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上海的夏夜，像一块湿透了的热毛巾，密不透风地捂在城市的每一寸肌肤上。

1982年8月29日，晚7点。

上海的夏夜，像一块湿透了的热毛巾，密不透风地捂在城市的每一寸肌肤上。

空气里弥漫着柏油路面被炙烤了一整天后散发出的焦灼气味，混杂着晚饭时分家家户户飘出的油烟香。

虹口公安分局门口，梧桐树的叶子蔫头耷脑地垂着，连蝉鸣都显得有气无力。

值班室里的风扇在头顶“嘎吱嘎吱”地转，吹出的风也是温的。

几个年轻民警刚扒拉完晚饭，正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抱怨这鬼天气。

就在这时，一个身影跌跌撞撞地冲了进来，像一瓢凉水泼进了滚油锅，瞬间打破了室内的沉闷。

来人是个三十多岁的中年男人，姓杨。

他身上的白衬衫早已被汗水浸透，紧紧贴在背上，额头上的汗珠子顺着眉骨往下淌。

他扶着门框，大口喘着粗气，脸上写满了普通人一辈子都未必会遇到的那种惊惶。

“警察同志，报……报警！”杨先生的声音带着颤音。

一个年轻的值班民警抬了抬眼皮，这种慌里慌张的报案人见得多了，多半是邻里吵架、夫妻动手之类的琐事。

他端起搪瓷缸子喝了口水，慢悠悠地问：“别急，坐下慢慢说，出什么事了？”

杨先生哪里坐得住，他三步并作两步冲到桌前，双手撑着桌面，急切地说：“我朋友郑某的儿子，被人抱走了！”

“抱走了？”年轻民警皱了皱眉，心里还是觉得是邻里间的纠纷，或许是哪家亲戚看孩子可爱，没打招呼就带出去玩了。

他随口回了一句：“抱走了就去要回来啊，多大点事。”

这句话像一根针，刺破了杨先生紧绷的神经。

他猛地抬高了音量，几乎是吼出来的：“不是那么简单！对方刚打了电话过来，要我朋友老郑，今晚8点半，就在虹口公园大门口，准备好两万块钱，去赎他儿子！”

“嗡”的一声，值班室里所有人的脑子都炸了。

两万块？赎儿子？

这几个字眼组合在一起，对于八十年代的中国警察来说，陌生得就像天方夜谭。

年轻民警手里的搪瓷缸子“哐当”一声掉在地上，热水洒了一地，他却浑然不觉。

他愣愣地看着杨先生，嘴巴半张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啥玩意儿？用钱赎人？这是唱的哪一出？

别说他没见过，整个上海，乃至整个新中国，都没见过这场面。

这玩意儿，该算个什么性质的案子？抢劫？敲诈？当时的人们脑子里还没有“绑架”这个清晰的概念，就连1979年颁布的《刑法》里，都没有一条罪名叫“绑架罪”。

短暂的死寂之后，值班室里彻底热闹了起来。

年轻的警员们一个个脸色煞白，瞬间从夏夜的慵懒中被拽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漩涡。

他们面面相觑，眼神里写满了同样的震惊与茫然。

这案子，该怎么立？这警，该怎么出？

建国三十余年，繁华的上海滩，第一次被这样一种来自旧时代阴影里的罪恶，撕开了一道狰狞的口子。

就在一群年轻人手足无措之际，一个沉稳的声音从里屋传来：“吵吵嚷嚷的，成何体统！”

当天值班的副分局长温福聚闻声走了出来。

他五十出头，头发已经有些花白，但腰板挺得笔直，一双眼睛在镜片后面透着久经沙场的锐利。

他听完小民警结结巴巴的汇报，没有像年轻人那样慌乱，只是眉头紧锁，陷入了沉思。

办公室里的空气仿佛都凝固了，所有人都看着他，等着这位主心骨发话。

良久，温福聚缓缓吐出两个字：“绑票。”

“绑票？”一个年轻刑警茫然地问，“温局，啥是绑票案？”

温福聚扫了他们一眼，略带一丝回忆的沧桑：“绑票，就是绑架勒索！唉，你们这些小青年没经过那个年代，不懂。

旧上海最出名的一桩绑票案，就是荣老板家的荣德生被绑架那次，轰动了整个黄浦滩。”

他没有再多做解释，现在不是上历史课的时候。

温福聚的眼神瞬间变得凌厉起来，他猛地一拍桌子，下达了命令：“时间不等人！”

话音未落，他转身回到自己办公室，从抽屉里“哗啦”一声拽出手枪，麻利地别在腰间。

他对外面呆若木鸡的警员们吼道：“还愣着干什么！值班的刑警，跟我来八个人，立刻换便衣，马上出发！”

雷厉风行的命令像一剂强心针，让慌乱的警局迅速运转起来。

八名警员火速换上便装，跟随着温福聚冲出分局大门。

临走前，温福聚还不忘对早已六神无主的受害者父亲郑某交代：“你按绑匪说的去做，去赴约。

放心，我们会在暗中保护你！”

几辆自行车和一辆吉普车在夜色中风驰电掣，赶往虹口公园。

晚上八点二十分，虹口公园门口已是人头攒动，纳凉的市民、晚归的工人、嬉笑的情侣，构成了一幅再平常不过的市井夜景。

谁也不会想到，在这片祥和之下，一张无形的大网正在悄然张开。

经验丰富的温福聚将八名便衣警员分成三组，一组守住公园正门，一组控制两侧的通道，第三组则混在人群中，作为机动力量。

他自己则站在一个不起眼的报刊亭阴影里，像一头蓄势待发的猎豹，目光如炬地扫视着每一个从他面前经过的人。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受害者郑某也按照指示，背着一个装满了报纸和少量现金的布包，抵达了约定地点。

他脸色苍白，双腿发软，但还是强撑着在公园门口徘徊，假装在等人。

就在这时，一辆21路电车“叮叮当当”地驶来，在站台停下。

车门打开，一个戴着黑框眼镜、身材瘦小的中年男子跳了下来。

此人下车后，并没有像其他乘客那样匆匆离去，而是在原地站定，眼神游移不定，看似在欣赏夜景，实则在警惕地观察着四周，目光不时地瞟向郑某和他身上的背包。

就是他！

温福聚的心脏猛地一跳，这个人的行为举止太可疑了！他刚准备抬手，向埋伏在附近的手下发出“重点关注”的暗号，异变陡生！

一阵刺耳的警笛声由远及近，毫无征兆地划破了夜空。

一辆白蓝相间的治安巡逻车，顶灯爆闪，大摇大摆地从四川北路方向驶来，并且毫不避讳地直接开到了虹口公园门口的空地上。

车上跳下三个全副武装的民警，似乎在执行例行的夜间巡逻任务。

这突如其来的状况，像一颗手雷在温福聚精心布置的陷阱中央炸响。

那个戴黑框眼镜的男子，在警笛响起的瞬间，身体就猛地一僵。

他惊恐地看了一眼那辆警车，又怨毒地瞪了一眼不远处的郑某，随即毫不犹豫地一转身，像条泥鳅一样钻进了熙攘的人流，眨眼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是谁家的巡逻队？！”温福聚气得浑身发抖，压低声音怒吼道。

跟随他而来的年轻警察立刻跑去核实，回报说是市局治安处的夜间巡逻队。

温福聚一拳砸在报刊亭的铁皮上，发出一声闷响。

煮熟的鸭子，就这么飞了！第一次与绑匪的正面交锋，竟因为一个愚蠢的“友军”干扰，以完败告终。

诱捕计划彻底落空，温福聚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凝重的神色。

他意识到，这次的对手，远比他想象的要狡猾和警觉。

当晚，他将案情紧急上报市局。

整个上海的公安系统，都因为这起建国后的第一绑架案，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紧张状态。

第一次抓捕失败的阴霾，笼罩在专案组的办公室里。

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墙上挂着一张巨大的上海地图，上面用红蓝铅笔标注着几个零星的记号。

警方从家属那里重新梳理了案情：被绑架的孩子叫郑俊杰，年仅6岁。

8月28日，是他第一天上小学的日子。

中午放学后，有老师和同学看见他跟邻居家的小女孩一起走进了家门口的小弄堂，但从此便人间蒸发。

绑匪能准确无误地报出孩子父亲郑某的名字和家里的公用电话号码，这让警方几乎可以断定——这是一起熟人作案。

调查方向立刻锁定在了郑家的社会关系网上。

很快，一个名叫范银龙的男人浮出了水面。

此人是川沙县东沟绣品厂的业务员，与郑某有生意往来。

案发前不久，他曾开口向郑某借一笔钱，但遭到了拒绝。

更关键的是，根据绣品厂提供的消息，范银龙因为涉嫌贪污加工款，此刻正在潜逃在外。

有作案动机，有作案时间，还是熟人。

所有的线索都像箭头一样，齐刷刷地指向了范银龙。

就在专案组准备对范银龙展开深入调查时，外围排查也传来了一条重要线索。

老侦查员陈少科在案发地武进路590弄一带走访，这里是典型的老式里弄，住了2800多户人家，排查难度极大。

但他硬是凭着一股韧劲，从一位正在弄堂口拣菜的退休大妈那里，问出了关键信息。

“那天中午，”大妈回忆道，“我正准备做午饭，看到一个小把戏在前面跑，后面跟了个穿烟灰色短袖衬衫的年轻男人在追。

就在我跟前，那男的一把就把小孩抱了起来。”

“当时我还多嘴问了一句，‘侬为啥抱别人家的孩子？’”

“那个男的笑着跟我说，‘捂是他爷叔，拘他出去玩。

（我是他叔叔，带他出去玩）’。

我问那小孩，小孩也点了点头，我就没再多想。”

大妈描述的孩子衣着和样貌特征，与失踪的郑俊杰完全吻合。

然而，就在所有人都认为范银龙的嫌疑已经板上钉钉时，案件却出现了第一个诡异的转折。

警方让孩子的父亲郑某仔细回忆敲诈电话里那个人的声音。

郑某听了录音样本后，皱着眉头想了很久，最后非常笃定地摇了摇头：“声音不对。

打电话的这个人，声音沙哑，跟范银龙完全是两码事！”

案件，一下子陷入了僵局。

难道是团伙作案？范银龙负责绑人，另一个人负责打电话？

就在警方百思不得其解时，那个神秘的电话再次响起。

绑匪开始了和警方的“猫鼠游戏”。

他几乎每天都会打来电话，但每次都用不同的公用电话亭，并且不断变换着交赎金的地点。

今天说在东新民路，明天又改到西门路，后天又让你去提篮桥。

他还在电话里不断警告郑某，如果敢报警，就等着“撕票”。

这可把整个专案组折腾得疲于奔命。

为了保护人质安全，四名刑警24小时吃住在郑家的小阁楼上。

其余的侦查员则像无头苍蝇一样，被绑匪牵着鼻子，在上海的大街小巷来回奔波。

找到这个打电话的狡猾劫匪，成了破案的当务之急。

警方对绑匪打来的全部16通勒索电话的来源，进行了地毯式的追踪和排查。

通过对各个电话亭的管理员和周边群众的走访，一个模糊的嫌疑人画像渐渐清晰起来：年纪约莫25岁，个子不高，皮肤黝黑，讲一口地道的上海话，声音沙哑。

脸上没什么特别的，但发型很有特点——是当时非常时髦的“菊花头”。

尽管有了画像，但上海这么大，找一个“菊花头”无异于大海捞针。

专案组的办公室里，年轻警员们将16个通话点的地址在地图上全部标记了出来，密密麻麻，毫无规律可言。

所有人都一筹莫展。

温福聚叼着烟，盯着地图看了整整一个小时，烟雾缭绕中，他的目光突然定格在了地图东北角的一个点上。

他拿起红笔，在“杨浦区定海桥”这个位置，重重地画了一个圈。

“你们看，”他指着那个红圈，对众人说，“这16个电话里，有三次，都是从定海桥旁边一个居委会的公用电话打来的。

而且，时间点也惊人地一致，全是在傍晚六点到七点之间，也就是晚饭的点。”

他顿了顿，加重了语气：“如果一次是巧合，两次是偶然，那么连续三次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打电话，就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他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安全屋’。

他家，就在这附近！打完电话，溜达几步，就回家吃饭了！”

一语惊醒梦中人！

警方立刻派人前往定海桥的那个公用电话亭进行秘密走访。

负责管理电话的居委会陈大伯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细节：“没错，是有这么个后生仔，菊花头，黑黑瘦瘦的。

他最后一次来打电话，是骑着一辆二八大杠自行车来的，脚上还趿拉着一双海绵拖鞋，样子噶三胡（样子很随意）。”

骑着自行车，穿着拖鞋就敢来打勒索电话。

这进一步印证了温福聚的判断——嫌疑犯就住在这附近！

一个留着菊花头、骑着自行车、穿着拖鞋的年轻男子形象，终于从重重迷雾中，清晰地浮现了出来。

就在警方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定海桥区域，准备对“菊花头”进行摸排时，一个意想不到的线索，自己送上了门。

上海渔轮修造厂的一名年轻工人，在77路公交车站等车时，闲得无聊，一脚踢飞了路边的一块青砖。

他惊奇地发现，砖块下面竟然压着一张折叠起来的纸条。

他好奇地捡起打开，上面的内容让他看得一头雾水：

第一：此时此刻，你有两种选择，配合我们，下车走到墙边，然后把钱包扔进公园，马上离开，在9点到新亚饭店领孩子。

请注意两点，我们把钱拿走后，再还你小刻。

（小孩的错别字）

第二：别像以前那样，每天去虹庙（指虹口分局）汇报，可以想象先生你的心情，也可以说，我们之间是休戚相关的，以后的事请先生三思。

备注：看完纸条立即扔了，立即离开。

工人觉得这纸条透着古怪，便上交给了厂里的保卫科。

保卫科长一看，立刻意识到事情不简单，马上将纸条转交给了杨浦公安分局和专案组。

温福聚拿到纸条，只看了一眼，便恍然大悟。

这张纸条，正是为前一天晚上的交易准备的！

就在纸条被发现的前一晚，绑匪又一次来电，要求郑某去定海桥交钱。

当时接电话的，是专案组安排的一名侦查员。

为了拖延时间，好让技术部门进行定位，这名侦查员故意装糊涂，对着电话那头用亲热的语气说：“阿哥，侬哪能现在才来电话啦？妹妹菜烧了一桌子，等你开饭啊！”

电话那头的“菊花头”明显愣住了，莫名其妙地问：“谁是你阿哥？不要瞎搞八搞好伐？”

侦查员继续演戏：“没错呀，我姓陈，侬不是陈阿哥嘛？”

两人一番鸡同鸭讲，狡猾的“菊花头”很快意识到不对劲，感觉自己可能被“钓鱼”了，便立刻挂断了电话。

就差那么一点点，只要通话时间再延长一两分钟，他的位置就能被精确锁定。

懊恼之余，警方明白了，这张被发现的纸条，就是“菊花头”为郑某准备的B计划。

如果昨晚郑某亲自接了电话并赶到现场，就会按照纸条上的指示行动，那警方的任何布控和跟踪都将形同虚设。

虽然又一次错失良机，但这张纸条的出现，反而让警方坚定了信心：钱没有到手，绑匪绝对不会善罢甘休，他一定还会再来！

果不其然，当晚，“菊花头”的电话就追了过来。

他在电话里的声音气急败坏，显然是为昨晚的“耍猴”感到愤怒。

他再次命令郑某，立刻带钱去定海桥的公交站台交钱。

还是同样的地点，还是同样的套路。

专案组判断，绑匪这次很可能会沿用纸条上的计划。

将计就计！一张针对“菊花头”的天罗地网，在定海桥悄然铺开。

当晚，月明星稀。

一辆公交车缓缓驶入定海桥站台，车门打开，一个背着钱款的“郑某”下了车。

这次的“郑某”是由一名身形相似的便衣警员伪装的，因为真正的郑某是高度近视，警方担心他关键时刻掉链子，找不到纸条。

“郑某”下车后，便在站台附近来回踱步，一会儿弯腰看看这块砖，一会儿踢踢那块石头，故意做出焦急寻找的样子，拖延时间。

周围的夜色里，一双双锐利的眼睛正紧盯着这里。

十几分钟后，一个身影晃晃悠悠地从杨树浦路方向骑着自行车过来了。

昏黄的路灯下，那标志性的菊花头发型，以及车轮转动的剪影，瞬间让所有蹲守的民警心跳加速。

对讲机里传来压抑的、兴奋的声音：“菊花头！是菊花头！”

老练的温福聚立刻下达了指令：“各单位注意，不要惊动目标！让他自己表演！盯住了，一路尾随，我要知道他的老窝在哪里！”

只见“菊花头”将自行车停在不远处，鬼鬼祟祟地观察了一阵，看到“郑某”还在没头苍蝇似的乱转，似乎失去了耐心。

他咒骂了一句什么，便调转车头，骑车离去。

几名最精干的侦查员，像幽灵一样从黑暗中滑出，不远不近地吊在他的身后，一路穿街过巷，最终看着他拐进了杨树浦路1489弄的深处，并确认了他所住的门牌号。

次日清晨，天刚蒙蒙亮。

当那个名叫耿昌伟的26岁青年，打着哈欠走出弄堂，准备去轮船修造厂上班时，几个身影悄无声息地围了上来。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一双有力的大手已经钳住了他的胳膊。

“菊花头”，终于落网。

审讯室里的空气，比外面闷热的夏夜还要压抑。

一盏没有灯罩的白炽灯悬在头顶，将耿昌伟那张黝黑的脸照得毫无血色，标志性的“菊花头”也耷拉了下来，像一棵被霜打蔫了的植物。

他进来的时候还想嘴硬，摆出一副“我什么都不知道”的无赖相。

但当警察将他在各个电话亭被目击的证词，以及那张写着“虹庙”的纸条拍在桌上时，他的心理防线就像纸糊的一样，瞬间就崩溃了。

汗水顺着他的鬓角往下流，他哆哆嗦嗦地点了根烟，抽了两口就呛得眼泪直流。

“我说……我全说……”耿昌伟的声音沙哑得像破锣，“是我打的电话，没错。”

“为什么？”审讯员的声音平淡，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压力。

“钱……”耿昌伟的眼睛里迸发出一丝贪婪的光，“范银龙说，事成之后分我六千块。

六千块啊！有了这笔钱，我就能去买一辆本田的进口摩托车，到时候骑出去多扎台型！”

一个6岁孩子的性命，在他眼里，竟然比不上一辆用来炫耀的摩托车。

审讯员的眼神冷了下来。

“孩子在哪？”

“我不知道，”耿昌伟猛地摇头，“绑人的事都是范银龙干的。

案发那天，他就跟我说，已经把小鬼头送去浦东了，藏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

具体是哪，他没说，只让我负责打电话要钱。”

耿昌伟的交代很流畅，似乎天衣无缝。

但经验丰富的审讯员却从他的话里，嗅到了一丝不协调的味道。

耿昌伟这个人，头脑简单，虚荣心强，是个典型的“小混混”角色。

让他去打打电话、跑跑腿还行，但整个绑架案的计划，从选择目标，到规避侦查，再到设计那套在公交站用纸条交接赎金的复杂流程，环环相扣，心思缜密，这绝不是他这种脑子能想出来的。

“交赎金的办法，谁教你的？”审讯员冷不丁地问。

“是……是范银龙……”耿昌伟的眼神开始躲闪。

“范银龙一个在逃的贪污犯，东躲西藏，他有这个脑子跟你琢磨这些？”

审讯员猛地一拍桌子，声色俱厉，“耿昌伟！你最好想清楚了！这案子现在是上海第一大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要是敢包庇同伙，把主犯的责任往自己身上揽，到时候枪毙的就是你！”

“枪毙”两个字像两把铁锤，狠狠砸在耿昌伟的心上。

他浑身一颤，脸色瞬间惨白如纸。

他知道，警察说的是实话。

“不是我……真的不是我设计的……”他彻底垮了，带着哭腔喊道，“还有一个人！我们还有一个人！”

“谁？”

“陈清华！是我中学的同学，在东海绣品厂当业务员。

都是他！都是他策划的！”

耿昌伟竹筒倒豆子般，将第三个同伙供了出来。

陈清华，一个其貌不扬、平日里沉默寡言的男人。

他最大的爱好，就是躲在单位宿舍里看各种侦探小说，福尔摩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他倒背如流。

看多了，他便自认为智商超群，不甘于当一个小小的业务员。

当他从同学耿昌伟那里得知范银龙因借钱被拒而怀恨在心时，一个模仿小说情节的、自以为完美的犯罪计划，便在他阴暗的脑海中成型了。

选择熟人郑某作为目标，利用范银龙的潜逃身份作掩护，安排耿昌伟在外围打电话，设计多变的交易地点和纸条接头的“高级”手法……所有让警方头疼不已的圈套，都出自这个侦探小说迷之手。

案件的性质，瞬间从一桩图财害命的绑架案，升级为了一起有预谋、有策划、分工明确的恶性团伙犯罪。

“智囊”陈清华的浮现，让整个案情豁然开朗。

一张更大的抓捕网，迅速撒向了浦东和市区。

第一路人马，根据耿昌伟的供述和电视台寻人启事播发后群众提供的线索——有村民在案发当天看到范银龙带着一个小男孩在江南造船厂码头过了江——直扑范银龙在川沙东沟镇的女友陈某家。

那是一个典型的江南村落，夜色深沉，万籁俱寂。

侦查员们猫着腰，悄无声息地包围了那栋二层小楼。

然而，就在他们准备破门而入的瞬间，村子里的一条土狗毫无征兆地狂吠起来，尖锐的犬吠声在寂静的夜里传出老远。

楼上的一扇窗户“砰”地被推开，一个黑影闪电般地翻出窗外，跳到楼下的草垛上，然后连滚带爬地消失在了无边的田野里。

是范银龙！警觉的他，被狗叫声惊醒，成功逃脱。

第一次抓捕，宣告失败。

另一边，抓捕陈清华的小组则顺利得多。

他们根据耿昌伟提供的信息，直接赶到了东海绣品厂。

当警察出现在办公室门口时，陈清华正戴着眼镜，悠闲地看着一份报纸，嘴角还挂着一丝自得的微笑，似乎还在为自己设计的“完美犯罪”而沾沾自喜。

看到警察的那一刻，他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了。

这个只在书本上运筹帷幄的“军师”，在现实的暴力机器面前，连一丝反抗的念头都没有，便束手就擒。

被捕后的陈清华，为了立功赎罪，倒是交代得非常痛快。

他知道范银龙的逃脱只是暂时的，为了给自己争取一个“宽大处理”的机会，他主动吐露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信息：

“我……我今天下午1点钟，跟范银龙约好了，在市中心的国泰电影院门口碰头，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办。

审讯室里的民警猛地抬头看了一眼墙上的时钟，时针，正不偏不倚地指向12点30分。

时间，只剩下半个小时！

“马上出发！”

没有丝毫犹豫，几名最精干的警员跳上吉普车，拉响警笛，在上海拥挤的街道上风驰电掣，直奔国泰电影院。

下午一点的国泰电影院门口，正是人声鼎沸之时。

看电影的、等朋友的、卖棒冰的、谈恋爱的小青年，将本就不宽敞的人行道挤得水泄不通。

几名便衣侦查员混入人群，像鹰一样锐利的眼睛扫视着每一个过往的行人。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约定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就在这时，一个穿着的确良衬衫、贼眉鼠眼的男人，从人群中挤了出来。

他警惕地四下张望着，正是刚刚逃脱的范银龙。

他刚在约定的电话亭下站定，还没来得及寻找陈清华的身影，几个彪形大汉便从不同的方向猛地合围上来。

范银龙还没反应过来，双臂就被人从身后死死拧住，整个人被按在了墙上。

至此，这起惊天绑架案的三名罪犯，全部落网。

主犯悉数归案，但所有办案民警的心，却依旧悬着。

因为，最重要的那个问题还没有答案——孩子郑俊杰，到底在哪？

审讯室里，面对警方的轮番讯问，自知罪孽深重的范银龙，反而成了一块最难啃的硬骨头。

他摆出了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用谎言和警方兜起了圈子。

“孩子？”他咧开嘴，露出一口黄牙，冷笑道，“早就不在上海了。

我把他交给一个跑江上运输的船家了，现在估计都到安徽了。”

当警方立刻派人去核查时，他又改了口风：“哦，我记错了。

是卖给一个来上海做生意的广东老板了，人家没儿子，看着喜欢就带走了。”

他胡编乱造，东拉西扯，故意提供虚假线索，消耗着警方的精力和时间。

就在案情再次陷入僵局，所有人都心急如焚时，电视台播出的寻人启事，再一次发挥了奇效。

一对神色慌张的中年夫妇，走进了当地派出所，颤颤巍巍地表示要“自首”。

这对夫妇是开裁缝铺的。

他们交代，几天前，一个叫范银龙的人托他们照看一个男孩子，说是亲戚家的，家里大人都出差了，临时放他们这里几天，还给了他们一笔不菲的“照看费”。

直到昨天晚上，他们在电视上看到了郑俊杰的寻人启事，照片上的孩子，和他们照看的那个一模一样！夫妻俩这才知道自己闯了大祸，助纣为虐，吓得一夜没睡，天一亮就赶来公安局了。

这个消息，像一道闪电，瞬间点燃了所有人心中的希望！

侦查员激动地抓住裁缝的胳膊，急切地问：“那孩子呢？孩子现在在哪？”

然而，夫妻俩接下来的话，却将这刚刚燃起的希望之火，兜头浇灭。

“那……那个小囡……”裁缝妻子带着哭腔，惶恐地说，“他天天哭，天天闹，吵着要回家，要找妈妈，还说要我们送他去派出所找警察叔叔……我们看他太麻烦了，怕惹事，就……就打电话通知小范，让他把孩子领走了。

一句话，让在场所有警察的心，瞬间沉入了谷底。

线索，转了一大圈，又回到了范银龙这个恶魔的身上。

一种极其不祥的预感，笼罩在了每个人的心头。

“孩子到底在哪？！”

面对裁缝夫妇的证词，审讯室里，侦查员的怒吼声几乎要掀翻屋顶。

范银龙所有的谎言和侥幸，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被彻底粉碎。

他的心理防线，终于全线崩溃。

他瘫坐在椅子上，眼神空洞，仿佛被抽走了所有的精气神。

良久，他用一种近乎耳语的、绝望的声音，说出了那个所有人都早已预感，却又最不愿听到的答案：

“孩子……被我打死了。”

“埋……埋在了靠海堤边的棉花地里了。”

审讯室里死一般的寂静。

范银龙断断续续地交代了最后的经过。

在从裁缝夫妇那里接回孩子后，郑俊杰的哭闹让他越发心烦意乱，他害怕孩子的哭声会引来旁人，让事情彻底败露。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他将孩子带到了浦东边上偏僻荒凉的海堤。

海风呼啸，雨点冰冷。

6岁的郑俊杰还在不停地哭喊着：“我要回家……我要找妈妈……”

这哭声，成了压垮范银龙理智的最后一根稻草。

他一怒之下，罪恶的双手伸向了那个年幼无辜的孩子……

警方连夜驱车，押着范银龙赶往他指认的地点。

漆黑的棉花地里，海风带着咸湿的气息，吹得人浑身冰冷。

手电筒的光柱在黑暗中晃动，警察们借着微光，用手，用工兵铲，刨开湿润的泥土。

当那具小小的、早已冰冷的身体，从泥土中被刨出来的那一刻，在场的所有人，都沉默了。

几个经历过枪林弹雨、见惯了生死的硬汉刑警，再也控制不住，转过身去，偷偷抹掉了眼角的泪水。

这起轰动上海的建国后首起绑架案，在历经18个日夜的艰苦侦查后，终以三名罪犯的落网而告破。

他们最终也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然而，案件的“圆满”侦破，却再也无法挽回郑俊杰那年幼的生命。

他的悲剧，成了那个年代所有上海人心中的一道伤疤，一道长久的痛。

孩子是无辜的，却永远是罪恶最直接的受害者。

我们在痛斥劫匪凶残的同时，更应该反思，如何教会我们的孩子保护自己。

因为任何雷霆万钧的侦破，都比不上“防患于未然”这五个字来得重要。

来源：史飞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