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当前中国区域国别学从数量扩展转向质量优先发展的背景下，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特约专家王逸舟在《国际关系研究》撰文，从知识论角度探讨了该学科的主体性问题。王逸舟认为，区域国别学

在当前中国区域国别学从数量扩展转向质量优先发展的背景下，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特约专家王逸舟在《国际关系研究》撰文，从知识论角度探讨了该学科的主体性问题。王逸舟认为，区域国别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主体性尚未清晰呈现，提出应以“区域”范畴作为学科建设的奠基石和核心变量，通过借鉴区域主义研究成果，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发展路径，从而推动这一新兴学科形成专属的核心范畴和确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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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区域国别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势头良好，已从数量扩展进入质量优先发展的阶段。在作者看来，发展高质量、有新意的区域国别学，关键在于确立其主体性，即专属这门学科的核心范畴和确证方式。本文首先对主体性的概念做了界定，继而讨论了区域国别学科的主体性，提出“区域”观念的特殊价值及其对这门学科建设的导向作用，然后借鉴了以往各类区域主义里面的一些命题，最后对这门学科的中国特色做了初步探索和解读。

关键词：区域；主体性；知识论；区域国别学科；中国特色

当前中国区域国别学发展势头良好，然而对其主体性的界定仍相对模糊。学界鲜有关于区域国别学何以为“学”的讨论，也未见到对其主体性的探究。这种缺失使该学科的发展前景变得不太确定。故此，有必要从知识论角度来研究区域国别学的本质属性与确证条件，观测学科发展的学理基石（内在因素）与依附条件（外部动因）。本文仅就其中的几个关键点做投石探路式的探究。

一、何谓主体性？

哲学意义上的主体是与客体相对应的概念，是指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的承担者。主体性则是指事物在主体和客体关系中的地位、能力、作用和性质，核心是能动性。主体性代表事物的本质，体现主体关键的属性是具有自身意识和能动性。主体性是否存在及其具备什么样的独特样式，是特定对象“此”之别于“彼”所在。具备主体性的事物，恰似含有生命特征的有机体，不管单细胞还是复杂形态，都有生长繁殖、新陈代谢、适应环境的能力。确认具有主体性的事物，是区别于机械相加的外在，不是杂乱无章或纯客观的存在。

由此出发，往下可持续追问：什么是研究对象的内核和外壳，可否按照某种标准进行排序或是否有轻重之分？不同类型主体之间的关系如何，确定关系的依据何在？在同一主体形态内部，迭代和升级是怎样发生的？哪怕是稚嫩早期的存在，独立的主体有哪些须臾不可分的特质？看上去有层次进行组合的主体，如何与那些依附性的复刻或机械拼图作区分？如何衡量外部环境的影响，内生能动何以做出适应调整？

主体性不是简单依从，不是孤立呈现，而是通过相互作用来表达自我。在社会科学的视域内，任何主体都具有社会性和历史性。主体不是先验的存在，不是仅存在于想象，必须通过社会组织和文化机制建构，受到语言、知识、社群、经济、权力等因素的影响。社区、部落、民族、国家、跨国联盟等，作为“想象的共同体”，呈现出主体的无尽形态。

站在学科发展史的角度，主体性认知的过程，让人既有自觉意识，也能观测他者（客体），进而促进主体的倾听与相互理解。现代社会积累财富的同时，制造了大量同质化的事物与思维定式，人们失去倾听的意识，无从感受沟通交流的价值。“卷”“躺平”等社会现象，折射出某种集体无意识，这正是主体性的缺失。因此，在这种背景下，突出主体性有重要的意义。

本质上，主体性不是单一的、同质的，而是多样的、有差异的存在，能体现“全部社会关系”。在不同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下，主体的形式和功能必然不同。主体性的确证，有利于开发识别度指标，并将其置于不同路径、平台工具或子系统。若只做被动加权，做得越多、头绪越乱。说到底，认识主体性，就是认知自我、把握本我，避免“随波逐流”和无意识的重复。

二、区域国别学科的主体性

依照上述关于主体性的讨论，不难看出，当下区域国别学作为一门学科的主体性尚未清晰呈现。迄今为止，区域国别学更多地被当成一个类似人工智能的平台，推动多学科的贯通、不同领域的协同和已有课程的“合体使用”。这些努力无疑是重要的、有价值的，是学科前期建设的必经阶段。不过，“一加一等于二”甚至“一加一大于二”的逻辑，显然不能取代对学科主体性的探究与界定。

其他的学科发展史不乏关于主体性追索的多种叙事，给出了有借鉴意义的叙事。比如，在经济学里，主体被置于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之上；在语言学中，主体用各种表意关系和语言符号等载体呈现；就外交学和国际关系史而言，大国争夺势力范围的博弈和弱小民族维护自身权益的抗争，书写着国际行为体的关键两面。

笔者认为，“区域”的范畴，对于区域国别学科建设，可以起到支撑性的作用。或者说，应该把它作为这门新学科的主体来对待。让我们从一个案例说起：在社会科学既有学科群里，存在一组以“国际”打头的分支(领域)，如国际政治学、国际安全学、国际经济学、国际史学、国际传播学等。它们原本有各自的母体学科（政治学、安全学、经济学、史学、传播学等）及概念体系，加上“国际”后，其主体性发生位移，研究范围随之改变，原本无关联的一些领域和问题与母体学科衍生出紧密的互动。因此，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在这些分支（领域），“国际性”成为构筑新学科的枢纽与基石，展现了新的主体性。国际范畴的独特性质、国际间明显区别于国家内部的一系列互动与治理模式，决定了这些新分支（领域）的专属性，推动各自研究对象的厘定和学科建设的征程。

将“区域”作为区域国别学科的奠基石，主要原因在于：首先，与传统的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有所不同，区域国别学的主要对象更多的是随着全球化进程不断生成的区域板块。众所周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关系学科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得到正式确立，此后，拥有主权的民族国家一直是该学科的主要研究对象，西方学界率先培育和推广了一系列以主权国家为基本单元的学科，并以此命题相应的研究路径，如美国学、苏联学、中国学等；虽然也有关于各种区域和次区域的研究，如东南亚学、拉美研究、非洲学，后者始终从属于前者，鲜有单独的对象学和方法论。随着近几十年来经济全球化的提速发展，世界政治的深刻改变，跨国公司和非国家行为体的壮大，不同地区整合进程加快，区域重要性不断上升。如卡赞斯坦在《区域构成的世界》一书中所揭示，今日世界区别过往的重要标识之一，正是各式区域的崛起。

“区域”作为学科的主体范畴，如同国际关系学中的“国际”，或史学各分支里面的“史”（如历史政治学、历史社会学、历史分期学、历史地理学、历史心理学等），或者“经济”驾驭各分支（政治经济学、军事经济学、货币经济学、税收经济学、价格经济学等），有助于带出次生的命题及路径，形成相对独立的学科系统。也就是说，让大大小小、不同类别的区域联系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创造同心圆式的研究结构。同为一级学科，历史悠久、根基雄厚的成熟学科（如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等），与晚近出现的学科（如国家安全学、区域国别学等），不必等量齐观、要求一致。新兴学科不易形成完全独立的一套体系，但不能只给“他人做嫁衣”，缺乏自己的主体性和相应的导向、配套。

把“区域”作为主要对象，有利于跳出国家间关系的藩篱。这不是简单地取代对国家间政治和外交关系的研究，而是在此基础上进行改进和拓展，发展出更多层次和主题。例如，在经济领域，人们分析不同贸易、劳务和技术的区域整合，及其对特定区域话语权和引导力产生的影响；在安全领域，探讨各种小多边形态的出现，及其对特定大国战略的制衡或加力；在文化领域，类似“亚洲价值观”或“文明间冲突”的讨论，加深了对国际竞争的理解。循着这个思路，就不会把“English School”译成“英国学派”，而是译作“英格兰学派”或“英系学说”。同理，可在传统陆权说、海权说、空权说之上，发展出太空、网络、算法等新空间新课题。

建构主义理论提醒，“国家”不是给定的，而是建构出来的。［美］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同样，“区域”能孕育全方位、多视角的整体意识。笔者曾指出，把“区域”拆开看，它是“区”和“域”两个字的组合。“区”字形似三面有遮蔽、一面敞开、里面有人或物体的构架，喻指一个地块、角落或位置。“域”字更有讲究，其古体是“或”，“或”也是“国”的初文。据专家考证，“域”是个左右结构的形声字兼会意字：左边的“土”字是形符，这与疆土范围有关；右边的“或”作声符，两形合一，指一定疆界之内的地方。后来“域”字的词义扩大了，凡是一定范围的地方，都可以叫做“域”。这两个字逐渐一道使用，表示不同大小的地理、空间、位置、界限及划分尺度。“区域”较多应用的场景是自然地理意义上的各种说法及标准，如指特定的土地界线、行政范围，小至一乡一村、一亩一坪，大到一省一国、一海一洲。学术界所讨论的区域，多半就是这种含义，譬如亚太自贸区、欧盟、非盟、北约或独联体之类。在当代科技进步和思维创新的背景下，“区域”范畴正在经历更强劲的维度伸展：超越单纯的自然地理空间，人们将目光扩展至元宇宙、金融、网络世界等。从英文作为当代广泛运用的文字语言观察中，当下讨论的“区域国别研究”对象也有着大相径庭的译法，如international area studies, world of regions, district limits, varied scopes, digital world等。看似混乱、不统一的格局，孕育了更大可能性。不难想象，延展中的区域范畴，既可以有地理的内容、也有人文的内涵；既有物理界的要素、也有虚拟世界的成分；既有线性的、可视的过程，也有非线性的、耗散的态势。这样的认知拓展了“区域”范畴的引领作用，构建了器物层面（如自然地理和资源层面）的区域、观念层面的区域（如“东方学”或“全球南方”），以及制度层面的区域(如“西方霸权”“北约架构”)等，从而加深对变迁中的国际社会和世界政治的理解。

在区域国别学科建设的过程中，“区域”作为主体和基轴，就像是同心圆中间的圆环，而“国别”则像是一根辅线，助力形成学科梯队和层次。各个国别的研究早已成为国际关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关于国家主权行为体的研究也已有成套的课程体系。更重要的是，区域国别学重视整体性，重视跨领域互动。展望未来，人类正在走向新的边疆，过去鲜有涉足的诸多新领域、新势力层出不穷，如深海区域、洋底区域、极地区域、太空区域，以及非物理实体的网络空间、算法高地、虚拟货币和跨域社区等新区域，以及这些区域的开发、掌管、获利等。新疆域吸纳了更多行为体的同时，也悄然改变了行为方式、规则与秩序。新旧区域的并存，产生了大量值得探讨的问题。当人工智能及各种现代信息手段越来越多地替代不同语种文本翻译和会议同声传译工作、考生和家长开始担心学外语不好就业的时候，就意味着现有外国语言文学专业有扬长避短、推陈出新的迫切需求；当读者从手机上获取的信息比世界史教材和“列国志”书籍更新鲜有趣的时候，很多高校教师和专业研究者不得不思考对本职业务的重新定位。从这些学科面临的危机和困扰观察，以区域为基点和主体的一门新兴学科的出现，或许提供了创造性介入、交叉中更新的机遇。这不是对既有学科的否定抛弃，而是哲学意义上的扬弃。区域作为一种本体，要求描述事物本质的时候，在相关领域的语汇、方法、路径之间建立联系。看重“关系”，是构建这一学科主体性的要求。区域国别学不把国家作为唯一研究对象，而是注重各种区域的联动，注意各个板块的消长。例如，在新的视域下，网络、太空或洋底等区域可能成为博弈（获损或受益）的主战场、主营区，成为小国或次国家单元担纲国际舞台主角的诱因与动能。

总之，区域的主体性不是机械组合，区域的研究基于但不限于传统的国际关系研究。新的认定要求重视区域层次（包括自然地理和非器物层面），重视区域层次对内产生的同心圆效应和区域之间的互动，重视“区域构成世界”的逻辑。理论折射现实，学科的扩展反映生活的需要。最早的人类采用的是家庭、部族、宗族等较为简单的群落方式，随着农耕文明向工业社会的进步，出现了邦国、王朝、教廷治理的模式，近代西方大航海时代创造了宗主国与殖民地的不同等级和身份，19—20世纪民族解放浪潮推动了主权平等、国家外交的风气。20世纪以降的进展，则凸显了主权国家依然占主导地位背景下各类跨国力量及进程的强势发展，比如穿越国界的信息化、大型跨境经贸集团及协议的推进、各种非国家运动及倡议的影响日益增强、金融与科技结合生成的全球利害收割、地缘政治和安全较量的陆海空天网一体化等，带动人类之大脑及手脚向更大空间进行施展，创生了更多“想象的共同体”。可以说，“区域”是比国家更宏观的单元，具有更广泛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发展及安全的议程，是更多传统学科和新兴领域整合之后的范式。“区域”重心的锚定，有利于这一新兴学科下一阶段的成长。

三、区域主义的借鉴

任何一个成熟学科的确认，并非来自外部而是内在的条件，尤其是研究对象、方法及广义知识论的探究。从这方面看，区域主义提供了一些可参考的线索。

首先要说明的是，叫“区域主义”还是“地区主义”，中国学界并无统一意见。例如，耿协峰认为，区域研究往往关注的是个别地区（及其中的不同国家），致力于从文化和历史的角度去增进知识，研究对象主要是所在区域的语言、历史、观念和物态，研究方法是跨学科的解释，通常采用解剖麻雀式的方法，更像是一种专门化的研究；而地区主义研究往往关注地区的整体性和共性，研究对象主要是地区层次的国际制度建设或地区性合作及一体化现象，研究方法通常是社会科学的演绎和归纳，即全面调查式的方法及比较分析的方法。参见［德］塔尼娅·A.博泽尔、托马斯·里塞主编，耿协峰译：《牛津比较地区主义手册》，天津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8~9页。“区域”（area）和“地区”（region）看起来是两个词，实际运用中却是交替使用的。主管部门（如教育部）近两年多用“区域国别学（学科）”，但各高校和研究人员没有在意它们的区分。例如，北京语言大学的《国别和区域研究》期刊英文译名是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Studies, 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区域国别学刊》译为Country and Area Studies，《南大区域国别研究》翻译成Nanjing University Area Studies Review, 《北大区域国别研究》译为Journal of Area Studies，《云大地区研究》译为Yunnan University Area Studies,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主办的《区域国别研究》译作Journal of Country and Area Studies。

在国际上，区域主义倒是有通用表述，即“regionalism”。较有代表性的看法是，“区域主义”是指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其它行为群体在区域层次上交往互动的实践及其思想表现，旨在建立和维系区域性制度和组织乃至区域共同体的目标；它是根据特定目标推动相邻区域整合的机制化努力，带动相关国家和行为体产生内在关联与秩序，实现区域内的规则订立和自我约束，朝向区域内安全、贸易、金融、发展、生态、移民和公共卫生等方面的有效治理。这里讲的是一种以各国政府为主要推手的对外政策行为。区域主义帮助人们用比较的眼光看待世界各大陆大洲和次区域板块的向心或裂变程度，找到它们的某些优势与劣势。

有研究发现，在地区主义的研究上，中西方学界存在诸多差异。在关注的议题领域，西方学界重点讨论如何通过地区合作与一体化来避免国家间战争、以最终实现“永久和平”，因此高度关注安全议题，乃至着眼于如何构建区域共同体或地区认同；中国学界较多关心如何通过地区合作来促进国家和区域的经济发展，更多关注发展议题或发展与安全关联的议题，在安全议题上着眼于如何更好地通过地区合作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从理论路径和研究方法上看，西方学界更热衷于宏大的理论建设，围绕欧洲一体化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大理论学说，如联邦主义、功能主义、新功能主义、政府间主义和自由政府间主义、后功能主义等；而中国学界更看重中观理论解释，陆续提出过像“欧洲之外主义”、结构互动论、东亚二元格局论、东亚共生体系论、区域性公共产品论、发展地区主义论、欧亚双重结构论、区域间主义治理模式论、区域建构论等。此外，欧美区域主义更加强调法律制度的规范，在这方面着力甚多、成果也多；而亚洲区域主义结合东方传统文化特点，更多观察所谓协商式区域合作方式。关于区域主义的这些探讨开启了新的研究思路，不过，这类研究局限在自然地理层面，排除了半地理的“区域”（如东方/西方、全球北方/全球南方）和非器物层面的“区域”（如网络空间或金融区块或“超限战”等新疆域）。此外，它的研究对象瞄准各国政府机构之间的协调，尽管工作效率较高，但渠道相对单一，无法完全满足今日全球各区域层面产生的更多行为体之更多整合方式的需求。就我们的区域国别学科建设目标而言，区域主体丰富而且立体的形态，也要求在新的时境下改造使用区域主义。

区域主义研究的另一线索是，学者们在看待区域内部国家合作及一体化的时候，探讨了“外溢”现象和制度约束。在区域主义最早发源的西欧，20世纪50至60年代德法两国推动煤钢联营，不仅奠定了后来欧共体的早期基础，继而催生了欧盟的诞生和扩大，而且带动西欧（以及后来的中东欧）一体化从经济、贸易、产业、技术等领域，逐渐向社会、政治、防务、外交和法律等领域扩展。看似始于技术的、不敏感的、“低政治的”和相对容易的合作，培养民众间的好感和信任，逐渐过渡到制度性协调乃至新的功能生成。欧洲一体化舞台的两个主角德国和法国，作为历史“冤家”和欧洲近代动荡的主要根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长期和平与发展过程中相向而行，通过务实合作降低民族间的敌意、减轻历史积怨，成为欧洲一体化的“双引擎”。法德和解是区域主义理论的著名案例，由它牵动的更大的正面效应，被称为“外溢”，提示区域形塑由易到难、由此及彼的机理。

在笔者看来，多年来关于区域主义的讨论还有三个参照点：一是关于区域形成的领导国或主导力的研究；二是关于区域制度、规范和约束方式的研究；三是关于区域身份（认同）的研究。

第一，关于区域形成的领导国或主导力的研究。研究人员通过长期追踪发现，不管世界哪个地方、有什么样的文化历史背景、存在何种政治体制及意识形态，但凡出现某种形态的区域化（包括安全领域的集团化、经贸领域的合作、各种次区域的一体化），背后肯定有领导国或主导力的策划与推动。关于区域进程动力的分析十分庞杂、多维，无法一一展开，在此仅指出其中的关键因素，即要么来自某个或某几个大国的强力驱动，比如美国对北约的构想，中俄对上海合作组织的创设；要么出自某个智谋小国或中小国家群体的“巧实力”运作，比如由北欧小国芬兰倡议、有35国参加、关乎冷战年代东西方阵营对话的“赫尔辛基进程”，新加坡对“亚欧首脑会晤机制”和“香格里拉对话”的倡导与运作，东盟促成的“10+3”机制即东盟十国与中国、日本、韩国的年度高层会晤。因此，有关区域构建之导向国（力）的研究，一直是区域主义的重点研究方向之一，有不少具体的成果可供参考。

第二，关于区域制度、规范和约束方式的研究。不少成果同时指示一个点，即与主权国家自身的治理及运作方式有别，各类区域之所以能建立和推广，不在于它是否有统一的政府，而是它们建立在区域性制度和规范之上。研究人员充分吸收了经济学和管理学近年关于制度的生成原理、制度内部的决策过程、制度的生命周期、制度的刚性与软性约束、制度增量改进或制度失效（逆转）的讨论，参考了欧盟、东盟、非盟等区域架构的实际运作和各自内部立法、行政、司法的关系。“比较区域（地区）主义”反映出这一研究动向。比起传统的区域功能主义，比较区域（地区）主义的研究路径更加宽广，它不仅追踪区域内部形成的机制原理，还强调站在全球角度做跨区域比较研究的价值，涉及全球生态、网络空间、文化交融、跨区域难题（水资源、债务链、移民潮、人才流动、疫情防控等）治理等。比较区域主义的工作对本文提出的区域学主体性理论，可起到补充作用。

第三，关于区域的身份认同研究。该研究体现区域内各行为体的文化传承和价值凝聚。研究者指出，相同或近似的身份，代表“内化的区域”；寻找且认同身份的努力，塑造了板块、集团、共同体和区域（包括次区域、类区域、软区域）。有的成果借用建构主义的方法，强调社会认同的重要性，重视社会力量（如大众传媒和公众）的参与；有的分析按照政治特殊性和安全敏感度的高低，梳理不同行为体看待区域性议题的取向；有的讨论指出，早期区域主义思潮奠定了今日区域观念的前史，它们包括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的泛欧主义、泛非主义、泛美主义、泛亚主义和泛阿拉伯主义等。在当代批判建构主义思潮影响下，这类研究有了新的思路与效果。例如，巴勒斯坦裔美国学者爱德华·W.萨义德创作的《东方学》，分析西方人以优越的“自我”看待落后“他者”的知识系统，从学术研究、思维方式、权力话语三重维度，剖析了欧美中心主义的学术范式如何沦为新旧殖民主义的思想工具。暂且不论各自的立场，《东方学》和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的研究路径异曲同工，证明了认同政治和历史文化的重要性。

四、区域国别学科的中国特色

建设区域国别学科的中国特色，还有一些问题值得探讨。

第一，什么是建设区域国别学科的思想基础？是基于“全球中国”还是“天下中国”？这里讲的“全球中国”，是指研究者须有一种胸怀世界、放眼全球的中国本位；而“天下中国”说的是周边区域和更大范围的外部世界围绕中国展开，潜意识里包含差序等次的格局观。两种说法看似有相似部分，实质却差别甚大。对它们的辨别认知，决定着中国的区域国别学是以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己任，还是变成类似欧美中心主义的东亚版本、一种狭隘的“中国例外论”。做这个讨论，并非杞人之忧。比如，有一种看法认为区域国别学作为大国之学，就是中国特有的“一带一路”学、大国战略学；其主要理由是：如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段时间内美国政府实施的“马歇尔计划”和美国学界推进的东西方冷战研究、东南亚区域研究等具有浓重的反苏反共色彩，苏联在20世纪70—80年代搞的华沙条约组织、经济互助委员会等区域安全经贸组织及其配套学说“有限主权论”那样，当下的中国从东亚区域走向全球强国高地并提出“三大全球倡议”，强劲推动了区域国别学、国家安全学等一级学科方案的出台，因而区域国别学在中国的发生和发展，必须适合新时期国家大踏步迈向世界各个角落的需要。尤其在中国的体制里，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的经费基本来自政府预算拨款，我们的研究队伍和师资力量更责无旁贷，这门学科的建设只能沿着中国的路径、讲中国的道理，是否了解或参考其他地区和国家的经验反倒无关紧要。

上述“天下中国论”看似有道理，虽然提示了学科建设的外在条件，却忽略了学术成长的内在机理；它还压缩了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宽广度，让视野局限在“光谱”的中间部分（强光和可见光）。首先，从学术史和学科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国家的需要、政府的投入固然重要，但仅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后者应包含前期基础、师资条件、学科属性的确认、本学科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学科内部二、三级分支的规划等，比如本文讨论的区域国别学科主体性，便属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内容，对学科建设不可或缺。若没有对这些方面的认真研讨并形成共识，单靠政治的重视和财政的加码，反而可能拔苗助长、欲速不达。其次，中国的区域国别学不能变成孤学、绝学或独学，不能缺少与国外同行的交流，包括对他者经验的消化吸收、对不同区域本土知识的借鉴。研究不能仅限于对少数大国或竞争对手的对策分析，而是要对全球不同区域大大小小的对象做深入持续的追踪，在对不同知识体系（即便是低调的、微弱的甚至不发声的地区、族群或行为体的思想）充分了解的基础上，构造层次丰富、内容多样、有全局观又善察细部的系统。中国历史悠久、文化自成一体，好处是让国人有强大的自信，但若走过头也容易滋生“惟我独尊”的潜意识，对“他者”尤其是非强者、非重大事体的不敏感。在这方面，应当汲取广受诟病的“美国例外论”的教训。最后，近代以来的全球学术思想史证明，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任何领域的学科进阶、理论深化和学人水平的提高，都离不开广泛、持久的国际交流。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分歧，地域条件和历史文化的差异，民族性、语言及风俗习惯的不同，不仅不应成为拒绝沟通的理由，反倒应该成为学术包容、理论多维和学科成长的激励。在此意义上，全球主义的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国前途不可分的逻辑，应成为新阶段建设中国区域国别学科的激励指向。

第二，对于中国研究者来说，“区域”研究只是针对外区域还是兼顾内外区域？不难想象，多数中小国家研究的“区域”，主要是指国际性的区域，它们的国内是无法区分地域和层次的；这层意思的区域国别研究，与“国际问题研究”或“外国研究”的对象有一定重合。至于全球大国和区域强国,如俄罗斯、美国、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尼日利亚等，区域则应包括内外两个层次，这两个层次的关系研究富有启发。例如，对于亚欧大陆观，不同于西方人的看法（被认为是较低文明的欧洲板块），也有别于中国（指欧亚大陆地理板块），俄国学者的欧亚大陆观念根据区域战略文化标准，划出内部核心区域（以莫斯科-彼得堡-基辅为轴心）、近邻区域（基本是独联体范围）和远邻区域（更疏远、有敌意的区块）。又如，美国辽阔的国土也划分为不同的内区域，分别对应不同的外区域，如东北部分的新英格兰区域、毗邻太平洋的阳光地带、与墨西哥接壤的南部区域、以“铁锈带”闻名的中西部或北部大湖区；这些不同区域的对外经贸和文化社会联系，既受制于联邦政府，又有显著的次区域色彩。再如，非洲人的区域观更像是一种文化区域或族群区域观，常常不依照主权边界来划分，其特点是一方面基于“单区域存在多民族”和另一方面基于“单民族分布多区域”的现实，折射出非洲本土性与外来殖民主义遗产的复杂纠葛。

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将“区域”作内外兼修的理解，对于区域国别学这门新兴学科尤为重要。首先，我们的内区域既有与其他大国的相似处，也有鲜明的特色。比如，幅员广阔的国土，可分为东西南北次区域，对应毗邻的不同外区域，生成多样的大区域网状结构。这里，有东南沿海外区域（对应日本、韩国及台湾省）、西北区域（对应中亚和上合组织）、西南区域（对应南亚和印支半岛）、东北区域（对应朝鲜半岛和俄远东地区）以及华南的大湾区（对应东南亚），内陆还有京津冀区域、川渝区域、鄂豫皖晋陕区域等，都有各自的外事重点和交往渠道。这些内外区域的统筹考量，可培育独特的命题、学说和研究路径。其次，还有一个重要视角：中国有多元一体的民族构成，国内大多数的少数民族有分布周边的亲缘群体，这样的民族区域构成不仅能助力周边外交，也有助于形塑大国内部富有区位优势的各高校区域国别的教学科研品牌。最后，文化和文明的区块特性也是不容忽略的方面。始于中原文化且长久传播扩展形成的大中华文明圈，是中华自身基因不断消化吸收外族冲击、最终创造性转化而成的。因此，要以内外联动的眼光，把中华文明传承作为一种软实力，通过与其他文明（如西洋文化、斯拉夫文明、印度或阿拉伯文明）的竞争与合作，推动建设各美其美又美美与共的全球文明生态。这种理解自然对中国研究人员的视野和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第三，中国的区域国别学科建设如何迈向更高阶段？迄今为止，高校的区域国别学科及研究布局已完成建章立制，成立了一批教学科研机构和学术期刊，加上各种硬件投入和招生规模，学科建设已经走过了打基础的阶段。那么，下一步如何从数量型扩张进入质量优先的发展阶段？结合本文主题，可以考虑在以下三方面加强努力：一是培育壮大国内不同区域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区位优势，鼓励形成有扎实基础的学术制高点和“品牌产品”，让区域国别学的中国生态位更充盈和有层次感。二是设置更多交流议题、平台和机制，推动进入这一学科的各分支碰撞产生共同认知和话语系统。中国高校的区域国别研究的人才队伍，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外国语言文学、世界史和国别研究、国际关系和外交学等专业。“区域”范畴的发散性和包容性，有利于在碰撞中产生新知识与共同点。三是通过建立适合的评估机制，助力学科自身的更新迭代。要适当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对现有学科设置做好审计和数据更新，开展实事求是的学术批评，辅之以合适的激励方式。总之，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区域国别学科的现状、成就和缺失保持清醒认知。

总的来说，当前我们发展区域国别学科有相当不错的内外条件。中国的邻国及周边地区的发展，蕴含了学科发展的新机遇、新情况，既是构建我们周边外交与人文交流的迫切需要，又是区域国别学科建设多区位、多层次布局的现实鞭策。经过这些年的大力投入和制度建设，我们愈发明显感受到“核心的生产力、创新力、品牌力”的重要性与引导效应。区域国别学主体性的摸索与定位，与这种普遍感受相吻合、相适应。同时，我们要清醒认识到，中国的区域国别学科建设依然长路漫漫。好似播下一粒种子，即使有了适合的土壤和气候，也不一定能按预期收获。种子生长有它的周期和规律，如吸胀、萌动、发芽、幼苗出土，其间细胞的分裂和活化、蛋白质的合成和积累、特殊有机物质的转化和成型等，样样不可缺。本文聚焦区域国别学科这粒种子生长的内因和本体，着重察看种子的属性和形态。以“区域”范畴作为学科的本质及关键变量，持续发掘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方法和知识论，并据此展开分支研究和课程布设，或许是学科建设的关键进路之一。

来源：北京大学人文交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