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车是烧木炭的那种，开起来像个得了肺病的老头，一路咳，一路喘，黑烟滚滚。

那年我十九，跟着队里的大人，第一次拉着一整车的木料去县城。

我们那地方，穷得只剩下山。山里头，全是树。

车是烧木炭的那种，开起来像个得了肺病的老头，一路咳，一路喘，黑烟滚滚。

路也是土路，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

走了两天一夜，才晃悠到县城。

天已经擦黑了，县城的灯，在远处看，就像撒了一把碎玻璃在黑丝绒上，亮得晃眼。

我们几个大老爷们儿，找了个最便宜的招待所住下。

那种大通铺，一个屋里十几张床，挨得跟沙丁鱼罐头似的。

空气里一股子潮味儿，混着汗味、烟味，还有不知道什么东西放坏了的酸味。

我累得不行，头一沾枕头就想睡。

枕头硬邦邦的，里头装的像是谷子壳，一动就哗啦哗啦响。

我翻了个身，想找个舒服点的姿势。

就在这时候，我听见旁边床铺上，有个很轻很轻的声音。

像是一根羽毛，轻轻搔了一下我的耳朵。

“你是哪里的人？”

是个女娃的声音。

我愣了一下，在这满屋子男人打呼噜的声音里，这声音显得特别突兀。

我借着从窗户透进来的那点月光，眯着眼看过去。

邻床躺着一个人，瘦瘦小小的，蜷在那儿，只露出一双眼睛。

那双眼睛，在黑暗里头，亮得吓人，像两颗被水洗过的星星。

我没敢立刻回话。

队里的长辈出门前嘱咐过，城里头人心眼多，少说话，多看。

她好像看出了我的犹豫，又轻轻说了一句。

“我……我没有恶意，就是睡不着，想找个人说说话。”

她的声音里带着点颤，像是受了惊的小鹿。

我心里那点防备，一下子就松了。

我压低声音，回了一句：“山里的。”

“哪个山？”她问。

“黑熊岭。”

我说出这个地名的时候，自己都觉得有点土气。

她那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轻轻地笑了一下。

“好名字。”

那晚，我们俩就这么隔着不到一米宽的过道，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我知道了她叫林舒，从上海来的。

上海。

那对我来说，是个比县城还要遥远一万倍的地方，只在书上和广播里听过。

我说我们那儿的山，春天的时候满山都是杜鹃花，红得像火烧。

我说我们那儿的夏天，溪水冰得能镇西瓜。

我说我们那的秋天，板栗熟了，从树上掉下来，砸在铺满落叶的地上，砰砰响。

我说我们那儿的冬天，雪能下到膝盖那么深，整个世界都安安静静的，只听得见雪落下的声音。

她就静静地听着，偶尔“嗯”一声。

我从来没跟人说过这么多话，尤其还是个女娃。

说着说着，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就觉得心里头那点因为第一次进城的紧张和不安，都散了。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透，我就被队里的大人喊起来去木材市场。

我走的时候，她还在睡。

我悄悄看了她一眼，她的脸很小，皮肤很白，不像我们山里姑娘，被太阳晒得黑红黑红的。

她的眉毛很细，皱着，好像在做什么不开心的梦。

一整天，我都在木材市场里忙活。

跟人讨价还，量尺寸，记账。

脑子里却老是会蹦出她那双亮晶晶的眼睛，和那句“你是哪里的人”。

晚上回到招待所，我特意给她带了个烤红薯。

招待所的炉子上烤的，香气能飘出二里地。

我进去的时候，她正坐在床边，就着昏暗的灯光看一本书。

那本书的封面都磨破了，纸也黄得厉害。

我把还烫手的红薯递过去。

“给你的。”

她愣了一下，抬起头看我，眼睛里有点惊讶。

“为什么给我？”

“不为什么，就……就看你太瘦了。”我挠了挠头，找了个蹩脚的理由。

她接过去，捧在手心里，低着头，小口小口地吃。

热气氤氲上来，把她的脸蒸得有点红。

“谢谢你。”她声音很小。

那天晚上，她跟我说了她的事。

她是来找她爸爸的。

她爸爸是个大学老师，前些年，因为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被下放到了我们这边一个叫“白马河”的农场。

她们已经好几年没有通过信了。

她妈妈前阵子生了重病，临走前，一直念叨着她爸爸的名字。

所以她就一个人，揣着攒了很久的钱，从上海跑了过来。

“白马河农场，你知道在哪吗？”她问我，眼睛里全是希冀。

我摇了摇头。

我们这儿山连着山，沟连着沟，叫得上名字的地方不少，可这个“白马河”，我确实没听过。

她眼里的光，一下子就暗了下去。

像被风吹灭的蜡烛。

看着她那个样子，我心里头堵得慌。

就好像，我摇的那一下头，亲手把她的希望给摇没了。

“你别急。”我脱口而出，“我帮你问问。”

木材卖得很顺利，队里的大人说，后天一早我们就回山里。

我只有一天的时间。

第二天，我跟队里请了个假，说要去城里给家里人扯几尺布。

然后，我一头扎进了县城的大街小巷。

我去问派出所，人家上下打量我一番，问我介绍信呢，我说没有。

他们就把我轰了出来。

我去问邮局，上了年纪的邮递员摇着蒲扇，说这地界儿叫白马河的地方多了去了，谁知道是哪个。

我去问那些街边晒太阳的老头，他们倒是热情，可说来说去，也没个准信。

一天下来，我腿都跑细了，嘴皮子也磨薄了。

回到招待所的时候，天又黑了。

我推开门，看见林舒还坐在床边，保持着和我早上离开时一模一样的姿势。

她面前放着那个已经冷掉的烤红薯，一口没动。

听到我进门的声音，她猛地抬起头。

那眼神，像个在冰天雪地里快要冻僵的人，突然看见了一点火光。

我走到她面前，摇了摇头。

我看见她眼里的火光，又一次，熄灭了。

她把头埋进膝盖里，肩膀一抽一抽的。

没有哭出声，但那种压抑着的悲伤，比嚎啕大哭更让人难受。

整个屋子的人都看着我们，气氛尴尬得能拧出水来。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站在那儿，手足无措。

“我明天……就回去了。”过了很久，她才抬起头，声音沙哑地说。

她的眼睛红得像兔子。

“钱快花完了，再待下去，连回家的车票都买不起了。”

我心里头，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揪了一下。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耳边全是她那种压抑着的哭声。

我想起我娘。

有一年我爹上山打猎，摔断了腿，我娘也是这么哭的，躲在灶房里，不出声，就是掉眼泪。

那一刻，我觉得林舒，这个从上海来的，看外国书的女娃，跟我娘，跟我们山里所有的女人，没什么不一样。

心里头都有个天，天要是塌了，她们就只能这么无声无息地扛着。

第二天，队里的大人催着我们收拾东西准备回家。

我磨磨蹭蹭地，不想动。

队长看出了我的不对劲，把我拉到一边。

“你小子咋回事？魂丢了？”

我看着他，咬了咬牙，把林舒的事跟他说了。

队长是个粗人，但心眼好。

他听完，吧嗒吧嗒抽了半天烟，然后把烟头往地上一扔，用脚碾灭。

“白马河……我好像听过。”

我眼睛一亮。

“早些年，我去送公粮，路过一个地方，那儿的人就管那叫白马河。离这儿得有一百多里地，路不好走，全是山路。”

他看着我，“你想去？”

我重重地点了点头。

“你小子……”他叹了口气，从兜里掏出几张被汗浸得发软的票子，塞到我手里。

“钱你先拿着，算队里借你的。车你开走，空车回去也费木炭。我跟他们坐班车回去。”

他又拍了拍我的肩膀，“山里娃，讲义气。去吧。早点回来。”

我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

我跑回招待所，林舒正在收拾她那个小小的布包。

“林舒！”我喊她。

她回过头，看见我，愣住了。

“我知道白马河在哪了，我带你去。”

她就那么看着我，嘴唇动了动，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眼泪却像断了线的珠子，一颗一颗往下掉。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她哭出声。

我开着那辆老掉牙的木炭车，载着林舒，朝着白马河的方向开去。

路果然像队长说的那样，难走得要命。

车子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颠簸，像是惊涛骇浪里的一叶小舟。

林舒坐在我旁边，紧紧抓着车门。

她的脸被颠得发白，但一句话都没说。

有时候，车子上不去坡，我就得下去推。

她也跟着下来，用她那点微不足道的力气，帮我一起推。

她的手，又白又嫩，推在沾满泥土的车身上，很快就变得脏兮兮的。

我让她别动，她不听。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力气大。”她说。

我们饿了，就啃几口从县城买的干粮。

那干粮硬得能硌掉牙，得用水泡开了才能往下咽。

渴了，就找个山泉，捧起水就喝。

山里的水，甜丝丝的，带着一股草木的清香。

晚上，我们就在车里过夜。

山里的夜，冷得刺骨。

我把队里唯一一条还算干净的被子给了她。

我自个儿就穿着那件厚棉袄，缩在驾驶座上。

半夜，我被冻醒了，发现她把被子分了一半，盖在了我身上。

“你也盖点吧，会生病的。”她在黑暗中轻声说。

我能闻到被子上，有她身上淡淡的皂角香味。

那一晚，我睡得特别踏实。

我们走了整整两天。

第三天中午，我们终于到了一个三面环山的小盆地。

盆地中间，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河。

河边的泥土是白色的，在太阳底下，泛着光。

河边有几排低矮的房子，墙上刷着褪了色的标语。

一个扛着锄头的老乡告诉我们，这里就是白马河农场。

林舒的呼吸，一下子就变得急促起来。

她抓着我的胳膊，指甲都快嵌进我肉里了，可我一点都感觉不到疼。

我们把车停在农场门口，一个戴着草帽的男人拦住了我们。

“你们找谁？”

“我们找人。”林舒的声音都在发抖，“我找我爸爸，他叫林国栋。”

那个男人浑浊的眼睛在我们身上扫来扫去。

“林国栋？”他念叨着这个名字，想了半天。

“哦，想起来了。那个上海来的教书先生。”

林舒的眼睛一下子亮了。

“对对对！就是他！他在哪？”

男人脸上的表情，变得有些奇怪。

他指了指不远处山坡上的一片小土包。

“在那儿呢。”

林舒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脸上的血色，一瞬间褪得干干净净。

那是一片坟地。

“你……你说什么？”她的声音，轻得像一片羽毛。

“去年冬天，病死的。那年冬天太冷了。”男人叹了口气，“他临死前，一直念叨着他女儿的名字，叫……叫小舒，对吧？”

林舒像是被雷劈中了一样，僵在了原地。

我扶住她，感觉她的身体在抖，抖得像秋风里最后一片叶子。

男人从屋里拿出一个小木盒子，递给林舒。

“这是他留下来的东西。”

林舒颤抖着手，打开了盒子。

里面只有一本书，和我那天晚上看见她看的那本一模一样。

还有一封信，信封已经泛黄了。

林舒打开信，看着看着，就蹲在了地上。

她没有哭，就是那么蹲着，抱着那个小木盒子，一动不动。

像是变成了一座石像。

太阳火辣辣地照在她的背上，我看着，心里头疼得像是被刀子在割。

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

任何语言，在这样的悲伤面前，都显得太苍白了。

我只能默默地站在她身边，给她挡住一点太阳。

我们在白马河待了一天。

林舒在她爸爸的坟前，坐了一整天。

她不吃不喝，也不说话，就是那么静静地坐着。

我把我们带来的干粮和水，都放在她手边。

夕阳西下的时候，她终于站了起来。

她走到坟前，深深地鞠了三个躬。

然后她转过身，对我说：“我们走吧。”

她的声音很平静，但那种平静，比哭喊更让人心碎。

回去的路，比来的时候更沉默。

林舒一直看着窗外，看着那些飞速倒退的树木和山峦。

我不知道她在想什么。

我只知道，她来的时候，眼睛里装着的是希望。

回去的时候，那双眼睛里，什么都没有了，空荡荡的，像一口枯井。

快到县城的时候，她突然开口了。

“你能……送我一样东西吗？”

“你说。”

“你们山里的木头，都很好看。你能帮我，雕一个小东西吗？”

我点了点头。

回到县城，我没去招待所。

我把车开到一个僻静的角落，从车上找了一块最好的核桃木。

我们山里人，打小就喜欢用木头刻点小玩意儿。

我爹教过我。

我就着车灯那点昏黄的光，用随身带着的小刀，一点一点地刻。

我刻了一只鸟。

一只展翅欲飞的鸟。

我把那只鸟的羽毛，刻得很细致，一根一根，都清晰可见。

我整整刻了一夜。

天亮的时候，我把那只小小的木鸟，放在了林舒的手心。

木鸟已经被我的手心，摩挲得温润光滑。

林舒看着那只鸟，看了很久很久。

“为什么是鸟？”她问。

“鸟可以飞。”我说，“可以飞得很高，很远，可以飞回家。”

她把木鸟紧紧地攥在手心，低着头，眼泪一滴一滴，掉在了我的手背上。

是滚烫的。

我送她去了汽车站。

去上海的班车，一天只有一趟。

车站里人挤人，乱糟糟的。

我们俩站在人群里，相对无言。

要检票了。

她转过身，看着我。

“我该怎么谢你？”

“不用谢。”我说，“我们是朋友。”

朋友。

我说出这个词的时候，心里头有点甜，又有点涩。

她从她那个小布包里，拿出了那本她一直看的书。

“这个，送给你。”

我摆了摆手，“我不识字。”

这是实话，我只念过两年私塾，认识的字，一个巴掌都数得过来。

“没关系。”她把书塞到我手里，“以后，你可以学的。”

书的扉页上，她用一支钢笔，写下了一行字。

还有一个地址。

是她在上海的地址。

“以后，如果你来上海，一定要来找我。”她说。

我看着那行字，像看天书。

但我还是重重地点了点头。

汽车发动了，喷出一股难闻的黑烟。

她上了车，隔着满是灰尘的玻璃窗，对我挥了挥手。

我也对她挥了挥手。

车子越开越远，最后变成了一个小黑点，消失在了路的尽头。

我站在原地，站了很久。

手里紧紧攥着那本书，仿佛还能感受到她留下的余温。

我回到了黑熊岭。

生活又回到了原来的样子。

每天跟着队里上山，伐木，干活。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日子过得像山里的溪水，平淡，却一直在流淌。

只是，有些东西，不一样了。

我开始学着认字。

我拿着那本书，去请教村里唯一的小学老师。

老师是个下放来的知青，人很好。

他一个字一个字地教我。

我学得很慢，像个笨拙的学童。

白天干活累得像条狗，晚上我就趴在煤油灯下，对着那本书，一遍一遍地描摹。

煤油灯的烟，熏得我直流眼泪。

可我一点都不觉得苦。

因为我知道，每多认识一个字，我就离她的世界，近了一步。

那本书，叫《简·爱》。

我花了整整三年的时间，才磕磕绊-绊地，把整本书读完。

书里的故事，我有很多地方看不懂。

但我记住了女主人公说的一句话。

她说，我们的精神是平等的。

我常常在想，我和林舒，是不是也是平等的。

她是大城市来的姑娘，看的是我看不懂的书。

我是山里长大的野小子，浑身都是力气和泥土味。

我们就像是长在不同山头的树，本来一辈子都不会有交集。

可命运，却让我们在那间小小的招待所里，遇见了。

那些年，我给她写过很多信。

信里，我跟她说我们山里的事。

说东山头的野杜鹃又开了。

说西山头的溪水里，又有了小螃蟹。

说我养的那条叫“大黄”的狗，给我生了一窝小狗崽。

我把信写好了，工工整整地誊在信纸上。

然后，再小心翼翼地，把它们烧掉。

我不敢寄。

我怕我的信，会打扰到她的生活。

我怕我的这些家长里短，在她看来，会很可笑。

我更怕，她早就已经忘了我。

忘了那个在招待所里，给她带烤红薯的山里小子。

忘了那个开着木炭车，带她去找爸爸的愣头青。

时间就这么，一年一年地过去。

我长大了，成了家，有了自己的孩子。

我不再去县城卖木材了。

改革的春风，吹进了我们这个小山村。

我带着村里的人，搞起了果树种植。

日子，一天比一天好。

我成了村里第一个买拖拉机的人。

后来，又成了第一个买电视机的人。

我的孩子，一个个都考上了大学，走出了大山。

他们都说我能干，有本事。

可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心里头，一直藏着一个秘密。

藏着一个叫林舒的姑娘。

藏着那本已经翻烂了的《简·爱》。

藏着那只我亲手雕刻的，不知道飞去了哪里的木鸟。

有一年，我儿子从上海回来，给我带了些特产。

他说，上海现在变化可大了，高楼大厦，到处都是。

我问他，你认不认识一个叫林舒的人？

儿子笑了，说爸，上海那么大，几千万人，我上哪儿认识去。

是啊，上海那么大。

她就像是一滴水，汇入了大海，再也找不到了。

我也渐渐老了。

头发白了，背也驼了。

手上的老茧，一层叠着一层，像穿了盔甲。

我很少再想起过去的事了。

记忆，就像我们山里的老房子，时间长了，总会漏风，总会倒塌。

直到前年，我生了一场大病。

在医院里住了小半年。

从鬼门关里走了一遭回来，人就变得特别念旧。

我让儿子，把我那个一直锁着的小木箱子，拿了过来。

箱子里，放着那本《简-爱》。

书页已经脆得像干枯的树叶，一碰就要碎了。

我摩挲着扉页上那行娟秀的字迹。

那个地址，我已经能背下来了。

上海市，XX区，XX路，XX弄，XX号。

出院以后，我跟家里人说，我想去上海看看。

家里人都反对。

说我这么大年纪了，身体又不好，跑那么远干什么。

我没跟他们争。

我只是，在一个清晨，谁都不知道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坐上了去上海的火车。

火车开得很稳，很快。

再也不是当年那种烧木炭的老爷车了。

我看着窗外飞速闪过的风景，心里头，竟然有点紧张。

像当年第一次去县城一样。

上海，真的太大了。

大得让我这个在山里生活了一辈子的人，有点喘不过气来。

高楼，像一棵棵长到了天上的水泥树，把天空切割成了一块一块的。

车，像河里的鱼，密密麻麻，流来流去。

人，更多。

每个人都步履匆匆，脸上没什么表情。

我按照那个地址，找了很久。

问了很多人。

有的人不耐烦地挥挥手，有的人干脆听不懂我的口音。

最后，还是一个好心的年轻警察，用手机上的地图，把我带到了那个地方。

那是一条很老很老的小巷子。

路边的梧桐树，长得很高大，把阳光筛成了一地细碎的金子。

两边的房子，都是红砖的，墙皮剥落，露出了里面的青砖。

我找到了那个门牌号。

那是一扇黑色的木门，门上的漆，已经掉得差不多了。

我站在门口，站了很久。

我的心，跳得很快，像揣了只兔子。

我在想，如果我敲开门，会看见谁？

是她吗？

她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是不是也像我一样，头发白了，脸上长满了皱纹？

还是说，开门的，会是一个我不认识的年轻人。

他会用警惕的眼神看着我，问我找谁。

我该怎么说？

我说，我找林舒。

他会问，林舒是谁？我们这儿没有叫林舒的。

我站了大概有一个世纪那么久。

手抬起来，又放下。

放下了，又抬起来。

最后，我还是没有敲。

我怕。

我怕我敲开的，不是一扇门，而是一个破碎了几十年的梦。

我怕我看见的，不是我想象中的重逢，而是一场物是非人，或者，查无此人的失望。

有些东西，放在心里，念着，想着，它就是完美的。

一旦见了光，可能就碎了。

我沿着那条小巷子，慢慢地往回走。

夕阳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走到巷子口的时候，我看见一个女人，拎着一个菜篮子，从我对面走过来。

她头发花白，烫着卷，穿着一件碎花的连衣裙。

她的步子很慢，有点蹒跚。

我们擦肩而过。

就在那一瞬间，我闻到了一股熟悉的味道。

是皂角的香味。

很淡很淡，要很用力才能闻到。

我的脚步，一下子就定住了。

像是被钉子钉在了地上。

我猛地回过头。

她也好像感觉到了什么，停下脚步，回过头来。

我们隔着三四米的距离，互相看着对方。

她的脸上，布满了岁月的痕迹。

眼角的皱纹，像一朵盛开的菊花。

但是那双眼睛。

那双眼睛，还是和几十年前那个夜晚一样。

亮得像被水洗过的星星。

她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疑惑，陌生，还有一丝探寻。

她肯定不认识我了。

我老了，黑了，瘦了，完全不是当年那个十九岁的山里小伙了。

我的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她看了我一会儿，似乎是觉得我认错了人，便转过身，继续往前走。

看着她的背影，那个蹒跚的，瘦弱的背影。

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冲着她，轻轻地喊了一声。

“你是……哪里的人？”

她的身体，猛地一震。

她慢慢地，慢慢地，转过身来。

脸上的表情，从疑惑，变成了震惊，再到不敢相信。

她的嘴唇，在哆嗦。

眼泪，一下子就涌了上来。

她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她只是看着我，用一种我从未听过的，带着哭腔的声音，反问我。

“你的那只木鸟……还在飞吗？”

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

像是决了堤的洪水，哗地一下，就流了下来。

我用我那只布满老茧的手，擦了一把脸。

我笑着，对她点了点头。

“在飞。”

“一直……在飞。”

我们没有像电影里那样，冲上去拥抱。

我们就那么站着，隔着几米的距离，看着对方，流着泪，笑着。

周围的人来来往往，他们好奇地看着我们这两个奇怪的老人。

但他们的世界，和我们的世界，是隔开的。

在我们的世界里，时间仿佛倒流了。

回到了1975年那个夜晚。

回到了那个潮湿、拥挤的招待所大通铺。

她还是那个从上海来的，满怀心事的女娃。

我还是那个从黑熊岭来的，愣头愣脑的山里小子。

后来，她请我去了她家。

就是那扇我没敢敲开的门。

屋子很小，但收拾得很干净。

空气里，有淡淡的书香。

她给我泡了茶。

我们坐着，聊了很久很久。

我知道了她后来的故事。

她回到上海后，第二年，恢复了高考。

她考上了大学，学了她最喜欢的中文。

毕业后，她成了一名中学老师，教了一辈子的书。

她终身未嫁。

她说，她见过最好的男人，是在她最绝望的时候，开着一辆破破烂烂的木炭车，带她去一百里外的山沟里，找一个已经不存在的希望的人。

她说，她这辈子，再也遇不到比那更好的了。

所以，她宁愿一个人。

她带我去看她的房间。

在她的书桌上，最显眼的位置，放着一只木鸟。

那只木鸟，已经被岁月盘得油光发亮，呈现出一种深沉的，温润的色泽。

它的翅C膀，依然保持着展翅欲飞的姿势。

“我每天，都把它擦一遍。”她说，“我想，只要我把它擦得够亮，它就能一直飞，飞回它来的地方。”

我看着那只鸟，又看了看她。

心里头，有千言万语，却一句也说不出来。

我在上海待了三天。

三天后，我要回去了。

山里头，还有一摊子事等着我。

她送我到火车站。

还是那个车站，只是，比几十年前，大了无数倍，也亮了无数倍。

临上车前，她从包里拿出一个东西，塞到我手里。

是一张照片。

照片上，是年轻时候的她。

梳着两条麻花辫，穿着白衬衫，笑得比阳光还灿烂。

“这个，你拿着。”她说，“别再把我忘了。”

我把照片小心翼翼地放进贴身的口袋里。

“忘不了。”我说，“这辈子，都忘不了。”

火车要开了。

我站在车门前，看着她。

“林舒。”我叫她的名字。

“嗯？”

“下辈子，你别生在上海了。”

她愣了一下。

“你生在我们黑熊岭吧。”我看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我天天给你雕木鸟，你想飞去哪，我就让你飞去哪。”

她的眼泪，又一次掉了下来。

她笑着，用力地点了点头。

火车缓缓开动。

她的身影，在站台上，越来越小。

我一直看着，直到再也看不见。

回到黑熊岭，我的生活，又恢复了平静。

只是，这一次，我的心里，不再是空的了。

我知道，在这个世界的另一个角落，有一个人，在惦记着我。

有一个人，在替我，保管着我最珍贵的青春。

这就够了。

人的这一辈子，能遇见一个，让你愿意为她，开一百里山路的人，是多大的福气啊。

能不能在一起，走到最后，其实没那么重要。

重要的是，你心里有过这么一个人。

她像一颗星星，在你最黑的夜里，亮过那么一下。

那一下的光，足够你，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走得不那么孤单。

我常常会坐在院子里的那棵老核桃树下，拿出那张照片看。

照片上的她，还是那么年轻，那么好看。

有时候，我的小孙子会跑过来，好奇地问我。

“爷爷，这个漂亮阿姨是谁呀？”

我就会笑着，摸摸他的头，告诉他。

“她呀，是爷爷的一个老朋友。”

“一个，从很远很远的地方，飞来过的朋友。”

说完，我就会抬起头，看向天空。

我仿佛能看见，一只小小的木鸟，穿过岁月的云层，不知疲倦地，朝着家的方向，奋力地飞着。

它一直在飞。

从未停下。

来源：朴实船帆55Hou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