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四十年前的中国大地上，一列绿皮火车缓缓启动，载着满怀期待的旅客驶向远方。那时的火车时速不过六十公里，从北京到南宁这样的长途旅程，往往需要两天两夜的时间。在这段漫长的旅途中，车厢成为了临时的社交场域，陌生人之间自然而然地展开交流，抽烟、开窗、敬烟、聊天，烟雾缭绕
退休后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到处旅行，在火车和飞机上的机会比过去增加了不少。有时坐在火车上会偶尔想起年轻时乘坐火车时的感觉。
四十年前的中国大地上，一列绿皮火车缓缓启动，载着满怀期待的旅客驶向远方。那时的火车时速不过六十公里，从北京到南宁这样的长途旅程，往往需要两天两夜的时间。在这段漫长的旅途中，车厢成为了临时的社交场域，陌生人之间自然而然地展开交流，抽烟、开窗、敬烟、聊天，烟雾缭绕中交换着各自的故事与见闻。一趟旅程下来，结交几个新朋友并非稀罕事，甚至有人因此在火车上邂逅了未来的伴侣。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高铁网络纵横交错，列车速度大幅提升，乘坐飞机也成为平常行为，人们的出行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列车社交”这一独特的社交形态，正逐渐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成为一种怀旧的记忆。这一现象背后，折射出的是中国社会结构、文化心理以及技术发展的深刻变迁。
在交通技术尚不发达的年代，火车是连接中国广袤土地的主要纽带。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铁路客运的主力是时速仅60公里的绿皮火车，这些慢车承载着无数人的乡愁与梦想。比如当年我去广西，从北京到南宁这样的长途旅程，需要两天两夜的漫长时光，空间与时间的双重限制，迫使旅客们不得不面对长时间的共处。这种物理空间的强制性接近，构成了“列车社交”产生的基本条件。
慢速列车创造了一种特殊的“临时共同体”。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曾指出，社会团结产生于共同生活与共同情感之中。在长达数十小时的旅途中，乘客们共享有限的空间资源，形成了一个临时的、流动的微型社会。在这个小社会中，人们不得不调整自己的行为模式，以适应与他人共处的环境。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称之为“共在”，即人与他人共同存在的状态。火车车厢正是这种共在状态的典型体现，那就是每个人都清楚地意识到他人的存在，并且无法轻易摆脱这种存在状态。
在那个年代，火车上的社交行为具有高度的自发性与自然性。乘客们会自然地聊起各自的目的地、出行目的、工作生活等话题。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提出的“拟剧理论”在此得到了生动的体现，在火车这个相对封闭的舞台上，人们会根据情境调整自己的“前台表演”，展现出比日常生活中更为开放和友善的一面。吸烟、开窗、敬烟等行为，实际上都是打破社交壁垒、建立初步联系的仪式性举动。这些看似平常的互动，实则蕴含着深刻的社会学意义，它们是陌生人之间建立信任与亲密感的媒介。
值得注意的是，那个时代的“列车社交”往往能产生较为深入的人际连接。我的同学和朋友中，不止一人是在火车上结识了最终的生活伴侣。这种现象并非偶然，而是慢速时代社交特征的典型表现。当人们有足够的时间与空间深入了解彼此时，人际关系就有可能超越表面的寒暄，达到更为深入的层次。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中国铁路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现代化进程。高铁网络迅速扩张，列车速度从每小时60公里提升至300公里以上，北京到南宁的旅程从两天两夜缩短至十小时左右。这一技术变革带来的不仅是出行效率的提升，更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旅行体验与社会互动模式。
高铁时代的“列车社交”呈现出明显的衰减趋势。日本新干线与欧洲高铁的经验表明，随着列车速度的提升与旅行时间的缩短，乘客间的互动频率与深度都会显著下降，中国也不例外。如今的高铁车厢内，更多的场景是乘客们安静地坐着或躺着，专注于手中的智能手机或其他电子设备。美国社会学家特克尔在《群体性孤独》一书中描述的“我们在一起却各自孤独”的现象，在高铁车厢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技术设备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所谓“技术对人异化”的过程，在移动设备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智能手机成为了现代人的“数字器官”，通过社交媒体、短视频、游戏等应用，为个体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娱乐内容与社交替代品。有研究显示，人们越来越倾向于通过屏幕而非面对面的方式进行交流，这种趋势在高铁等密闭的移动空间中尤为显著。当每个人都能通过手机获得个性化的娱乐与信息时，与他人互动的动机自然大大降低。
社会节奏的加快与个人时间价值的重估，也是导致列车社交减少的重要原因。在“时间就是金钱”的现代观念下，乘客们更倾向于将有限的旅行时间用于休息或处理工作事务（如果不相信可以看看京沪高铁的“牛马专线”），而非与陌生人展开可能并无实际收益的社交活动。现代人越来越倾向于以效率为导向安排自己的行为，非功利性的社交互动因此被边缘化。
值得注意的是，高铁车厢的设计本身也在无形中抑制社交行为。就以我经常乘坐的高铁商务座来说吧，封闭的座位空间、可调节的座椅、个人化的娱乐系统等设计，都在鼓励乘客保持私人空间与独立性。空间设计对人的行为具有强大的引导作用。高铁车厢的这些设计特征，实际上是在微观层面上塑造着乘客的行为模式与社会关系。
“列车社交”的衰落不仅是技术与速度变化的结果，更深层次地反映了中国社会结构与文化心理的转型。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从一个相对同质化的熟人社会，快速转变为一个高度分化的陌生人社会。这一社会结构的根本性变化，对人们的社交行为产生了深远影响。
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是这一转型的核心驱动力。据统计局，中国城镇化率从1980年的不到20%飙升至2024年的超过67%。大量人口从农村迁移到城市，从熟人社会进入陌生人社会。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所区分的“社区”(Gemeinschaft)与“社会”(Gesellschaft)的二元对立，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生动体现。在传统的社区中，人们基于血缘、地缘关系形成紧密的社会网络，彼此之间更容易敞开心扉。而在现代城市社会中，人们更倾向于保护个人隐私与空间。
“边界感”意识的强化是当代年轻人社交行为的重要特征。不同文化对个人空间的界定存在显著差异，而伴随着社会进步，社会文化在这几十年中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现代城市文化普遍倾向于更大的个人空间与更清晰的社交边界。当代中国年轻人成长于城市化与住宅封闭化的环境中，他们从小习惯于拥有独立的卧室、私人空间与个人物品，这种生活经验培养了强烈的“边界意识”。在这种文化心理下，主动与陌生人展开社交互动被视为对个人边界的侵犯，而非友好的表示。
风险社会的来临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陌生人的警惕。虽然当前中国的整体治安状况不断改善，但媒体报道的负面事件与个人安全意识的提升，使得许多人对与陌生人过度接触持谨慎态度。对陌生人的信任建立需要特定的社会环境与心理安全感，而这些条件在现代快节奏的旅行环境中往往难以满足。
消费主义与个人主义文化的兴起，也重塑了人们的社交观念。消费社会的特征之一就是，个体通过消费行为建构自我认同与生活方式。在当代中国，尤其是年轻一代中，通过穿着打扮、使用的品牌与设备等符号来表达个性与身份认同的现象十分普遍。在这种文化语境下，与可能不符合自己审美或价值观的陌生人展开深入交流，往往被视为没有必要甚至可能带来困扰的行为。
“列车社交”几乎绝迹的现象，引发了关于社会进步与人际疏离的辩证思考。从表面看，这似乎是现代性带来的必然结果，因为与之伴生的更高的效率、更强的隐私意识、更个人化的娱乐方式，共同导致了传统社交形态的衰落。但如果我们深入分析，这一现象的社会学意义远比表面所见更为复杂。
从积极角度看，社交模式的转变反映了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时空抽离”，也就是人们能够在脱离具体时空限制的情况下进行互动。高铁时代的“低社交”状态，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对个人空间与自主选择权的尊重。乘客可以选择独处、工作、娱乐或社交，这种选择的自由本身就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此外，现代通讯技术使得人们能够与真正想联系的人保持密切关系，而不必被迫与陌生人展开浅层互动。
然而，从消极方面看，“列车社交”的消失也意味着某些珍贵社会资本的流失。“社会资本”理论强调，通过日常互动积累的人际关系网络对个人与社会都具有重要价值。传统的列车社交虽然多为浅层互动，但却为不同阶层、地域、背景的人们提供了难得的交流机会，这种跨界的交流有助于消解偏见、增进理解，而社会资本的流失可能导致社会凝聚力下降与公共参与减少。
更为深层的问题是，技术中介化的社交正在改变人际互动的本质。数字设备虽然连接了人们，却也可能使我们更孤独。当社交主要通过屏幕进行时，非语言交流、情境感知与情感共鸣等重要人际互动元素被大大弱化。高铁车厢中各自沉浸于手机世界的乘客们，虽然身处同一物理空间，却在心理与情感层面相互隔离。
从文化传承的角度看，“列车社交”作为中国社会特定历史阶段的独特现象，其消失也意味着一种生活美学与交往智慧的式微。那种在有限条件下创造性地建立联系、在陌生环境中发现友善的能力，是人类社交智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列车这种临时共同体中本有更多实现的可能，而今却日益稀缺。
“列车社交”几乎绝迹的现象，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缩影。它既反映了技术进步、城市化与个人意识觉醒带来的必然变化，也提醒我们思考社交本质与人际关系价值的深层问题。在享受高速与便利的同时，或许我们也应该反思：在追求效率与边界清晰的社会中，如何保持人与人之间必要的温暖与连接？也许答案不在于复古式的重返绿皮车与烟雾缭绕的车厢，而在于如何在新的技术与社会条件下，重建有意义的社交互动与社区感。毕竟，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人类对真诚连接与理解的基本需求从未改变。
来源：被化名为黄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