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71年月25日下午，一架波音737客机划破长空，稳稳地降落在上海虹桥机场。

1971年月25日下午，一架波音737客机划破长空，稳稳地降落在上海虹桥机场。

机舱门打开，一群身材高大、金发碧眼的欧洲男子鱼贯而出，他们神情庄重，步履间透着一股训练有素的干练。

停机坪上，中国外交部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外事部门的官员们早已在此等候，见状立刻满面春风地迎了上去，热情的握手，亲切的问候，场面搞得是相当热烈。

同志们，千万别小看这次接机，这可不是一次普通的迎来送往。

这批远道而来的客人，是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派出的高级别工作小组，总共二十七人。

他们来中国的任务只有一个——为他们的最高首脑，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齐奥塞斯库即将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打前站。

说起这次访问，那在当时可是头等大事。

要知道，那时候的国际环境，那是相当的紧张。

咱们和北边的苏联老大哥闹掰了，关系一度降到冰点，甚至在珍宝岛动了真格的。

而罗马尼亚呢，作为华约成员国，却是个特立独行的主儿，一直跟苏联保持着距离，不甘心当应声虫。

这么一来，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急于在国际上寻找同盟的罗马尼亚，和刚刚顶住了苏联压力的中国，自然而然地就走到了一起。

这次访华，是自66年以来中罗两国间最重要的一次外事活动，高层对此极为重视，毛泽东、周恩来亲自过问接待事宜，周总理更是直接向外交部下达了具体指示：接待工作，务必做到万无一失，要体现出我们的诚意和水平。

于是，这支二十七人的罗马尼亚先遣队，享受到的自然是最高规格的待遇。

车队一路风驰电掣，将他们送往了下榻之处——衡山俱乐部。

这地方原先叫“恨山宅”，据说是清朝一位号“恨山”的名士的故居。

到了五十年代，当时主政上海的柯庆施拍板，要建几个高规格的内部宾馆，用来接待中央领导和外国贵宾。

“恨山宅”就被选中了。

图纸报上去审查，柯庆施一看，“恨山”这名字不吉利，透着一股子怨气，改掉。

下面的人也机灵，取了个谐音，改叫“衡山”，又因为是内部招待所，就叫“衡山俱乐部”。

柯老一听，甚好，就这么定了。

自1959年建成后，这里接待过的风云人物，数不胜数。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一众开国元勋都曾下榻于此。

就连江青，也一度把这里当成了她来上海的专用行宫。

至于外国元首，那更是络绎不绝，朝鲜的金日成、越南的胡志明、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可以说，衡山俱乐部的每一块砖瓦，都见证了新中国风云变幻的外交史。

罗马尼亚工作小组的任务，是对齐奥塞斯库访沪期间的所有细节进行全方位的考察和安排。

因此，这支队伍里囊括了罗马尼亚国内最顶尖的各类专家。他们将要踏遍齐奥塞斯库届时将要到达的每一个角落，收集资料，回去制定周密的访问方案。

衡山俱乐部，被中方定为齐奥塞斯库抵达上海后，上海市革委会为其举行欢迎宴会的场所。

因此，它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工作小组考察的第一个重点。

上海方面顺水推舟，为他们接风洗尘的宴席，也就设在了这里。

当晚七点，宴会正式开始。

后来，这些罗马尼亚专家在回国后的回忆录中，将这顿晚宴称为“出生以来所吃到的世界上最美味的菜肴”。

这评价不可谓不高。

咱们来看看菜单，就知道此言非虚：冷盘八道，热菜六品，从香菇烤鸡到佛跳墙，从糖醋桂鱼到八珍甲鱼，山珍海味，南北风味，应有尽有。

点心酒水更是琳琅满目，茅台、红酒、青岛啤酒，配上五丝春卷、扬州炒饭。

这规格，几乎就是后来招待尼克松的翻版，足见中方的重视程度。

为了这次宴会，上海方面是下了血本的。

桌椅、餐具、服务员、厅堂温度，乃至新闻拍摄，每一个环节都经过了精心设计，力求天衣无缝。

然而，所有人都没想到，正是这种追求完美的安排，却意外地催生了一桩惊天动地的刑事案件。

在宴会的所有元素中，最引人注目的，还不是那些美味佳肴，而是一套餐具——一套被尊称为“九龙杯”的瓷质酒杯。

这套杯子，一共36只，杯身镌刻着九条在云山雾海间翻腾的青龙，姿态各异，神采飞扬。

最绝的是，其中最大的一条龙，半个身子探入杯内，龙口中含着一颗金珠。

当酒液斟满，那金珠便会在龙口中滴溜溜地滚动，鳞光酒影，交相辉映，巧夺天工。

宴会开始前，按照规定，保卫科长刘金城需要亲自检查这套珍贵的餐具。

晚宴上，当这套精美绝伦的九龙杯被端上餐桌时，立刻吸引了所有罗马尼亚专家的目光。

他们对中国的瓷器本就抱有强烈的好奇和神秘感，此刻见到如此巧夺天工的艺术品，更是爱不释手。

看到这一幕，中方的陪同人员原先悬着的心，总算是放下了一大半。

看来，这宝贝是选对了，既体现了我们的待客之道，又赢得了外宾的喜爱。

气氛一片祥和，宾主尽欢。

谁又能想到，在这片觥筹交错、其乐融融的景象之下，一只价值连城的九龙杯，即将不翼而飞，并由此掀起一场席卷整个衡山俱乐部的滔天巨浪。

夜色渐深，盛宴落下帷幕。

罗马尼亚的贵宾们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返回客房休息。

宴会厅里，杯盘狼藉，服务员们开始紧张而有序地进行清场工作。

按照流程，使用过的餐具被分批送往厨房清洗、消毒。那套引人注目的九龙杯，自然是重中之重。

几个服务员小心翼翼地将它们收拢，送交专人清洗。

清洗消毒完毕后，36只杯子被重新放回那个特制的、衬着绸缎里子的木盒中。

这时，一个名叫小方的年轻女服务员，正好从后厨经过，被叫住：“小方，你跑一趟，把这个送到仓库去。”

小方也没多想，应了一声，便捧起了那个沉甸甸的木盒。

她穿过回廊，来到与餐厅一楼之隔的仓库。

仓库里，值班管理员小洪正埋头在一堆文件中奋笔疾书，抄写一份大批判稿件。

小方把木盒往桌上一放，打了声招呼，小洪头也没抬地“嗯”了一声，算是签收了。

小方见状，转身便离开了。

小洪继续埋头于他的批判稿。

在他看来，这不过是一次寻常的餐具归库，没什么大不了的。

他甚至没有打开盒子看一眼。

过了一会儿，另一位值班员蒋玲从库房里间忙完出来，一眼就看到了桌上的木盒。

蒋玲，三十多岁的，老员工，做事严谨细致，是单位里少数还恪守着老规矩的人。

她拿出登记本，准备做注销记录。

做完记录，她习惯性地顺手打开了盒盖，想清点一下数目。

这一看，她的脸色瞬间变了。

盒子里，明黄色的绸缎上，整齐地排列着一个个凹槽。

然而，其中一个凹槽，却是空的。

“哎！怎么少了一个！”蒋玲的声音不大，却像一道惊雷在安静的仓库里炸响。

小洪闻声一个激灵，，他扔下笔冲过来，看到空着的那个凹槽，脸“刷”地一下就白了，说话的声音都带着颤音：“这……这是怎么回事？”

还是蒋玲镇定些。

她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问道：“是谁送过来的？”

“是……是小方。”

“打电话，叫她马上过来！”

一个电话，把刚回到餐厅的小方又叫了回来。

当小方看到那个空着的凹槽时，也吓得差点瘫软在地，一张脸瞬间没了血色，话都说不利索了。

她想了半天，才结结巴巴地说自己不清楚，也许是洗杯子的人漏放了一个？

蒋玲和小洪对视一眼，觉得这是唯一的可能了。

三人急匆匆地赶到厨房，找到了那几个接触过九龙杯的服务员。

一问，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表示自己绝对没有漏放。

大家心里都明白这事儿不小，立刻在厨房里展开了地毯式的搜索，把所有角落都翻了个底朝天。

结果自然是徒劳无功。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瞒是瞒不住了，必须立刻上报。

当时的执政机构，从中央到地方，一律都叫“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

衡山俱乐部自然也不例外。

那天晚上轮到总值班的，是革委会的一位常委，名叫薛清钧。

这位薛常委，是造反派出身，根正苗红。

他原来是市委机关的一名清洁工，凭着“文革”初期的那股冲劲儿上了位。

对于俱乐部的业务，他是一窍不通，更不知道九龙杯是何等珍贵的国宝。

接到报告后，他正和几个人打扑克，只是不耐烦地应了声“知道了”，便想继续他的牌局。

幸好，牌桌上有一位老同志，是知道九龙杯来路的。

他见薛清钧这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赶紧凑过去提醒道：“薛常委，这事可不能大意啊！那九龙杯，连毛主席、周总理都知道，都用过。这要是真丢了，别说你这个位置，弄不好还得进去尝尝牢饭的滋味！”

几句话，如同兜头一盆冷水，把薛清钧浇了个透心凉。

他“噌”地一下从椅子上蹦了起来，手里的扑克牌撒了一地，也顾不上捡，拔腿就往餐厅部飞奔而去。

薛清钧到了现场，倒也干脆，他把所有可能接触过九龙杯的服务员都集中起来，挨个盘问：“看见没有？说！看见没有？”

一圈问下来，得到的回答都是茫然的摇头。

薛清钧火了，大手一挥，声色俱厉地喝道：“都给我待在这里，一个都不准出去！”

他这是要干什么？

搬救兵。

薛清钧一个电话打过去，保卫科立刻来了两名干警。

他们一听是九龙杯丢了，就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他们简单问了问情况，立刻打电话向正在家中休息的保卫科长刘金城报告。

刘金城一听，睡意全无，火速赶到了俱乐部。

与此同时，主持俱乐部日常工作的革委会副主任黄业光也接到了电话，匆匆赶来。黄业光深知此事的份量，紧紧握着刘金城的手，反复叮嘱：“老刘，拜托了！一定要找回来！”

刘金城临危受命，立刻着手展开调查。

他那两个已经初步摸过情况的部下向他做了汇报。

几个人碰了碰头，迅速确定了第一个调查方向：问题很可能出在交接环节，也就是送杯子的小方和收杯子的小洪之间。

两人被分开谈话。

小洪坚称自己收到盒子后就一直在写稿件，没有离开过座位。

小方也说自己交了东西就走了，并不知道当时少了一只。

刘金城的目光落在了小洪那份尚未完成的大批判稿上。

他让小洪把稿件拿过来，仔细端详。

这位刘科长，可不是薛清钧那样的外行。他解放战争时当过侦察兵，九死一生；解放后转业到公安局，又在刑警队摸爬滚打了好些年。

人既聪明，又受过专业训练，搞刑侦绝对是内行。

他看着那份稿件，发现从中断处往回数，大约有半页纸的字迹。

他问小方：“你送杯子过来的时候，看到他写到哪里了？”

小方回忆了一下，指了指稿件中断处往前约半页的位置。

刘金城心里有了数，对身边的干警分析道：“这半页纸的文字，以小洪的文化水平（初中），至少需要半个小时才能写完。

从小方送杯子到蒋玲发现问题，前后一共是33分钟。时间基本吻合。由此可以初步判断，小方离开后，小洪一直在写稿，没有离开过仓库，他没有作案时间。”

几个干警听了，都觉得科长分析得有道理。于是，小洪的嫌疑被排除了。

调查的重点，自然而然地转移到了送杯子的小方身上。

小方断断续续地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和之前说的并无二致。

一个干警敏锐地抓住了一个细节，问道：“从厨房到仓库，这段路上，装九龙杯的盒子有没有脱过手？”

“没有。”

“你再仔细想想，哪怕只有很短的时间。”

小方仰着脸，努力回忆着，忽然想起了什么：“哦，我碰到过居明。他叫我，我进他那屋子说了一会儿话。当时……当时我把盒子放在门口了。不过就是说几句话的时间，应该不会出什么事吧。”

小方说得轻描淡写，但在场的干警们却精神一振，他们紧紧盯着她：“居明叫你进屋说什么事？”

这是小方送杯子途中唯一一次人盒分离，他们绝不会轻易放过。

小方解释说：“我是团支部委员，明天要开会。团支书大刘上白班，没碰到我，就托居明转告我一声。刚才他叫住我，就是为了通知这件事。”

刘金城当机立断，派人立刻去找居明核实。

居明所说的情况，与小方所言分毫不差。

为了做到万无一失，干警又驱车赶往团支书大刘家，再次求证，证实居明没有撒谎。

刘金城甚至还搞了个模拟试验，让小方和居明重演了一遍当时的情景。

结果表明，整个过程只有短短的半分钟多一点。

而且，当时旁边几个屋子都空着，没有人，基本排除了被人趁机盗窃的可能。

更重要的是，小方是临时被抓差去送杯子的，事先并不知情，因此也排除了她与居明或大刘联手作案的可能。

至此，小方身上的疑点，也被暂时排除了。

追查九龙杯的第一次努力，宣告失利。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已是深夜十点多钟。

宴会厅里，那些被薛清钧扣下的服务员和厨师们还被变相软禁着，一个个面带倦容，气氛沉闷而压抑。

刘金城在宴会厅里来回踱步，他看着几个上了年纪、不停打着哈欠的老师傅，走到薛清钧身边，低声商量道：“薛常委，我看让厨师们先回去吧，他们年纪大了，熬不住。”

薛清钧质问道：“你能保证他们几个没有问题吗？”

刘金城毫不犹豫地点头：“我能！”

“那你写下来！”薛清钧显然不信任他，还要立个字据。

刘金城二话不说，拿起笔刷刷刷地写了一张纸条递过去。

薛清钧小心翼翼地收好纸条，这才不情愿地挥了挥手，让几个厨师先离开。

他又皮笑肉不笑地问刘金城：“那剩下的人呢？”

“稍等一会儿，”刘金城的声音有些疲惫，“但绝对不会让他们在这里待一个通宵。说实话，我们其实没有资格扣人。”

说完，他把手下的几个干警召集到一起，再次分析案情。

一个干警提出了一个新的思路：“科长，你说有没有可能，是在宴会结束后收拾餐具的时候，有人不小心把杯子打碎了？因为怕受处罚，就把碎片给扔了或者藏起来了？”

这个设想，像一道闪电划破了众人凝滞的思维。

刘金城猛地一拍大腿：“对！就按这个思路查！不管结果如何，查完就让大伙儿都回去休息！”

很快，一条至关重要的线索浮出水面。

给厨师打下手的青工许节，提供了一个情节：大约在晚上九点半左右，也就是宴会散场后不久，他亲耳听见从厨房后面的洗碗间传来“哗啦”一声脆响，明显是瓷器掉在地上摔碎的声音。当时，他跟着的老师傅张师傅还心疼地念叨了一句：“怎么这么不小心，这里的家伙可都是老价钱，打碎一只，一个月的工资都不够赔呢！”

刘金城听了汇报，精神大振。

他立刻亲自给已经回家的张师傅打电话核实，得到了完全一致的证实。

他回到宴会厅，对薛清钧说：“通知九点半前后在厨房里的所有服务员，到保卫科开个会。其余的同志，可以回家了。”

薛清钧的脸上露出了又惊又喜的神情：“有线索了？”

刘金城只是淡淡地说：“还不好说，先顺着这条线查查看吧。”

当时在厨房里的服务员，一共有十二人，清一色的年轻姑娘。

刘金城请她们坐下，语气和缓地开了口：

“姑娘们，这么晚了还把大家找来，辛苦了。根据我们分析，很可能是有同志不小心打碎了九龙杯，因为害怕受处分，一时糊涂藏起了碎片，没有上报。

我希望这位同志能够勇敢地站出来，主动承认。组织上会根据实际情况，酌情处理的。”

他的话音落下，会议室里一片寂静，姑娘们面面相觑，谁也不吭声。

冷场了足足五六分钟，终于有人忍不住了，用一种事不关己的口气说：“就是嘛，谁打碎了就承认呗，何必让大家都在这儿陪着耗着呢！”

这话像个引子，一下子点燃了话头。姑娘们纷纷开口，你一言我一语，内容都大同小异，核心思想就是“肯定不是我，谁干的谁站出来”。

转眼间，十二个人都成了清白的局外人。

刘金城清了清嗓子说道：“那咱们不妨说得再明白点，也给有的人提个醒：今晚九点半左右，有人打碎东西了！”

话音刚落，他和几个干警的目光如同探照灯一般，在十二张年轻的脸庞上逐一扫过，试图捕捉任何一丝惊慌、闪躲或者不自然的神情。

然而，什么都没有发现。

姑娘们的神色各异，有的平静，有的茫然，有的甚至有些兴奋，似乎在期待好戏上演。

刘金城见状，心里有了主意。他说：“既然没有人主动承认，那我们就换个方式。大家分成几个小组，背靠背地谈一谈，互相揭发检举嘛。”

果然，只过了几分钟，就有人提供了情况。

服务员韩晓丽，在九点半左右，曾经打碎过一件瓷器！

据举报人说，当时韩晓丽独自在一个角落里干活，其他人只听见她那边传来一声脆响，因为大家手头都忙，也没人过去看到底打碎了什么。

这个情况，在两个不同的小组都得到了证实，可信度极高。

目标，瞬间锁定！

韩晓丽被单独请到了保卫科长办公室。刘金城和另一名干警亲自和她谈话。

经过一番心理建设，结果韩晓丽说出话，却让在场的所有人瞠目结舌，哭笑不得。

“我……我打碎的是一只汤勺……”

“什么？！”刘金城几乎以为自己听错了，“你再说一遍？”

韩晓丽又重复了一遍：“是汤勺。”

刘金城又气又失望，他强压住火气问道：“碎片呢”

韩晓丽的声音细若蚊蝇，“藏在……藏在我的更衣箱里。”

在女更衣室韩晓丽的更衣箱里，果然有一个用手帕包着的小纸包。

层层打开，确确实实是一堆汤勺的碎片。

但事情还没完。保卫科的干警们聚在一起议了议，认为不能排除一种可能性：韩晓丽打碎了九龙杯，为了逃避责任，故意又打碎了一只汤勺，以此来金蝉脱壳，蒙混过关。

如果这个假设成立，那么九龙杯的碎片又在哪里呢？

由于韩晓丽自始至终没有离开过现场，所以碎片只能还在餐厅部范围内。

刘金城咬了咬牙，下达了命令：搜！对餐厅和厨房进行地毯式搜查，连垃圾桶都不能放过！

搜查进行了半个多小时，所有人都累得满头大汗，结果却是一无所获。

韩晓丽的疑点，至此被彻底排除了。

当然，在那个年代，一个普通的汤勺虽然算不上什么大事，但她隐瞒真相的行为，被认为是“不忠诚、不老实”的表现。

第二天，韩晓丽就被调离了衡山俱乐部，去了南京路上的一家大饭店继续当服务员。

这个夜晚，对于刘金城和他的部下们来说，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

下半夜，他们拖着疲惫的身体，继续分析着这起离奇的案件。

刘金城和他的团队已经熬了一个通宵，却依然毫无头绪。

他们重新梳理了整个流程，发现了一个致命的漏洞。

据负责清洗消毒的那几个服务员回忆，她们当时只是按照习惯，把杯子洗干净放进盒子里，根本没有一只一只地点数。

这种习惯性的操作，导致谁也不敢百分之百地保证，在装盒的时候，杯子就是35只而不是36只。

这个发现，为调查打开了一条新的、却也更令人沮丧的通道：也许，那只九龙杯在服务员们接触到它之前，就已经不翼而飞了。

那么，它会在哪里丢失呢？

刘金城靠在椅子上，双眼布满血丝，大脑却在飞速运转。他反复推敲着每一个细节，最后，一个大胆得近乎荒唐的念头，从他的脑海中冒了出来。

他把众人召集起来，提出了一个设想：“大家想一想，有没有可能，杯子被当成残羹剩饭，混在餐厨垃圾里，被运出了俱乐部？”

这个想法一提出，所有人都愣住了。

这时已是次日清晨五点多钟。

电话打到负责清运衡山俱乐部垃圾的那个环卫所，却没人接。

他立刻派了三名干警，开着吉普车火速赶往环卫所。

几经周折，干警们总算找到了一个值班人员。

对方告知，要想知道昨晚的垃圾倒在哪里，必须找到当班的司机。而那位司机师傅，此刻正开着垃圾车在外面作业，具体位置不清楚，大概在某某路一带。

干警们二话不说，跳上车就往那位司机可能在的区域赶去。

向司机师傅一打听，得到了一个确切的地点：昨晚从衡山俱乐部运出来的十几口袋垃圾，全都倾倒在了西郊北新泾镇外的苏州河边。

干警们不敢怠慢，估计那里的垃圾堆积如山，光凭他们几个人肯定不行，于是立刻请求司机师傅带他们一同前往。

到了目的地，眼前的一幕让大家倒吸一口凉气。

河边上，是一座座由垃圾堆成的小山，臭气熏天，苍蝇蚊虫嗡嗡乱飞。

那位司机师傅很快就指认出了昨晚他倒的那一堆。

干警们立刻分工，请司机师傅帮忙守在现场，阻止其他垃圾车再往这边倾倒，以免造成混乱。然后，他们立刻打电话向刘金城汇报。

刘金城当即拍板，组织了一支由二十名保卫干警和服务员组成的“垃圾突击队”，火速赶往现场支援。

环卫所的司机师傅听说他们是在寻找一件比自己命还金贵的国宝，也深受感动，二话不说主动加入了搜寻的行列。

于是，在北新泾的苏州河畔，上演了新中国历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一幕：

二三十名公安干警、国宾馆服务员和环卫工人，不顾恶臭和肮脏，在一座巨大的垃圾山上，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寻宝行动”。

他们用铁锹、用耙子、甚至直接用手，将成堆的垃圾一遍又一遍地翻开、扒拉、检视。

整整两个小时过去了，他们几乎把那堆垃圾翻了个底朝天，却连九龙杯的影子都没见到。

就在大家心灰意冷之际，又有一辆垃圾车开了过来。车上的司机看到这阵仗，好奇地问了一句。

听完原委，他一拍脑袋，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信息：

“哎呀，刚才我运第一车垃圾过来的时候，看见有几个人在这里捡破烂呢！你们要找的东西，会不会已经被他们给捡走了？”

这句话，如同一道惊雷，让在场的所有干警都为之一振！

对啊！他们怎么把这茬给忘了！这些以捡垃圾为生的“拾荒者”，是垃圾场最早的访客，也是最专业的“淘宝人”。

如果九龙杯真的混在垃圾里，被他们发现的可能性极大！

当务之急，是立刻找到这几个拾荒者！

这个任务，对于环卫所的司机们来说，并不算难。

他们常年在这里工作，跟那些拾荒者都是老熟人。

当下，他们叫来几个相熟的人一问，很快就得到了确切的消息：今天清晨，确实有三个人来这里捡过垃圾。

他们甚至一五一十地说出了这三个人的姓名和大概的住址。

这三个人，一个是有前科的劳教释放分子，名叫许增民；一个是因伤从贵州返城的知识青年，名叫杨帮国；还有一个是无儿无女、孤身一人的苏北老头，名叫张阿大。

坐镇衡山俱乐部指挥的刘金城，接到电话汇报后，精神为之一振。

尽管调查对象从衣冠楚楚的内部人员，变成了社会最底层的三教九流，让案件变得更加复杂，但无论如何，这总算是有了新的、明确的线索！

刘金城对着电话，果断下达了命令：“立即分头行动，找到这三个人，一个一个地查！”

一场围绕着国宝九龙杯的追查，就这样从戒备森严的国宾馆，延伸到了上海滩最不为人知的灰色角落。

刘金城的命令下达后，保卫科的干警们立刻兵分三路，对锁定的三名拾荒者展开了同步调查。

第一路人马负责调查许增民。

在这三个人里，许增民无疑是“重点关照对象”。

他34岁，原是上海汽轮机厂的工人，几年前因为在人民广场调戏妇女，被劳动教养了两年。

解教后，原单位回不去了，新工作也找不到，老婆也跟他离了婚。走投无路之下，他只能靠捡垃圾勉强度日。

许增民穿着一身破烂不堪的衣服，被带到了派出所。他似乎对这种环境很熟悉，一进来就自觉地找了个角落蹲下，一双眼睛滴溜溜地乱转，透着一股子精明和警惕。

两名便衣干警开门见山：“许增民，我们问你个事。今天早上，你是不是去北新泾的垃圾场了？”

许增民点了点头。

“有没有捡到一个杯子？”

他想了想，慢条斯理地回答：“我去北新泾了，捡到了几个玻璃瓶，一些废纸、破布，还有两本旧书……”

一名干警不耐烦地打断了他：“废话少说！直接回答，捡到杯子没有？”

“没有。”许增民摇了摇头。

“许增民，我们跟你明说。”干警的语气变得严厉起来。

“这个杯子，非同小可。你要是捡到了，现在就交出来，这事就算过去了。要是敢隐瞒，后果是什么，你自己掂量掂量！”

许增民还是那副表情，使劲摇头：“警察同志，我真的没捡到什么杯子啊。”

干警紧紧地盯着他的眼睛。就在这时，他们捕捉到了一个细节：

当提到要去他家搜查时，许增民的眼睛里，像流星划过夜空一样，倏地闪过了一丝难以掩饰的惊慌。

这丝惊慌，没能逃过干警们的锐眼。

“给你一分钟时间，想清楚了再回答。”

一分钟很快过去，许增民依然咬死了说没捡到。

干警们决定，必须去他的住处看一看。

当他们摊牌时，许增民的身子不易察觉地颤抖了一下，但还是硬着头皮说：“既然你们不相信，那就去吧。”

两名“衡山”的干警，加上派出所的三名民警，一行五人，带着许增民来到了他在张家宅的住处。

那是一间破旧的砖木平房，门前堆满了捡来的垃圾。

搜查持续了将近一个半小时，他们把那个小小的狗窝翻了个底朝天，结果却是一无所获。

正当大家失望之际，一名民警在床底下发现了一件用破麻袋包着的东西，沉甸甸的。

打开一看，所有人都吃了一惊——那是一根重达三十多斤的黄澄澄的铜棍！

事后查明，这根铜棍是许增民从一家工厂偷来的机器横轴，价值上千元。在当时，这已经是一起不小的盗窃案了。

许增民的惊慌，原来是因为这个。

九龙杯没找到，却意外破获了一起盗窃案。许增民当即被带回派出所，后来被判了三年有期徒刑。他身上的嫌疑，也就此排除。

第二路人马，负责调查的是苏北老头张阿大。

张阿大年近六十，原是上海一家机械厂的工人。

六十年代中期，工厂响应号召内迁四川，张阿大舍不得离开上海，说什么也不肯走，结果就丢了工作。

老婆嫌他落后，跟着工厂去了内地，还跟他离了婚。

从此，张阿大就孤身一人留在上海，靠着年轻时逃荒到上海的看家本领——捡垃圾，重操旧业，倒也活得自在。

干警们找到张阿大的住处时，说明了来意，张阿大一听是要找一件那么珍贵的国宝，立刻表示要积极配合。

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他当着干警的面，把他捡来的所有破烂儿都翻了一遍。

虽然没有找到九龙杯，但张阿大提供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信息。

张阿大向干警们证实，今天早上在北新泾垃圾场，和他一起捡垃圾的，确实有杨帮国！他说得是斩钉截铁，木板上钉钉。

与此同时，第三路负责调查杨帮国的干警，却碰了一鼻子灰。

杨帮国，24岁，68届高中毕业生，标准的“老三届”。

杨帮国的人生，可以说是一个小小的悲剧。

1969年，他响应号召去了贵州山区插队落户。第二年春天，他回上海探亲，因为没钱买车票，就冒险扒火车。

结果，在跳车时不幸失足摔伤，右脚落下了终身残疾，走路一瘸一拐。

杨帮国的受伤情况很特殊，铁路部门不负责，插队的地方也不管，家乡上海更是没人搭理。

无奈之下，他只能“倒流”回了上海，和许增民、张阿大一样，加入了拾荒大军。

因为他“知识青年”的身份，干警们对他始终保持着客气，没有传他去派出所，而是直接上门走访。

然而，杨帮国对干警们的客气似乎并不领情。他一边分拣着垃圾，一边爱答不理地回答着问话，态度充满了抵触和不屑。

“你今天去捡过垃圾了？”

“去了。怎么着？”

“没什么，向你了解个情况。你去哪里捡的？”

“戚丁巷，刚回来。”

干警们觉得奇怪：“你没去北新泾？”

杨帮国翻了个白眼，没好气地说：“我为什么非要去北新泾？”

“可是，有人看见你去北新泾了。”

他依然面不改色：“谁看见了？你叫他过来对质！”

“环卫所的司机师傅看见了。”

杨帮国往地上“呸”地吐了口唾沫：“他看见个屁！他看见我捡垃圾了？”

陪同的户籍警看不下去了，劝道：“杨帮国，你这是什么态度？好好说话。今天到底去没去过北新泾，说清楚不就行了。”

在多方压力下，杨帮国这才不情愿地承认，他确实去了北新 泾，但一看那里的垃圾“没花头”，就没捡，直接转头去了戚丁巷。

干警们听了，虽然失望，但也只能留下联系方式，希望他如果有什么情况能及时反映，然后便垂头丧气地回去了。

三路人马回到保卫科，汇总了各自的调查情况。

当第二路的干警听说张阿大亲口证实杨帮国在北泾捡了垃圾时，他们一下子就坐不住了。

“你们听清楚了？张阿大确定杨帮国在场捡了？”

“那当然！老头说得准准的！”

问题，一下子就清晰了。

一个巨大的疑点，像一块磁石，牢牢地吸住了所有人的目光：杨帮国，他为什么要撒谎？

如果他没有捡到什么特别的东西，为什么要否认自己去过北新泾？他这种对公权力的抵触和怨恨，这种不合作的态度，背后隐藏着什么？

所有的线索，所有的疑点，在这一刻全部汇集到了这个跛脚知青的身上。杨帮国，成了这起国宝失窃案最大的，也是唯一的嫌疑人。

调查的重心，发生了决定性的转移。刘金城准备集中全部力量，对杨帮国进行重点突破。

就在刘金城调兵遣将，准备对杨帮国展开全面攻坚的时候，一个谁也意料不到的紧急通知，如同一道惊雷，打乱了所有的部署。

通知来自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周恩来总理，将陪同越南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率领的越南劳动党代表团，临时改住衡山俱乐部！

原定的下榻地点是锦江饭店，但因故临时变更。这一下，衡山俱乐部上下立刻进入了一级战备状态。

作为保卫科长，刘金城必须立刻放下手中的九龙杯案，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对周总理和越南贵宾的安全保卫工作中去。

这，是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不容有半分闪失。

下午1时20分，周恩来总理陪同黎笋一行步入了宴会厅，开始用午餐。

周总理还是和往常一样，在席间谈笑风生，风度翩翩。

他频频向黎笋等人敬酒，介绍着上海的风土人情，气氛轻松而热烈。

在场的服务员，都是经过千挑万选和严格训练的精英，她们脸上挂着标准而亲切的微笑，动作娴熟，无可挑剔。

然而，她们绝对没有想到，就在这一系列看似与往常毫无二致的应酬之中，敬爱的周总理从她们极力掩饰的细微神态举止中，看出了整个衡山俱乐部正笼罩在一股非同寻常的紧张气氛之下！

周总理看出了异样，但他并未声张，依然不动声色地完成了午宴。

直到宴席结束，他陪同黎笋回到客房稍事休息时，才随手招来了一位服务员。

周总理用他那特有的、让人如沐春风的目光望着小凌，和颜悦色地问道：“你们这里，是不是发生了什么惊动全单位的事儿了？”

一句话，问得小凌心里“咯噔”一下。

在总理面前，任何隐瞒都是徒劳的，也是不应该的。

小凌来不及多想，便竹筒倒豆子一般，将九龙杯失窃的整个过程，向周总理原原本本地汇报了一遍。

周恩来静静地听着，脸上的笑容渐渐敛去，他缓缓地说了一句：“这是管理上的问题啊！”

小凌从总理房间退出来，按照规定，立刻向客房部的领导黄业光作了汇报。

黄业光一听，急得直跺脚，责备道：“你多嘴！这么点小事，怎么能去惊动总理呢？影响总理休息，你担待得起吗？”

小凌委屈地反驳：“是总理主动问我的，我怎么能撒谎呢？”

领导也顾不上再多说，话音未落，桌上的红色电话机就响了。

电话是总理的随行人员打来的：周总理请黄业光同志过去一趟，并且让叫上负责保卫工作的同志。

黄业光和刘金城怀着一颗惴惴不安的心，走进了周恩来的房间。一进门，没等总理开口，两人就抢先检讨：“总理，我们犯了错误，工作没做好……”

然而，周恩来并没有批评他们。

他的语气中，没有严厉的责备，反而带着明显的关切：

“九龙杯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这里面，当然有需要吸取教训的地方，但那些是以后的事。现在，当务之急，是追回丢失的那个杯子。九龙杯的制造人已经过世，世界上目前就只有这么一套，这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产，决不能丢失！”

“是！”黄业光和刘金城异口同声地回答，声音洪亮。

周恩来又问：“现在查下来，有没有线索？”

刘金城站起身，将调查的整个过程，包括如何锁定嫌疑人杨帮国，都简明扼要地汇报了一遍。

周恩来听完，两条浓密的眉毛微微向上耸了耸。他陷入了沉思。整个房间安静得只剩下时钟的滴答声。

片刻之后，周恩来抬起头，用一种探讨的语气说：

“你们的调查很辛苦，也很细致。但是，是不是把思路局限住了？为什么一开始就认定，杯子一定是被内部人失手打碎，或者被外面的拾荒者捡走了呢？”

他顿了顿，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甚至可以说是颠覆性的思路。

“调查过程，一定要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从杯子拿出库房，到送上餐桌，再到宴会结束，最后到发现丢失，这中间的每一个环节，都应该被仔细地审查一遍。比如，在宴会厅里，在宴会进行的过程中，会不会发生问题？”

刘金城浑身一震，如同醍醐灌顶。是啊！

他们所有人都陷入了一个思维定式，认为问题出在宴会之后。可万一，问题就出在宴会当中呢？

周恩来接着说出了一句让黄业光和刘金城目瞪口呆的话：

“不是为了记录这次外事活动，拍了电影、也录了电视吗？把那些片子调出来看一看。那么多人，那么多镜头，说不定就能从里面发现问题，对查清真相有帮助。”

一语惊醒梦中人！

一场惊天逆转，即将上演。

黄业光作为俱乐部的主要负责人，不敢有丝毫怠慢，亲自挂帅，主抓此事。

他拿起电话，分别打给上海电影制片厂和上海电视台，要求调看昨天宴会时拍摄的影视样片。

在电视台的审片室里，工作人员调出了昨晚宴会的录像带。黄业光和刘金城屏住呼吸，双眼死死地盯着屏幕，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任何一个细节。

录像带一盘一盘地播放着。画面上，是宾主尽欢、觥筹交错的热闹场面。罗马尼亚外宾们对中国的美食赞不绝口，对精美的九龙杯更是爱不释手。

一切看起来都那么正常。

就在刘金城几乎要放弃的时候，黄业光突然指着屏幕，失声喊道：“停！倒回去！慢放！”

画面定格，然后开始以极慢的速度回放。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了B号桌的一位外宾身上。

电视画面清晰地记录下了这惊人的一幕：

这位外宾从宴会一开始，就对手中的九龙杯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浓厚兴趣。

他几乎没怎么吃菜，大部分时间都在手捧着那只杯子，翻来覆去地欣赏、摩挲。这位外宾喝了几杯酒后，眼神开始在周围游移。

趁着邻座的人正在热烈交谈、无人注意他的瞬间，他以一个迅雷不及掩耳的动作，将那只九龙杯悄无声息地滑进了自己放在膝盖上的手提包里！

审片室里，一片死寂。

真相，就以这样一种最直接、最无可辩驳的方式，呈现在了众人面前。

水落石出！

刘金城在办公室里反复踱步，心情复杂到了极点。

他一方面为真相大白而感到释然，另一方面又对自己之前的调查方向感到深深的懊恼和自责。他是一个专业的刑警，却犯了灯下黑的错误，差点冤枉了好人。

刘金城查明了那名外宾的身份：此人名叫皮罗涅斯库，34岁，是罗马尼亚外交部的一名文化秘书。

黄业光担任衡山俱乐部负责人这么多年，接待过的外宾不计其数，却从未听说过、更未见过外宾偷酒杯这种事。

这盘录像带，是铁证。

刘金城立刻让黄业光去上海市公安局开具了一纸公函，郑重地将这盘关键的带子取走了。

回到衡山俱乐部，黄业光的神气又回来了。

喜悦是短暂的。

当最初的激动褪去，一个比破案本身更加棘手、更加严峻的难题，摆在了黄业光和刘金城的面前。

贼是找到了，可这个贼，身份太特殊了。

他是外宾，是即将与我国建立更紧密关系的友好国家的政府官员，更重要的是，他是一名享有外交豁免权的外交官。

这意味着，不能抓，不能审，甚至不能公开指责。

刘金城向黄业光请示：“黄主任，现在怎么办？”

黄业光瞪着眼睛：“怎么办？总不能就这么送给他吧！必须收回来！”

刘金城又问了一个核心问题：“那……用什么方式收回？”

这个问题，把黄业光问住了。

硬来？直接找上门去，说你偷了我们的东西，交出来？那会立刻引发一场严重的外交事件。

中罗两国关系刚刚升温，如果因为一只杯子而出现裂痕，这个责任，谁也承担不起。

软的？

派人私下跟他交涉？

对方要是不承认怎么办？

难道把录像带甩在他脸上？

那更是撕破了脸皮，后果同样不堪设想。

黄业光和刘金城，这两个在各自领域都是一把好手的人，此刻却像被困在了一个死胡同里，一筹莫展。

夜幕降临，距离罗马尼亚工作小组离开上海的时间，越来越近了。

那个被盗的九龙杯，就像一块滚烫的山芋，揣在皮罗涅斯库的包里，也烙在黄业光和刘金城的心上。

傍晚时分，周恩来一行结束了在郊区嘉定县马陆公社的参观活动，返回了衡山俱乐部。

总理的心里，还惦记着九龙杯的事。他一回到房间，就让随行人员给黄业光打电话，询问调查进展。

黄业光接到电话，立刻赶了过去，将发现影像铁证的经过，以及当前面临的外交难题，原原本本地向总理做了汇报。

他满脸愁容，最后几乎是带着恳求的语气说：“总理，我们实在是想不出办法了。”

随行人员将情况转告给周恩来。片刻之后，总理让黄业光直接去他那里。

周恩来请黄业光坐下，详细问明了情况后，语气坚定地说：“九龙杯是国家的宝贵财产，必须设法追回！”

随即，他又补充了一句，话锋一转，“不过，我们的方式方法也要讲究。要有礼貌，不能伤了两国同志之间的感情。”

看着黄业光急得快要哭出来的样子，周恩来于心不忍，安慰道：

“黄业光同志，不要着急嘛。让我们一起来想办法。我想，办法总比困难多。人家能有办法神不知鬼不觉地取走，我们也就一定有办法光明正大地收回来。”

周恩来仰起脸，目光投向窗外，陷入了短暂的沉思。他的大脑，如同一台高速运转的精密计算机，迅速分析着所有的可能性。

突然，他转过头，问道：“今天晚上，罗马尼亚的贵宾们有什么活动安排？”

黄业光回答：“报告总理，今晚没有为他们安排活动。”

“那好！”周恩来的脸上立刻露出了喜色，眼中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今晚越南的同志们要去观看杂技节目，我们可以邀请罗马尼亚的贵宾们一同前往。这样，我们就能把九龙杯收回来了。”

黄业光听得一头雾水，看杂技和收回九龙杯，这两件事怎么能联系到一起？

周恩来看出了他的疑惑，笑着将自己的全盘计划娓娓道来。

他最后总结道：“九龙杯在那位罗马尼亚同志眼里，是如此珍贵的一件宝贝，他现在一定是把它放在手提包里，寸步不离。这恰恰为我们借机行事，达到目的，提供了最好的条件。”

黄业光听完，恍然大悟，随即被总理这构思之奇巧、用心之良苦的万全之策，深深地折服了。他激动地站起来，连连点头：“高！总理，实在是高！”

计划已定，立刻执行！

黄业光当即派人火速赶往上海杂技团，向团里交代了这项特殊的政治任务，让那边预先做好万全的准备。

在剧场的后台，刘金城亲自与即将登台的魔术师进行对接，反复推敲每一个细节，包括魔术师的台词、走到皮罗涅斯库身边的时机、说话的语气，甚至脸上的表情，都演练了数遍，确保万无一失。

那位被委以重任的魔术师，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和使命感，他知道，今晚他表演的将不仅仅是一场魔术，更是一场不见硝烟的外交博弈。

当晚八时整，专为越南党政代表团安排的杂技表演，在上海杂技团剧场准时开场。

周恩来总理陪同黎笋等越南代表团领导人，坐在第一排最中间的位置。

在他们身后的第三排和第四排，坐着应邀前来的罗马尼亚工作小组全体成员。

那个名叫皮罗涅斯库的文化秘书，也赫然在列。他的那个手提包，被他紧紧地放在自己的双腿上。

演出开始前，周恩来还在剧场的休息室里，亲切地接见了罗马尼亚外宾，与他们一一握手，谈笑风生，气氛友好而热烈。

在全场热烈的气氛中，只有两个人显得有些心不在焉。

那就是坐在第六排的黄业光和刘金城。他们的眼睛，不时地瞟向罗马尼亚外宾的坐席，心里像揣了只兔子一样七上八下，生怕那个皮罗涅斯库突然心血来潮，提前退场。

那样的话，他们精心设计的全盘计划，可就要泡汤了。

好在，一个又一个节目演下来，那位“主角”看得津津有味，完全被中国杂技的魅力所吸引，丝毫没有要离开的意思。

当报幕员用清脆的声音报出：“下一个节目——魔术《杯子与神枪》”时，黄业光和刘金城不约而同地长吁了一口气。

成了！馒头已经上笼，就等出锅了！

穿着笔挺燕尾服的魔术师，风度翩翩地走上舞台。

他手里端着一个托盘，上面盖着一块紫红色的绸布。他将托盘放在桌上，向观众们优雅地鞠了一躬，然后猛地揭开了绸布。

托盘上，赫然放着三只与失窃的杯子一模一样的九龙杯。

魔术师从怀里掏出一支道具手枪，在手里灵巧地转了几个圈，微笑着对全场观众说：

“女士们，先生们！我手中的这支枪，是一支神奇的魔枪。我只要枪声一响，就能让桌上的杯子，飞到它想去的任何地方。大家如果不信，请看——”

话音未落，他举起手枪，对着桌上的三只九龙杯，“叭”地扣动了扳机。

一声脆响。

奇迹发生了！

在众目睽睽之下，桌上的三只九龙杯，凭空少了一只！

全场观众发出一片惊呼。就在大家惊诧不已，四处张望寻找那只消失的杯子时，魔术师已经迈着从容的步伐走下了舞台。

他穿过过道，径直来到了第四排。

魔术师停在了正看得如痴如醉的皮罗涅斯库面前，脸上带着神秘的微笑，用手指了指他腿上的手提包，用清晰的英语说道：

“被我的神枪打飞的那只杯子，现在，就在这位先生的手提包里。先生，能麻烦您打开手提包，让我们大家看一看吗？”

聚光灯，“刷”地一下，打在了皮罗涅斯库的身上。

在这一瞬间，皮罗涅斯库的脸色变得煞白，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

皮罗涅斯库不是傻瓜，他立刻就明白了，这是一个为他量身定做的、天衣无缝的“局”。他没有任何反抗和辩解的余地。

在全场观众，包括皮罗涅斯库那些毫不知情的同事们惊奇的目光注视下，他别无选择，只能僵硬地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缓缓地打开了自己的手提包。

皮罗涅斯库假装在里面翻找了一下，然后，用一种“不无惊奇”的表情，将那个在他包里藏匿了二十多个小时的九龙杯，拿了出来。

他周围的罗马尼亚同胞们，一个个惊得目瞪口呆。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这只中国的神奇酒杯，究竟是怎么在一瞬间，从舞台上跑到皮罗涅斯库的皮包里的？太神了！

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欢呼声！

所有不知情的观众，都以为自己欣赏到了一场精彩绝伦、毕生难忘的魔术表演。

坐在第一排的黎笋，也对身旁的周恩来翘起了大拇指，用越南语由衷地赞叹道：“了不起！中国的魔术，真是太了不起！”

周恩来微笑着，举重若轻地回应道：“这是上海杂技团最近才试着排练的一个新节目，还不算太成熟。”

就这样，在一片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中，一场足以引发外交风波的国宝失窃案，被周恩来总理用他超凡的智慧，化解成了一段令人拍案叫绝的舞台轶事。

国之瑰宝，完璧归赵。

历史，有时候比小说还要精彩。

而真正的高手，总能于无声处听惊雷，于无形中定乾坤。

来源：温读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