一个女人正背对着我，在炉子边忙活着。她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头发用一根布条利落地束在脑后。听到动静，她回过头来。

这就是柳春燕。

她的年纪看起来比我大不了几岁，约莫二十三四的样子。皮肤是长期在户外劳作的黝黑，但五官很清秀，尤其是一双眼睛，黑白分明，像山里的泉水，清澈，却也冷得让人不敢直视。她的眼神在我脸上一扫而过，没有好奇，也没有欢迎，只是淡淡地点了点头，算是打过招呼。

“我叫陈晋，新来的。”我有些局促地自我介绍。

“嗯。”她应了一声，声音很低，然后指了指屋子的一角，“你的铺位在那边。”

我顺着她指的方向看去，那是一个用木板搭的简易床铺，上面铺着一层厚厚的稻草。整个木屋不大，一眼就能望到头。中间一个老旧的铸铁炉子，是唯一的热源。而最让我感到扎眼的，是地上用白色粉笔画的一道笔直的线，从门口一直延伸到对面的墙壁，恰好把小小的木屋分成了两半。

我的铺位在线的这边，她的铺位，连同那个炉子、一张小木桌和唯一的板凳，都在线的另一边。

那道线，像一道无声的戒律，清晰地划分了我们的世界。

我默默地放下行李，开始整理床铺。她没有再看我，继续忙着手里的活，往炉子里添木柴，烧水。屋子里只有木柴燃烧时发出的“噼啪”声，和窗外呼啸而过的风声。

尴尬和压抑的气氛像一张网，把我牢牢罩住。我一个从大城市来的青年，从未经历过这种场面。和一个几乎是陌生人的年轻寡妇，同住在一个屋檐下，中间只隔着一道粉笔线。这在1968年，是件惊世骇俗、足以引来无数流言蜚语的事情。

晚饭是玉米糊糊和两个黑乎乎的窝头。她把属于我的一份放在炉子边上，自己端着碗，坐在线那边的板凳上，背对着我，小口小口地吃着。

我端起碗，那玉米糊糊剌嗓子，窝头硬得能硌掉牙。可我不敢抱怨，只能学着她的样子，沉默地吞咽。

“上半夜我守，你先睡。”吃完饭，她收拾好碗筷，依旧是那副冷淡的语气。

“好。”我点点头，钻进了冰冷的被窝。

躺在硬邦邦的木板床上，我毫无睡意。我能听到她偶尔添柴的动静，能感觉到炉火传来的微弱暖意，更能感觉到那道粉笔线带来的无形压力。我翻来覆去，脑子里乱糟糟的。我想不明白，场里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安排。这不光是考验我，更是把她放在火上烤。

后半夜，她轻轻推醒我，把一件厚实的旧棉袄递给我：“外面冷，穿上。”

我接过来，那棉袄上有一股淡淡的皂角味，还有一丝属于她的体温。我默默穿上，走到屋外。夜里的山林，黑得像泼了墨。寒风卷着雪粒子，打在脸上像针扎一样。我抱着胳膊，在瞭望塔上冻得瑟瑟发抖，心里却因为那件棉袄，有了一丝异样的感觉。

天快亮的时候，我回到木屋，她已经烧好了热水。我洗了把脸，她把一个热乎乎的窝头递给我。

我们依旧没有多余的交流，但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这道粉笔线，或许不只是为了避嫌，更是她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

第2章 无声的照料

在马鹿沟的日子，就像瞭望塔下的那条小河，日复一日，缓慢而单调地流淌。

我和柳春燕的相处模式，也固定下来。我们严格遵守着那道粉笔线的规则，谁也不越界。白天，我们一个上山巡视，一个留守瞭望点，到了饭点，就默契地换班。晚上，一人守上半夜，一人守下半夜。

我们之间的话很少，少到一天也说不上三五句。大多数时候，都是必要的交接：“柴不多了。”“明天可能要下雪。”“水缸该挑了。”

她总是用最简洁的字眼回答：“嗯。”“知道。”“我去。”

这种沉默，起初让我感到窒息。我是一个喜欢热闹、喜欢和朋友高谈阔论的年轻人。在这里，我感觉自己像被关进了一个无声的盒子里。我尝试过跟她聊些山外的事情，聊聊书本，聊聊理想。

“春燕姐，你看过《红岩》吗？江姐真是了不起。”有一次，我忍不住开口。

她正在缝补我的袖口，那是我巡山时不小心被树枝刮破的。她头也没抬，手里的针线走得又快又稳，只是淡淡地回了句：“没看过。”

“那……你喜欢听样板戏吗？《沙家浜》里的阿庆嫂，又聪明又勇敢。”

“听不懂。”

几次三番下来，我也就识趣地闭了嘴。我渐渐明白，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我的世界里有革命、诗歌和远方，而她的世界，只有这座山，这间木屋，和一日三餐的烟火。

但奇怪的是，我并没有因此看轻她，反而对她生出一种难以言喻的敬佩。

她的能干，是刻在骨子里的。挑水、劈柴、巡山，这些对我来说无比吃力的活儿，她做起来却像吃饭喝水一样自然。她熟悉山里的每一种植物，能分辨出哪种蘑菇能吃，哪种草药能治伤。她甚至能从风声里，听出天气变化的预兆。

有一次，我巡山回来，发现我放在床头的“上海”牌手表不见了。那是我父亲在我下乡前送给我的，是我最珍贵的东西。我急得满头大汗，把自己的铺位翻了个底朝天。

她看我急得团团转，放下手里的活，默默地走到我的铺位前——这是她第一次主动靠近我的“领地”，但她的脚尖，依旧停在线外。她扫了一眼，指了指床铺的缝隙。

我趴下一看，手表正静静地躺在木板的夹缝里。

我窘得满脸通红，连声道谢。

她却只是摇摇头，说：“下次放好。”然后就转身回到了她的那边。

她的话依旧很少，但她的关心，却像山里的泉水，无声无息，却总在最需要的时候出现。

我的衣服破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总会发现已经被人缝补得整整齐齐。我的饭量大，她会不动声色地把她碗里的窝头分一半到我的碗里。山里湿气重，我有些不适应，关节隐隐作痛，她不知从哪儿找来一些草药，熬成黑乎乎的药汤，放在炉子上，示意我喝掉。

那药汤苦得让人想流泪，但喝下去，身上却暖洋洋的，疼痛也缓解了不少。

我开始观察她。我发现她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对着炉火发呆。跳动的火光映在她的脸上，那双总是清冷的眼睛里，才会流露出一丝难以察特的悲伤。她有一个小小的木盒子，擦拭得一尘不染，偶尔会打开看一看，但从不让我看见里面是什么。我猜，那里面装着她对丈夫的全部念想。

大雪封山的日子，是最难熬的。风雪像野兽一样在屋外咆哮，木屋被吹得咯吱作响。我们被困在屋子里，哪儿也去不了。

为了打发时间，我拿出随身带的书，借着炉火的光看。而她，则会拿出一些松塔和桦树皮，做一些小巧的手工艺品，比如小鹿、小兔子。她的手很巧，做出来的东西活灵活现。

有一次，她做了一只小小的桦树皮船，放在桌上。我看着那只船，忍不住说：“真好看，像真的一样。”

她看了我一眼，眼神里似乎有了一丝波动。她犹豫了一下，把那只小船，轻轻地推过了地上的粉笔线。

我愣住了。

这是她第一次，主动把属于她的东西，送到我的世界里来。

我小心翼翼地拿起那只小船，心里涌起一股暖流。那道无形的墙，似乎在那一刻，有了一丝裂缝。

“谢谢你，春燕姐。”我由衷地说。

她没有回答，只是低下头，继续做着手里的活，但她的嘴角，似乎微微向上扬了一下。

那个冬天，格外漫长，也格外寒冷。但在那间被粉笔线一分为二的小木屋里，我却第一次，感受到了家的温度。尽管这个“家”，沉默而又怪异。

第3章 跨越那条线

转眼到了腊月，年关将近，林场的气氛也变得热闹起来。场部组织大家杀猪，分肉，每个职工脸上都洋溢着喜气。

我和柳春燕因为要留守，没法去场部凑热闹。王场长派人给我们送来了几斤猪肉和一些白面、粉条。这是我到林场几个月来，第一次见到这么“丰盛”的食材。

那天晚上，柳春燕破天荒地没有做玉米糊糊。她用那块肥瘦相间的猪肉，炖了一锅酸菜粉条，又用白面烙了金黄的饼。浓郁的肉香和面香，瞬间填满了整个小木屋，让人馋得直流口水。

她把饭菜分成两份，一份放在我的铺位前，一份自己端着。我们依旧隔着那条粉笔线，各自吃着。

可这一次，气氛却有些不同。或许是肉香的催化，或许是即将过年的喜悦，我心里的那点拘谨和隔阂，似乎被冲淡了不少。

“春燕姐，你这手艺，比场部食堂的大师傅还好。”我一边狼吞虎咽，一边含糊不清地赞美道。

她似乎也心情不错，嘴角带着一丝浅浅的笑意：“喜欢就多吃点。”

那天晚上，我们聊了很多。我给她讲城里过年的情景，讲庙会、鞭炮和家家户户的年夜饭。她则静静地听着，偶尔会问上一两句。她的眼睛在火光的映照下，亮晶晶的，充满了向往。

这也是我第一次，从她口中听到关于她自己的事。

她说她也是城里长大的，后来跟着丈夫，才来了这片林区。她的丈夫叫李建国，是个退伍军人，也是林场的伐木工。他高大、憨厚，笑起来有两个深深的酒窝。他答应她，等攒够了钱，就带她回城里，开个小铺子。

她说到这里的时候，声音很轻，像是在说一个遥远的梦。

“他……是个好人。”她最后总结道，眼圈有些泛红。

我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她，只能笨拙地说：“李大哥是英雄，我们都敬佩他。”

她摇了摇头，没有再说话，屋子里又恢复了寂静。但这一次的寂静，不再是尴尬，而是一种带着淡淡忧伤的温情。

那晚，我守上半夜。半夜里，天气骤变，外面突然下起了冻雨，气温陡降。我穿着那件厚棉袄，在瞭望塔上还是冻得手脚僵硬。回到屋里时，我感觉自己整个人都快成了一块冰坨。

我哆哆嗦嗦地走到炉子边，想烤烤火，却突然一阵头晕目眩，浑身发冷，牙齿不受控制地打着颤。我知道，我这是发烧了。

我挣扎着回到自己的铺位，把自己裹进被子里，希望能睡一觉，扛过去。可我烧得越来越厉害，意识也开始模糊，浑身忽冷忽热，难受得厉害。

迷迷糊糊中，我感觉有人在推我。我勉强睁开眼，看到柳春燕的脸就在我眼前。她的眼神里，第一次充满了焦急和担忧。

“陈晋，你醒醒！你发高烧了！”她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

我看到她毫不犹豫地跨过了那道她坚守了几个月的粉笔线，走到了我的床边。她的手放在我的额头上，那微凉的触感让我混沌的脑袋清醒了一点。

“烫得厉害。”她自言自语道，然后迅速起身，用毛巾浸了冷水，敷在我的额头上。接着，她又翻出之前给我喝过的那种草药，加了些姜片，在炉子上熬煮。

整个过程，她都守在我的身边，不断地给我换毛巾，喂我喝水。

我烧得稀里糊涂，嘴里不停地喊着胡话，一会儿喊“妈”，一会儿又念叨着“冷”。我感觉自己像一艘在暴风雨中飘摇的小船，随时都可能被吞没。

就在我最难受的时候，我感觉一双温暖的手，紧紧地握住了我冰冷的手。那双手上满是老茧，却异常温暖，像一股暖流，瞬间传遍了我的全身，给了我无穷的力量。

我用尽全力睁开眼，看到柳春燕就坐在我的床边，紧紧握着我的手，她的眼睛里，噙着泪水。

“春燕姐……”我虚弱地叫了一声。

她见我醒来，像是松了一口气，赶紧擦了擦眼睛，把熬好的药汤端过来，一勺一勺地喂我喝下。

那一夜，她没有再去睡，就一直守在我身边。地上的那道粉笔线，在跳动的炉火下，显得那么模糊，仿佛已经被她的脚步彻底抹去。

第二天清晨，我的烧退了。虽然身体依旧虚弱，但意识已经完全清醒。阳光透过窗户的缝隙照进来，屋子里暖洋洋的。

我看到柳春燕趴在我的床边睡着了，她的眉头依旧紧锁着，脸上满是疲惫。

我看着她，心里百感交集。这个平日里冷若冰霜的女人，却在我最脆弱的时候，毫不犹豫地跨过了那条象征着禁忌和界限的线，给了我最无私的照料。

从那天起，地上的那道粉笔线，虽然还在，但在我们心里，它已经消失了。

第4章 山林的狼嚎

我的病，在柳春燕的精心照料下，很快就好了。

那场高烧，像一场淬炼，不仅烧掉了我身体里的病菌，也烧掉了我们之间最后一丝隔阂。木屋里的气氛，变得前所未有的融洽。

我们开始像真正的家人一样相处。吃饭的时候，我们会坐在一起，聊聊一天巡山遇到的趣事。晚上守夜，另一个人也不会马上睡去，而是会陪着聊会儿天，直到对方犯困。

我教她识字，从最简单的“天、地、人”开始。她学得很认真，常常在休息的时候，用树枝在地上歪歪扭扭地练习。她的聪慧超出了我的想象，没过多久，就能磕磕巴巴地读一些简单的报纸标题了。

她则教我如何在山里生存。她教我如何分辨野兽的脚印，如何设置简单的陷阱捕捉野兔，如何在迷路的时候通过太阳和树木辨别方向。这些知识，比我书本上学到的任何东西都更实用，也更让我着迷。

我发现，她笑起来的时候，眼睛会弯成好看的月牙，脸颊上会露出两个浅浅的梨涡。她不再是那个冷冰冰的“寡妇”，而是一个鲜活、生动、有着自己喜怒哀乐的女人。

然而，平静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一场前所未有的大雪，让整个马鹿沟陷入了与世隔绝的境地。

雪是从半夜开始下的，起初还只是簌簌作响，到了后半夜，就变成了铺天盖地的鹅毛大雪。狂风卷着雪片，像无数白色的幽灵在山林间穿梭，发出尖厉的呼啸。

第二天早上，我们推开门，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积雪已经没过了膝盖，整个世界白茫茫一片，天地间再也分不清界限。上山的路，彻底被封死了。

“这雪，怕是一时半会儿停不了了。”柳春燕的表情变得凝重起来。

大雪封山，意味着我们和场部的联系彻底中断了。更糟糕的是，我们的食物储备不多了。

“别怕，山里饿不死人。”她似乎看出了我的担忧，安慰道。

接下来的几天，雪一直在下。我们开始节约食物，每天只吃两顿，每顿都只喝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玉米糊。木屋里的柴火也越来越少，我们不敢再像以前那样烧得旺旺的，只能让炉子里保持着一小撮火苗，勉强维持着屋里的温度。

最可怕的，是夜晚。

没有了巡山的任务，夜晚变得格外漫长和寂静。除了风雪声，万籁俱寂。这种极致的安静，反而让人心生恐惧。

一天深夜，我正在守夜，突然听到屋外传来一阵奇怪的声音。不是风声，也不是雪落的声音，而是一种低沉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嚎叫。

“嗷呜——”

那声音，穿透了厚厚的木墙，清晰地传进我的耳朵里。我浑身的汗毛瞬间就竖了起来。是狼！

我吓得脸色惨白，赶紧跑到柳春燕的床边，推醒她：“春燕姐，外面……外面有狼！”

柳春燕猛地坐起来，侧耳听了听，脸色也变得异常严肃。她迅速穿好衣服，走到门口，从门缝里朝外望去。

我也凑过去，借着雪地微弱的反光，我看到不远处的树林边缘，有几个绿油油的光点在移动。那是狼的眼睛！而且，不止一头！

我的心跳到了嗓子眼，双腿发软。我长这么大，只在书上和动物园里见过狼，从没想过有一天会和它们如此近距离地接触。

“别怕。”柳春燕的声音虽然有些颤抖，但异常镇定。她迅速检查了一下门栓，又搬过屋里唯一的一张桌子，死死地抵住门。

“把炉火烧旺！”她对我命令道。

我这才反应过来，手忙脚乱地把我们省下来的木柴，一股脑地全塞进了炉子里。炉火“轰”地一下窜了起来，把整个木屋照得通亮。

狼嚎声越来越近，甚至能听到它们用爪子刨门的声音。木门被撞得“咚咚”作响，仿佛随时都会被撞开。我吓得躲在柳春燕身后，手里紧紧攥着一把劈柴用的斧子，手心里全是冷汗。

柳春燕却异常冷静。她手里也拿着一根烧得通红的铁火钳，眼睛死死地盯着木门，像一尊守护神，挡在我的身前。

“狼怕火，也怕光。只要我们守住，它们不敢进来的。”她低声对我说，既像是在安慰我，也像是在给自己打气。

那一夜，我们背靠着背，守在炉火边，一夜未眠。外面的狼嚎声，时远时近，持续了整整一夜。每一次嚎叫，都像是在啃噬着我们的神经。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来的。我只记得，当我感到害怕和绝望的时候，总能感觉到身边传来的体温，和她沉稳的呼吸声。是她，给了我撑下去的勇气。

直到天色微明，狼嚎声才渐渐远去。

我们打开门，看到门外的雪地上，印着一串串杂乱的狼脚印。

我一屁股坐在地上，浑身都湿透了。柳春燕也松了一口气，靠在门框上，脸色苍白。

我们对视了一眼，都从对方的眼睛里看到了劫后余生的庆幸。然后，我们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笑着笑着，眼泪就流了出来。

经历了这场生死的考验，我们之间的关系，已经超越了普通的同事，甚至超越了朋友。我们成了可以把后背交给对方的，真正的战友。

第5章 破碎的表盘

大雪终于停了。

几天后，王场长带着人，深一脚浅一脚地踏着雪，给我们送来了补给。看到我们安然无恙，他那张严肃的脸上，也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场里的人听说了我们遭遇狼群的事情，都对我们竖起了大拇指，尤其是对柳春燕，更是充满了敬佩。那些曾经在背后议论过我们的人，也都闭上了嘴。

生活似乎又回到了正轨，但有些东西，已经悄然改变。

我们不再刻意避嫌，相处得更加自然。有时候，我会帮她劈柴挑水，她也会在我看书的时候，给我端来一杯热气腾腾的开水。那间小小的木屋，因为我们之间流淌的温情，变得不再寒冷和破旧。

春天来临的时候，山上的积雪融化，万物复苏。柳春燕带着我，去山里采摘新发的蕨菜和蘑菇。阳光透过嫩绿的树叶，洒下斑驳的光影，山谷里回荡着我们久违的笑声。

那是我在林场最快乐的一段时光。我甚至产生了一种错觉，觉得这样的日子，可以一直过下去。

然而，命运的齿轮，总是在不经意间转动。

那天，我巡山的时候，不小心脚下一滑，从一个不高的土坡上滚了下去。人倒是没受什么伤，但手腕上的那块“上海”牌手表，却重重地磕在了一块石头上。

我爬起来一看，心疼得差点叫出声来。表蒙子已经碎裂，里面的指针也歪了，停在了十点十分的位置。

这块表，对我意义非凡。它不仅是父亲的期望，更是我与山外那个世界唯一的联系。现在，它坏了，就像斩断了我回家的念想。

我垂头丧气地回到木屋，把坏了的手表放在桌上，一言不发。

柳春燕看出了我的失落，她拿起手表，仔细看了看，眉头也皱了起来。

“还能修吗？”我抱着一丝希望问她。

她摇了摇头：“我不知道。得去镇上找修表的老师傅看看。可是……去镇上来回要走一天，而且修表，得花不少钱和粮票。”

我沉默了。我知道，以我们当时的条件，修表是一种奢侈。我一个月只有十几块钱的津贴，除去日常开销，所剩无几。而柳春燕，她的日子比我更紧巴。

这件事，就像一块石头，压在了我的心上。

接下来的几天，我一直闷闷不乐。柳春燕看在眼里，却什么也没说。

一个周末的清晨，我醒来的时候，发现柳春燕不见了。她的铺位收拾得整整齐齐，炉子上温着给我留的早饭。我心里有些纳闷，以为她是一大早就上山了。

可是，直到傍晚，她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来。她的裤腿上沾满了泥水，脸上也满是倦容，像是走了很远的路。

“春燕姐，你去哪儿了？”我迎上去问。

她没有直接回答我，只是从怀里掏出一个用手帕小心翼翼包着的东西，递给我。

我打开一看，瞬间愣住了。

是我的那块“上海”牌手表。

它被修好了。破碎的表蒙子换了新的，歪掉的指针也恢复了原位。我把它凑到耳边，能听到里面传来清脆而有力的“滴答”声。

“你……你去了镇上？”我抬起头，不敢相信地看着她。

她点了点头，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把攒了小半年的鸡蛋都拿去换了钱，又添了些粮票，才够修表的钱。老师傅手艺好，说跟新的一样了。”

我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

我无法想象，她是如何一个人，天不亮就出发，在崎岖的山路上往返几十里。我更无法想象，那些她视若珍宝的鸡蛋，是她平日里自己都舍不得吃，一个一个攒下来的。她却为了我一块破手表，毫不犹豫地拿了出来。

“春燕姐，我……我不能要……”我的声音哽咽了，“这太贵重了。”

“一块表，对你很重要。”她看着我，眼神异常认真，“你跟我们不一样，你迟早要回到城里去的。这表，能让你记得家在哪儿。”

那一刻，千言万语都堵在了我的喉咙里。我只能紧紧地握着那块手表，那份沉甸甸的情谊，比大兴安岭的任何一座山峰都要重。

我不知道，这块重新开始走动的手表，也预示着我们在一起的时光，开始进入了倒计时。

第6章 无声的告别

修好的手表，重新戴在了我的手腕上。每一次秒针的跳动，都像是在提醒我，柳春燕为我付出了什么。我暗下决心，等我发了津贴，一定要想办法补偿她。

然而，我还没来得及实现我的承诺，一纸调令，就毫无预兆地打破了我们之间这份来之不易的平静。

那天，王场长亲自上了山，带来了一个让我既意外又狂喜的消息——由于我在林场的表现突出，又具备文化知识，场部决定推荐我去县里的师范学校，参加一个为期半年的培训班。培训结束后，我很有可能会被分配到场部的子弟学校当老师，离开这个偏僻的瞭望点。

这对我来说，无疑是天大的好消息。这意味着我不用再忍受深山的孤寂和艰苦，可以重新回到人群中，拿起我心爱的粉笔和书本。

我激动得满脸通红，一个劲儿地向王场长道谢。

王场长拍了拍我的肩膀，笑着说：“小陈，好好干，别辜负组织的培养。”

说完，他又看了一眼站在旁边，默不作声的柳春燕，眼神里似乎有些复杂。他对她说：“春燕同志，辛苦你了。场里会尽快安排新的人来接替陈晋的工作。”

柳春燕只是低着头，轻轻地“嗯”了一声。

王场长走后，木屋里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刚才还满心欢喜的我，看着柳春燕落寞的侧影，心里突然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点也高兴不起来了。

我知道，我的离开，对她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她又要回到最初那种孤身一人的生活，意味着她又要独自面对这深山的寒冷和寂寞。我们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默契和温情，即将戛然而止。

“春燕姐，我……”我想说些什么，却发现语言是如此的苍白无力。

“是好事。”她抬起头，对我笑了笑，只是那笑容，比哭还难看，“你本来就该去干大事，不该窝在这山沟沟里。”

她越是这样说，我心里就越是难受。

离别的日子，很快就到了。

那几天，柳春燕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照常巡山、做饭。只是她的话，比以前更少了。她开始拼命地给我缝制新衣服，纳鞋底，仿佛想把所有能为我做的事情，都在这最后的时间里做完。

我收拾行李的时候，她就在一旁默默地看着。我把那本已经翻得卷了边的《红岩》留给了她，在扉页上，我用钢笔写下了我的名字和一句话：“赠给春燕姐，愿你平安顺遂。”

她接过书，用手指轻轻地摩挲着我的名字，看了很久很久。

离开的那天，是个晴天。场部派来的拖拉机，在山下“突突”地响着。

我背上行李，最后看了一眼这间我住了一年多的小木屋。这里有我最狼狈的记忆，也有我最温暖的回忆。

柳春燕把我送到山下。一路上，我们谁都没有说话。

到了拖拉机旁，我把攒下来的钱和全国粮票，一股脑地塞到她手里：“春燕姐，这个你一定要收下！就当……就当我赔你修表的钱。”

她拼命地推辞，眼圈红了：“我不要！陈晋，我为你做那些，不是图你这些东西。”

“我明白！”我急了，几乎是吼着说，“可我不给你，我这辈子心里都过不去这个坎！”

她看着我，眼泪终于掉了下来。她没有再推，只是把钱和票紧紧地攥在手里。

拖拉机发动了。我跳上车，不敢再回头看她。

车子开动了，我终究还是没忍住，回过了头。

我看到柳春燕就站在原地，像一尊雕像。她没有哭，也没有招手，只是那么静静地站着，看着我远去。她的身影，在扬起的尘土中，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最后和那片墨绿色的林海，融为了一体。

那一刻，我的心像被掏空了一样。我知道，我离开的，不仅仅是一个瞭望点，而是我生命中最纯粹、最真挚的一段岁月。

第7章 腕上的回响

离开马鹿沟后，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顺利地完成了师范学校的培训，被分配到了林场子弟学校，成了一名语文老师。几年后，高考恢复，我考上了省城的大学。毕业后，我留在了城市，结婚、生子，成了一名普通的公务员。

岁月匆匆，我的人生轨迹，离那片遥远的林海越来越远。

我曾尝试过打听柳春燕的消息。我给王场长写过信，但他很快就退休了，回了老家。我又托林场的老同事打听，他们说，在我走后不久，柳春燕就申请调到了更深山里的一个林班，后来林场几经改革，人员变动很大，就再也没有人知道她的下落了。

她就像一颗蒲公英的种子，被风吹起，落在了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无声无息。

我们之间，再也没有任何联系。

有时候，在城市的喧嚣中，在深夜的寂静里，我会突然想起她。想起那间被粉笔线一分为二的小木屋，想起她冷漠外表下的善良，想起她在我发烧时焦急的眼神，想起她在狼嚎声中挡在我身前的背影。

这些记忆，像陈年的酒，时间越久，越是醇厚，也越是让我感到心痛和遗憾。

我常常想，如果当初我没有离开，我们的故事，会不会有不一样的结局？但这个世界，从来没有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只能被时代和命运的洪流，推着向前走。

我的妻子知道我有一块老旧的“上海”牌手表，一直戴在手上，从不离身。她曾劝我换一块新的、更时髦的，但我总是笑着拒绝。

她不知道，这块表对我来说，早已不是一个计时工具。

它是我青春的见证，是我一生的牵挂。每一次秒针的跳动，都像柳春燕的心跳，在我的生命里，留下永恒的回响。它提醒我，在那个遥远、寒冷的山林里，曾有一个女人，用她全部的善良和坚韧，温暖了我最荒芜的岁月。

有一年，我带着已经成年的儿子，回了一趟马鹿沟。

林场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泥泞的土路变成了平坦的柏油路，低矮的木屋被一排排砖瓦房取代。我凭着记忆，找到了后山那个瞭望点的旧址。

小木屋早已坍塌，只剩下一片残垣断壁，被疯长的野草所覆盖。

我站在废墟前，仿佛还能看到当年那个清瘦的青年和那个沉默的女人，在屋里隔着一道粉笔线，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漫长的日夜。

儿子不解地问我：“爸，你为什么非要来这个地方？”

我摩挲着手腕上的表，看着远方连绵的群山，轻声说：“因为这里，有一个我一辈子都不能忘记的故人。她教会了我，什么是善良，什么是坚强，什么是人与人之间最宝贵的，不求回报的情义。”

风从山谷里吹来，带着松针的清香，仿佛是她从遥远的时空里，捎来的一声无言的问候。

我知道，我可能再也见不到她了。但她，和那个1968年的冬天，将永远活在我的记忆里，活在我腕上这块表的每一次跳动里，直到我生命终结的那一刻。

来源：历史学的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