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本鲜红的结婚证，我们在民政局门口就撕了，可那套两室一厅的房子，我们却像真正的夫妻一样，住了二十年。

那本鲜红的结婚证，我们在民政局门口就撕了，可那套两室一厅的房子，我们却像真正的夫妻一样，住了二十年。

二十年的岁月，足够让一个呱呱坠地的婴儿长大成人，也足够让两个陌生人，在同一屋檐下，被锅碗瓢盆的交响、被柴米油盐的琐碎，打磨成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的模样。外人眼里，我们是单位里最普通的一对职工夫妻，儿子争气，家庭和睦。只有我们自己知道，那间朝南的卧室，我从未踏足过。

我们之间，隔着一道门，也隔着一句从未说出口的承诺。

这一切，都得从1991年那个闷热的夏天说起，从我们车间主任林晚秋，敲开我单身宿舍门的那一刻开始。

第1章 一场关于房子的“合谋”

1991年的夏天，空气里总是弥漫着一股焦灼的味道。厂区里巨大的鼓风机嗡嗡作响，吹出来的风也是热的，裹挟着机油和铁锈的气息，黏在人皮肤上，怎么洗都觉得不干净。

我叫陈建军，那年二十四岁，是红星机械厂二车间的一名技术员。从技校毕业分到厂里快三年了，每天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在车床边一站就是八个小时，生活像厂门口那条铁轨一样，笔直、单调，一眼能望到头。唯一的盼头，就是厂里 promised 的福利分房。

那年头，房子对一个年轻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可以挺直腰杆去跟姑娘谈恋爱，意味着你在这个城市扎下了根，意味着一个真正的“家”。

可分房的名额，就像食堂里限量供应的红烧肉，看着诱人，轮到你碗里却没几块。按照厂里的规定，双职工、已婚、工龄长、有孩子的，积分蹭蹭往上涨。而我这种单身汉，积分垫底，排队能排到下个世纪去。

那天下午，我刚从澡堂冲完凉水澡，光着膀子，穿着大裤衩，正蹲在宿舍走廊的水龙头下搓衣服，林晚秋就那么毫无预兆地出现了。

“陈建军。”

她的声音清清冷冷的，像秋天的风，一下子吹散了走廊里的闷热。我猛地一抬头，肥皂泡差点飞进眼睛里。

是我们的车间主任，林晚秋。

我赶紧站起来，手在裤衩上胡乱擦了两下，窘迫得脸都红了，“林……林主任，您怎么来了？”

林晚秋比我大六岁，那年正好三十。她是我们厂里为数不多的女干部，业务能力强，做事雷厉风行，平时在车间里总是一脸严肃，工人们私下里都有点怕她。她不像别的女同志那样爱说笑打扮，总是穿着一身朴素的工装，头发利落地剪到耳际，整个人透着一股生人勿近的干练。

可那天，她却穿了一件淡蓝色的确良衬衫，显得她皮肤很白，眼神里也没有了往日的严厉，反而带着一丝我看不懂的复杂情绪，甚至……是某种犹豫。

“有点事，想跟你聊聊。”她看了一眼我湿漉漉的手和脚下的脸盆，微微皱了下眉，“去你宿舍说吧。”

我的宿舍只有一张单人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墙上贴着一张巩俐的电影海报，乱得像个仓库。我手忙脚乱地把搭在椅子上的臭袜子塞到床底下，又用袖子擦了擦桌子，才不好意思地请她坐下。

她没坐，只是站在狭小的空间里，目光扫过我的床铺和那张海报，最后落在我脸上。

“建军，你想不想要一套房子？”

我愣住了，以为自己听错了。这问题问得太直接，也太诱人，像一个从天而降的馅饼，我怕有诈。

“想啊，做梦都想。”我老老实实地回答，心里却在打鼓，不知道我们这位不苟言笑的主任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她似乎对我的回答很满意，点了点头，然后说出了一句让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话。

“厂里新盖的那批楼，有一套两室一厅的名额，我们可以争取一下。”

“我们？”我更糊涂了，手指下意识地指了指她，又指了指自己，“林主任，您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她深吸了一口气，眼神坚定地看着我，一字一句地说，“我们俩，拼一对，去申请那套房子。”

“拼一对？”我脑子里“嗡”的一声，像有台机器炸了膛。我怀疑自己是不是热出了幻觉。“您的意思是……假结婚？”

“不是假结婚。”她立刻纠正我，语气严肃，“是递交申请的时候，以未婚夫妻的名义。等房子分下来，我们就住进去。对外，我们就是一家人。但实际上，我们各住一间房，互不干涉。房子的产权，我们可以签协议，一人一半。”

我彻底傻了。

这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可这……这也太离经叛道了！在那个思想还相对保守的年代，一个未婚女青年和一个单身小伙子住在一个屋檐下，对外还要宣称是夫妻，这要是传出去，唾沫星子都能把人淹死。

更何况，对方还是我的顶头上司。

我看着林晚秋，她脸上没什么表情，但紧紧抿着的嘴唇，还是泄露了她内心的紧张。我突然意识到，她来找我，肯定是鼓足了巨大的勇气。

“林主任……这……这不合适吧？”我结结巴巴地说，“您是领导，我……我一个普通工人，这传出去对您名声不好。而且，您条件这么好，厂里追您的人也不少，怎么会……”

“条件好？”她自嘲地笑了一下，那笑容里带着一丝苦涩，“建军，你以为我为什么三十了还单着？我家里的情况，不允许我像别的女孩子一样，轻松地谈婚论嫁。”

她没有细说家里的情况，只是话锋一转，语气变得恳切起来：“我需要一个独立的、大一点的空间，非常需要。而你，也需要一个房子来安身立命。我们只是各取所需，做一场互惠互利的合作。你放心，我不会占你任何便宜，也不会干涉你的私生活。等将来，时机成熟了，比如你找到了真正想结婚的对象，或者我这边的事情解决了，我们随时可以结束这种关系，房子可以卖掉，钱我们平分。”

她的逻辑清晰，条理分明，把所有利弊都摊开在我面前。

我得承认，我心动了。

那是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啊！不是这种十几平米的单身宿舍。有了它，我就能把乡下的父母接来住上一阵子。有了它，我相亲的时候，腰杆都能挺得更直。这个诱惑太大了，大到足以让我暂时忽略掉那些潜在的风险和道德上的不安。

我沉默了很久，脑子里天人交战。一边是唾手可得的安稳生活，一边是不可预知的未来和名声的。

林晚秋没有催我，就那么静静地站着，等着我的答案。她的眼神很平静，像一潭深水，你看不到底，却能感觉到那份不容置疑的决心。

“为什么……为什么是我？”我终于问出了心里最大的疑问。全厂那么多单身男青年，为什么偏偏选中了我这个不起眼的小技术员？

她似乎早就料到我会这么问，淡淡地回答：“我看过你的档案。你是农村出来的，父母都是老实本分的农民，家庭关系简单。你在厂里这几年，工作踏实，不爱惹是生非，嘴巴也严。最重要的是，”她顿了顿，目光直视着我的眼睛，“你人老实，心眼不坏。”

被人当面夸“老实”，这在当时可不算什么好词，甚至有点说你“笨”的意思。可从林晚秋嘴里说出来，我却觉得那是一种肯定，一种信任。

她把我的一切都调查清楚了，而我对她，除了一句“林主任”，几乎一无所知。

这场“合谋”，从一开始，就不是一场平等的游戏。

“我……我需要考虑一下。”我最终还是没能当场答应下来，“我得……跟我爸妈商量一下。”

这是实话，也是一个拖延的借口。这么大的事，我一个人扛不住。

林晚秋点了点头，似乎并不意外。“应该的。我给你三天时间。三天后，你到我办公室给我答复。记住，这件事，除了你父母，不要再对第四个人提起。”

说完，她转身就走，留给我一个决绝的背影和一屋子需要消化的震惊。

我瘫坐在椅子上，看着墙上巩俐明艳的笑容，第一次觉得，现实生活，远比电影要荒唐得多。

第2章 一通改变命运的电话

那个晚上，我彻夜未眠。

宿舍的窗外，是厂区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轰鸣声，我听了三年，早已习惯。可那个晚上，那声音却像一把钝刀，一下一下地在我脑子里割着，让我心烦意乱。

林晚秋的提议，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激起的涟漪久久不能平息。

理智告诉我，这件事风险太大。和一个女领导“假结婚”，这简直是把自己的前途和名声拴在了一根悬空的钢丝上。万一哪天东窗事发，她一个车间主任，或许还能扛得住，而我这个无根无萍的小技术员，很可能就会被当成“占领导便宜”的典型，被厂里开除都有可能。

可情感上，那个“两室一厅”的诱惑又实实在在地挠着我的心。

我想起了我的父母。他们一辈子在黄土地里刨食，最大的心愿就是我能在城里站稳脚跟，娶妻生子。每次我爹来信，末尾总要问一句：“房子有消息了吗？”我能想象，如果我告诉他们，我马上就能分到一套两室一厅，他们该有多高兴。

我还想起了去年相亲的那个姑娘，人长得挺水灵，对我印象也不错。可一听到我还住在单身宿舍，连个独立的厨房都没有，她妈的脸色当场就变了。后来，这事自然也就黄了。

现实就是这么骨感。没有房子，你就像一棵浮萍，风一吹就散了。

第二天上班，我在车间里见到林晚秋，感觉浑身不自在。她还和往常一样，穿着工装，在各个机床之间巡视，表情严肃地跟老师傅交代着生产任务。看到我时，她的目光也只是淡淡地扫过，没有任何特别的表示，仿佛昨天下午那个敲开我宿舍门的，是另一个人。

她的镇定自若，反而让我更加焦虑。

熬了两天，我终于在第三天中午，揣着积攒了一个月的工资，跑到了厂门口的邮电局，给我家挂了一个长途电话。

电话“嘟嘟”地响了很久才被接起来，是村委会的大喇叭喊我爹来接的。隔着滋滋啦啦的电流声，我爹粗声大气的声音传了过来：“喂？建军啊？厂里发工资了？”

“爸，是我。”我攥着话筒，手心全是汗，“我……我有点事，想跟您和妈商量。”

我尽可能用最简单、最含糊的语言，把林晚秋的提议说了一遍。我没敢说“假结婚”，只说是“为了分房子，和一个女同事搭伙，对外称是对象”。

电话那头，我爹沉默了。

长久的沉默，只有电流的杂音在嘶嘶作响，像一条不安的蛇，钻进我的耳朵里。

“爸？您在听吗？”我忍不住催促道。

“也在旁边。”我爹的声音听起来很沉，“建军，你跟爸说实话，那个女同志，人怎么样？”

他没有问我这件事有多荒唐，也没有骂我异想天开，而是问了最关键的问题——人。

我愣了一下，脑海里浮现出林晚秋的样子。她平时总是不苟言笑，对工作要求严格，但从不无故克扣工人的奖金。有一次，车间里的老师傅操作失误，差点出了生产事故，所有人都以为林晚主任意大利会大发雷霆，可她只是默默地把责任揽了下来，自己写了检查交到厂长办公室。

“她……她是我们车间主任。”我斟酌着词句，“人很正派，不是那种乱来的人。工作能力很强，就是……好像家里有什么困难。”

“是领导啊……”我爹的声音里多了一丝敬畏，也多了一丝担忧，“领导找你帮忙，那是看得起你。可这事……毕竟关系到你们俩一辈子的名声。”

电话被我妈抢了过去，她的声音又快又急：“建军，你傻啊！有房子还不要？名声能当饭吃？能给你娶媳妇？那个林主任，多大年纪了？长得怎么样？家里是干啥的？”

我被我妈一连串的问题问得哭笑不得，只能含糊地回答：“比我大几岁，人挺好的。具体情况我也不太清楚。”

“大几岁好啊，知道疼人！”我妈立刻拍板，“这事能成！你想想，白得半套房子，这好事上哪找去？你跟她说，就说我们家里同意了！你可得对人家好点，别让人家觉得我们占了便宜还不知好歹。”

我爹又把电话抢了回去，压低声音对我说：“建军，就是个妇道人家，头发长见识短。这事你自己拿主意。爹就问你一句，你觉得那个林主任，信得过吗？”

信得过吗？

我回想着林晚秋看着我的眼神，那眼神里有恳切，有决心，却没有一丝一毫的算计和轻浮。一个女人，能放下所有的矜持和骄傲，用自己的名声去做一场豪赌，她所图谋的，一定比一套房子要重要得多。

我相信，她不是在开玩笑。

“爸，我觉得……信得过。”我深吸一口气，说出了自己的答案。

“那就行了。”我爹的声音仿佛一下子落了地，“只要人是好的，心是正的，那就去做。别怕，天塌下来，有爹给你扛着。在外面，自己多长个心眼，别欺负人家女同志，也别让人家欺负了。”

挂了电话，我站在邮电局门口，看着马路上来来往往的自行车，心里五味杂陈。父母的理解和支持，像一块石头，把我心里那些漂浮不定的疑虑给压了下去。

是啊，怕什么呢？我一个穷小子，除了年轻和力气，一无所有。输了，大不了就是卷铺盖回老家，继续种地。可万一赌赢了呢？

下午上班前，我敲响了林晚秋办公室的门。

她正在看图纸，头也没抬，“进来。”

我走到她办公桌前，站得笔直，像一个等待接受检阅的士兵。

“林主任，我……我考虑好了。”

她这才放下手里的铅笔，抬起头看我。她的眼神很平静，似乎早已预料到了我的答案。

“我同意。”我说出这三个字的时候，感觉像是完成了一个重要的仪式。

林晚秋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微不可察的笑意。那笑容很淡，像冬日里的一缕阳光，转瞬即逝，却让她的脸庞瞬间柔和了许多。

“好。”她站起身，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早就准备好的文件，“这是分房申请表，你先把你的基本情况填一下。‘与户主关系’那一栏，填‘未婚夫’。”

我接过那张还带着油墨香的表格，看着“未婚夫”那三个字，手微微有些颤抖。

从这一刻起，我陈建军的人生，就要和林晚秋这个名字，以一种最意想不到的方式，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了。

第3章 第一次“家庭会议”

递交申请表的过程，比我想象中要顺利。

房管科的办事员是个五十多岁的大妈，看到林晚秋的名字，又看到申请的是两室一厅，态度格外热情。当她看到“关系”一栏我填的“未婚夫”，特意拉长了音调，暧昧地看了我们俩一眼。

“哟，林主任，恭喜啊！什么时候办喜酒啊？我们可都等着喝喜酒呢！”

林晚秋的脸微微一红，但很快就恢复了镇定，淡淡地笑道：“快了，王姐，到时候一定请您。”

我站在她身后，紧张得手心冒汗，只能跟着傻笑。

从房管科出来，我感觉自己像是打了一场硬仗，后背的工装都湿透了。

“这就怕了？”林晚秋瞥了我一眼，嘴角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以后这样的场面还多着呢。你得习惯。”

我挠了挠头，不好意思地说：“我……我没经验。”

“我也没有。”她说完这句，就快步朝车间走去，留给我一个挺拔的背影。

我看着她的背影，心里突然觉得，她或许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坚强。

接下来的日子，厂里关于我和林晚秋的流言蜚语，就像春天里的野草一样，疯长起来。有人说我走了狗屎运，攀上了高枝；有人说林晚秋是“老牛吃嫩草”，眼光有问题；还有人说得更难听，说我肯定是用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

车间里，同事们看我的眼神都变了。以前跟我称兄道弟的几个工友，现在见了面，话里话外都带着一股酸味儿。

“建军，行啊你，真人不露相啊！什么时候把咱们主任拿下的？传授传授经验呗？”

我只能尴尬地笑笑，说：“就是……就是缘分到了。”

这种被人围观和议论的日子很难熬，我好几次都想找林晚秋，问问她有没有后悔。可每次看到她像没事人一样，顶着各种各样的目光，雷厉风行地安排工作，我又把话咽了回去。

她一个女人都不怕，我一个大男人，有什么好怕的？

一个月后，分房名单公示了。

我和林晚秋的名字，赫然排在两室一厅的第一位。

当我在公告栏前看到那张红纸黑字时，我的心跳得像擂鼓一样。周围同事们的恭喜声、议论声，都变得模糊不清。我只觉得，那套位于三楼，朝南的，带阳台的两室一厅，正闪着金光，向我招手。

我们成功了。我们用一个谎言，换来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家。

拿到钥匙的那天，林晚秋提议，我们一起去看看我们的“新家”。

房子是水泥毛坯，墙壁灰扑扑的，地面也不太平整，但空间确实宽敞。一个客厅，两间卧室，一个厨房，一个卫生间，还有一个小小的阳台。阳光从南面的窗户照进来，在地上投下明亮的光斑，空气中漂浮着细小的尘埃。

我激动得在每个房间里来回踱步，用手敲敲这面墙，摸摸那扇窗，心里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

“这间朝南的，带阳台的，你住。”林晚秋站在客厅中央，指着右手边的卧室说。

我愣住了，“林主任，这怎么行？您是女同志，这间光线好，应该您住。”

“不用。”她摇了摇头，语气不容置喙，“你年轻，以后要娶媳妇生孩子的，总得有个像样的房间。我就住那间朝北的，小一点，清静。”

她接着说：“我们得约法三章。”

我立刻站直了身体，像是在听领导训话。

“第一，对外，我们是即将结婚的夫妻。在所有同事、邻居面前，我们都要表现得像一家人。这一点，不能有任何差错。”

我点了点头。

“第二，在家里，我们是合租的室友。这道门是客厅，出了各自的卧室门，就是公共区域。我们共同承担家务和生活开销。但是，没有经过对方允许，绝对不能进入对方的房间。”她的目光落在我俩的卧室门上，眼神格外严肃。

我又点了点头。

“第三，”她顿了下，似乎在斟酌用词，“关于我们各自的私生活，我们互不干涉。你可以谈恋爱，但不能把人带回家里。如果将来你找到了合适的结婚对象，需要我配合‘分手’，我随时可以。同样的，我也希望你不要干涉我的生活。”

这三条规定，清晰、理智，像一份冷冰冰的合同，在我们之间划下了一条楚河汉界。它时刻提醒着我，我们之间，只是一场交易。

“我没问题。”我答应得很干脆。

“好。”她似乎松了一口气，“那我们来谈谈装修和买家具的事。我的积蓄不多，我们得精打细算。”

于是，在那个空荡荡的毛坯房里，我们召开了第一次“家庭会议”。

我们拿着尺子，把每个房间的尺寸都量了一遍，又拿出一张纸，一笔一划地规划着家具的摆放。

“这里放一张餐桌，不大不小的，四方桌就行，吃饭、看书都能用。”我指着客厅靠墙的位置说。

“嗯，”她点点头，在纸上画了一个方框，“厨房得打个水泥灶台，贴上白瓷砖，好擦洗。再买个双眼的煤气灶。”

“卧室里得有个大衣柜，我的衣服多，你的工具书也多。”

“阳台上可以盘个花坛，种点葱姜蒜，省得买了。”

我们你一言我一语，讨论得热火朝天，仿佛我们真的是一对正在规划未来小家的新婚夫妻。阳光暖洋洋地洒在我们身上，那一刻，我几乎忘记了我们关系的本质。

我看着身边正低头认真画图的林晚秋，她的侧脸在阳光下显得格外柔和，长长的睫毛在眼睑下投下一小片阴影。我突然发现，褪去“车间主任”那层严肃的外壳，她其实也只是一个普通的、对家有着渴望的女人。

只是，她为什么这么需要一个家呢？还需要用这种方式来得到？

这个疑问，像一根小小的刺，扎在我心里。

第4章 “我们家建军”

搬进新家后，我们的生活正式进入了“双面模式”。

在厂里，我们是别人眼中令人羡慕的一对。林晚秋偶尔会当着同事的面，叮嘱我下班早点回家；我也会在食堂打饭时，特意多打一份她爱吃的红烧茄子。这些看似亲密的举动，都是我们提前商量好的“表演”。

而在家里，我们则严格遵守着“合租室友”的界限。

我们买了一张老式的方木桌，摆在客厅中央。这张桌子，成了我们家里最重要的家具。我们在这里一起吃饭，但大多数时候都沉默无言，只有碗筷碰撞的轻微声响。我们也在这里分摊水电费，算得清清楚楚，一分钱都不差。

家务活我们轮流做，我负责拖地、倒垃圾这些体力活，她负责做饭、洗衣。她的厨艺很好，普普通通的青菜豆腐，她也能做得有滋有味。有时候我下班晚了，她会把我的那份饭菜用碗扣在桌上温着。

每当这时，我心里总会涌起一股暖流。我知道这是“协议”的一部分，但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这种被人照顾的感觉，让我想起了我妈。

最难熬的，是应付我父母的突然袭击。

搬家后第二个月，我爹妈就带着大包小包的土特产，毫无预兆地从老家赶了过来。开门的那一刻，我整个人都懵了。

“爸，妈，你们怎么来了？”

“想我大孙子了，来看看不行啊！”我妈笑得合不拢嘴，一边说一边往里张望，“哎哟，这房子真敞亮！比我们村长家的都气派！”

我爹则一眼就看到了站在客厅里，同样一脸错愕的林晚秋。

“这位……就是小林吧？”我爹显得有些拘谨，手里拎着的两只老母鸡咯咯地叫着。

我赶紧介绍：“爸，妈，这是林晚秋。晚秋，这是我爸我妈。”

林晚秋的反应比我快得多。她立刻换上一副热情又得体的笑容，走上前接过我妈手里的包裹，“叔叔阿姨，你们快请坐，来就来嘛，还带这么多东西。”

她那声自然的“叔叔阿姨”，让我悬着的心放下了一半。

那天晚上，林晚秋亲自下厨，做了一桌子丰盛的饭菜。在饭桌上，我妈拉着她的手，问东问西，从年龄工作到家庭成员，查户口一样问了个遍。

我紧张得手心直冒汗，生怕她说错话露馅。

可林晚秋却应付自如，滴水不漏。她说她父母早逝，家里只有一个弟弟在老家上学。她说她年纪大了，急着结婚，碰上我这个老实人，是她的福气。她说话的时候，语气真诚，眼神坦然，说得我妈一愣一愣的，最后拍着大腿说：“好！好闺女！我们家建军能娶到你，真是祖上烧了高香了！”

我爹则在一旁默默地喝着酒，时不时地看我一眼，眼神里充满了探究。

晚上睡觉成了最大的难题。家里只有两张床，我爸妈自然睡在了我那间朝南的大卧室。我和林晚秋，总不能当着他们的面，一人回一间房。

最后，我俩在厨房里紧急磋商。

“我去单位宿舍挤一晚。”我说。

“不行。”她立刻否定，“叔叔阿姨刚来，你晚上就不在家，他们会怎么想？”

“那……那怎么办？”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客厅里打地铺吧。”

于是，我从她的房间里抱出了一床被子，在客厅的地上铺好。她又给我拿来一个枕头，轻声说：“晚上凉，盖好被子。”

那一晚，我们就隔着一道门。我能听到我妈在房间里跟我爹小声地嘀咕，也能听到林晚秋在她的房间里，似乎翻了个身。

我在冰凉的地板上烙饼一样翻来覆去，心里乱成一团麻。这种撒谎的感觉，太煎熬了。

第二天，我妈一大早就把我拉到阳台上，神秘兮兮地问我：“建军，你跟妈说实话，你跟小林，是不是还没……还没到那一步？”

我脸一红，“妈，你说什么呢！”

“你别蒙我，我昨天晚上听见了，你睡在客厅里。”我妈一脸“我什么都懂”的表情，“是不是小林嫌弃你？还是你俩吵架了？”

“没有没有，”我赶紧解释，“就是……就是我们俩都害羞。”

我妈叹了口气，语重心长地说：“建军啊，小林是个好姑娘，又是你的领导，你可不能欺负人家。但你也是个男人，该主动的时候得主动。你们年纪都不小了，赶紧把证领了，把婚事办了，明年给我生个大胖孙子，我跟你爸就放心了。”

我被我妈说得面红耳赤，只能连声答应。

我父母住了三天。这三天里，林晚秋扮演了一个完美的“准儿媳”。她陪我妈逛菜市场，给我爹买新鞋，说话做事滴水不漏，把我妈哄得天天笑得见牙不见眼。

临走的时候，我妈偷偷塞给林晚秋一个红包，林晚秋推辞了半天，最后还是被我妈硬塞进了口袋。

送走父母，回到空荡荡的家里，我和林晚秋都像是虚脱了一样，瘫在沙发上，半天没说话。

“对不起，”我先开了口，“给你添麻烦了。”

“没什么。”她摇了摇头，从口袋里拿出那个红包，递给我，“这个，你替我还给阿姨吧。心意我领了，钱我不能要。”

我看着那个红色的信封，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妈是真心喜欢你。”

“我知道。”她的声音很轻，“叔叔阿姨都是很好的人。”

她说完，站起身，准备回自己的房间。走到门口，她又停下脚步，回头看着我，认真地说：“陈建军，谢谢你。谢谢你愿意陪我演这场戏。”

这是她第一次，用这么郑重的语气跟我说谢谢。

我突然觉得，我们之间的关系，似乎在悄悄地发生着某种变化。它不再是单纯的、冷冰冰的“合作协议”，而是多了一点……人情味。

尤其是在厂里，当别人再用异样的眼光看我们时，她会很自然地走到我身边，当着所有人的面，笑着说一句：“我们家建军，就是老实，不会说话，你们别欺负他。”

那一句“我们家建军”，她说得那么自然，那么理直气壮，像一道温暖的屏障，把我保护在身后，挡住了所有流言蜚语。

那一刻，我承认，我的心，被轻轻地触动了。

第5章 弟弟的来信

日子就在这种平静又微妙的氛围中，一天天过去。

转眼间，秋去冬来。厂区里的梧桐树叶子落光了，露出光秃秃的枝桠，指向灰蒙蒙的天空。

我和林晚秋的“夫妻”生活，也越来越有默契。我们甚至养成了一些共同的习惯，比如晚饭后会一起看一会儿电视，她喜欢看新闻，我喜欢看电视剧，我们俩就轮流着来，谁也不争。周末大扫除，我拖地，她擦窗，配合得天衣无缝。

有时候，我下班回家，看到客厅的桌上摆着热气腾腾的饭菜，厨房里传来她忙碌的身影，我甚至会产生一种错觉，觉得这真的是我的家，而她，是我的妻子。

但每当这种念头冒出来，我都会立刻掐灭它。我不断地提醒自己：陈建军，这都是假的，是一场交易，你千万不能当真。

我开始刻意地和她保持距离。她看电视的时候，我就回房间看书；她做饭的时候，我就主动去阳台浇花。我怕自己陷得太深，最后无法收场。

林晚秋似乎也察觉到了我的变化，但她什么也没说，只是我们之间的对话，又回到了最初的客气和疏离。

那段时间，厂里新来了一批大学生，其中有个叫周晓敏的女孩，分到了我们车间做文员。她年轻、活泼，像个小太阳，一笑起来眼睛弯弯的，有两个浅浅的酒窝。

她似乎对我很有好感，总是有意无意地找我说话。一会儿是打印机坏了，让我去修；一会儿是文件找不到了，让我帮忙找。车间里的工友们都看出了苗头，经常拿我俩开玩笑。

“建军，有福气啊！咱们车间两朵金花，一朵被你摘了，一朵还等着你呢！”

我每次都红着脸否认，但心里却忍不住有些窃喜。周晓敏的出现，像一缕清新的风，吹进了我沉闷的生活。她让我想起了，我还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我也有追求爱情的权利。

我开始犹豫，要不要把我和林晚秋的真实情况，告诉周晓敏。可一想到我们的约定，一想到这套来之不易的房子，我又退缩了。

就在我纠结万分的时候，一封信的到来，打破了我们家里的平静。

那是一个周六的下午，我休息，林晚秋去厂里加班了。邮递员送信过来，有一封是给林晚秋的。信封是普通的牛皮纸信封，上面的字迹歪歪扭扭，像小学生的笔迹。寄信地址是南方一个我从未听说过的小县城。

我把信放在了客厅的桌子上。

晚上，林晚秋加班回来，一脸疲惫。她看到桌上的信，眼神立刻就变了。那是一种混杂着期盼、紧张和恐惧的复杂神情。

她拿起信，手指微微颤抖地撕开信封，抽出里面的信纸。

我假装在看电视，眼角的余光却一直瞟着她。

她的脸色，随着看信的过程，变得越来越苍白。到最后，她的嘴唇都在哆嗦，捏着信纸的手，因为太过用力，指节都发白了。

看完信，她就那么呆呆地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像一尊雕塑。

我从来没见过她这个样子。在我印象里，她永远是冷静、果断、坚强的。可那一刻，我从她身上看到的，只有无助和绝望。

“林……林主任，你没事吧？”我关掉电视，小心翼翼地问。

她像是没听到一样，没有任何反应。

我又叫了她一声：“晚秋？”

这是我第一次，叫她的名字。

她终于有了反应，猛地抬起头看我，眼睛里布满了血丝，还有一层我看不懂的水光。

“建军，”她的声音沙哑得厉害，“我……我可能要跟你借点钱。”

我愣住了，“借钱？出什么事了？”

她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只是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我弟弟……他出事了。”

说完，她再也控制不住，把脸埋在手心里，肩膀剧烈地颤抖起来。压抑的、细碎的哭声，从她的指缝间溢出来。

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到林晚秋哭。

她的哭声，不像别的女人那样嚎啕大作，而是一种极度隐忍的抽泣，像是要把所有的痛苦和委屈，都吞回肚子里。那声音，像一把小锤子，一下一下地敲在我的心上，让我觉得又闷又疼。

我手足无措地站在那里，想安慰她，却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只能笨拙地给她倒了一杯热水，放在她手边。

过了很久，她的哭声才渐渐平息下来。

她抬起头，眼睛又红又肿，但眼神却恢复了一丝清明。她拿起桌上的信，递给我。

“你看看吧。”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过来。

信是她弟弟林晚山写的。信上的字迹确实像个孩子写的，但信的内容，却沉重得让我喘不过气来。

信里说，他生病了，病得很重，是小儿麻痹症的后遗症复发，腿走不了路了，每天都疼得睡不着觉。寄宿学校的老师给他家里打了电话，可他那个所谓的“家”，根本没人管他。他的继父说他是累赘，要把他送到乡下的亲戚家去。

信的最后，他用歪歪扭扭的字写道：“姐，我不想去乡下，他们会打我的。你快来接我吧，我好想你。姐，我是不是要死了？”

看完信，我终于明白了。

我终于明白了她为什么三十岁了还不结婚，为什么那么拼命地工作，为什么不惜用自己的名声做赌注，也要换来这套两室一厅的房子。

她不是为了自己，她是为了给她唯一的弟弟，准备一个可以遮风挡雨的家。

“我想……把他接过来。”林晚秋看着我，声音里带着一丝哀求，“接过来治病，上学。我们市里的医疗条件和教育条件，都比他们那里好。”

“接！必须接！”我没有丝毫犹豫，脱口而出，“钱不够我这里有，我这几年也攒了点。你别急，我们一起想办法。”

在那一刻，我忘记了我们的“协议”，忘记了周晓敏，忘记了所有的一切。我只知道，眼前这个女人，她需要我的帮助。

林晚秋定定地看着我，眼眶又红了。她用力地咬着嘴唇，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点了点头，说了一个字：“好。”

那个晚上，我们第一次，像真正的家人一样，坐在那张方木桌前，彻夜长谈。

她跟我讲了她的过去。她父母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她和弟弟跟着叔叔婶婶长大，受尽了白眼。后来她考上技校来到这个城市，拼命工作，就是想早点把弟弟接出来。可没想到，她弟弟在她上学期间，得了一场重病，落下了残疾。而她的叔叔，在她参加工作后不久，就把她弟弟送给了一户没有儿子的远房亲戚做“儿子”，实际上就是换了一笔彩礼钱。

“我恨他们，也恨我自己。”她低着头，声音里充满了自责，“如果我早点有能力，晚山就不用受那么多苦。”

我看着她，心里说不出的难受。原来在她坚强的外表下，背负着这么沉重的过去。

“都过去了。”我轻声安慰她，“以后有我呢。我们一起，把晚山接回来，给他治病，让他上学，让他过上好日子。”

“我们？”她抬起头，眼里闪着泪光。

“对，我们。”我坚定地点了点头，“从我们决定一起申请这套房子开始，我们就是‘我们’了。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说完这句话，我自己都愣住了。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么说，但话已经说出口，我也不想收回。

林晚秋看着我，看了很久很久。然后，她缓缓地笑了。

那是一个我从未见过的笑容，干净，纯粹，像雨后的天空，洗去了所有的阴霾。

第6章 一个真正的家

第二天一早，林晚秋就向厂里请了长假。

我也请了假。我说：“我陪你一起去。你一个人，我不放心。”

她看了我一眼，没有拒绝。

我们俩几乎取出了所有的积蓄，凑在一起，买了两张南下的火车票。绿皮火车哐当哐当，载着我们，也载着一个沉甸甸的希望，向着那个陌生的小县城驶去。

找到林晚山的过程，比我们想象中要艰难。

他的那户“养父母”家，早已人去楼空。我们向邻居打听，才知道那家人拿着卖女儿的彩礼钱，早就搬到城里去了，把病重的林晚山一个人扔在了乡下的老宅子里。

当我们根据邻居指点的地址，在乡下的泥泞小路上，找到那间破败的土坯房时，我的心一下子就揪紧了。

门是虚掩着的，我们推门进去，一股潮湿发霉的味道扑面而来。屋子里很暗，唯一的窗户用木板钉死了。

林晚山就躺在角落里的一张破木板床上，身上盖着一床又黑又硬的棉被。他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脸色蜡黄，嘴唇干裂。看到我们进来，他惊恐地睁大了眼睛，像一只受了惊的小兽。

“晚山！”林晚秋哭喊着扑了过去，一把将他抱在怀里。

“姐……姐？”男孩的眼睛里充满了难以置信，他伸出干枯的手，小心翼翼地触摸着林晚秋的脸，仿佛在确认这是不是一场梦。“姐，你真的来了……”

“我来了，我来接你回家。”林晚秋抱着他，泣不成声。

我站在一旁，看着眼前这一幕，眼眶也湿了。

我走上前，蹲下身，对那个叫林晚山的男孩说：“晚山，你好，我是你建军哥。别怕，我们带你回家。”

男孩怯生生地看着我，然后把头埋进了林晚秋的怀里。

回去的路，更加艰难。林晚山的腿不能走路，大多数时候，都是我背着他。他很轻，轻得像一捧枯草，趴在我背上，我几乎感觉不到重量。可这份“轻”，却让我心里觉得无比沉重。

从火车站出来，我们没有直接回家，而是打车去了市里最好的医院。

医生检查后，告诉我们，晚山的腿因为长期缺乏治疗和营养，肌肉已经严重萎萎缩，但如果坚持做康复治疗，还是有希望重新站起来的。

这个消息，对我们来说，是天大的好消息。

从那天起，我们的家，就从两个人，变成了三个人。

林晚秋辞去了车间主任的职务，换到了一个清闲的后勤岗位，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来照顾晚山。我则更加拼命地工作，加班加点，希望能多挣点钱，来支付晚山高昂的治疗费用。

我们的生活，一下子变得忙碌而拮据。以前家里还能顿顿有肉，现在只能省吃俭用，餐桌上多是素菜。但奇怪的是，我一点也不觉得苦。

每天下班回家，推开门，不再是冷冰冰的沉默。厨房里，是林晚秋忙碌的身影；客厅里，是晚山坐在轮椅上看书的安静画面。他会抬起头，怯生生又带着欢喜地叫我一声：“建军哥，你回来了。”

林晚秋会端出热腾腾的饭菜，一边给我盛饭，一边嗔怪道：“跟你说了多少次，别在厂里吃，回来吃，省钱。”

那语气，那神态，像极了一个真正的妻子在关心自己的丈夫。

我们家的那张方木桌，也变得热闹起来。吃饭的时候，林晚秋会不停地给晚山夹菜，晚山则会把他觉得好吃的，夹到我的碗里。我们聊着厂里的趣事，聊着晚山在康复中心的进步，聊着未来的打算。

那间朝北的小卧室，被我们改造成了晚山的书房兼卧室。我把我所有的技术书都搬了进去，一有空就教他读书写字。他很聪明，学得很快，性格也渐渐开朗起来。

我们家里的那条“楚河汉界”，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

有时候，林晚秋洗了我的衣服，会很自然地晾在阳台上；我也会在她生病的时候，笨手笨脚地学着给她熬一碗姜汤。我们不再分彼此，家里的钱放在一个抽屉里，谁需要就拿去用。

我们就像一家人，真真正正的一家人。

厂里的流言蜚语，也渐渐平息了。大家看到我们真的把一个残疾的孩子接来抚养，都露出了敬佩的神情。以前那些说酸话的同事，见到我，也会竖起大拇指，说一句：“建军，是条汉子！”

周晓敏来找过我一次。她站在我们家楼下，看着我背着晚山，林晚秋提着大包小包跟在后面，我们三个人有说有笑地往家走。

她的眼神很复杂，有同情，有不解，但更多的是一种释然。

“陈建军，”她叫住我，“我以前，挺喜欢你的。”

我停下脚步，看着她。

“但现在，我更佩服你。”她笑了笑，“祝你们幸福。”

说完，她转身走了，再也没有回头。

我看着她的背影，心里没有失落，反而有一种尘埃落定的平静。我知道，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已经在我身边了。

我回头看了一眼林晚秋，她也正看着我，眼神里，有我熟悉的温柔和感激。

我们相视一笑，什么也没说，但彼此都懂了。

第7章 没有撕掉的证书

岁月如梭，一晃就是二十年。

二十年的时间，足以改变很多事情。我们厂，在时代的浪潮中几经沉浮，最终还是倒闭了。我也从一个青涩的技术员，变成了一个为生活奔波的中年男人。

唯一不变的，是我们的家。

晚山在我们的照顾下，身体恢复得很好。虽然走路还是有点跛，但已经完全可以生活自理。他也很争气，考上了大学，毕业后成了一名优秀的软件工程师，在另一座城市有了自己的事业和家庭。

他结婚那天，我和林晚秋作为他唯一的亲人，坐在了主桌上。当司仪让他感谢父母时，他拿着话筒，看着我们，泣不成声。

他说：“我没有父母，但我有世界上最好的姐姐和哥哥。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他们不是我的亲生父母，却给了我比亲生父母还要多的爱。爸，妈，谢谢你们！”

他对着我们，深深地鞠了一躬。台下掌声雷动。

我看着身边早已泪流满面的林晚秋，紧紧地握住了她的手。她的手，不再像年轻时那样光滑，布满了岁月的痕迹，但却温暖而有力。

那一刻，我觉得，我们这辈子，值了。

晚山成家后，家里又恢复了两个人的生活。房子显得有些空荡荡的。

有一天，晚饭后，林晚秋突然对我说：“建军，我们……是不是该把这房子处理一下了？”

我愣住了。

她看着我，眼神很平静：“当年我们说好的，等你的事或者我的事解决了，我们就结束这种关系。现在晚山已经成家立业，我再也没有什么牵挂了。你……也该有你自己的生活了。”

我的心，像被什么东西狠狠地刺了一下，又酸又疼。

是啊，我们的“协议”还没有结束。我今年已经四十四岁，她也五十了。我们扮演了二十年的夫妻，却连一张真正的结婚证都没有。

“你想……结束？”我看着她，声音有些干涩。

“不是我想，”她别过头，不敢看我的眼睛，“是应该。我不能再这么耽误你了。”

“耽误？”我自嘲地笑了，“林晚秋，你觉得我这二十年，是被耽误了吗？”

我站起身，走到她面前，第一次用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对她说：“如果没有你，我陈建军现在可能还是老家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是你，给了我一个家，让我懂得了什么是责任，什么是爱。你觉得，这是耽误吗？”

她抬起头，眼眶红了，倔强地咬着嘴唇，不让自己哭出来。

我从卧室的抽屉里，拿出一个被我珍藏了二十年的小盒子。

我打开它，里面是一张微微泛黄的纸。

那是一张结婚申请表，是我们当年为了应付房管科检查，去民政局领的。当时我们说好，办完手续就去撕了它。可那天，我看着她走出民政局的背影，鬼使神差地，我把那张本该被撕掉的纸，偷偷地藏了起来。

“这是什么？”林晚秋看着那张纸，一脸震惊。

“我们的结婚证。”我说，“林晚秋同志，二十年前，你就已经是我的合法妻子了。这个‘关系’，你想结束，恐怕得走法律程序了。”

她看着我，看着那张“结婚证”，眼泪终于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滚落下来。

她扑进我怀里，放声大哭，像要把这二十年所有的委屈、隐忍和情感，都哭出来。

我紧紧地抱着她，这个我用谎言“骗”来的妻子，这个和我风雨同舟了半生的女人。

“晚秋，”我在她耳边轻声说，“我们错过了二十年，剩下的日子，我不想再错过了。我们……做一对真正的夫妻，好不好？”

她在我怀里，用力地点了点头。

窗外的夕阳，透过玻璃窗，洒在我们身上，温暖而宁静。

那套我们用“合谋”换来的两室一厅，见证了我们最荒唐的开始，也承载了我们最真挚的岁月。它不仅仅是一套房子，它是一个家。是我们用二十年的光阴，用彼此的扶持和理解，共同建造起来的，一个真正的家。

我知道，这世上有很多种开始爱情的方式，而我们的，无疑是最奇特的一种。但那又如何呢？只要结局是你就好。

来源：幽默溪水一点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