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9年4月，南京总统府的日历还停在“民国三十八年”，蒋介石站在二楼窗前，看着楼下溃退的车队卷着尘土往城外跑，手里那本翻得起毛边的《剿匪手册》捏得发白。

1949年4月，南京总统府的日历还停在“民国三十八年”，蒋介石站在二楼窗前，看着楼下溃退的车队卷着尘土往城外跑，手里那本翻得起毛边的《剿匪手册》捏得发白。

八百万美式装备的国军，坦克比共军多十倍，飞机能遮半个天，怎么就败给了穿草鞋、扛土枪的队伍？

后来人翻史料才明白，这答案早藏在黄土高原的地契上，藏在淮海战场的独轮车里——两党怎么对农民，农民就怎么对江山，土地，才是这场较量的定盘星。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河南巩义县地主刘德昌家的粮仓堆到屋顶，佃户王老汉带着儿子跪在雪地里求借一斗活命粮，换来的却是管家的皮鞭："地是刘家的，命也是刘家的！"

当时全国90%的土地攥在仅占人口10%的地主手里，农民租一亩地要交六成租，遇灾年只能卖儿鬻女，江苏昆山佃农每亩地收150斤稻子就得交90斤租子，安徽亳州地主用"驴打滚"利滚利，借一石粮三年要还五石，河南饥荒时甚至出现"人市"，七岁女童换不上半袋红薯干。

国共两党在土地问题上的不同选择已预示了不同命运。

1925年毛泽东写出《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劈头就问"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答案干脆利落：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附庸，是革命的对象。

十五年后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里把农民骂成"暴民"，说治理乡村得靠"乡绅如家长执鞭管教"。

两本小册子，两种活法。

共产党在苏区举起"打土豪分田地"的旗帜，江西瑞金贫农分了三亩水田，把"毛主席万岁"五个字刻在田埂的石头上；国民党在湖南搞"清乡剿共"，地主武装提着马刀跟在国军后面，1933年湘赣边界就有十万农民死在"通匪"的罪名里，血水顺着田沟流进湘江。

1946年的冬天来得早，河北平山县白毛女喜儿被地主黄世仁抢走，父亲杨白劳在年三十晚上喝了卤水；江苏无锡佃农周阿大交不起租子，地主带着家丁把他十三岁的女儿绑走顶债，这些不是戏文，是《中国土地改革史料汇编》里记着的真事。

共产党的土改工作队到了河北西柏坡，村口老槐树下，老农李大爷摸着红绸包的地契，连夜回家把独子送去参军："这地是咱的命，得拿枪守住！"

同一年的国民党统治区，上海郊区地主用机枪架在粮仓门口，饥民饿死在粮囤外的雪地里，尸体都没人收。

1948年冬天，淮海战场上飘着雪，543万农民推着独轮车从山东、河南、安徽的村子里出来，车轮碾过冻土发出咯吱声，有人裤脚磨烂露出冻裂的脚踝，粮食袋上还沾着自家地里的泥土。

他们给解放军送粮，子弹在头顶飞，有人一头栽进雪沟就没再起来，怀里还揣着那张盖着红章的分地证。

而徐州剿总司令部的青砖楼里，军官们正把金条往皮箱里塞，金条碰撞的脆响混着留声机的靡靡之音。

蒋介石在日记里写"民心不可恃"，可河南的地主们带着民团挨家挨户征粮，把农民最后一点口粮都倒进麻袋，老百姓蹲在门槛上骂："中央军比鬼子还狠！"

1949年10月，开国大典的礼炮刚落，政务院就把土改工作队派往全国乡村。

1950年《土地改革法》颁布那天，村口大喇叭里的声音震得墙皮掉灰，3亿农民攥着盖红章的土地证，分走了7亿亩土地。

陕西临潼老农王栓柱把土地证揣怀里，指节捏得发白，蹲在新分的地头哭了半晌，说“祖祖辈辈做梦都不敢想，咱也能当回土地的主”。

这年冬天，美国记者在中南海问毛泽东“为何能赢”，他指着墙上贴满红手印的土改地图：“因为我们站在这90%的人这边。”

而台湾岛上，国民党刚搞起“三七五减租”，地主们把账本锁进保险柜，说“不过是缓兵之计”。

如今却有人拍电影说"黄世仁对喜儿是真爱"，写小说讲"周扒皮学鸡叫是勤劳"，甚至在课堂上质疑"土改是不是太激进"。

他们忘了土改不是简单分地，是让中国农民第一次从"会说话的工具"变成土地的主人；忘了淮海战役独轮车上，那些揣着分地证冻死在雪地里的农民；忘了1950年土地证上按满的3亿个红手印——那是人民给共产党盖的红章。

这不是什么历史虚无主义，是要刨共产党的根，他们知道我们党从土地里长出，人民从土地里认党。

守住土地革命的历史，就是守住"为人民服务"的初心，谁想翻这个案，就是与3亿农民为敌，历史不会答应，人民更不会答应。

来源：哦一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