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笔钱汇过来的时候，已经是九十年代初了。厚厚的一沓，用牛皮纸信封包着，邮递员交给我的时候，手都有些沉。信封上没有多余的话，只有一行娟秀的字迹，写着我的名字和地址，以及一句“保重”。

那笔钱汇过来的时候，已经是九十年代初了。厚厚的一沓，用牛皮纸信封包着，邮递员交给我的时候，手都有些沉。信封上没有多余的话，只有一行娟秀的字迹，写着我的名字和地址，以及一句“保重”。

整整二十年，我几乎以为，那个秋风萧瑟的夜晚，那个缩在土炕角落里，像只受惊小鹿似的姑娘，连同她那个含着泪的请求，都只是我做过的一场大梦。

梦里，我守着一个不属于我的妻子，守着一个不能对任何人说的秘密，守了整整七年。村里人笑我没本事，说我陈建国娶了个城里来的“白仙姑”，中看不中用。我只是闷着头，把烟杆在鞋底上磕了又磕，一声不吭。

可梦总有醒的时候。我的梦，是从1971年那个秋天开始的。

第1章 一铺新炕，两个世界

1971年的秋天，高粱都红了头，沉甸甸地压弯了杆子。我们黑山嘴生产队的广播喇叭里，第一次没有播放《东方红》，而是队长王德发含着烟斗、瓮声瓮气地喊话。

“队里的光棍汉们都注意了啊！好事！天大的好事！”

田埂上，歇气的男人们都直起了腰，互相递着眼色，嘿嘿地笑。我也是其中一个，那年我二十四，在村里算是“大龄”了。家里穷，兄弟多，我又是最闷葫芦的一个，说了几门亲事，姑娘一看到我家那三间土坯房，就再没下文了。

王德发清了清嗓子，继续喊：“响应上头号召，为了解决咱们队里男同志的实际困难，也为了更好地帮助知识青年扎根农村，队委会研究决定，把队里剩下的那几个女知青，分配给咱们队里条件合适、表现突出的光棍！”

人群里“嗡”地一下炸开了锅。

知青，那可是城里来的文化人，一个个细皮嫩肉，说话都带着我们听不懂的调调。男知青还好，跟着下地，不出半年就晒得跟我们一样黑。可女知青，那是真金贵，干点重活就喘，风吹一下就病。平时，我们这些泥腿子，跟她们多说句话都觉得唐突。

现在，队里要把她们“分”给我们当婆姨？这事听着，就像地里能长出白面馒头一样，不真实。

“咋分啊队长？”有人扯着嗓子喊。

“抓阄！公平公正！”王德发的话干脆利落，“二十二岁以上，没对象的，家里有独立住处的，都到大队部来！一人一次机会！”

我心里“咯噔”一下，像被什么东西撞着了。我二十四，爹娘前年走了，哥哥们都已分家，那三间土坯房，正是我一个人住。所有条件，我都符合。

那天下午，我鬼使神差地洗了把脸，换了件没打补丁的褂子，也跟着人群去了大队部。心里说不上是紧张还是期盼，就觉得手心一个劲地冒汗。

大队部里，一个大瓦罐摆在桌上，里面是叠好的纸条。王德发挨个点名，上去的人把手伸进瓦罐里搅和半天，掏出一个，展开。有的人当场就咧着嘴笑了，有的人则叹口气，把纸条一扔，骂骂咧咧地走了。

轮到我时，我心脏跳得像揣了只兔子。我把手伸进去，胡乱抓了一个，攥在手心里，滚烫。

“建国，打开看看。”王德发说。

我慢慢展开纸条，上面用毛笔写着三个字：林舒月。

我认识这个名字。她是去年才从上海来的知青，长得白净，戴副眼镜，斯斯文文的，平时不怎么说话，总是捧着一本书看。队里人都说她身子骨弱，三天两头生病，派给她的活儿，多半是记工分、喂猪这种轻省的。

我捏着那张纸，脑子里一片空白。我，陈建国，一个只会侍弄庄稼的泥腿子，要娶一个上海来的文化人当媳妇？

这事就这么定了下来。没有彩礼，没有三书六礼。队里给了我十斤白面，二斤猪肉，几尺红布，就算置办了全部的“婚事”。我哥和我嫂子过来帮我把西屋收拾了出来，盘了个新炕，墙壁用石灰水刷了一遍，又用那几尺红布，剪了两个大红的“囍”字贴在窗户上。

“建国，你小子有福气啊。”我哥拍着我的肩膀，满脸羡慕，“娶个城里媳妇，以后生的娃都比咱村里的聪明。”

我只是憨憨地笑，心里却七上八下的。

“结婚”那天，队里摆了两桌席，林舒月就坐在我旁边。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卡其布上衣，全程低着头，一句话也没说，别人敬酒，她也只是用嘴唇碰一下杯沿。我能感觉到她浑身都在发抖，不是冷的，是怕的。

那顿饭，我吃得味同嚼蜡。

晚上，人散了。我烧了锅热水，让她先洗漱。等她收拾完，我才进去，胡乱擦了把脸。回到西屋，她已经坐在炕沿上了，离我盘的新被褥远远的，缩在角落里。屋里只点着一盏昏黄的DDT，她的影子在墙上被拉得又细又长，看着孤零零的。

我搓着手，不知道该说啥。屋子里的沉默，压得我喘不过气。那两个红色的“囍”字，在DDT下显得格外刺眼。

“那个……天不早了，睡吧。”我憋了半天，才挤出这么一句。

她猛地抬起头，眼睛里满是惊恐，像是受了惊吓的兔子。借着DDT的光，我看到她眼圈是红的，显然是哭过。

我心里一软，停下了准备脱鞋上炕的动作。我们就这么僵持着，一个站着，一个坐着，像两个世界的人，被强行塞进这一方小小的土屋里。

过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不会再开口了，她才用一种带着哭腔的、蚊子哼哼似的声音说：“陈……陈同志。”

“嗯？”我应了一声。

“我……我能求你一件事吗？”她说着，眼泪就顺着脸颊滚了下来，一颗一颗，砸在她的裤子上，晕开一小片深色的印记。

那一刻，我心里所有的绮念和紧张，都消失了。看着她那副样子，我只觉得心口堵得慌。这算什么“婚事”？这分明是作孽。

我走到桌边，给自己倒了碗凉水，一口气喝干，才觉得那股燥热压下去一些。

“你说吧。”我的声音有些沙哑，“只要我能办到。”

她抬起头，泪眼婆娑地看着我，嘴唇哆嗦着，好半天才说出一句让我往后二十年都忘不掉的话。

“你……你能不能……把我当成你的妹妹？”

第2章 那个不能说的秘密

“妹妹？”

我愣住了，以为自己听错了。这黑灯瞎火的，洞房花烛夜，新分的媳妇，让我把她当妹妹？这是哪门子的道理？

林舒月看我没反应，像是鼓起了所有的勇气，从炕沿上挪下来，站到我面前。她比我矮一个头，身子单薄得像阵风就能吹倒。

“陈同志，我知道这个请求很过分，很荒唐。”她的声音依旧在抖，但话说得清晰了些，“今天这事，不是我自愿的，也不是你自愿的，是……是队里安排的。我们……我们根本不认识。”

我没说话，只是看着她。昏黄的灯光下，她的脸白得像纸，那双大眼睛里，盛满了绝望和恳求。

“我在上海……有对象了。”她终于说出了那个埋在心底的秘密，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仿佛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我们是同学，他叫李兆辉。我们说好了，等我……等我能回城了，我们就结婚。”

我的心，像是被一块大石头猛地砸了一下，沉到了底。虽然我对这门“婚事”也没什么准备，但作为一个男人，一个被硬塞了个“媳妇”的光棍，听到这话，心里没点波澜是假的。那是一种混杂着失望、尴尬，还有一丝说不清的屈辱的感觉。

原来，她心里早就有人了。

“他家里成分不好，所以……所以他没能跟我一起来。”她急切地解释着，生怕我不相信，“我们一直有通信。他说他会等我。”

我看着她，看着她那双因为激动而更加明亮的眼睛，忽然觉得，眼前这个姑娘，也挺可怜的。她说的对，我们素不相识，就这么被一纸“分配”捆在了一起。对我来说，是多了一个人吃饭；对她来说，可能就是一辈子的希望都断了。

屋子里又陷入了沉默。窗外，秋虫在不知疲倦地叫着，让这屋里的寂静显得更加磨人。

“那你……想要我怎么做？”我终于开口，声音干涩。

听到我的话，林舒月像是看到了救命稻草，眼睛里瞬间迸发出一丝光亮。

“陈同志，我求求你，我们只做名义上的夫妻，行吗？”她向前走了一小步，恳切地看着我，“在人前，我是你的妻子，我会尽力做好一个妻子该做的事，帮你洗衣做饭，操持家务，不让你在村里人面前难堪。但在人后……我们就是兄妹。你……你能不能给我一间单独的屋子？东屋不是还空着吗？”

她顿了顿，像是怕我不答应，又补充道：“我不会白住你的。我的口粮，我挣的工分，都归你。我……我还可以教你识字，教你读书看报，好不好？”

教我识字？我一个大字不识的庄稼汉，听着这话，心里五味杂陈。

我看着她，这个城里来的姑娘，在这样绝望的境地里，还能想到用她唯一拥有的东西——知识，来跟我做“交易”。她不是在求我，她是在努力维持自己最后的一点尊严。

我心里那点仅存的疙瘩，一下子就解开了。我陈建国虽然穷，虽然没文化，但还干不出强迫一个姑娘家的龌龊事。

“东屋太破了，窗户都漏风。”我转过身，避开她的目光，闷声说道，“你就睡这西屋的炕吧。我在东屋搭个铺就行。”

林舒听到这话，整个人都僵住了，难以置信地看着我。

“你……你答应了？”

“嗯。”我从鼻子里哼了一声，算是回答。

“那……那你……”

“我说了，把你当妹妹。”我打断了她的话，走到炕边，抱起那床崭新的、准备给我和新媳妇盖的被子，“你早点睡吧，明天还要出工。”

说完，我抱着被子，头也不回地走出了西屋，把门轻轻带上。

一进东屋，一股霉味和灰尘味就扑面而来。这里以前是堆放杂物的，地上坑坑洼洼。我借着从西屋门缝里透出来的光，找了几块木板，在墙角搭了个简易的床铺，把被子铺了上去。

躺在冰冷的木板上，闻着被子上崭新的棉花味儿，我一夜没合眼。

我不知道自己做得对不对。村里人要是知道了，唾沫星子都能把我淹死。一个二十四岁的男人，放着队里分的媳妇不碰，跑来睡杂物间，说出去谁信？

可是，一想到林舒月那双含着泪的眼睛，那副无助又倔强的样子，我就觉得，自己只能这么做。她已经够苦了，我不能再往她心里捅刀子。

一个不能对任何人说的秘密，就在这个秋夜，在我家这小小的土坯房里，生了根。

第二天一早，我醒来时，天还没亮。我轻手轻脚地起来，烧了水，煮了锅玉米糊糊。等我把饭端上桌，西屋的门“吱呀”一声开了。

林舒月走了出来，她已经换上了一身灰色的旧衣服，头发也梳得整整齐齐。她看到桌上的早饭，愣了一下，脸上闪过一丝复杂的神色。

“你……你起这么早。”

“习惯了。”我把一碗糊糊推到她面前，“快吃吧，凉了就不好吃了。”

她默默地坐下，小口小口地喝着糊糊。我们俩谁也没说话。一顿饭，吃得比昨晚的“喜宴”还要安静。

吃完饭，她主动收拾了碗筷，拿到院子里去洗。看着她在井边忙碌的瘦弱身影，我心里忽然有了一种奇怪的感觉。

从今天起，这个叫林舒月的姑娘，就是我陈建国的“媳妇”，也是我的“妹妹”了。我们俩，就要在这个小院里，守着那个秘密，一起过日子了。

这日子，会过成什么样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既然答应了她，就得把这个“哥哥”当到底。

第3章 屋檐下的“兄妹”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过下去了。

我和林舒月，成了一对最奇怪的“夫妻”。白天，我们在人前，尽量表现得和村里其他新婚夫妇没什么两样。我下地干活，她在家洗衣做饭，或者去队里干些轻省的活。晚上回到家，那扇分隔东西屋的门一关，我们又变回了“兄妹”。

她睡温暖的西屋，我睡阴冷的东屋。每晚我都会烧好一大锅热水，让她先洗漱，等她回屋关了门，我再用剩下的水胡乱擦一把。

村里没有不透风的墙。我们这种“相敬如宾”的日子，很快就引起了别人的注意。

最先嚼舌根的是住我隔壁的刘婶。她是个嗓门大、爱管闲事的人。有天她看我从东屋出来，就拉着我神秘兮兮地问：“建国，你跟你媳妇……是不是闹别扭了？咋还分房睡了？”

我心里一惊，脸上却不敢露出来，只能含糊地应付：“没……没呢。西屋的炕头太热，我怕上火。”

这种鬼话，连我自己都不信。刘婶撇撇嘴，一脸“我懂的”表情，拍了拍我的胳膊：“建国啊，不是婶说你。城里姑娘金贵，你得主动点。你看你那媳妇，一天到晚冷着个脸，跟个冰块似的，你得想办法把她焐热了才行啊。”

这样的话，我听得越来越多。男人们在田埂上休息时，会拿我开玩笑，说我陈建国没本事，连个媳妇都“镇”不住。女人们在井边洗衣时，会对林舒月指指点点，说她一个城里来的，架子大，看不起我们农村人。

每次听到这些，我心里都像压了块石头。我一个大男人，被人说三道四倒无所谓，但我怕林舒月受不住。她本来就心思重，人又敏感。

有一次，队里分粮食，林舒月去领我们家的那份。管仓库的会计是王德发的侄子，叫王小栓，平时就游手好闲，爱占小便宜。他看林舒月一个女人家，就故意在秤上动手脚，还嬉皮笑脸地说些不三不四的话。

“林知青，你家建国是不是不行啊？要不，晚上哥去帮你暖暖炕？”

林舒月气得满脸通红，抓着粮袋的手都在抖，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这事被回家的社员看到了，传到了我耳朵里。我当时正在地里刨红薯，一听这话，火气“噌”地就上来了。我扔了锄头，拎着根扁担就冲到了大队部。

我一脚踹开仓库的门，王小栓正跟几个人吹牛，看到我这副模样，吓了一跳。

“陈建国，你……你干啥？”

“你刚才说啥？有种你再给我说一遍！”我眼睛都红了，手里的扁担捏得咯咯作响。

王小栓就是个欺软怕硬的货色，看我真急了眼，立马就怂了，结结巴巴地说：“没……没说啥，开个玩笑，开个玩笑……”

“玩笑？”我把扁担往地上一杵，震起一片灰尘，“我告诉你王小栓，以后嘴巴放干净点！她是我陈建国的媳妇，你再敢胡说八道一个字，我打断你的腿！”

那天我闹得很大，连王德发都惊动了。他把我狠狠训了一顿，但也知道他侄子不是个东西，最后让王小栓给我们家赔礼道歉，还把缺的粮食补上了。

晚上回到家，林舒月已经做好了饭。两个人的饭桌上，依旧是沉默。

吃完饭，她收拾碗筷的时候，忽然低声说了一句：“谢谢你。”

这是我们“结婚”以来，她第一次对我说“谢谢”。

我愣了一下，摆摆手，闷声说：“没事。你是我……媳妇，我不能让别人欺负你。”

说完，我感觉脸上有些发烫，赶紧转身回了东屋。

那晚之后，我感觉我们之间的关系，有了一点微妙的变化。她不再像以前那样处处躲着我，有时候在饭桌上，会主动跟我说几句队里的事。

秋收过后，农闲了下来。有一天晚上，我看到她还在DDT下看书，那本书的封面都磨破了。我忽然想起她之前说过的话。

“那个……你不是说，要教我识字吗？”我站在门口，有些不好意思地问。

她抬起头，似乎很意外，随即眼睛亮了一下，点了点头：“好啊。”

从那天起，我的东屋里，多了一块小黑板，是我用锅底灰刷在一块木板上做成的。每晚，林舒月都会过来，教我认字，从最简单的“一二三”和我的名字“陈建国”开始。

她的手很巧，能用粉笔头写出那么漂亮的字。她的声音很好听，讲起课文来，娓娓动听。在昏黄的灯光下，看着她认真的侧脸，我常常会有些恍惚。

这是我二十多年来，第一次感受到知识的魅力。我学得很慢，但很用心。不到两个月，我就能歪歪扭扭地写出自己的名字，还能认识一些常用的字了。

我感觉，我和她之间的距离，被这些方块字，一点点地拉近了。我们不再仅仅是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兄妹”，更像是……师生。

这种平静，在一个下雪的午后被打破了。邮递员送来了一封信，信封上的地址是上海。

我把信拿给林舒月的时候，她的手抖得厉害。她接过信，把自己关在西屋里，一下午都没出来。

晚饭的时候，她出来了，眼睛红红的，显然又哭过。但她的脸上，却带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像是被点亮了的光彩。

“是他……兆辉的信。”她低声说，像是在对我解释，又像是在自言自语，“他说，他很好，让我……让我一定要等他。”

我“嗯”了一声，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有点替她高兴，又有点莫名的失落。

那封信，像一颗石子，投进了我们之间看似平静的湖面，荡起了圈圈涟漪，提醒着我，也提醒着她，我们之间，永远隔着一个叫“李兆辉”的影子。

第4章 远方的来信

那封来自上海的信，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林舒月和那个遥远世界之间的联系。

从那以后，差不多每个月，邮递员都会送来一封信。每次看到那个熟悉的信封，林舒月都会像变了个人似的，原本沉静的眼眸里会瞬间燃起光亮。她会小心翼翼地接过信，然后把自己关在屋里，一看就是半天。

我从不问信里写了什么，她也从不主动说。这是我们之间的一种默契。我知道，那些信是她的精神支柱，是她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坚持下去的唯一希望。

而我，成了这些信件的守护者。

有几次，邮递员来的时候我不在家，信被邻居代收了。刘婶把信交给我的时候，总会挤眉弄眼地问：“建国，又是你媳妇娘家来的信啊？这城里人就是讲究，屁大点事都要写信。”

我只能含糊地应着：“是啊，报个平安。”

我不敢让她知道，这些信不是来自“娘家”，而是来自一个随时可能把我这个“丈夫”身份戳穿的男人。我更不敢想象，如果这件事在村里传开，会掀起怎样的轩然大波。林舒月的名声会彻底毁掉，而我，陈建国，会成为整个黑山嘴最大的笑话。

所以，我开始留意邮递员来的时间。一到月底那几天，我就尽量不出远门，算着时间在家门口等着。我要亲手把信交到林舒月手里，不经过任何第三个人。

这成了我生活里一件顶要紧的事。

林舒月看完信，情绪也会跟着变化。有时候，她会很高兴，晚饭时甚至会哼起我听不懂的歌谣，脸上带着淡淡的笑意。有时候，她又会很失落，一个人坐在炕头发呆，饭也吃得很少。

有一年冬天，雪下得特别大，封了山路，信隔了一个多月才到。那段时间，林舒月整个人都魂不守舍的，干活总是走神，好几次差点把锅烧干了。

直到她拿到那封迟来的信，整个人才像是活了过来。那天晚上，她甚至主动给我倒了一杯酒——是我自己用高粱酿的土酒，平时她闻到味道都会皱眉。

“建国，”她举起自己的水杯，眼圈有些红，“谢谢你。”

我知道她谢的是什么。我端起酒碗，一饮而尽，辛辣的酒液从喉咙一直烧到胃里。

“快过年了，给你自己扯块新布做件衣裳吧。”我看着她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旧棉袄，说道。

她愣了一下，摇了摇头：“不用了，我……我还有衣服穿。”

我知道，她是在省钱。她把队里分的钱和布票都攒了起来，说是……以后回城要用。

我们就像两只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刺猬，小心翼翼地保持着距离，却又在寒冷的日子里，用各自的方式，为对方抵御着来自外界的寒意。

除了守护信件，我还用自己的方式保护着她。队里安排重活，我总会想办法替她顶了。冬天冷，我会在她睡前把炕烧得热热的。她身子弱，容易生病，我学会了去山里采一些治感冒的草药，备在家里。

她也用她的方式回报我。她把我那三间破土坯房收拾得干干净净，我的衣服总是洗得没有一丝泥渍。更重要的是，她还在坚持教我识字。

几年下来，我已经能自己看懂报纸上的大部分文章了。我的世界，不再仅仅是眼前这一亩三分地，我开始知道山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知道了国家正在发生着怎样的变化。

村里人渐渐地也不再说闲话了。他们看到的是，陈建国那个城里媳妇，虽然人冷淡了点，但却是个会过日子的好手，还把陈建国这个闷葫芦调教得越来越有“文化人”的样子。他们觉得，我们这对夫妻，只是性子都比较内向，日子过得平淡罢了。

有时候，我甚至会产生一种错觉，觉得日子就这么过下去，也挺好。

但每当看到林舒月在灯下读信时那专注而向往的神情，我就知道，这一切都只是暂时的。黑山嘴是我的家，却是她的牢笼。她不属于这里，她的心，在那一封封信的另一头。

1977年的夏天，一个消息像惊雷一样，在沉寂的中国大地上炸响——国家要恢复高考了。

消息是王德发在大喇叭里广播的。他说，只要符合条件，不管是农村户口还是城市户口，是工人还是农民，甚至是下乡的知识青年，都可以报名参加考试。考上了，就能去上大学！

那天，正在院子里洗衣服的林舒月，听到广播后，手里的棒槌“哐当”一声掉在了地上。她整个人都僵住了，呆呆地望着大队部广播喇叭的方向，脸上是难以置信的表情。

过了好一会儿，她才猛地回过神，冲进屋里，从一个上了锁的小木箱里，翻出了一堆泛黄的书。

她抱着那些书，手在发抖，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她哭了，但那不是我以前见过的悲伤和绝望的哭，而是一种……压抑了太久之后的释放，是喜极而泣。

我站在门口，看着她那个样子，心里百感交集。

我知道，她等待的机会，终于来了。

我也知道，我守了这么多年的秘密，可能，就要到揭晓答案的时候了。

第5章 惊雷与希望

恢复高考的消息，像一阵狂风，吹皱了黑山嘴这潭死水。队里的几个年轻知青，一下子都沸腾了，像是看到了返城的曙光，到处找书本，找复习资料。

林舒月更是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了复习中。她把那些压在箱底、书页都已泛黄的初高中课本全都翻了出来，一本一本地重新啃读。

我们家的那盏DDT，开始每晚都亮到后半夜。西屋的窗户里，总透出她伏案苦读的瘦弱身影。

我知道，这是她这辈子最大的一次机会，或许也是唯一的一次。我不能让她分心。

从那天起，我包揽了家里所有的活计。洗衣、做饭、喂猪、打扫院子……我尽量不让她动手。有时候她复习得忘了时间，我会把饭菜热了一遍又一遍，然后轻轻放在她的房门口，等她自己出来吃。

队里的农活也到了最忙的时候，秋收，种麦。我每天累得像条狗，回到家骨头都快散架了，但只要看到西屋那盏灯还亮着，我就觉得心里踏实。

我的反常举动，自然又引来了刘婶的“关心”。

“建国，你这是咋了？把你媳妇当老佛爷供起来了？”她看我一个人在井边洗一大盆衣服，忍不住打趣道，“人家知青要高考，你跟着瞎忙活啥？她要是考上大学走了，你可就竹篮打水一场空了。”

我把衣服在搓衣板上使劲搓着，头也不抬地说：“她是我媳妇，我支持她。考上了，是咱老陈家的荣耀。”

刘婶撇撇嘴，一副“你就是个傻子”的表情，摇着头走了。

我确实像个傻子。我比任何人都清楚，林舒月一旦考上大学，就意味着她会永远离开这里。我们之间那个脆弱的、建立在秘密之上的“家庭”，就会彻底解体。我守了这么多年的“媳妇”，就要飞走了。

说心里一点不难受，是假的。这么多年的朝夕相处，哪怕是养一只猫，一只狗，都会有感情，更何况是个人。我早已习惯了回到家，屋里有个人，饭桌上有热腾腾的饭菜，夜里西屋有那盏温暖的灯光。

可是，一想到我当初对她的承诺，一想到她这些年所受的苦，我心里那点自私的念头，就被压了下去。

我答应过她，要把她当妹妹。哥哥，不就应该希望妹妹能有个好前程吗？

为了给她弄复习资料，我豁出了我这张不善言辞的脸。我听说县中学的张老师那里，有一套完整的数理化复习题，是当年最好的资料。张老师是下放来的，脾气古怪，一般人根本不搭理。

我提着家里攒的十几个鸡蛋，揣着两瓶自己酿的高粱酒，走了二十多里山路，找到了张老师家。

我站在门口，把来意结结巴巴地说了一遍。张老师上下打量着我，眼神里满是怀疑。

“你一个庄稼汉，要这东西干什么？”

“给我……给我媳妇用的。”我红着脸说，“她也是知青，想参加高考。”

张老师“哼”了一声，没说话。

我把手里的东西递过去：“老师，我知道您不缺这点东西，这是我的一点心意。我媳妇……她真的很想考上大学。求求您，把那套题借我们用用，哪怕就用几天，我们抄下来就还给您。”

也许是我那副憨直又诚恳的样子打动了他，也许是“知青”两个字触动了他。他沉默了半晌，转身进屋，拿出了一沓厚厚的、用蜡纸刻印的卷子。

“拿去吧。”他把卷子塞到我手里，“不用还了。告诉那女娃，好好考，别辜负了这个时代。”

我激动得差点给他跪下，一个劲地鞠躬道谢。

我揣着那套珍贵的复习题，像是揣着一个滚烫的宝贝，连夜赶回了家。当我把卷子交到林舒月手里时，她看着卷子上清晰的字迹和复杂的公式，眼睛一下子就红了。

她捧着那沓卷子，看了我很久，嘴唇动了动，却什么也没说出来，只是深深地吸了口气，然后对我重重地点了点头。

那一刻，我们之间什么都不用说，彼此都懂。

考试的日子越来越近，林舒月的身体却有些吃不消了。她本就底子薄，加上长期熬夜和精神紧张，人肉眼可见地瘦了下去，脸色也越来越差。

我看着心疼，就把家里仅剩的一只老母鸡给杀了，每天给她炖鸡汤补身子。那只鸡，我本来是打算留着过年给哥哥家送去的。

考试那天，考点设在县城。我借了队里的牛车，天不亮就套好车，送她去考试。

深秋的早晨，寒气逼人。我把车上铺了厚厚的稻草，又把家里唯一一床厚棉被给她盖上。

牛车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着，我们俩一路无话。快到县城的时候，她忽然开口，声音有些沙哑。

“建国，如果……如果我考上了，你……有什么打算？”

我赶着牛，眼睛看着前方，没有回头。

“我能有啥打算？继续种我的地呗。”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很平淡，“你考上了，就安心去上学。家里……不用你惦念。”

“那……村里人问起来……”

“我就说，我媳妇有出息，考上大学，进城享福去了。这是多光彩的事。”我笑了笑，只是那笑容有些苦涩，“他们羡慕还来不及呢。”

林舒月沉默了。我能听到身后传来她细微的、压抑着的抽泣声。

到了考场门口，我把她扶下车，又把一个布包塞到她手里。里面是两个我烙的白面饼，还有一个煮鸡蛋。

“进去吧，别紧张，好好考。”我拍了拍她的肩膀，“我在这儿等你。”

她看着我，眼睛里有太多复杂的情绪，有感激，有不舍，还有一丝愧疚。她最终什么也没说，只是用力地点了点头，转身走进了考场。

我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人群中，然后找了个避风的墙角蹲了下来，从口袋里掏出烟叶，卷了一锅烟，默默地抽着。

烟雾缭rou着我的脸，我心里空落落的。我知道，等她从这个考场里出来，我们之间那七年的“兄妹”缘分，可能就要走到尽头了。

第6章 站台上的别离

成绩出来的那天，整个黑山嘴都轰动了。

林舒月考上了。不仅考上了，还是我们整个公社的最高分，被上海一所顶尖的大学录取了。

录取通知书寄到大队部的时候，王德发拿着那封红色的信，激动得手都在抖。他亲自把信送到我们家，当着全村人的面，拍着我的肩膀，大声宣布：“陈建国，你小子，真是祖坟上冒青烟了！你媳妇，是咱们黑山嘴飞出去的金凤凰啊！”

村民们都围了上来，七嘴八舌地恭喜我。那些曾经嘲笑我的人，如今脸上都堆满了羡慕和敬佩。

“建国，你可真有福气！”

“以后你就是大学生的丈夫了，到城里去，就是干部家属！”

我被人群簇拥着，脸上挤出笑容，一一应着，心里却像是打翻了五味瓶，说不出是啥滋味。

林舒月拿着那封录取通知书，手抖得比王德发还厉害。她一遍又一遍地看着上面的字，泪水无声地滑落，滴在那张改变了她命运的纸上。

那天晚上，我破天荒地去小卖部买了一瓶酒，还割了半斤肉。我做了四个菜，摆在桌子上。

这是我们七年来，第一次像真正的夫妻那样，坐在一起“庆祝”。

“祝贺你。”我举起酒杯。

“谢谢。”她也举起水杯，眼圈还是红的，“建国，这七年，真的……谢谢你。”

她一连说了两个“谢谢”，声音里带着哽咽。

我知道，这顿饭，是庆祝的饭，也是散伙的饭。

“以后有什么打算？”我问她，尽管答案我早已知道。

“学校快开学了，我……我过几天就得走。”她低着头，不敢看我，“建国，我们……我们去把手续办了吧。”

她说的是离婚手续。这是我们之间，必须走的一步。

我点了点头，喝了一大口酒，火辣辣的液体灼烧着我的食道。

“好。”

去公社办手续那天，天阴沉沉的。办事员看着我们，一脸不解。

“你们这……人家都是打破头想跟大学生沾边，你们怎么还要离？”

我替她回答：“她前途远大，我不能耽误了她。”

手续办得很顺利。拿到那张薄薄的纸时，我的手有些抖。七年的“婚姻”，就这么结束了。

走出公社大门，林舒月忽然停下脚步，对我说：“建国，你……能不能答应我最后一件事？”

“你说。”

“以后……再娶个好女人，好好过日子。”她的声音很轻，“别……别再像对我这样了。”

我听懂了她话里的意思。她是说，让我找个能跟我踏踏实实过日子的女人，别再守着一个虚名，过那种有名无实的生活。

我心里一酸，点了点头。

她离开的那天，是个大晴天。我去送她。村里很多人也自发地跑来送她，这个从黑山嘴考出去的第一个大学生，是全村的骄傲。

去县城火车站的路，还是那条我们走了无数遍的土路。只是这一次，我的心情，比任何一次都要沉重。

在车站，我把一个用布包得严严实实的东西塞到她手里。

“这是什么？”她问。

“钱。”我闷声说，“你上大学要花钱，在城里生活，处处都得用钱。”

她打开布包，看到里面厚厚一沓钱，惊得瞪大了眼睛：“你……你哪来这么多钱？”

“我把家里那头老母猪卖了。”我轻描淡写地说。那头猪，是家里最值钱的东西，我本打算留着它下崽，给家里添个进项的。

“不行！这钱我不能要！”她把钱往我怀里推，“我……我到了学校会有助学金的。”

“拿着！”我的语气不容置疑，把她的手推了回去，“你一个女孩子家，出门在外，身上没钱怎么行？就当是……就当是哥哥，送妹妹上大学的程仪。”

“哥哥”两个字，我说得特别重。

林舒月不说话了，只是低着头，眼泪一滴一滴地掉在那个布包上。

火车的汽笛声响了，尖锐而刺耳。

“上车吧，要开了。”我催促她。

她一步三回头地上了车，在靠窗的位置坐下。火车缓缓开动，她把车窗打开，探出半个身子，冲着我用力地挥手，嘴里喊着什么，但我已经听不清了。

我站在站台上，看着火车越开越远，直到变成一个小黑点，消失在天际。

我没有动，就那么站着，直到站台上的人都走光了。秋天的风吹过，卷起地上的落叶，我忽然觉得身上有些冷。

我摸了摸口袋，想抽袋烟，却发现烟叶已经空了。

回家的路，是我一个人走的。夕阳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回到那个熟悉的小院，推开门，西屋的门敞开着，里面空荡荡的。炕上，她睡过的被褥叠得整整齐齐，桌子上，还放着她用过的一支钢笔。

一切都和昨天一样，又好像什么都不一样了。

这个我守护了七年的家，从今天起，又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第7章 漫长的回响

林舒月走了，就像一颗石子投入湖中，激起了一圈巨大的涟漪，然后，湖面又慢慢恢复了平静。

我的生活，回到了七年前的轨迹。一个人吃饭，一个人下地，一个人守着三间空荡荡的土坯房。只是，心里像是被挖走了一块，空落落的。

晚上，我习惯性地烧好了热水，才猛然想起，那个需要用热水的人已经不在了。看着东屋那块被我擦得干干净净的小黑板，看着上面还残留着的粉笔印记，我总会呆坐很久。

村里人对我离婚的事议论纷纷。有人说我傻，放着金凤凰不要。有人说我仁义，没耽误人家姑娘的前程。王德发队长还特意找我喝了顿酒，拍着我的肩膀说：“建国，你是个爷们！我们黑山嘴的男人，有担当！”

我只是闷头喝酒，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担当？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遵守了我的承诺。

大概一个月后，我收到了林舒月的第一封信，是从上海寄来的。信里，她详细地描述了大学的生活，描述了那个繁华的、我从未见过的世界。她说她用我给她的钱交了学费，买了生活用品，剩下的都存着，以后一定会还给我。信的最后，她用娟秀的字迹写道：“建国哥，请一定照顾好自己。”

那一声“建国哥”，让我捏着信纸的手，微微颤抖。七年来，她一直叫我“陈同志”，这是她第一次，叫我“哥”。

从那以后，我们开始了断断续续的通信。她会跟我讲学校里的趣闻，讲城市的见闻，偶尔也会问问村里的情况，问问我哥嫂的身体。我呢，大字识得不多，每次回信都要琢磨半天，写得歪歪扭扭，说的也都是些地里的收成，队里的琐事。

信里，我们很有默契地，谁也没有再提起那个叫“李兆辉”的名字。

两年后，经刘婶介绍，我跟邻村一个叫李秀莲的女人结了婚。秀莲是个本分实在的农村女人，不识字，但手脚勤快，性格也爽利。我们的婚礼很简单，请亲戚邻居吃了一顿饭，就算礼成了。

婚后，秀莲搬进了西屋，睡在了那铺曾经属于林舒月的土炕上。洞房夜，看着眼前这个朴实、会对我脸红的妻子，我心里很平静。我知道，这才是真正属于我的生活。

我对秀莲很好，把家里的一切都交给她，地里的收入也全都给她。我想，这是我欠她的。林舒月说得对，我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过日子了。

第二年，我们的儿子出生了，我给他取名叫陈念。念，思念的念。至于思念的是什么，只有我自己知道。

有了孩子，我的生活变得更加忙碌和充实。我把对林舒月的那段记忆，深深地埋在了心底。她的信，依旧会偶尔寄来，我看完后，就会小心地收在一个铁盒子里，从不让秀莲看到。我不想让她有任何误会。

时间过得飞快，一晃十几年就过去了。儿子念书了，上了初中。改革开放的春风也吹到了我们黑山嘴，队里解散了，田地分到了各家各户。靠着勤劳，我家的日子也渐渐好了起来，翻盖了新房，从土坯房搬进了宽敞的砖瓦房。

我和林舒月的联系，渐渐少了。有时候一年也收不到一封信。我知道，她有了自己的生活，自己的事业。听说她大学毕业后留校当了老师，后来又成了很厉害的学者，还出了国。她飞得越来越高，越来越远，远到我们之间，已经隔了整整一个世界。

我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每天面对的是黄土和庄稼。而她，成了我只能在报纸和广播里才能听到的名字。

我以为，我们的故事，就这样结束了。我们就像两条相交后又各自远去的直线，再也不会有交集。

直到九十年代初的那个下午。

那天，我去镇上给儿子买学习资料，顺便去邮局看看有没有信。邮递员看到我，眼神都有些不一样，递给我一个厚厚的、沉甸甸的牛皮纸信封。

我看到信封上那熟悉的、却又有些陌生的娟秀字迹，心脏猛地一缩。

回到家，我把自己关在屋里，颤抖着手打开了信封。

里面，是一沓厚厚的百元大钞，还有一封长长的信。

第8章 一笔迟到的汇款

我把那沓钱摊在桌子上，一张一张地数。整整一万块。

在九十年代初的农村，一万块钱，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说，是一笔天文数字。它几乎相当于我们家不吃不喝好几年的全部收入。

我的手在抖，不是因为钱，而是因为那封信。

信纸很薄，带着一股淡淡的墨香。林舒月的字，比以前更加苍劲有力，但那份娟秀的底子还在。

“建国哥，见字如晤。”

信的开头，依旧是那声熟悉的称呼。

“请原谅我时隔这么久才给你写这封信，并寄去这笔迟到的钱。我知道，这点钱，无论如何也无法偿还你当年对我的恩情。当年你卖掉家猪给我的那笔钱，是我人生的第一笔启动资金，没有它，我可能连大学的校门都进不去。这笔钱，是我这些年攒下的，一部分是还你的本金，更多的是利息，是我迟到了近二十年的感激。”

我的眼睛有些湿润，继续往下看。

“这些年，我一直很忙。读书，工作，出国，做研究……我像一个停不下来的陀螺，总觉得时间不够用。我不敢停下来，我怕一停下来，就会辜负太多人的期望，尤其是你。我总想着，等我再成功一点，再稳定一点，就回去看你，好好地报答你。可这一等，就是这么多年。”

“我的人生，看似光鲜，其实也充满了遗憾。你或许会好奇，关于李兆辉……我们最终，没有在一起。”

看到这里，我愣住了。我以为，她回城后，会立刻和他双宿双飞。这是支撑她度过那七年艰难岁月的唯一信念。

“我回到上海后，才知道，就在我参加高考的前一个月，他为了能拿到一个回城指标，和他们工厂厂长的女儿结婚了。他给我写的那些信，那些让我等他的承诺，都成了笑话。知道消息的那一刻，我没有哭，只是觉得心里某个地方，彻底死了。”

“是大学里的知识，是新的生活，让我慢慢走了出来。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学习和工作中，我告诉自己，女人这一辈子，靠谁都不如靠自己。我后来没有再结婚，或许是心死了，也或许是……再也没有遇到一个能像你一样，默默守护我、尊重我，不求任何回报的男人。”

信纸上，有一滴晕开的墨迹，我知道，那是她的眼泪。

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揪了一下，疼得厉害。我从没想过，她光鲜亮丽的人生背后，还藏着这样一段不为人知的辛酸。那个支撑她走过青春岁月的爱情，竟然是以背叛收场。

“建国哥，我听说你也成家了，有了孩子，过得很幸福，我由衷地为你感到高兴。秀莲嫂子一定是个很好的人，你值得拥有最好的生活。这笔钱，你一定要收下。用它来翻新房子也好，给孩子交学费也好，总之，不要拒绝。”

“我时常会想起在黑山嘴的那七年。想起那间昏暗的东屋，那盏摇曳的DDT，想起你为我挡下的那些闲言碎语，想起你为我抄来的那套复习题，想起车站送别时，你塞给我的那个沉甸甸的布包……那七年，是我人生中最灰暗、最无助的七年，但因为有你，它也成了我记忆中最温暖的底色。你是我生命里的贵人，是我永远的……哥哥。”

“言尽于此，纸短情长。望你和家人一切安好，万事顺遂。勿念。”

信的落款，是“林舒月”。

我把信读了一遍又一遍，直到窗外的天色完全黑了下来。

妻子秀莲推门进来，看到桌上的钱，吓了一跳：“建国，这……这是哪来的钱？”

我把信递给她，虽然知道她不识字。我把信里的内容，一五一十地，原原本本地，都讲给了她听。这是我第一次，把那个埋藏了近二十年的秘密，完全地袒露在她面前。

秀莲静静地听着，没有插话。等我说完，屋子里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我心里很忐忑，不知道她会怎么想。

过了很久，秀莲才叹了口气，把桌上的钱重新收拢起来，用布包好。

“她……也是个可怜人。”秀莲看着我，眼睛里没有一丝责备，只有理解和同情，“你做得对。要是换成我，我也希望有个男人能这么护着我。”

她把钱推到我面前：“这钱，你收着吧。这是人家的一片心意，也是你应得的。咱们家现在日子不差，但这钱，能让念儿以后上大学，少吃点苦。”

那一刻，我看着眼前这个朴实善良的妻子，眼泪再也忍不住，夺眶而出。

后来，我用那笔钱，在村里盖起了第一栋二层小楼。儿子陈念也很争气，考上了省城的重点大学。他去上学那天，我送他到火车站，把当年林舒月还我的钱，又交到了他的手上。

我对他说：“念儿，到了外面，要好好学习，但更要好好做人。要记住，人这一辈子，可以没钱，可以没势，但不能没有良心，不能忘了别人给你的恩情。”

儿子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从那以后，我和林舒月没有再通过信。我知道，我们之间的故事，已经有了一个最圆满的结局。我们都过上了各自的生活，并且，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好好地生活着。

有时候，夜深人静，我还是会想起1971年的那个秋天，想起那个被“分”给我的、眼睛像小鹿一样惊慌的上海姑娘。

那不是爱情。我知道，那从来都不是爱情。那是一种在特殊年代里，两个被命运捆绑在一起的小人物，彼此之间一种最朴素的、关于承诺和守护的情义。

这份情义，比爱情更稀少，也更长久。它温暖了我的一生。

来源：灵敏微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