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78年是恢复高考后第二年，当时报纸刊登了《中央高考招生规定》和高考招生信息，其中明确规定，实行全国统一考试，择优录取；招生对象包括工人、农民、上山下乡返乡知青、复员军人、干部、应届毕业生等；没有年龄限制，没有婚姻限制。“择优录取”聚焦于千钧！从此，国家选拔
1978年是恢复高考后第二年，当时报纸刊登了《中央高考招生规定》和高考招生信息，其中明确规定，实行全国统一考试，择优录取；招生对象包括工人、农民、上山下乡返乡知青、复员军人、干部、应届毕业生等；没有年龄限制，没有婚姻限制。“择优录取”聚焦于千钧！从此，国家选拔人才的基本政策确定下来。据统计当年高考报考人数约630万，录取约40万人，录取率约6.8%，录取政策面向全社会开放，考生以在职人员为主，应届生极少。
在这一年的高考中，四川省产生了2个省高考状元，一个是来自于重庆二十九中杨大地，荣获为四川理科状元，被重庆大学应用数学专业录取。另外一个是来自字水中学尹韵公，荣获为四川文科状元，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录取。下面我给大家讲述一下文科专业尹韵公的故事。
尹韵公，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先后获得学士、硕士、博士学位。以下是官网对尹韵公的简介:
尹韵公，教授，研究员，1956年10月生，重庆人，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先后攻读学士、硕士、博士。1988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博士学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新闻学教材编写课题组首席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全国记协常务理事、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办新闻学科组评审委员。
主要学术专长为新闻史研究，从事新闻学研究。是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首批入选者，中央文宣系统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工程首批入选者，新闻出版系统领军人才工程首批入选者，湖南师范大学“潇湘学者”特聘教授，北大、清华、人大等50余所高校兼职教授和客座研究员。曾任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
1989 年1月至1997 年10月在国务院研究室工作，历任主任科员、副处长、处长、副司长。
1997年10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所任副所长，党委副书记。
1997 年10月调新闻所工作至2012年2月。曾任新闻所《新闻与传播研究》主编，《中国新闻年鉴》社长。兼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副主编，中华新闻工作 者协会第六届常务理事，中国人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多所高校兼职研究员和兼职教授。
2012年2月卸任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党委副书记，调往中国社科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任主任。
2018年1月23日，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书山论坛举行全体教职工大会，宣布聘任尹韵公担任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2018.01—2023.07）。
2020年11月7日，在中国新闻史学会中国特色新闻学研究委员会2020年学术年会暨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讨会上，发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时代性与创新性》演讲。
尹韵公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78级校友，也是人大新闻系第一位从本科读到博士的学生。他参加了1977年第一次高考，虽取得高分，但因家庭成分与“不服从调剂”等因素未被录取。他坚定地参加了第二年高考，获得了四川省高考文科状元。
尹韵公是在艰苦的环境下准备第二年高考的。当时他被分配到大凉山的四川省地质局403地质队工作，当地交通不便，每周只有一辆装着报纸杂志的车从外面进来，“新闻到手中已成明日黄花”。他就在这样的环境中边工作边学习，于1978年7月再次参加高考。
当时的高考时间和科目和现在有所不同。正式考试从7月20日至22日，长达两天半，共6个科目考试，文科是语文、数学、政治、历史、地理、外语（其中外语不正式记入总分）。
在填报高考志愿时，尹韵公与人大新闻系相遇还经历了些“小插曲”。他回忆道，高考出分后因为信息闭塞，并不知道自己的分数在四川省的排名，因此刚开始并没有填“人大新闻系”。“后来当时的招生办主任找我谈话，他告诉我自己是那年的全省文科第一，主任当面撕毁我的志愿，并给了我一张新的志愿单，要求我重新填报更高的志愿。如此我才被人大新闻系录取。”回忆起这段往事，尹韵公仍觉得这位招生办主任是自己“生命中的贵人”，很是感激。
就这样，尹韵公被人大新闻系录取了，等待录取通知书的那段日子至今让他仍觉得“难以忘怀”。他坦言，自己当时已经把在路口等待录取通知书当作习惯，并且每天徒步三公里去镇上的邮局。但有趣的是，录取通知书来的那天，他恰因公事没去邮局。拿到录取通知书时，乃至之后整个暑假，他都非常激动，尹韵公仍记得“直到8月初从攀枝花市转车到重庆的途中，自己都不敢相信收到录取通知书这件事情是真的，禁不住直掐大腿”。
尹韵公的博士录取通知书（因过去大学报道通常会收下学生的录取通知书作为已报到证明，未保留下本科录取通知书）
面对近年来形式日趋多样的录取通知书，尹韵公认为，这些录取通知书均各具特色，有的融入了当下最时髦、最前沿的新技术元素，有的体现了一种对传统文化的坚守，不能仅用“肯定”或“否定”这样的简单词汇去评价其好坏。但不论通知书形式如何变化，也不论在什么时候，高考录取通知书对个人而言都是人生的新起点，对时代及民族而言录取通知书也代表了一种希望，是大学和国家对考生的希望，这种文化意义及社会意义是在变化的时代中所不变的东西。
在谈及对今年获得录取通知书的学生的寄语时，尹韵公回忆起自己上大学期间，同学们都好似患上了“知识营养不良症”，“如果哪一天觉得自己没有几个知识的增长点，那一天就似乎是白过的”。因此，他希望这些未来的新生们能继续保持“天天向上”的劲头，不断吸取知识的营养，增强个人知识财富的资本，以便更好地从容地应对人生。
尹韵公，于1956年10月生于重庆市，那时重庆尚未成为直辖市，所以称为四川重庆。在他上小学三年级时，“文化大革命”爆发，学业就此中断，直到1969年才进入初中。1974年高中毕业，毕业后就留在家中。1976年，他面临两个选择，上山下乡或是参加工作，最终选择了参加地质队在重庆的招工。
地质队的工作很苦，但毕竟是工人，是国家饭碗。他所在的地质队常年驻大凉山地区找矿，也就是现在的攀枝花。攀枝花钢铁厂是那时三线建设很重要的地区，也算是核心地区。攀枝花的铁矿是全世界都少有的一种铁矿，叫作钒钛磁铁矿，有着丰富的稀有金属元素，并且磁性很大。钒钛磁铁矿就是他所在的地质队发现的，当时叫作四川省地质局403地质队。他们地质队落脚的地方叫作会理，距攀枝花200多公里。中央红军曾经路过会理，而且开过一次会，叫作会理会议。
由于政策规定，地质队必须距离县镇3公里以上，因此他们就驻扎在会理县黎溪镇，那个地方是真的很苦。电视上经常报道悬崖村，但是新闻报道不完整，它只报道了悬崖村的居民冒着生命危险架着钢梁爬几百米的悬崖，孩子们为了上学不得不在悬崖上爬上爬下的艰苦，但是并没有报道这些人为什么偏要居住在悬崖上而不愿下来的原因。尹韵公在这个地方生活过，所以他知道村民为什么不得不留在悬崖上，是因为悬崖顶部是一块巨大的向阳平坝，有十几平方公里，且土地肥沃，有利于庄稼生长。在那样地势崎岖的地方，平整的地带很少，所以这样的一块平坝就为人们提供了生活来源，成了唯一一块不能舍弃的庄稼地。并且由于地势不平修公路也很难，所以人们就不得不千百年来不停地在悬崖上爬上爬下。
在今天来看，那里确实是很美的。山海拔很高，尹韵公他们站在山上看成昆铁路蜿蜒入山，火车像是一只蚂蚁缓缓蠕动。从山上看下去，金沙江就像一条线一样那么细。山到底有多高呢？高到头顶的天都已经黑了，星星都出来了，而天边还是亮的。尹韵公说“毛主席有一首诗写道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真的是这样，我估计毛主席当年在长征途中也看到了类似的场景”。山峰就像大海的波浪一样，很远的天边的残阳，就像血一般红。现在攀枝花成了养生的胜地，也是因为它的冬天并不冷，尹韵公在那里几乎没有穿过棉衣，一年四季都像是春天一样。
但是那时的工作很辛苦，当地的居民也都很辛苦。彝族的老百姓建的房子都是下面是牛圈上面住人，导致有很多跳蚤、虱子。尹韵公他们刚过去的时候一个月吃一次肉，后来到了1978年的时候生活才开始好一点。当时长途汽车一个星期才会从县城到他们所在的镇上来一次，来的时候会把这一段时间的信件和报纸杂志带给他们。对于他们来说，看报纸、看杂志、看书都是很奢侈的事情，他们和外界唯一的联系，从大众传媒来讲，就是广播。只有在每天早上听广播的时候才能知道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否则在那种地方真的会产生与世隔绝的感觉。对于他来说，一方面是精神上的沉闷，好在他很喜欢看书，他把他们单位能找到的书几乎都找来看了一遍。另一方面就是物质上的苦，那时候他正在长身体，他说他吃得最多的一次是一顿吃了2斤4两，但他的体重实际上还不到90斤。尹韵公进大学体检的时候，其实已经在重庆养了两个月的身体，但是在人大的医务室里护士还吃惊地说他怎么这么轻。尹韵公当时虽然体重轻，但还是青年突击队的队长，要带头背着50公斤的水泥袋，往肩上一压，低着头在山路上跑，也是跑得飞快。
尹韵公在地质队待了两年，最大的好处就是经历社会最底层的苦的磨难，所以在我今后几十年的生活中，所有的苦都不能算作苦，当年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匮乏才是真的苦。
在那样苦的生活中，年轻人都想方设法通过各种关系脱离那个地方，考大学对于他来说是一个最好的选择。1977年恢复高考，他参加了那一次高考，感觉自己考得还不错，但是没有被录取。第二年他又继续参加高考，那时北大与人大都来四川招生了。高考成绩出来后，他们那里就开始有传言，说是从县城里传来消息，他们地质队考了个状元，是西昌会理的。由于他们单位消息很闭塞，这个消息传到他们那里时已经不知道落后多长时间了。他们单位当时有个人把装着成绩单的每个信封交给考生，还让大家当场打开信封，说出他们的成绩。尹韵公当时在看报纸，因此是最后一个拿到成绩单的，打开一看，那个人说：“哎哟你是最高分。”他们走了之后尹韵公又继续看报纸。因为他觉得最高分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在会理这样的小县得到最高分算不了什么。尹韵公当时实际上也不知道自己的排名，不知道自己考得到底怎么样。
到了他们要去体检的时候，尹韵公是西昌状元的消息才真正落实了。后来填志愿的时候，尹韵公他们到县上的会理一中，20多个人坐在一个大教室里等待填表，尹韵公高考就是在这个中学考的。他对自己的成绩有预感，是因为考试的时候不断地有老师来到他背后看我的答题情况，甚至有位老师专门泡了杯茶放到他面前让他喝，并且说好好考。但是因为他当时神经高度紧张，只是看了老师一眼，都没有顾得上谢谢那位老师。尹韵公考完之后，那个学校就传出言论说有一个考生答题答得特别好，尹韵公就感觉他们说的可能是他，所以他后来听说自己是所谓的“会理状元”一点也不惊讶。
会理是个老县城，有一面高高的城墙，城门洞里贴了很多学校的宣传海报，给他印象最深的就是人大和北大。尹韵公一直想考新闻系，听说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和人大新闻系都很不错。他有一个亲戚在人大读过书，亲戚那时就一直鼓励尹韵公考人大。
尹韵公在填表的时候还是有些犹豫，因为不知道自己的成绩在四川是排怎样的位置。那时通讯很落后，没有手机和电话，他当时找了他们地质队的通讯员偷偷给家里发了一封电报，让家人帮忙打听一下他的成绩在四川和重庆排名多少，但最终没有打听出结果。
所以他那时虽然向往人大和北大，但是确实不敢填，草草填完后就和大家坐在一起聊天。过了一会儿有两个人一前一后地走进教室，前面那个看起来是领导，后面是他的部下。那个人进教室后问：“谁是尹韵公？”尹韵公就马上站起来说：“我是。”他赶紧走到尹韵公面前坐下来，后边的人介绍说这是招生办的李主任。李主任掏出尹韵公的志愿表说，这是你填的？尹韵公说是。他就当着尹韵公的面“哗”就撕成两半。尹韵公当时就有点懵。他问尹韵公：“你为什么不填北大？”尹韵公说：“我不知道我的成绩在全省排名情况，怎么敢填？”那老师说你不知道我知道，你的分数在我们全省排名第三，但是前两个是理工科的。尹韵公这才知道他是文科的第一名。李主任又给尹韵公拿了一张新表，当时人大和北大是混合录取中文系的学生，于是他填报了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和人大新闻系。李主任走的时候还告诉尹韵公，其实他去年考得也很高。
尹韵公最终被录取到了人大。当时，人民大学新闻系还归属于北大中文系，没有完全复校回到人民大学来，只有少部分人回到人大，到了1979、1980年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的老师才全部回来。尹韵公他们到人大的第一年很多课都是在北大上的，骑自行车或者是走路，到了二年级之后就少了，三年级以后几乎就没有了。当时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77级的学生到三、四年级上专业课的时候都是跑到人大来上的，基本上都是交叉授课。
尹韵公后来一直很感谢李主任。他一直想再回到会理去看望他，前几年尹韵公在西昌开会的时候，专门回到会理教育局去找李主任，感谢他，但是听说他已经去世了。其实尹韵公都不知道李主任叫什么，后来才打听出他叫李永辉。尹韵公很感谢他，可以说他改变了尹韵公的一生。
后来到了人大之后尹韵公发现他们班同学基本上都是状元。人大是10月份开学的，他和重庆以及重庆周围的很多学生都是坐着同一辆火车进京的。开始大家都不知道，互相不认识，第二天熟悉了之后才知道大家都是去北京读书的。熟起来之后大家就互相问成绩，轮到尹韵公时他说他考了394分，算上英语10分是404分，然后他就一科一科地报。他说完之后大家就都不再问谁多少分了，因为尹韵公已经把其它的同学都比下去了。
到人大新闻系就读，尹韵公觉得这是他这辈子做得最正确的事之一。人大很多专业在全国都是独一无二的。当时人民大学还处于恢复期，人大的校园条件还比较差，二炮占领人大的地方大部分还没有退回来，所以他们在学习与生活方面的条件还是比较艰苦的。
1979年他们学生为争取校舍进行请愿活动的时候，第一张大字报是他们宿舍写的。因为尹韵公喜欢书法，所以那一张是他抄的，大家一起写完就贴出去了，当时一下就闹开了。
因为当时“文化大革命”刚结束，刚刚发表了实事求是的讲话，但是尹韵公他们这些学生偏偏又不懂事，没有意识到这次事件会给学校带来不好的影响。在1977、1978年的时候还没有什么法制思想，不像现在，所以这个社会是一直在进步的。这件事情他认为是有两面性的，好处就是促使了二炮退房，使人大师生学习条件、教学条件改善了很多；坏处就是带来了不好的影响，这是事实。尹韵公他们几个新闻系的学生也算是始作俑者，他认为不能一味地否定这个事，也不能一味地肯定，要从两面来看。
在读本科的时候有一位老师教尹韵公他如何写消息。他会拿很多素材出来，让尹韵公他们写导语，因为任何一则新闻报道消息的导语是很重要的。导语只有一句话，却是消息最核心的部分。他鼓励学生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同一份素材，从不同的视角来理解这个事件，来提炼信息。这对尹韵公他们的能力有很大的锻炼，使尹韵公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去提炼，写出最合适的、最能表达立场的导语。
尹韵公读本科时曾经在《光明日报》史学版上发表过一篇历史方面的论文，叫作《赤壁之战辨》，引起了比较大的轰动，因为那时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是很困难的，而他作为一个大三的学生就做到了这一点。
他论文的主要观点是“赤壁之战不是个大战，而是个小战”。他是用倒推法推导出这个结论的。历史上的大决战皆是一战定乾坤，只要这一战输了，政权与王朝就会基本上垮掉，就像袁曹官渡之战打完了之后，袁绍基本上就垮掉了。尹韵公认为如果赤壁之战按照传统的说法来说是打败了曹操83万大军，那么既然曹操主要的军事力量已经被消灭，为什么孙权和刘备他们不趁此机会把曹操消灭，把许昌拿下，恢复汉室？一般来说军队失败之后，军心很容易涣散，战斗力和战斗意识也会迅速垮掉。就像党史上毛泽东认为三大战役结束，只要渡过长江，蒋介石的政权就很容易被打垮，因为它的主要精锐部队都已经被消灭了。除了白崇禧的桂军稍作抵抗外，国民党的其他嫡系部队没有任何反抗能力。既然曹操的主力都在赤壁之战中被消灭了，为什么之后还那么难打？只有用赤壁只是一场小战来解释，因为曹操的主力并没有受到损伤，才会对最终的局势没有很大的影响。
诸葛亮的《后出师表》也是辅证，他把曹操一生的错误、重大的军事过失全部都列举出来了，但就是没有列举赤壁之战，唯一的解释就是他认为赤壁之战不能算是重大的军事错误。当时尹韵公的这篇论文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关于赤壁之战的讨论也持续了很久。
尹韵公读硕士的时候是1982年，那个时候国家的硕士教育、博士教育还刚刚起步，大家还在摸索怎么写论文，用什么方式进行硕士考核。1985年正好是范长江采访西北角50周年。当时新闻系的郑兴东老师和他们提出，能否借范长江走西北50周年的契机，去重走西北，尹韵公的导师听了这个想法后也比较赞同。他们的硕士导师蓝鸿文老师为他们联系了《经济日报》，就像《经济日报》的前身《大公报》以特约通讯员的方式刊登采访范长江西北角的连载一样，让他们以《经济日报》特约通讯员的方式在走西北的过程中写一个连载。就这样，1984年，尹韵公和蓝鸿文老师的三名硕士研究生一起开始了重走范长江西北采访的道路。
他们沿着范长江的足迹，于1984年3月从成都出发，经过四川、甘肃，后来又去了新疆——范长江当年没有去新疆，他们结合当时中央开发大西北的战略，又想到国民党也提出过开发大西北，想看看在这样的历史比较中，党采取了什么样的做法——回过头到了宁夏、陕西，另一位同学去了内蒙古。
走了大概半年时间，最后尹韵公他们将西北行的调研结果和随行手记中比较精彩的部分结集，出了一本《西北采访万里行》。这件事情在当时的人大校园和社会上都比较轰动。因为篇幅限制，一些他们觉得也很有价值的东西没有放进书里，比如对一名当年长征遗留在甘肃的红军的采访，就反映出长征中比较人性化的一些东西；还有当时路上的一些见闻，都非常有时代性。
重走范长江采访西北角的道路对尹韵公来说不仅是对新闻采访能力、写作能力大的提升和锻炼，也是对学术研究能力的培养。范长江当年采访西北角有两个目的，第一个是当时国民党提出了开发大西北，他想考察西北西南当时的现实状况；第二个是想探寻红军北上后中国的政治动向。尹韵公在走范长江北上之路的时候，发现了一些和学界原有观点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范长江到松潘后见到胡宗南，接着并没有追随着红军的脚步向西走，而是选择向北走到兰州。如果范长江采访西北角的目的是研究红军、关心红军命运，为什么不追随红军而是另选道路呢？尹韵公就对范长江采访西北角的动机有了一些怀疑。他又从范长江采访西北角的时间与红军长征的时间差、不同版本的范长江的文章中找到了一些新的证据，对他采访西北角的目的提出了一些颠覆性的看法，在学界引起了注意和争议，也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承认和接受。
如今的尹韵公已经69岁，他虽然辞去了行政职务，但仍然担任多项学术职务，在学术界活跃，据报道，2025年10月17日至19日，长江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学科教学（英语）专业研究生赴西南大学参加“2025中国英语教学研讨会”，作为湖南师范大学尹韵公教授、四川外国语大学董洪川教授及西南大学文旭教授分别作了主旨发言，聚焦生成式AI与多元读写能力公平性、核心素养、国际传播、人工智能与外语教育融合等前沿议题。
总之，高考改变了尹韵公的人生，让我们一起祝福他越来越好！
来源：怀旧音乐随身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