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可当我们跳出非黑即白的二元评判，将目光回到20世纪初一战前后的特殊时局，会发现这位清末民初的关键人物，更像乱世棋局中一个充满矛盾与争议的“另类”。

历史课本里，袁世凯是“窃国大盗”的代名词：出卖维新志士、签订《民四条约》、复辟帝制，每一个标签都将他钉在反派的耻辱柱上。

影视剧中，他更是满脸奸猾、野心昭彰的奸臣形象，始终站在历史的对立面，顶着“乱世奸雄”的名号。

可当我们跳出非黑即白的二元评判，将目光回到20世纪初一战前后的特殊时局，会发现这位清末民初的关键人物，更像乱世棋局中一个充满矛盾与争议的“另类”。

说他是坏人，其权谋算计与复辟决策确实让中国历史走了弯路；说他是矛盾体，也因在那个政权更迭、列强环伺的年代，他的存在一度成为维系国家统一、避免分裂的重要纽带，甚至关乎中国能否抓住难得的发展机遇。

他是北洋军阀的奠基人，早年间便以务实姿态推动改革。

1905年，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他，联合张之洞领衔，协同赵尔巽、周馥、岑春煊等封疆大吏联名上奏，恳请清廷“立停科举以广学校”，最终促成科举制度的废除，为新式教育发展扫清障碍。

他在天津小站练兵时，打造出中国首支配备新式武器、接受系统化训练的现代化军队。

练兵期间，他亲自为士兵发放饷银，而非交由军官转交，让士兵直接感念“袁宫保”的恩惠；再通过“师生情谊”“同乡纽带”“利益捆绑”，将冯国璋、段祺瑞等心腹牢牢绑定，逐步将这支军队打造成只听其号令的“私人武装”。

同时，他还支持实业发展，推动修建铁路、创办工厂，试图以实业强国填补清末积贫积弱的短板。遗憾的是在辛亥革命浪潮中，他又以权谋窃取革命果实，成为时代争议的焦点。

1908年，慈禧与光绪相继离世，清王朝延续百年的权力架构彻底崩塌。

此时的中国，内有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高举“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旗帜；外有欧洲列强在全球范围内争夺霸权，虽对中国仍有觊觎，却尚未因后续一战前的紧张对峙出现控制力松动，国内政权真空的局面，让各方势力都在寻找新的权力核心。

正是这一特殊的历史间隙，让手握北洋军权的袁世凯，成为左右时局走向的核心人物。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的腐朽军力不堪一击，被迫重新启用赋闲在家的袁世凯，任命其为内阁总理大臣。

他没有一味镇压革命党，而是敏锐察觉到革命党人的力量与诉求，选择以“调停者”身份游走于清廷与革命党之间。

对清廷，他以“革命党势如破竹，若不妥协必遭灭顶之灾”施压，让隆裕太后看清“退位是唯一出路”。

对革命党，他承诺“若能促成清帝退位、拥护共和，愿放弃武力，接受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位”。

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颁布退位诏书，中国两千余年的帝制画上句号；三天后，袁世凯以全票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此时的他，既是结束内战、促成政权平稳过渡的“关键力量”，也是列强眼中“能稳定中国局势”的最佳人选。

袁世凯的这些做法，固然藏着个人争权夺利的小算盘，但也无法忽视当时的现实状况：清末各地手握兵权的督抚早已蠢蠢欲动，若没有北洋军的威慑力镇场，没有他在各方势力间居中调和，那些地方势力大概率会提前占地为王、各自为政，中国恐怕会更早陷入大规模内战，甚至走向分裂。

然而，袁世凯的复杂与争议，从他执掌政权后开始逐渐发酵。

作为民国初年手握重兵的掌权者，他本可凭借自身威望整合各方力量，推动国家走向统一与现代化，甚至有机会帮助中国崛起，至少能推动国家逐步摆脱“东亚病夫”的标签，不再让西方列强以此持续轻视中国。

1914年7月一战爆发后，英、法、俄等欧洲列强深陷战场，无暇东顾，这对长期被列强控制的近代中国而言，无疑是一段极为难得的发展契机。可这份机遇，最终因他的决策失误付诸东流。

首先是对“二十一条”的应对。

日本趁列强无暇干涉，于1915年1月秘密炮制出旨在将中国变为“保护国”的“二十一条”，核心条款堪称苛刻：确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拥有南满、东蒙的租地、居住及工商经营永久特权，延续旅顺、大连的租借权益；要求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甚至要求中国中央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军事、财政顾问，全国警察机关由中日合办。

袁世凯深知中国军力无法与日本抗衡——北洋军虽强，却需分驻各地防范地方势力，且装备、弹药依赖外国进口，根本无力支撑一场对外战争。

于是，他采取“拖延、泄密、借力”三板斧的策略应对：

日本所谓的“缓议”并非删除核心侵略内容，而是将其作为“保留条款”，后续仍试图通过其他方式渗透；且袁世凯最终签署的《民四条约》（“二十一条”修订版），虽删除了第五号条款，却仍承认了日本在山东、南满等地的特权，本质仍是丧权辱国的条约。

更关键的是，经过辛亥革命的思想启蒙与民间爱国意识的积累，民众的民族意识已彻底觉醒——上海商人发起持续半年的抵制日货运动，码头工人拒绝装卸日货，学生罢课游行，甚至偏远县城的乡绅，都自发组织“救国宣讲会”。

当“二十一条”部分内容曝光后，“打倒卖国贼袁世凯”的口号响彻全国，他此前因“终结帝制”获得的民心，瞬间荡然无存。

若说《民四条约》是袁世凯对时代的误判。那1915年的“洪宪帝制”，便是他与时代、与人心的彻底决裂。

当时的国际局势，正朝着共和方向剧烈变革：一战让欧洲多国君主制摇摇欲坠，俄国沙皇统治岌岌可危，美国作为共和制代表凭借战时贸易迅速崛起，“民主共和”成为全球主流政治思潮。可袁世凯在权力顶峰，却被旧时代的惯性与身边人的怂恿裹挟，走向了复辟的死胡同。

早在1913年，他便开始为“集权”铺路：镇压“二次革命”，解散国民党；1914年，废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颁布《中华民国约法》，将立法、行政、司法大权集于一身，甚至规定大总统任期十年、可无限连任——此时的他已有“皇帝之实”，却仍渴望“皇帝之名”。

在他的认知里，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源是“无强有力的中央权威”，而“君主制”才是稳定政局的“最优解”。

他羡慕日本明治天皇凭借君主权威推动变法强国，也轻信了杨度、严复等“筹安会”成员的论调——“中国国民程度不足，共和必乱，唯有帝制才能救中国”。

为营造“称帝合法”的假象，袁世凯上演了一场荒诞的“劝进”闹剧：授意杨度组建“筹安会”，以“研究国体”为名掀起帝制舆论；各省都督、乡绅派代表齐聚北京，手持早已拟好的“劝进书”，在怀仁堂跪地痛哭，声称“若大总统不称帝，百姓便无生路”；北京街头甚至出现“乞丐请愿团”，这些被收买的底层民众，举着“拥护帝制”的标语沿街游行。

他还试图争取列强们的支持，误将日本“观望纵容”（实则以支持帝制为筹码逼其让步）、英美“暂不干涉”（实则担心局势动荡影响在华利益）的态度，解读为“默许”，更加坚定了称帝决心。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正式宣布接受“帝位”，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定年号为“洪宪”，计划于1916年元旦登基。

可这场帝制美梦，很快便引发连锁反应——不仅全国掀起反袁浪潮，他一手打造的北洋系也开始分崩离析。

最先发起军事反对的，是被他调往北京“看管”的云南将领蔡锷。

1913年，袁世凯因忌惮蔡锷的军事才能与对云南的掌控力，将其调至北京，表面授予“昭威将军”头衔、管理全国经界局，实则切断他与云南旧部的联系。

为麻痹袁世凯，蔡锷故意装出沉溺声色的模样，每日流连于八大胡同与戏院酒楼，常与名妓小凤仙一同出入，营造无心政事的假象，甚至因“争风吃醋”闹得满城风雨。

1915年11月，他以“医治喉疾”为由前往天津，在梁启超帮助下避开监视，经日本转乘邮轮潜回云南。

12月25日，蔡锷与唐继尧、李烈钧联名发布《讨袁檄文》，宣布云南独立，护国战争正式爆发。

蔡锷亲自率领第一军北上四川，面对兵力数倍于己的北洋军，他带病指挥，在纳溪战役中坐着担架督战，护国军将士深受鼓舞，多次击溃北洋军。

更致命的打击来自北洋系内部的离心。段祺瑞与冯国璋这两位最倚重的心腹，成了反对帝制的核心力量。

段祺瑞从天津小站时期便追随袁世凯，因军事才能出众被视为“最得力的臂膀”，可当袁世凯透露称帝想法时，他当即直言反对：“共和已深入人心，若强行复辟，必然引发大乱！”袁世凯恼羞成怒，免去其陆军总长职务，段祺瑞心灰意冷回到天津隐居，拒绝参与帝制事务。

冯国璋作为袁世凯的同乡，掌控东南半壁军政大权。1915年10月他专程北上询问帝制传闻，袁世凯信誓旦旦表示“绝无此事”，

可两个月后便宣布称帝。冯国璋怒不可遏，认为自己被彻底欺骗，随即联络江西、浙江、湖南、山东四省都督，发表“五省通电”，要求袁世凯“取消帝制，恢复共和”。这份通电让北洋系各省都督纷纷动摇，原本持观望态度的将领，相继表态不支持帝制。

内有心腹倒戈、外有护国军北伐，再加上列强态度转变（日本见袁世凯大势已去，转而支持反袁势力），袁世凯的统治摇摇欲坠。

1916年3月22日，他被迫宣布取消帝制，废除“洪宪”年号，试图退回“大总统”之位，却发现早已无人认可。

各省纷纷要求他“退位谢罪”，北洋军内部四分五裂，段祺瑞虽重新出任国务总理，却只想着收拾残局；冯国璋则在南京召集各省代表开会，讨论“袁世凯去留问题”，实则觊觎北洋系领导权。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全国的声讨声中病逝，临终前望着床头的北洋军将领名单，喃喃自语：“杨度误我，克定误我……”

可他到死都没明白，真正“误”他的，不是身边人，而是他自己困于旧时代的认知——他能在乱世中打造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却读不懂新时代的民心所向；能精准算计权力博弈的细节，却看不清时代前进的方向。

袁世凯死后，北洋嫡系彻底分裂为直、皖两派，张作霖的奉系趁机崛起，与直、皖两派鼎足而立，各地军阀趁机拥兵自重，中国陷入了长达十余年的军阀混战。

直系曹锟、吴佩孚控制华北，皖系段祺瑞掌控北京政府，奉系张作霖盘踞东北，南方还有陆荣廷、唐继尧等地方军阀割据。

这些军阀为争夺地盘与权力相互攻伐，导致全国战死的士兵与平民超过百万，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经济濒临崩溃。

当然，需清醒认识到：袁世凯的“稳定作用”，本质是“强人政治”下的暂时平衡，而非制度性稳定。

我们读他的故事，不是为了为他的过错辩解，而是要跳出“非黑即白”的评判框架，看清那个新旧交替时代的无奈与残酷。

来源：云逸音说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