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荆州是荆州派的根基。在荆州丢失后，荆州派失去了根基，对于益州派成员来讲，荆州派是继东州派之后又一个客籍政派。蜀汉偏于益州，由于益州派的先天排他性，为了能让蜀汉稳固，刘备于是托孤诸葛亮与李严。

要想了解蜀汉，就不得不提及蜀汉的权力基础——荆州派。

一、独相

荆州是荆州派的根基。在荆州丢失后，荆州派失去了根基，对于益州派成员来讲，荆州派是继东州派之后又一个客籍政派。蜀汉偏于益州，由于益州派的先天排他性，为了能让蜀汉稳固，刘备于是托孤诸葛亮与李严。

但就实际上而言，刘备贯彻“以荆州派为主，拉拢东州派，打压益州派”的策略。于是安排同为托孤大臣的诸葛亮作为丞相居于成都，中都护李严却居于江州防线（远离政治中心）。

李严只是作为被拉拢者，后来李严被贬，董允等人融入荆州派，所以实际上东州派在后期已经成为荆州派的附庸。三大派系之争本质上是荆州派与益州派之争，只不过因为东州派并不会因为李严的事而消失，李严之事改变不了东州派的本质，但东州派成为荆州派的附庸已是事实，故此文在此一提，不再多描述东州派的影响。不过因为东州派可能有摇摆不定的存在（但核心如董允这些人物已经融入了荆州派），即便影响不大，但本文还是描述为“三大派系之争”，这样更为客观些。

至此蜀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独相”时代。

这里的相不仅仅是指丞相，更是指丞相的实际权力，“独”表明权力集中在一个大臣手里。

所以“独相”时代也可以看做权臣秉政时代。这个时间段由诸葛亮开启，到蜀汉灭亡结束，几乎贯穿整个蜀汉。具体表现为“军政一体”，共两个阶段。

“独相”体系虽然贯穿整个蜀汉，但诸葛亮时期是真真实实的“独相”，之后属于权力意义上的“独相”，各位不要混淆了。

第一阶段：丞相时期

这一阶段，由诸葛亮担任丞相，军政己出，以一己之力平衡三大派系。是“独相”权力的鼎盛时期。不必多言。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也是诸葛亮培育荆州派的时期。无论是让马谡守街亭，还是提拔魏延最后让魏延假节都是在巩固荆州派权力根基。

但诸葛亮死后可能没有安排好后事（这点蒋琬初继诸葛亮执政时也能体现），至少在荆州派的继承人上是如此的，杨仪魏延之间的斗争从根本上讲是荆州派内部争夺军权的斗争。再者，以诸葛亮开诚布公的执政风格导致史料记载“密表后主”事件的真实性存疑，就算是真的，提前安排好了后事何必“密表后主”？可见安排后事的仓促性。

不过无论如何，乱起军中以魏延之死告终，看样子杨仪取胜，但益州成都方面的荆州派已经推举了蒋琬，这就让杨仪心生不满。

《三国志·蜀书十·刘彭廖李刘魏杨传第十》中记载，“自惟年宦先琬，才能逾之，於是怨愤形于声色，叹咤之音发於五内”

不仅如此更是口出狂言。

“往者丞相亡没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复及！”

很明显杨仪不能继任荆州派元首而口出狂言，这就是权力的斗争，不过以诸葛亮的谨慎不应该如此，所以才说诸葛亮没有安排好后事了。

第二阶段：军政合一时期

诸葛亮死后，继任的蒋琬费祎并没有诸葛亮那般的威望，不仅要面对其余两大派系，还要面对荆州派因诸葛亮去世造成的人心浮动（如上文的杨仪）。

这样看，丞相这个位置就如同烫手的山芋，无论荆州派谁担任丞相，都会成为众矢之的，要是非荆州派担任丞相，蜀汉就等于失去权力基础。于是废相成为必然，刘禅将丞相的军政权力一分为二，但在实际上依然维持着荆州派军政己出的根基。即“领录尚书事兼任大将军”由此构成军政一体化。

《三国志·蜀书·蒋琬费祎姜维传》“亮卒，以琬为尚书令，俄而加行都护、假节、领益州刺史、迁大将军、录尚书事、封安阳亭侯”

所以废相把权力一分为二，兼任又把权力集中一处，是典型的明降暗升的政治操作。也因此蒋琬获得了与诸葛亮同等的权力加上其为人平和更趋于平息内政，展缓北伐，一定程度上得到益州派的支持。何况蒋琬地位本来就高。

《三国志·蜀书·蒋琬费祎姜维传》“处群僚之右，既无戚容，又无喜色，神守举止，有如平日，由是众望渐服”

“处群僚之右”表明了蒋琬在继任前的地位，“有如平日”不仅仅是指神色，更是指处理政务。不单单指蒋琬处理政务跟以往一样不受诸葛亮之死带来的影响，更是指在政务上延续了诸葛亮的行政风准则——拉拢东州派打压益州派。这才能做到像诸葛亮以前一样的“众服”（即服众）。蒋琬是荆州派的人，荆州派一般情况下（魏延杨仪等例外）自然不会为了权力互相争夺（本来就没有根基，了解的人怎么可能会内斗），所以“众”很明确了，是东州派和益州派。

蒋琬死后，费祎继任，同样是以“领录尚书事兼任大将军”把握军政大权。为了巩固荆州派统治，费祎重用诸葛亮时期招降的姜维，让姜维一同担任录尚书事，这其实等于培养姜维的政治才能。

《三国志·蜀书·姜维传》“十年，迁卫将军，与大将军费祎共录尚书事”。

姜维在行事上也有了一定的政治才能，包括招降敌将。

虽然后来费祎死在了魏国间谍的手中，但这只是概率问题，不能说招降敌将的政策是错误的。当时荆州派人才近乎断层，敌方投降将领本身就能给荆州派带来新鲜血液，这和王平投蜀，诸葛亮招降姜维，费祎让姜维处理蜀汉政务以及夏侯霸投蜀的道理是一样的。何况夏侯霸投蜀还在费祎被刺前。这是荆州派高层始料未及的事。

费祎死后第三年，姜维以之前大破曹魏为由，从降将身份彻底融入荆州派，真正以“领录尚书事兼任大将军”合理掌控军政大权，成为荆州派的新元首，至此直到蜀汉灭亡从未改变。

《三国志·蜀书·姜维传》“十年，迁卫将军，与大将军费祎共录尚书事”“十九年春，就迁维为大将军”

二、北伐

现在我们把“独相”是什么已经讲得清清楚楚了，接下来我们讲为什么蜀汉会构成“独相”体系。

言归正传，荆州派拉拢东州派打压益州派还是不够，因为荆州派失去了根基，想要站稳脚跟必须要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不仅仅能提升荆州派实力，还可以让三大派系无心内斗。这个目标就是“兴复汉室”，手段就是北伐！至此北伐也开始贯穿蜀汉和荆州派的兴衰。

为什么说北伐可以提升荆州派实力，巩固荆州派根基？

诸葛亮担任丞相后励精图治，史称“五年大治”。为了维持荆州派根基，以及蜀汉在益州的存在合法性，诸葛亮开始浩浩荡荡的五次北伐。

当然，在北伐前，诸葛亮借机把魏延从汉中太守提拔成了丞相司马。

按照汉制，太守是不能擅自带兵出境。

《后汉书·李章列传》“二千石行不得越界，兵不得擅发”

丞相司马却是可以接触高层军事谋略的，可见诸葛亮对荆州派的权力巩固。

而守街亭是最能体现诸葛亮培养荆州派的一次。

街亭本身很重要，但诸葛亮任用马谡为主将就很明显，马谡以前一直是参谋，没有独自领兵，诸葛亮就是借机会锻炼马谡。考虑到马谡没有实战经验，又派王平辅佐。但王平因为是降将，虽然作战经验丰富，但话语权低。最终街亭还是失手，不仅张郃可以直接威胁到诸葛亮，蜀汉将士也损失惨重。诸葛亮不能不杀马谡！因为战败本就会动摇荆州派的统治权威，另外留着马谡会留下任人唯亲的负面影响，所以杀马谡是迫不得已，做给东州派和益州派看的。此后诸葛亮就不再如此冒险把新人安排在危险地带，而是重用老部将。

如魏延大破郭淮之事。郭淮仅仅是雍州刺史，是没有多少兵权的（不然兵力会有记载），兵权集中在“督关中”的曹真手里。

《三国志·魏书·郭淮传》记载：“太和二年，蜀相诸葛亮出祁山，遣将军马谡至街亭，高祥屯列柳城。张郃击谡，淮攻祥营，皆破之。”

结合时间线，诸葛亮一伐兵力也就六七万。除去攻打陇西郡、广魏郡以及赵云疑兵外，兵力所剩不多。又分配万人给马谡手街亭，守列柳城的那更加少了，但估计也就比马谡少一点，差不多八千人。郭淮作为雍州刺史本来就在雍州，张郃反而迟了几天，如果郭淮的兵力很多（如万余人）早就出兵破城了，而不是几乎和张郃同一时间破敌，可见郭淮这个雍州刺史兵力不多。（郭淮知道张郃前来援救也是需要时间，曹睿传旨到关中难道还能比张郃五万步骑快吗？很明显张郃的援救比圣旨快，张郃的援救是“意料之外”，但因为兵力不多，只能配合张郃）。

另外在诸葛亮四伐也有所体现。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引《汉晋春秋》记载“亮围祁山，招鲜卑轲比能，比能等至故北地石城以应亮。於是魏大司马曹真有疾，司马宣王自荆州入朝，魏明帝曰：‘西方事重，非君莫可付者。’乃使西屯长安，督张郃、费曜、戴陵、郭淮等。宣王使曜、陵留精兵四千守上邽，馀众悉出，西救祁山”

但毕竟是雍州刺史，名头还是响当当的，何况还是正面击败。所以魏延打败郭淮后却被封为南郑侯，假节，就是诸葛亮为提拔魏延找的由头，本质是为了巩固荆州派的权力根基，顺便更好北伐。

至于有人拿子午谷奇谋说诸葛亮打压，这要结合看蜀汉国力，长安是曹魏五都之一但政治中心在洛阳。也就是说曹魏没了长安还可以夺回来。毕竟曹真主力就在离长安不远的眉县，张郃五万步骑在来长安的路上。

《三国志·魏书·曹真传》“文帝即王位，以真为镇西将军，假节都督雍、凉州诸军事。录前后功，进封东乡侯。张进等反於酒泉，真遣费曜讨破之，斩进等。黄初三年还京都，以真为上军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假节钺。与夏侯尚等征孙权，击牛渚屯，破之。转拜中军大将军，加给事中。七年，文帝寝疾，真与陈群、司马宣王等受遗诏辅政。”

托孤是身份，“都督中外诸军事”是职能，身份和职能要分开看。

很多人以为曹真是和曹睿、张郃从洛阳出发，由此可知其实不然。曹真早就有权“督关中”了。至于现在有人认为曹真从洛阳出发，完全是误解了史料。

《三国志·魏书·明帝纪》“蜀大将诸葛亮寇边，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吏民叛应亮。遣大将军曹真都督关右，并进兵。右将军张郃击亮于街亭，大破之 。亮败走，三郡平。”

把“并进兵”理解为在一起出兵是不对的。

实际上曹真和张郃是两个不同体系的部队，不然你无法解释为什么诸葛亮北伐开始不久派出赵云做疑兵，曹真就已经在眉县驻军了。

而且很明显张郃是后来才到街亭的，曹睿还是在张郃击败马谡后才到长安。

《三国志·魏书·明帝纪》记载“右将军张郃击亮于街亭，大破之。亮败走，三郡平。丁未，行幸长安 。”

时间线上是曹真在关中，张郃后到街亭，曹睿最后到长安。

当然，这是个插曲，只是做解释清楚，现在回归正传。

从时间线看，那时处于北伐开始不久，张郃曹睿还在路上，说明魏延打长安的万人可基本有去无回了（多半会碰上张郃），所以诸葛亮不会冒险，但看后来魏延假节也不是在打压魏延。

所以由此可见，北伐就是在锻炼、巩固荆州派的权力根基。

所以后期蒋琬费祎因为蜀汉民生问题限制姜维出兵，但从来没有阻止过！

可见北伐对荆州派的重要性。

那北伐怎么构建“独相”体系呢？

蜀汉政权在丢失荆州后就属于客籍政权了，只有牢牢把握军权才能稳定蜀汉的权力根基。因此荆州派元首通过北伐控制军权，再给予荆州派元首政治地位，成功构造了“军政一体”。而“军政一体”出于荆州派恰恰是蜀汉统治的需要，这才是蜀汉构建“独相”体系的原因——通过北伐垄断军权，打压内部不同声音，完成中央集权。

三、北伐胜负决定荆州派权威

前面已经论证北伐对荆州派以及蜀汉的重要性，那为什么说北伐胜负决定荆州派权威呢？很简单，众所周知打败仗会动摇将领权威，对荆州派来讲也一样。这就是为什么诸葛亮非要斩马谡以及姜维第十次北伐战败后立即休养生息五年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荆州派的衰微

如果把诸葛亮时期比做荆州派的鼎盛时期，那蒋琬费祎时期就是荆州派由盛转衰的过渡时期。

上文已经讲过诸葛亮安排后事的原因使得魏延杨仪之间的斗争和蒋琬继任时众人开始并不臣服，这看上去是一个小插曲，实际上隐含了一个政治信号——荆州派权威下降。

因为魏延的行为无论是否真的想造反，客观上的确有造反的行为，荆州派官员造反本身就会使得荆州派权威下降。

《三国志·魏延传》“延遣人觇仪等，遂使欲案亮成规，诸营相次引军还。延大怒，搀仪未发，率所领径先南归，所过烧绝阁道。”

但前面说过，此时的魏延已经位极人臣（南郑侯、假节等），按道理也没有造反的动机，所以魏延本意造反是不成立的。

而且杨仪的行为却很可疑，之前也讨论过一部分，从记载看，杨仪更像一个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人。

按道理讲，以杨仪的军力不是不可以把魏延活捉，带回成都公开处刑，但还是把魏延给杀了并且夷三族，这颇有杀人灭口的嫌疑。而且定罪也不是杨仪来定的，应该交给朝廷，魏延在没定罪前依然还是位极人臣的蜀汉高层，依照杨仪的官位是无法处决魏延及其家属的，所以才说杨仪有杀人灭口的嫌疑。

《三国志·魏延传》“仪遣马岱追斩之，致首於仪，仪起自踏之，曰：‘庸奴！复能作恶不？’遂夷延三族。”

而刘禅为了平息荆州派内部斗争，只能牺牲了魏延，但刘禅也因此怀疑杨仪的动机，不给予重用，这才导致杨仪口出狂言。上文讲过，这里不多重复了。

所以无论怎么讲，魏延是否造反这事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件事完全可以看做荆州派的一次公开内斗，而且是第一次。在这次内斗中，魏延成为了牺牲品，而杨仪也失去了政治信誉最终被抛弃。从荆州派整体实力看，魏延的死不得不说是一个重大损失，不过也考虑到魏延的不可控性，总之有所得失，但到底弊大于利。虽然这件事迅速被朝廷平息，但荆州派也因此权威下降，更标志着荆州派开始由鼎盛走向下坡路。同时魏延杨仪的斗争也充分体现了蒋琬费祎的权威有限性（即刚开始无法有效调和荆州派内部矛盾）。

因为荆州派权威的下降，且把握不了“丞相”位置，明面分权暗中集权（“领录尚书事兼任大将军”）成为必然。明面分权其实就是一种对两大派系的妥协，要是能压制干嘛还分权？

至于有人说这是刘禅为了集权。我只能说，客观上造成了刘禅集权，但本意并非如此。

根据史料，蒋琬费祎执政期间，刘禅还是受到了董允的制约，而董允是谁不用多说了吧？难不成刘禅集权集了个寂寞？所以我才说这是荆州派的主动退步，对两大派系的妥协，但核心权力还是在荆州派手里。当然一定程度上是刘禅默许的，毕竟刘禅也知道荆州派是蜀汉统治的权力根基。

费祎死后，姜维成为荆州派元首（领录尚书事兼任大将军），但此时的荆州派人才断层越来越明显。所幸荆州派第三代诸葛瞻已经可以肩扛一任了，然而始料未及的是诸葛瞻反对北伐，这也成为了荆州派第二次公开内斗。只不过当时可能姜维诸葛瞻他们也想不到，这次内斗时间之长，影响之深远，非魏延之事可比。如果把魏延之死看做荆州派开始走向下坡路，那姜葛之争彻底使荆州派走向分裂灭亡。

不过在讲分裂缘由之前我们先小谈一下蜀汉经济背景。蜀汉是否真的因为北伐而民不聊生？蜀汉在经历多次北伐后也许民生凋敝，但绝对没有达到民不聊生的地步。要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农民起义是古代判断经济基础是否崩溃的重要标志之一。蜀汉后期从未发生农民起义，足以论证蜀汉后期民生是有一定保障的。

在诸葛亮北伐初期曾有过一次农民起义，也是唯一一次农民起义——张慕起义。

《三国志·蜀书十三·张嶷传》“建兴五年，丞相亮北住汉中，广汉、绵竹山贼张慕等钞盗军资，劫掠吏民，嶷以都尉将兵讨之。”

但核心原因可能是因为诸葛亮“蜀中大治”后突然北伐加重地方赋税造成的局部动荡（百姓一时不适应而从贼），很快就被平息。而且后来百姓也逐渐适应赋税，加上诸葛亮以法治蜀，打压地方豪强，百姓只需要承担赋税和徭役，并无过多的剥削。

因此蜀汉民生是有保障的。何况姜维虽然连年北伐，但大多数月就回来不存在穷兵黩武的说法。

言归正传，为什么诸葛瞻会反对北伐呢？

一方面诸葛瞻年幼丧父，且离蜀一代的背景遥远，不理解北伐对蜀汉的重要性，仅仅从民生角度看待蜀汉以及北伐问题。

另一方面诸葛瞻属于土生土长的荆州派，众人对其十分看重，但很显然他受到益州派的言论影响（带有本土倾向化）。

刘禅也把诸葛瞻看做下一个诸葛亮，诸葛瞻年十七成为驸马，不久步入朝廷。

鉴于姜维作为军政把手多次北伐远离中枢，后来刘禅提拔诸葛瞻为尚书仆射兼任军师将军。

尚书仆射是录尚书事的副手，相当于副宰相。军事将军是曾经诸葛亮担任过得官职，足以见刘禅对诸葛瞻的重视。不久刘禅又提拔诸葛瞻为录尚书事，本意就是为了弥补“军政把手”姜维远离中枢的缺漏，通过诸葛瞻维持荆州派行政统治核心。

然而随着诸葛瞻的反对北伐，造成了荆州派内部权力的争夺。

刘禅也无能为力，只能通过黄皓平衡朝政（帝王常用手段），而黄皓也一定程度上吸引了两者争论点，一定程度维持荆州派表面和谐。

可这是徒劳，紧接着第十一次北伐战败，姜维退兵驻军沓中。史料记载是因为姜维惧怕黄皓，但这是有问题的。

《三国志·蜀书·姜维传》“初，维以羁旅依汉，身受重任，兴兵累年，功绩不立。黄皓用事于中，与右大将军阎宇亲善，阴欲废维树宇。维知之，言于汉主曰：‘皓奸巧专恣，将败国家，请杀之。’汉主曰：‘皓趋走小臣耳。往董允每切齿，吾常恨之，君何足介意！’维见皓枝附叶连，惧于失言，逊辞而出。汉主敕皓诣维陈谢。维由是自疑惧，返自洮阳，因求种麦沓中，不敢归成都。”

集合军政一体的姜维怎么可能会怕黄皓？就连刘禅都认为黄皓微不足道，跟随多年诸葛亮、蒋琬、费祎甚至还陪费祎处理过政务的姜维难道不知道吗？

所以本质上不是因为黄皓，那因为什么？因为诸葛瞻！两次战败如果姜维回到成都遇到诸葛瞻必然会尴尬，诸葛瞻作为诸葛亮的儿子，是荆州派的意义象征，作为降将出身的姜维，哪怕成为了荆州派元首，又怎么可以和诸葛瞻作对呢？所以姜维只是以黄皓为借口离开中枢而已。

姜维为了避免荆州派内耗，选择战败后远离中枢，至于史书记载是因为黄皓，本身有可能是陈寿“为尊者讳”——内斗是不好的事，推给宦官合情合理。

作为统领军政的姜维远离中枢，若是一般情况下倒也没什么，但次年曹魏开始灭蜀战争，这就危险了。

蜀汉灭亡很大程度就是因为姜维不在中枢，无法合理调配资源对抗曹魏，诸葛瞻的一意孤行葬送最后的精锐。随着第二次内斗的愈演愈烈，权威也跌落低谷，“独相”体系瓦解，荆州派分崩离析，这导致荆州派在魏国进攻下失去反抗能力，加上益州派的离心离德最终导致蜀汉灭。

由此可见，荆州派的兴衰深刻影响着蜀汉国运。

五、蜀汉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

值得一提的是，蜀汉灭亡时并不是像众人所说的那样“民不聊生”这点前面顺带论证过一些。

《三国志·蜀书·后主传》注引《蜀记》，蜀汉灭亡时仍有“米四十余万斛，金银各二千斤，锦绮彩绢各二十万匹”

另外，钟会入蜀后如果蜀汉民生真的不堪，那他也不会打算要割据益州对抗司马氏。割据地的前提条件必须是此地有稳定的社会环境，最起码要保障民生，不然就没有粮草。钟会没道理仅仅因为地理禀赋就选择割据。

有人可能会拿直百钱说事，直百钱的确造成了通货膨胀，但我们要了解直百钱最根本的目的其实是解决军费，换一句话就是战时经济。

《三国志·蜀志·刘巴传》注引《零陵先贤传》记载：“初攻刘璋，备与士众约：‘若事定，府库百物，孤无预焉。’及拔成都，士众皆舍干戈，赴储藏竞取宝物。军用不足，备甚忧之。巴曰：‘易耳，但当铸直百钱，平诸物价，令吏为官市。’备从之，数月之间，府库充实 。”

直百钱的危害确实明显，但随着蜀汉对外贸易蜀锦，相对缓解了国内的通货膨胀。且蜀锦在当时是高附加值产品，在与魏、吴及少数民族的贸易中具有很强竞争力。

《魏略》“一锦之价，等于粟十石”

说明蜀锦价格高昂，能在贸易中获取巨额利润。大量出口蜀锦可赚取贸易顺差，增加国家财富，使蜀汉有更多资金稳定国内经济，缓解因直百钱发行带来的货币贬值问题。毕竟是双方（三方）贸易，在贸易中，出现“蜀钱吴（魏）用”现象也是有的，表明蜀汉货币在三国有一定市场。

也就是说，蜀汉无论是农业角度看还是商业角度看，蜀汉国内经济基本维持着一个水平——过得不是太好，但也不会让你成为“流氓”（无家无地）。

这也可能成为后来钟会打算割据益州的基础。

我们常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由此再次可见蜀汉的特殊，与之相反，蜀汉是少有的典型的上层建筑先于经济基础崩溃的国家。

六、总结

蜀汉荆州派历经诸葛亮时期（一代）、蒋琬费、祎姜、维时期（二代，但属于一代培养下来的“老人”），其兴衰很大程度影响了蜀汉的兴衰。因此蜀汉灭亡跟荆州派的衰败不可分割。

注：

之所以文章把诸葛瞻放为荆州派第三代，主要是年龄问题加上执政时间问题（结合看，荆州派一代是诸葛亮，二代是蒋琬费祎姜维，继姜维之后荆州派里还有影响力的、年级又小的，就是诸葛瞻），如果蜀汉不出意外的话，继姜维之后的荆州派元首就是诸葛瞻了。

不过诸葛瞻反对姜维北伐的原因很多是从民生角度出发，不能说诸葛瞻错了，只是民生虽苦，但并非不可生存，且荆州派若亡，蜀汉则必亡，谁也不敢保证敌人会心慈手软。这点是诸葛瞻未曾考虑的，不过也对，诸葛瞻从来没经历过蜀汉的发家，也还正直年轻，怎么会想那么深呢？这就是荆州派为什么非要北伐了，那些不北伐的留守益州的，除非有政治功底，不然很容易被益州派“侵蚀”，荆州派的衰败和益州派的“侵蚀”也少不了干系（如谯周《仇国论》的传播）

正如邓艾所言：“你们幸好遇到我，才能保全身家，要是遇到像吴汉一流人物，你们早完了。”

“诸君赖遭艾，故得有今日耳。如遇吴汉之徒，已殄灭矣。”

可见不北伐，就只能等敌人的怜悯，敌人是“吴汉”还是“邓艾”岂是诸葛瞻可知的？

来源：玄山居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