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只是笑笑，摆摆手。从1974年那个闷热的下午，她把我叫到她家，反锁上门开始，这个秘密就像一粒种子，在我们俩心里埋了半辈子。它没开出什么惊天动地的花，却长成了一棵谁也看不见的树，根扎得又深又牢。

很多年后，李秀莲已经是市里的老领导了，她还总拉着我的手说，卫东，当年要不是你，我这条命，我这辈子，早就没了。

我只是笑笑，摆摆手。从1974年那个闷热的下午，她把我叫到她家，反锁上门开始，这个秘密就像一粒种子，在我们俩心里埋了半辈子。它没开出什么惊天动地的花，却长成了一棵谁也看不见的树，根扎得又深又牢。

我常常会想，如果那天我退缩了，如果我把《赤脚医生手册》里的规章制度当成天，那么后来的一切，又会是什么样子？

但那天，我毕竟还只是个刚满二十岁的赤脚医生，背着个帆布做的红十字药箱，满脑子都是公社卫生院培训时，老师傅们敲着黑板的叮嘱。

第1章 一只搪瓷缸

1974年的夏天，热得像个巨大的蒸笼。村东头大槐树上的知了，从天蒙蒙亮就开始扯着嗓子喊，一直喊到太阳落山，把人的耳朵都磨出了一层茧。

我叫陈卫东，是我们红旗大队的赤脚医生。说得好听是医生，其实也就是高中毕业，去公社卫生院参加了三个月的速成培训，能看个头疼脑热，会扎个，懂点土方草药，就算正式上岗了。我的全部家当，就是一个漆着红十字的帆布药箱，里面装着听诊器、体温计、几排阿司匹林和土霉素，还有一卷一卷的纱布和一瓶红药水。

村里人实在，喊我一声“陈医生”，我就觉得肩上的担子有千斤重。每天，我背着药箱穿梭在田间地头，给晒得中暑的社员刮痧，给被镰刀划了口子的孩子包扎，给咳嗽不停的老人开上一包甘草片。日子就像村口那条河，平淡无奇地流着。

我们大队的妇女主任叫李秀莲，三十出头，是个厉害角色。她个子不高，人很瘦，但腰杆挺得笔直，像一棵小白杨。平时总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蓝色卡其布干部服，头发在脑后梳成一个紧紧的发髻，一丝乱发都看不见。她说话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小石子，扔在地上掷地有声。

谁家夫妻吵架，她去调解；谁家婆媳不和，她上门做思想工作；组织妇女们开政治学习会，她拿着语录本，能从天黑讲到半夜。村里的女人，不管是泼辣的还是懦弱的，都有点怵她。

我对她，是又敬又怕。敬的是她一个女人，把大队妇女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好几次在公社大会上受表扬；怕的是她那双眼睛，太亮，太锐利，好像能看穿你心里在想什么。

有一次，大队部门口的宣传栏，是我负责画的。我画了一幅“赤脚医生顶呱呱”的宣传画，画上的人，我下意识地就照着自己的模样画了个轮廓。李秀莲背着手，站在宣传栏前看了足足五分钟，一句话没说。

等我晚上收工回家，她却让人给我捎来了一只崭新的搪瓷缸。白色的缸子上，印着红色的“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旁边还有一朵鲜艳的向日葵。捎话的人说：“李主任说了，小陈医生工作辛苦，要多喝水。这缸子，是她去县里开会，供销社发的奖品，她自己舍不得用，让给你。”

我捧着那只搪瓷缸，心里热乎乎的。我知道，这是她对我工作的肯定。从那以后，我出诊就一直带着这只缸子，渴了就在老乡家舀一瓢井水，喝下去，从里到外都透着一股清凉和踏实。

我以为，我和李秀莲主任的交集，也就仅限于此了。她是高高在上的大队干部，我是田埂上奔走的赤脚医生，我们之间隔着身份，也隔着年龄。她偶尔会当着大家的面表扬我：“我们大队的陈医生，觉悟高，技术好，是贫下中农的贴心人！”我听了，也只是红着脸低下头，心里觉得受之有愧。

可我怎么也没想到，几个月后，还是在这个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的夏天，这只搪瓷缸的主人，会用一种我完全无法想象的方式，和我的人生紧紧地绑在了一起。

那天下午，我正在给五保户张大爷量血压，他最近总说头晕。李秀莲的小侄女，一个叫小娟的十来岁丫头，满头大汗地跑进院子，上气不接下气地喊：“陈医生！陈医生！我姑让你赶紧去一趟，她……她肚子疼！”

我心里“咯噔”一下。李秀莲的身体，是出了名的好，一年到头连个感冒都少有。怎么会突然肚子疼？

我来不及多想，赶紧收拾好药箱，对张大爷嘱咐了几句，就跟着小娟往李秀莲家跑。一路上，知了还在声嘶力竭地叫着，太阳火辣辣地烤着脊背，我的白褂子很快就被汗浸湿了一大片，紧紧地粘在身上。

第2章 一扇插上的门

李秀莲家在村子最东头，一个干净利落的独门小院。院子里种着几棵向日葵，开得正盛，金灿灿的，像一张张笑脸。可我一踏进院门，就感觉到一股不同寻常的压抑。

院子里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声音。屋门虚掩着，小娟把我领到门口，就不敢再往里走了，小声说：“陈医生，我姑就在里屋。”说完，她就像个小兔子一样，一溜烟跑了。

我心里犯起了嘀咕。这不像李秀莲的风格。按理说，她要是病了，家里应该会有人照顾，就算她丈夫王建军常年在外地修铁路，她娘家人也都在邻村，怎么会一个人在家？

我推开门，一股浓浓的艾草味混杂着草药的气息扑面而来。屋里的光线很暗，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只从缝隙里透进几缕烦躁的日光，在空中划出几道光柱，能看见里面飞舞的尘埃。

“李主任？”我试探着叫了一声。

“卫东……进来吧。”一个虚弱的声音从里屋传来。

我背着药箱走进去，适应了一下黑暗，才看清李秀莲正躺在炕上，身上盖着一条薄薄的毯子，脸色蜡黄，额头上全是细密的汗珠。她平时那个梳得一丝不苟的发髻也散了，几缕头发粘在苍白的脸颊上，整个人看上去，像是被霜打蔫了的向日葵。

炕边的矮柜上，放着一只碗，里面是黑乎乎的药渣。看来她自己已经喝过药了。

“李主任，你这是怎么了？哪儿不舒服？”我放下药箱，走到炕边，习惯性地想去拿体温计。

她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只是用那双依旧锐利的眼睛看着我，眼神里却带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复杂情绪，有痛苦，有挣扎，还有一丝……恳求？

“卫东，”她喘了口气，声音有些发颤，“你……你先把门关上。”

我愣了一下。“关门？”

“对，关上。把门闩也插上。”她的语气不容置疑。

我的心猛地一沉。这太不正常了。在村里看病，家家户户都是敞着门的，生怕别人不知道。关上门，还要插上门闩，这是要干什么？我一个二十岁的毛头小子，给一个三十出头的妇女主任看病，这要是传出去，唾沫星子都能把我淹死。

我脑子里瞬间闪过无数个念头。是得了什么见不得人的病？还是有什么别的事？在那个年代，男女之间的事情，比天还大。我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

“李主任，这……不好吧？大白天的，关什么门啊。我就是给你看看肚子，很快的。”我试图打消她的念头，声音都有点干涩。

李秀莲挣扎着想坐起来，但刚一动，就疼得“嘶”了一声，又倒了回去。她的嘴唇因为疼痛而失去了血色，牙齿紧紧地咬着。

“卫东！”她加重了语气，几乎是命令，“让你关，你就关！出了事，我担着！”

看着她痛苦的样子，我心里的防线动摇了。作为医生，病人的痛苦是第一位的。也许，她真的有什么难言之隐。再说，她是李秀莲，是全大队思想最进步的妇女主任，她总不至于害我。

我犹豫了片刻，最终还是转过身，走到门口。堂屋的木门“吱呀”一声合上了，屋里顿时更暗了。我摸到冰凉的木门闩，迟疑了一下，还是横着把它插进了门扣里。

“咔哒”一声轻响，在寂静的屋子里显得格外刺耳。

这声音，仿佛把我和外面那个喧闹的、熟悉的世界彻底隔绝了。屋子里只剩下我和她，还有那股浓得化不开的草药味，以及越来越沉重的呼吸声。

我转过身，感觉自己的心跳得厉害，手心里也全是汗。我看到李秀elen在昏暗中，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我，那眼神像是在审视，也像是在托付。

“卫东，”她终于又开口了，声音比刚才更低，也更沙哑，“你……你得好好给我瞧瞧。”

“好好瞧瞧”，这四个字，她咬得特别重。

第3章 一块冰冷的石头

屋子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我强迫自己镇定下来，打开药箱，拿出听诊器挂在脖子上，这是我作为医生的“护身符”，能给我一点专业上的底气。

“李主任，你先说说，到底是怎么个疼法？是绞着疼，还是胀着疼？疼了多久了？”我一边问，一边搬了个小板凳在炕边坐下，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而专业。

李秀elen闭上眼睛，长长地吸了一口气，似乎在积攒力气。

“说不好……就感觉肚子里，像是有个东西在搅……一阵一阵的，从昨天晚上就开始了。我自己去后山采了点益母草和红糖熬了水喝，不但没见好，反而越来越厉害了。”她断断续续地说着，声音里透着一股压抑不住的痛苦。

益母草？我心里咯噔一下。这味药主要是活血化瘀，调理月事的，一般的肚子疼可不会用这个。

我的目光落在她的肚子上。隔着薄薄的毯子，能看出小腹有微微的隆起。这在瘦削的她身上，显得有些不协调。

“我给你听一下吧。”我说着，搓了搓手，想把冰凉的听诊器捂热。

“嗯。”她从鼻子里应了一声，然后缓缓地、似乎用尽了全身力气，掀开了毯子的一角，露出了她的腹部。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

我虽然年轻，没见过太多阵仗，但基本的医学常识还是有的。卫生院的老师傅讲过，望、闻、问、切，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只一眼，我就觉得不对劲。

她的腹部皮肤紧绷着，中央线的位置，还能看到一条淡淡的、褐色的色素沉着。这……这是妊娠线。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像是有什么东西炸开了。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李秀莲的丈夫王建军，是县里有名的劳动模范，被抽调去邻省修“三线”铁路，已经走了一年多了。这件事全大队的人都知道。去年他走的时候，大队还敲锣打鼓地欢送，李秀莲亲自给他戴的大红花。

一年多……这个时间，我心里算得清清楚楚。

我的手僵在了半空中，听诊器那冰凉的金属头，离她的皮肤只有几公分的距离，却仿佛有千斤重，怎么也放不下去。

屋子里死一般的寂静，我甚至能听到自己血液在血管里奔流的声音。

李秀elen没有催我，她只是睁着眼睛，静静地看着屋顶的房梁，眼神空洞而绝望。汗水顺着她的鬓角滑落，没入枕头里，洇开一小片深色的痕迹。

我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把那些杂乱的、可怕的念头压下去。我是医生，现在最重要的是诊断病情，不是胡思乱想。也许……也许是别的什么病，比如腹腔积水，或者……长了什么不好的东西。

我终于把听诊器放在了她的腹部。金属的冰冷让她轻轻颤抖了一下。我仔细地听着，肠鸣音很弱，几乎听不见。这排除了普通的肠胃炎。

我又伸出手，按照培训时学的手法，轻轻地在她腹部按压。

“这里疼吗？”

“……不。”

“这里呢？”

“……有点。”

我的手指从她的右上腹，一点点移动到左下腹。当我的手按到她小腹正中的时候，我的指尖触到了一个轮廓清晰的、富有弹性的球状物。

我的心，瞬间沉到了谷底，像一块被扔进深井里的石头，又冷又硬。

这是子宫。一个明显增大的子宫。根据它的大小和位置，我几乎可以立刻做出一个判断——怀孕，至少四到五个月了。

我的手像被火烫了一下，猛地缩了回来。我抬起头，正好对上李秀elen看过来的目光。她的眼神里，再也没有了平日里的威严和锐利，只剩下无边的灰败和哀求。

我们谁都没有说话。

但我们都知道，那个最可怕的、最不能被揭开的秘密，已经像一个熟透了的脓包，在我们之间，被轻轻地戳破了。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不是在给她看病，而是在审判她。而我手里的听诊器，就是那冰冷的法槌。

“卫东……”她终于开口了，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我……我是不是……快要死了？”

她问我，她是不是快要死了。

我却觉得，她问的不是病，而是她的名声，她的前途，她作为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还能不能活下去。

在1974年，一个丈夫常年不在家的大队妇女主任，如果被人知道怀了孕，那后果……我连想都不敢想。那不仅仅是丢工作的问题，那是要被拉到全大队甚至全公社去批斗的，是要被吐沫星子淹死的，是永世不得翻身的。

我看着她苍白的脸，看着她眼中最后一丝光亮仿佛也要熄灭了，突然觉得，我手里的药箱，从来没有这么沉重过。它里面装着能治病救人的药，却装不下一颗能拯救一个女人命运的灵丹。

第4章 一碗红糖水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那间屋子的。只记得当我拉开门闩，重新看到外面刺眼的阳光时，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院子里的向日葵依旧开得灿烂，大槐树上的知了还在不知疲倦地叫着，世界还是原来的样子，但我的心里，却已经翻江倒海。

我没有回家，而是背着药箱，浑浑噩噩地走到了村后的小河边。河水静静地流淌，映着蓝天白云。我找了块石头坐下，把脸埋在手心里，脑子里乱成一团麻。

李秀elen没有多说一个字。在我做出那个几乎可以肯定的诊断后，她就彻底崩溃了。她没有哭出声，只是把脸转向墙壁，肩膀剧烈地、无声地耸动着。那种压抑到极致的绝望，比嚎啕大哭更让人心碎。

我临走前，给她打了一针止痛的药，又给她倒了一碗温开水。她抓住我的手，那只平时写字、开会、指点江山的手，此刻却冰冷得像一块铁，而且抖得厉害。

“卫东，”她看着我，眼睛里全是血丝，“救救我……求你，救救我……”

“救她”，这两个字像两座大山，压在我的胸口，让我喘不过气来。

怎么救？

告诉她这不是怀孕，是肿瘤？然后让她去县医院？那里的医生一眼就能看穿，到时候只会把事情闹得更大。

帮她隐瞒？纸里包不住火，肚子一天天大起来，怎么瞒？

那剩下的，就只有一条路了。一条我连想都不敢想的路——把孩子打掉。

在那个年代，私自是重罪。被发现了，我这个赤脚医生不仅要被吊销资格，恐怕还要被抓起来，戴上“破坏革命家庭”、“道德败坏”的高帽子，一辈子都完了。而她，李秀elen，同样也逃不掉。

可是，不这么做呢？眼睁睁看着她走上绝路？看着这个平时雷厉风行、为大队妇女撑起一片天的女人，被流言蜚语和批斗会彻底摧毁？

我想起她送我的那只搪瓷缸，想起她站在宣传栏前沉默的五分钟，想起她每次在大会上提到我时，那赞许的眼神。她是个好干部，也是个好人。可好人，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

我不知道那个男人是谁，我也不想知道。我只知道，此刻有一个活生生的人，正在向我求救。而我，是她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

河边的风吹过来，带着一股水草的腥味，却吹不散我心里的烦闷。我一遍遍地回想着卫生院老师傅讲过的每一句话，翻遍了脑子里所有关于妇科的知识。那些冰冷的条文和病理分析，在此时此刻，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医学，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遵守那些条条框框，还是为了拯救眼前这个活生生的人？

太阳慢慢西斜，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我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心里已经有了一个决定。一个可能会毁掉我，也可能会毁掉她的决定。但我知道，我必须这么做。

我不能见死不救。

我回到家，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翻出了所有相关的医学书籍。那本《赤脚医生手册》被我翻了无数遍，上面关于“人工”的内容只有寥寥几行字，而且明确注明“必须在有条件的卫生院进行”。

我只能靠自己。我把所有可能用到的器械，都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又把所有步骤和风险，都在一张纸上反复推演。消毒，是最关键的一步。我们大队卫生所只有一个小小的酒精灯和镊子，条件简陋到了极点。任何一个环节出错，后果都不堪设想。

那一个晚上，我彻夜未眠。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我就背着药箱出门了。我没有直接去李秀elen家，而是绕到后山，采了一些能止血、消炎的草药，比如益母草、蒲公英和白茅根。然后，我又去了趟邻村的集市，用自己攒下的几块钱，买了一大包红糖和几斤小米。

当我再次推开李秀莲家的院门时，她正坐在炕沿上，一夜之间，仿佛老了十岁。看到我，她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光亮，随即又黯淡下去。

我没有多说话，只是默默地把药箱打开，拿出酒精灯，开始给镊子、剪刀和弯盘消毒。火焰在昏暗的屋子里跳动，映着我严肃的脸。

她明白了我的意图，嘴唇哆嗦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李主任，”我一边忙碌，一边低声说，“过程会很疼，而且有风险。你要是……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她摇了摇头，眼泪顺着脸颊滚落下来。“卫东，我不怕疼……我这条命，就交给你了。”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是我行医生涯中最漫长、最煎熬的一段时间。屋子里没有第二个人，我既是医生，也是护士。我按照自己设想的步骤，一步一步，小心翼翼地操作。汗水湿透了我的后背，有好几次，我都因为紧张而手心打滑。

李秀莲死死地咬着一条毛巾，愣是没有发出一声呻吟。但我能看到，她攥着床单的手，指节已经因为用力而变得惨白。

我不知道过了多久，也许是一个世纪。当我终于直起腰，对她说“好了”的时候，她整个人已经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样，虚脱了。

我给她清理好，又去厨房，用我带来的红糖，给她熬了一碗浓浓的姜糖水，亲手端到她面前。

“趁热喝了，暖暖身子。”

她颤抖着手，接过那只印着“为人民服务”的搪瓷缸，滚烫的糖水让她哆嗦了一下。她看着我，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颗一颗地掉进碗里，溅起小小的涟漪。

她没有说“谢谢”，只是把那碗滚烫的、混着她泪水的红糖水，一口一口，慢慢地喝了下去。

我知道，从这一刻起，我和她之间，有了一个永远不能对第三个人说的秘密。这个秘密，沉重如山，却也把我们两个人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第5章 一场悄无声息的雪

那件事之后，李秀莲在家里躺了足足半个月。

对外，我只说是急性肠胃炎引发的严重腹泻，导致身体极度虚弱，需要静养。为了让这个说法更可信，我还特地去公社卫生院，找了相熟的张医生，以我们大队卫生所的名义，开了些葡萄糖和维生素的注射液。

每天早晚，我都会背着药箱去她家，给她打针，送药，顺便帮她把换下来的床单和衣物，拿到后院的水井边洗干净。

村里人来探望，都被我挡在了门外。我板着脸，用医生的口吻告诉他们：“李主任现在身体弱，见不得风，也需要安静。大家的心意我代她领了，等她好了，自然会出来工作的。”

大家看我这个赤脚医生说得头头是道，又见李秀elen确实病得不轻，也就不再怀疑。只有几个嘴碎的婆娘在背后嘀咕：“这李主任，平时看着像铁打的，怎么病起来这么吓人？”

那半个月，李秀莲一句话都很少说。她大多数时候只是躺在炕上，睁着眼睛，怔怔地望着房梁，不知道在想什么。她的身体在一天天恢复，但眼神里的那种空洞，却久久没有散去。

我也不多问，只是默默地做着我该做的事。给她量体温，检查伤口，熬好我从后山采来的草药，看着她喝下去。有时候，我会给她带两个自己家地里种的红薯，或者几个鸡蛋。

有一天，我给她送饭过去，她忽然开口了，声音嘶哑。

“卫东，谢谢你。”

我正在收拾碗筷的手顿了一下，摇摇头说：“李主任，我是医生，这是我应该做的。”

她看着我，苦笑了一下：“医生……卫东，你才二十岁。这件事，是我连累了你。万一……万一要是被人知道了……”

“不会的。”我打断了她，语气坚定，“这件事，只有你知我知。你把它烂在肚子里，我也把它烂在肚子里。从今往后，谁也不要再提。”

她定定地看了我很久，然后重重地点了点头。

半个月后，李秀elen终于能下地了。她瘦了一大圈，脸色依旧苍白，但眼神里，重新有了一点光。她重新把头发梳成那个一丝不苟的发髻，换上了那身洗得发白的蓝色干部服，又变回了那个雷厉风行的妇女主任。

她销假上班的第一天，就在大队部的广播里，点名表扬了我。她说我陈卫东医生，医术高明，医德高尚，在她生病期间尽心尽力，是全大队青年学习的榜样。

我站在大队部门口的院子里，听着广播里她那熟悉而有力的声音，心里五味杂陈。周围的社员都向我投来羡慕和赞许的目光，只有我自己知道，那份表扬的背后，藏着怎样一个惊心动魄的秘密。

从那以后，我们的关系似乎又回到了从前。在公开场合，她依然是李主任，我依然是小陈医生。她会安排我给妇女们上卫生知识课，我也会在开会时向她汇报大队的卫生情况。我们之间，客气而疏离，仿佛那个闷热的下午，那间反锁了房门的屋子，从来没有存在过。

但我们都知道，有些东西，已经不一样了。

她看我的眼神，多了一丝旁人不易察 ઉ 的温和与信赖。有时候在路上遇见，她会停下来，笑着问我：“卫东，最近家里都好吧？缺不缺粮票？”

而我，也总能感受到她不动声色的照顾。

那年秋天，公社有一个推荐工农兵大学生的名额，分到了我们大队。所有人都觉得，这个名额肯定会给大队书记的侄子。可最后，李秀莲在干部会议上力排众议，把这个名额给了我。

她给出的理由是：“陈卫东同志高中毕业，有文化基础，又是我们大队唯一的医生。让他去上大学学医，学成回来，能更好地为贫下中农服务。这是最符合革命利益的决定。”

没人能反驳这个理由。

拿到通知书的那天，我激动得一晚上没睡着。我知道，这是李秀莲在用她的方式，报答我。她给了我一个走出这片土地，去看看外面世界的机会。

冬天来的时候，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整个村庄，整个世界，都变成了一片洁白。那天，我去跟她辞行，她正在院子里扫雪。

她没有说太多勉励的话，只是递给我一个用布包着的东西。

“卫东，外面冷，到了学校，要照顾好自己。这是我……给你做的两双棉鞋，一顶帽子。别嫌弃。”

我打开布包，里面是两双纳得结结实实的千层底棉鞋，还有一顶用灰色毛线织的帽子。针脚细密，看得出是花了很大功夫的。

我眼圈一热，想说什么，却又觉得说什么都显得多余。

“李主任，我……”

“去吧。”她打断我，脸上露出一个淡淡的笑容，“好好学习，将来做个好医生。”

我背上行囊，踏着厚厚的积雪，一步一步地走出了村子。我回头望去，看见李秀elen还站在院门口，穿着那身蓝色的干部服，在白茫茫的天地间，像一棵孤独而挺拔的小白杨。

那场大雪，下得那么大，那么静。仿佛要把我们共同经历过的那个夏天，那个秘密，以及所有不可言说的痛苦和挣扎，都悄无声息地掩埋起来，留下一片干净的、可以重新开始的未来。

第6章 一封没有寄出的信

大学的生活像一扇窗，让我看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广阔世界。我像一块干涸的海绵，拼命地吸收着知识。解剖学、病理学、药理学……那些曾经只在《赤脚医生手册》上见过几个名词的学科，如今变成了一本本厚厚的、需要我彻夜攻读的教材。

我和李秀elen之间，靠着书信保持着联系。我的信里，写的都是学校里的新鲜事，学习上的心得体会，对未来的憧憬。我小心翼翼地避开了所有可能触及往事的话题。

她的回信，总是很短，字迹娟秀而有力。她会告诉我村里的一些变化，谁家添了新丁，谁家盖了新房，今年的收成怎么样。信的末尾，总会有一句：“卫东，勿念家中，安心学习，前途要紧。”

我们就像两个默契的战友，用这种最平常的方式，维系着一份最不平常的关系。

大二那年暑假，我回了一趟家。村子还是老样子，但李秀elen却有了些变化。她当上了大队的党支部副书记，虽然还兼着妇女主任，但明显更忙了。我去看她的时候，她正在大队部整理文件，戴上了一副眼镜，显得更有学问了。

她见到我很高兴，拉着我问长问短，还非要留我吃饭。饭桌上，她丈夫王建军也在。他从铁路工地探亲回来了，黝黑健壮，是个很爽朗的汉子。他一个劲儿地给我夹菜，说：“卫东兄弟，你在外面是大学生了，我们家的秀莲，可没少在我面前夸你。她说你是我们村飞出去的金凤凰！”

李秀莲在一旁微笑着，给他添饭，眼神温柔。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她露出那样属于一个妻子的、安然的神情。

看着他们夫妻和睦的样子，我心里那块一直悬着的石头，终于落了地。我真心地为她感到高兴。

那顿饭，我吃得特别踏实。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了县人民医院，成了一名真正的外科医生。穿上白大褂，拿起手术刀，我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我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生活走上了正轨，忙碌而充实。

而李秀莲，也一步步地走出了那个小村庄。她先是调到了公社，后来又进了县里，最后，在我人到中年的时候，她已经成了市里妇联的一位主要领导。

我们见面的机会少了，但那份埋在心底的联系，却从未断过。逢年过节，我会去她家坐坐。我们聊工作，聊家庭，聊孩子的教育，像一对相识多年的老朋友。我们谁都没有再提过1974年的那个夏天，但我们都知道，那是我们友谊的起点，也是我们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

有一年，王建军因为积劳成疾，得了重病，住进了我所在的医院。那段时间，李秀莲几乎天天守在医院里，人憔悴得不成样子。我作为主治医生，动用了自己所有的知识和人脉，为他制定了最好的治疗方案。

手术前一天晚上，李秀elen把我叫到办公室，她什么都没说，只是看着我，眼圈红了。

我拍了拍她的肩膀，说：“李姐，放心吧，有我呢。”

那是我第一次，不再叫她“李主任”，而是叫她“李姐”。

手术很成功。王建军康复出院后，李秀莲特地请我吃了顿饭。席间，她端起酒杯，对我说：“卫东，这杯酒，我敬你。当年，你救了我。现在，你又救了我们老王。我们这一家子，欠你两条命。”

我摇摇头，笑着说：“李姐，你说反了。当年，是你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没有你，就没有今天的陈卫东。”

我们相视一笑，把杯中的酒一饮而尽。那些年的风风雨雨，那些年的相互扶持，尽在不言中。

后来，我整理旧物的时候，无意中翻出了一封信。那是我在大学时写给她的，信纸已经泛黄，字迹也有些模糊。信里，我写了很多感激的话，也隐晦地提到了当年的事。我写道：“……有时候我会想，如果当初我做了另一个选择，会怎么样？但我从不后悔。因为我是一名医生，我的职责是救死扶伤，不仅仅是治愈身体的疾病，更是守护人性的温暖……”

这封信，我最终没有寄出去。因为我发现，有些情感，有些理解，是不需要用语言来表达的。它早已融入了我们几十年的交往中，比任何言语都更深刻，更有力。

第7章 向日葵和白杨树

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我和李秀莲都步入了晚年。我从医院院长的位置上退了下来，过上了养花弄草的清闲日子。而她，也退休了，头发花白，但精神矍铄，每天忙着参加市里的老年大学，学书法，学画画。

她的丈夫王建军，在那次大病后，身体一直不错，两个人的晚年生活，安逸而幸福。他们有一个儿子，在省城工作，很有出息。每次提起儿子，李秀莲的脸上都洋溢着自豪的笑容。

有一次，我去她家看她。她正在画画，画的正是向日葵。画布上，大片大片的金色，明亮而温暖，充满了生命力。

“画得真好。”我由衷地赞叹。

她放下画笔，笑着说：“瞎画的。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这辈子就喜欢这东西。看着它，心里就觉得亮堂。”

我看着她，想起了很多年前，她家院子里那些金灿灿的向日葵。也想起了她自己，就像一棵向日葵，永远朝着有光的地方生长，无论经历过怎样的风雨和黑暗。

我们坐在阳台上喝茶，聊着过去的事。聊起我们村，聊起那些早已模糊的故人。阳光暖暖地照在身上，让人昏昏欲睡。

“卫东，”她忽然开口，声音很轻，“这么多年，你……有没有怪过我？”

我愣了一下，随即明白了她指的是什么。那个我们都默契地尘封了几十年的秘密。

我摇了摇头，认真地看着她：“李姐，我从来没有怪过你。相反，我一直很感谢你。”

“感谢我？”她有些不解。

“是啊。”我点了点头，慢慢地说，“感谢你让我在二十岁那年，就上了一堂比任何医学院的课程都更深刻的课。你让我明白，一个医生，面对的不仅仅是疾病，更是一个个复杂而真实的人。规章制度是死的，但人是活的。在规则之上，还有一样东西，叫作良心和人性。”

那是我第一次，和她如此坦诚地谈论这件事。

她听完，沉默了很久，眼眶渐渐湿润了。她转过头，望向窗外，轻声说：“卫_dong，你知道吗？那件事之后，我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我梦见自己变成了一棵白杨树，长在悬崖边上，风雨飘摇，随时都可能掉下去。就在我快要撑不住的时候，你出现了，你在我旁边，也长成了一棵树，帮我挡住了风，稳住了根……”

“从那以后，我就告诉自己，李秀莲，你这条命是捡回来的，你得好好活，得活出个人样来，不能辜负了卫东，更不能辜负了自己。”

阳光透过玻璃窗，洒在我们花白的头发上。那一刻，我们仿佛又回到了1974年那个闷热的下午，回到了那间昏暗的、反锁了房门的屋子。但这一次，我们的心里，不再有恐惧和挣扎，只有历经岁月沉淀后的平静与释然。

我们都救了对方，也都被对方所拯救。

第8章 最后的秘密

几年后，李秀莲的丈夫王建军，还是先她一步走了。葬礼上，李秀莲没有哭得撕心裂肺，她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像一棵在寒风中挺立的树。

我去她家看她，她已经平静了许多。她拉着我的手，把我带到书房，从一个上了锁的抽屉里，拿出了一个用红布包裹着的小盒子。

“卫东，老王走了，有些事，我也该告诉你了。”她的声音很平静。

她打开盒子，里面放着一枚小小的、已经有些氧化的军功章，还有一封叠得整整齐齐的信。

“你还记得……当年的事吗？”她问。

我点了点头。

她拿起那封信，递给我。“这是老王当年从铁路工地写给我的信。他去了一年多，但中间，因为表现突出，被部队领导特批，秘密回家探亲过一次。只有三天，谁也不知道。”

我的心猛地一震，抬起头，难以置信地看着她。

“那封信里，他详细写了回来的日期。和我发现自己……怀孕的时间，是能对上的。”

我的脑子一片空白。这么说……当年的那个孩子，是王建军的？

“那你当初为什么……”我几乎说不出话来。

李秀莲的脸上露出一个复杂的、夹杂着痛苦和一丝甜蜜的笑容。“因为他回来的那三天，是违反纪律的。当时工地正在最关键的攻坚阶段，所有人都签了军令状，不拿下山头绝不回家。他是偷偷跑回来的，就为了看我一眼。如果这件事被捅出去，他不仅要被部队处分，一辈子的前途也就毁了。”

“所以，”她看着我，一字一句地说，“我不能说。我宁可让所有人都以为我做了见不得人的事，我宁可毁了我自己，也绝不能毁了他。”

我拿着那封信，手抖得厉害。信纸很薄，却感觉有千斤重。我终于明白了，明白了她当年那种极致的痛苦和绝望。那不仅仅是对自己名声的恐惧，更是为了保护自己心爱的人，而甘愿背负一切的决绝。

“卫东，这些年，我一直让你背负着这个秘密，让你以为……让你以为我是一个犯了错误的女人。我对不起你。”她的眼泪，终于流了下来。

我摇着头，早已泪流满面。

“李姐，你没有对不起我。你……你是我这辈子，见过最勇敢、最伟大的女人。”

原来，在她那看似柔弱的身体里，竟然蕴藏着如此强大的力量和深沉的爱。为了守护丈夫的前途，她宁愿选择一条最危险、最屈辱的道路，把所有的罪责都揽在自己身上。而我，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了她这个悲壮计划的唯一执行者和见证人。

我们都以为，我们守护的是一个不光彩的秘密。却没想到，在那个秘密的背后，竟然是一份如此纯粹而炽热的爱情。

我走出李秀莲家的时候，夕阳正把天边染成一片温暖的橘红色。我回头看去，她站在门口，对我挥了挥手。她的身影，在夕阳的余晖中，被拉得很长很长，像极了那棵永远挺拔的小白杨。

我忽然觉得，我这一生，作为一个医生，救过很多人。但真正让我懂得“医者仁心”这四个字重量的，不是任何一台成功的大手术，也不是任何一篇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的论文。

而是1974年的那个夏天，那个叫李秀莲的女人，那个被我亲手打掉的、属于英雄的孩子，以及那个我守护了半生，直到最后才知晓真相的，关于爱与牺牲的秘密。

来源：幸运宇宙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