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妻子方芳的声音从厨房传来，带着一股油烟味和特有的、不容置疑的穿透力。我正蹲在客厅角落，用一小截铅笔头，费劲地给女儿牛牛的四驱车玩具上紧发条。

“李卫，你那单位发的劳保手套，又让你拿去送人情了？”

妻子方芳的声音从厨房传来，带着一股油烟味和特有的、不容置疑的穿透力。我正蹲在客厅角落，用一小截铅笔头，费劲地给女儿牛牛的四驱车玩具上紧发条。

那辆红色的玩具车是单位工会发的，奖励我上个月全勤。九二年的风气就是这样，单位像个大家长，吃喝拉撒，连孩子的玩具都替你考虑到了。

“没，就借给老张用一下，他家垒个煤棚子，手上没个家伙不行。”我头也不抬地回答。

“借？你这人就是脸皮薄，借出去的东西，什么时候见你往回要过？”方芳端着一盘炒土豆丝走出来，围裙都没解，“上次那半袋子劳保洗衣粉，也是借给王姐家，这都过去半年了。”

我没吱声，把上好发条的四驱车放在水泥地上。车子嗡嗡地冲出去，撞在墙角，翻了个身，四个轮子还在徒劳地空转。

牛牛拍着手咯咯地笑。

我的心，却像是被那辆翻倒的玩具车给撞了一下，也跟着翻了个个儿，一些被刻意压下去的画面，混着仓库里特有的、陈年谷物和麻袋混合的气味，不受控制地涌了上来。

那也是一个下午，和今天一样，天阴沉沉的，像是要下雨。

粮站的老仓库要盘点，主任陈姐带着我，她是站长，我是她手下最年轻的力工，因为读过高中，还兼着点记账的活儿。

陈姐叫陈静，快四十的人了，但看着比实际年龄小。她是那种很利落的女人，短发，走路带风，说话办事从不拖泥带水。站里几十号人，大半是糙老爷们，但在她面前，一个个都服服帖帖。

大家都知道，她男人是前几年救火牺牲的，评了个烈士。她一个人拉扯着孩子，硬是把一个快散架的粮站管得井井有条。所以大家不光是怕她，更多的是敬她。

那天，我和她一前一后进了三号仓库。那仓库最大，也最老，里面堆着山一样的陈年玉米，空气里飘着细细的粉尘，光线从高处窄小的窗户里挤进来，把那些粉尘照得像金色的雾。

“李卫，你从东头开始数，我从西头，咱们中间对一下数。”陈姐的声音在空旷的仓库里显得有些回响。

我应了一声，拿着账本和笔，踩着吱呀作响的木梯爬上粮堆。

盘点是个枯燥的活，一袋一袋地数，一笔一笔地记。不知道过了多久，天色彻底暗了下来，外面好像真的下起了雨，雨点敲在铁皮屋顶上，发出沉闷的“啪嗒”声。

“陈姐，数完了，东头一共是三千六百八十二袋。”我从粮堆上滑下来，拍了拍身上的灰。

仓库里很暗，我看不清她的脸，只能看到一个模糊的轮廓。

“西头是两千九百一十五袋。”她的声音听起来有点飘忽。

我正准备拿笔记下来，忽然听到“哐当”一声巨响，紧接着是铁锁链拖过地面的声音。

我心里一咯噔，快步跑到仓库大门边。那扇厚重的铁门，被风给带上了，外面的大锁，是那种老式的挂锁，门一关严实，锁扣就自己落了下去。

这下麻烦了。

仓库里没有电话，唯一的门被锁死，高处的窗户又小又高，还焊着铁条。

“陈姐，门……门被风吹上了。”我的声音有点干。

她也走了过来，伸手推了推门，铁门纹丝不动。

雨下得更大了，雷声在头顶滚过，整个仓库都跟着震了一下。

“别费劲了，”她说，“这门从里面打不开。老刘头每天五点半锁门，他肯定以为我们早走了。”

老刘头是管仓库的门卫，耳朵不好使，就算我们在里面喊破喉咙，他也听不见。

也就是说，我们得在这里待上一晚，等到明天早上有人来开门。

九十年代初，风气还很保守。一个年轻男人，一个寡妇领导，在封闭的仓库里待一夜，这事要是传出去……我不敢想。

我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跳在加快。

仓库里的温度在迅速下降，我只穿了件单褂，胳膊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陈姐好像比我更冷，我听到她牙齿在轻轻打颤。

“李卫，冷吗？”她忽然问。

“还……还行。”

“过来。”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朝她的方向走过去。

黑暗中，我感觉她抓住了我的胳膊，她的手很凉。

她拉着我，一直走到粮堆边上。

“坐下，粮堆里暖和。”

我依言坐下，把身体陷进玉米堆里。粮食是温的，带着一股子熟透了的、踏实的气味，确实驱散了一些寒意。

我们俩并排坐着，谁也不说话，只有外面的雨声和我们自己的呼吸声。

时间过得很慢，每一秒都像是在被拉长。

我脑子里乱糟糟的，一会儿想到方芳和牛牛，一会儿又想到明天站里的人会怎么看我们。

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身边的陈姐忽然动了一下。

她靠了过来，很近，我能闻到她头发上洗发水的味道，是那种很便宜的茉莉花香。

然后，她做了一个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动作。

她伸出手，轻轻地，但又带着一股不容抗拒的力道，把我推倒在粮堆上。

我整个人都懵了，后背陷进柔软的玉米里，仰面看着仓库顶上模糊的黑影。

她俯下身，凑到我耳边，声音很低，像是叹息，又像是自言自语。

“这下，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那晚之后，我和陈姐之间像是隔了一层看不见的膜。

在单位，她还是那个雷厉风行的陈站长，给我派活，检查我的账目，偶尔开会时目光扫过我，也和看别人没什么两样。

但我知道，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

我开始躲着她，尽量避免和她单独相处。她似乎也察觉到了，除了工作，再没和我说过一句多余的话。

我以为，只要我们俩都当那件事没发生过，它就会真的像仓库里的灰尘一样，沉淀下去，再也无人问津。

我太天真了。

没有不透风的墙，尤其是在一个几十人的小单位里。

最先传出闲话的，是食堂的王胖子。

那天中午打饭，他给我多舀了一勺红烧肉，挤眉弄眼地说：“小李，最近红光满面的，有好事啊？”

我没听懂他的弦外之音，还客气地说了声“谢谢王师傅”。

他旁边一个帮厨的嫂子接了话：“可不是嘛，年轻就是好，有奔头。”

他们的眼神很奇怪，带着一种成年人之间心照不宣的暧昧。

我心里咯噔一下，端着饭盒，快步走开了。

流言就像是发酵的粮食，一开始只是几粒种子，在黑暗潮湿的角落里悄悄萌芽，等到你发现的时候，它已经散发出浓烈又刺鼻的气味，弥漫在整个空气里。

很快，各种版本的故事就在单位里流传开来。

有人说，那天晚上仓库里有动静，像猫叫春。

有人说，第二天早上，看见陈站长是从仓库里出来的，头发有点乱。

还有人说得更难听，把陈姐那个牺牲的丈夫都扯了出来，说她守了这么多年，肯定是耐不住了。

这些话像苍蝇一样，嗡嗡地围着我。我走在单位里，总觉得背后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我，那些目光里混杂着嫉妒、鄙夷和看热闹的兴奋。

我开始失眠，整夜整夜地睡不着，一闭上眼，就是仓库里那片黑暗，和陈姐在我耳边说的那句话。

方芳也察觉到了我的不对劲。

“你最近怎么了？魂不守舍的。”一天晚上，她给我掖被角的时候问。

“没什么，单位事多，累的。”我翻了个身，背对着她。

“累？我看你是心里有事。”她挨着我躺下，“你们单位是不是有什么传言？今天我去菜市场，碰到你们单位老李的老婆，她看我的眼神怪怪的，想跟我说什么，又没说。”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能有什么传言，别瞎想。”我硬着头皮说。

“李卫，我们是夫妻，你有什么事不能跟我说？”方芳的声音有些发紧，“你是不是在外面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

“没有！绝对没有！”我几乎是吼出来的。

牛牛在里屋被我的声音吓得哭了起来。

方芳没再说话，起身去哄孩子了。

那一晚，我们之间隔着一条楚河汉界，我能清楚地听到她压抑着的、细微的抽泣声。

我知道，我必须要做点什么了。

第二天上班，我鼓足了勇气，敲响了陈姐办公室的门。

她正在看文件，抬头见是我，眼神里闪过一丝不易察 ઉ 的波动。

“陈姐，我……”我张了张嘴，却不知道该从何说起。

“坐吧。”她指了指对面的椅子，语气很平静。

我没坐，就那么站着，手都不知道该往哪儿放。

“外面的话，你都听到了吧？”她先开了口。

我点了点头，感觉喉咙发干。

“你打算怎么办？”她问，目光直视着我，像是在审视一份报告。

“我……我不知道。”我确实不知道。解释？谁会信？不解释？那就是默认。

“李卫，”她放下手里的笔，身体微微前倾，“这件事，错不在你，也不在我。错的是那阵风，是那把锁，是那些嚼舌根的人。”

她的声音很冷静，有一种能让人安下心来的力量。

“可是……方芳她已经起疑心了，我怕……”

“怕什么？”她打断我，“怕她跟你闹？怕丢人？还是怕你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没了？”

我被她问得哑口无言。

是啊，我怕，我什么都怕。我怕失去这份来之攻不易的铁饭碗，怕失去方芳和牛牛组成的这个家，怕父母在亲戚面前抬不起头。

“这件事，你不要出面。”陈姐站起身，走到窗边，背对着我，“你越解释，别人越觉得是那么回事。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时间长了，自然就过去了。”

“那……那要等多久？”

“等到他们有新的闲话可说的时候。”她的声音里，透着一股我听不懂的疲惫和沧桑。

我从她办公室出来，心里更乱了。

清者自清？真的能自清吗？

我决定按照陈姐说的，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说，指望着时间能冲淡一切。

但后果比我想象的要严重得多。

方芳开始变着法地盘问我。

今天问我那天晚上加班，具体都干了些什么。

明天又问我陈站长是个什么样的人，家里还有什么人。

她甚至开始检查我的衣服，闻上面有没有不属于我们家的味道。

我们的家，不再是那个可以让我放松的港湾，变成了一个审讯室。我每天下班，都像是要去上刑场。

争吵成了家常便饭。

“李卫，你跟我说实话，你跟那个姓陈的，到底有没有事？”她把一件我刚脱下的衬衫扔在我脸上，领口上有一个淡淡的口红印。

那是我中午吃饭时，不小心蹭到食堂王胖子老婆的。

但我没法解释，因为我的任何解释，在她看来都是掩饰。

“你别无理取闹好不好！”我的耐性也到了极限。

“我无理取闹？李卫，你摸着良心说，你心里没鬼，你躲什么？你怕什么？”她眼睛红了，声音也开始发抖。

“我没躲，也没怕！我就是不想跟你吵！”

“你是不想吵，还是不敢说？”

那段时间，家里气压低得吓人。牛牛也变得很敏感，不敢大声说话，总是怯生生地看着我们。

每当看到女儿那双清澈又带着恐惧的眼睛，我的心就像被针扎一样。

我第一次具体地感受到了这件事的破坏力。它像一瓶硫酸，不仅泼在了我的身上，还溅到了我最爱的人身上。

我开始思考，陈姐说得对吗？沉默真的是金吗？

或许，我该主动做点什么。

转折点发生在一个周末。

那天我休息，方芳厂里加班，我带着牛牛去公园玩。

公园里有个滑梯，牛牛玩得很高兴，和其他小朋友笑闹成一团。

我坐在旁边的长椅上，看着她，心里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这时候，旁边坐过来一个女人，是住我们家楼下的吴嫂。

“小李，带孩子玩呢？”她笑着打招呼。

“是啊，吴嫂。”我勉强挤出个笑容。

“你家方芳呢？上班去了？”

“嗯。”

吴嫂沉默了一会儿，忽然凑过来说：“小李啊，嫂子多句嘴，你可别不爱听。”

我心里一沉，知道她要说什么了。

“两口子过日子，最重要的就是个‘信’字。外面那些风言风语的，你别往心里去，但自己个儿也得行得正，坐得端，别让你家方芳受委屈。”

她的话说得很委婉，但每一个字都像锤子，敲在我的心上。

连邻居都听说了。

我看着不远处，牛牛正和一个小男孩抢滑梯，小男孩的妈妈跑过去，一把将牛牛推开，嘴里还嘟囔着：“离她远点，有其父必有其女。”

那一刻，我浑身的血都冲到了头顶。

我冲过去，把牛牛抱在怀里，女儿吓得哇哇大哭。

我瞪着那个女人，嘴唇哆嗦着，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我能跟她吵什么？说我没有？说她是胡说八道？

在别人眼里，我就是一个和寡妇上司有染、不知廉耻的男人。我的女儿，也因此被打上了不光彩的烙印。

抱着哭泣的牛牛，我第一次感到一种深入骨髓的无力。

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我不能让我的女儿，因为一件莫须有的事情，被人指指点点。

我不再想“为什么这种事会发生在我身上”，我开始想，“我到底该怎么做，才能结束这一切？”

我必须弄清楚，那天晚上，在那个仓库里，陈姐推倒我，说那句话的时候，她心里到底在想什么。

只有知道了真相，我才能决定下一步该怎么走。

是跟方芳坦白一切，还是用别的方式，去平息这场风波。

我的思考模式，从被动承受，转为了主动出击。

我决定，再去找一次陈姐。

这一次，不是以一个下属的身份去请示，而是以一个男人的身份，去寻求一个答案。

我把牛牛送回家，交给我妈，然后骑着自行车，直接去了陈姐家。

她家住在单位分的旧楼里，两室一厅，很简单。

开门的是她儿子，叫小勇，上初中了，很瘦，戴着眼镜，看起来很文静。

“叔叔你找谁？”他怯生生问。

“我找你妈，陈站长。”

陈姐从里屋走出来，看到我，愣了一下。她穿着家常的衣服，头发随便挽着，没有在单位时那么强势，多了几分女人的柔和。

“你……怎么来了？”

“陈姐，我能跟你单独谈谈吗？”我的语气很坚决。

她看了看儿子，点了点头，让小勇回自己房间写作业。

客厅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

她给我倒了杯水，白瓷缸子，上面印着“劳动最光荣”。

“坐吧。”

我没坐，开门见山地问：“陈姐，我今天来，就是想问一件事。那天在仓库，你……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她端着水杯的手，不易察觉地抖了一下。

她没有马上回答，而是走到一个五斗橱前，从最上面的抽屉里，拿出一个相框。

相框是木质的，已经很旧了，边角都磨得发白。

照片上，是一个穿着消防服的年轻男人，笑得很灿烂，牙齿很白。他怀里抱着一个小孩，就是小勇，那时候还很小。

“这是小勇他爸。”陈姐的声音很轻，像是在说别人的故事，“他走的时候，小勇才五岁。”

我静静地听着。

“他是个英雄，所有人都这么说。单位分了房，给了抚恤金，小勇上学也有优待。逢年过节，总有领导来慰问，送米送油。”

她用手指轻轻摩挲着相框的玻璃。

“所有人都觉得我过得很好，很坚强。一个英雄的妻子，就应该这样，不是吗？不能哭，不能喊累，不能有半点软弱，不然就是给你男人丢脸。”

她的眼圈慢慢红了。

“可我也是个普通女人。水管坏了，我得自己踩着凳子去修；煤气罐扛不动，我得求邻居帮忙；小勇半夜发高烧，我一个人背着他去医院，在走廊里坐了一夜。”

“这些年，我活得像个男人。在单位，我要管着几十号人，不能出一点差错。在家里，我要当爹又当妈，不能让孩子受一点委屈。”

“我以为我已经习惯了，习惯了一个人。可是那天，在仓库里，天那么黑，雨那么大，门被锁上了，那一瞬间，我觉得天都塌了。”

她转过身，看着我，眼睛里有水光在闪。

“我忽然觉得好累，好冷，好怕。那种感觉，跟他刚走的时候一模一样。四面八方都是黑的，没有一个人能帮我。”

“我看到你，那么年轻，那么健康，坐在那儿，一句话不说。我当时脑子里什么都没想，我就是……我就是觉得，我撑不住了。”

“我把你推倒，说那句话，我不是对你说的，我是对我自己说的，是对老天爷说的。我在说，陈静，你看，你又剩下自己一个人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她说完，眼泪终于掉了下来，顺着脸颊滑落，滴在那个陈旧的相框上。

我站在那里，像被雷击中一样。

原来，那不是挑逗，不是暗示，更不是什么不堪的欲望。

那是一个女人，在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之后，瞬间的崩溃和绝望。

她不是把我当成一个男人，而是把我当成了一个可以让她暂时卸下所有伪装的、无声的支撑。

而我，却用我那点可怜的、男人的自尊和猜疑，把她最脆弱的一面，想象得那么龌龊。

我心里五味杂陈，有震惊，有同情，更多的，是愧疚。

“陈姐，我……”我想说点什么，却发现任何安慰的语言都显得那么苍白。

“你都明白了吧？”她擦了擦眼泪，很快又恢复了那种冷静的表情，“这件事，是我失态了，给你添了麻烦。你放心，我会处理好的。”

“你怎么处理？”我问。

“我已经打了辞职报告。”她平静地说，“下个星期就批下来。我带着小勇回我娘家那边，离这里远一点，对谁都好。”

我彻底愣住了。

辞职？她为了平息这场风波，为了不连累我，竟然要放弃她这么多年的心血？

“不行！”我脱口而出，“陈姐，你不能走！错的不是我们！”

“李卫，”她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看透世事的疲惫，“这个世界，有时候不讲对错，只看人言。我走了，这件事就断了根，过段时间，就没人记得了。你还年轻，有家庭，有孩子，你的路还长。”

我走出陈姐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街上的路灯亮着，昏黄的光晕，像一个个孤独的岛屿。

我的心，也像一座孤岛，被巨大的悲伤和无力感包围着。

我以为我找到了真相，就可以解决问题。

可我没想到，真相的背后，是另一个人的巨大牺牲。

我回到家，方芳正坐在饭桌边等我，桌上的饭菜已经凉了。

“你去哪儿了？”她的声音冷得像冰。

“我……我去找陈姐了。”我决定不再隐瞒。

她“啪”地一下把筷子拍在桌上，站了起来。

“你还去找她？李卫，你是不是觉得我太好欺负了？”她的身体因为激动而微微颤抖。

“不是你想的那样，方芳，你听我解释……”

“解释？我不想听！我只相信我看到的！全单位都在传你们的事，你现在还背着我去找她！你让我怎么想？让别人怎么看我？”

“我们之间是清白的！她是个好人，她……”

“她是个好人？”方芳冷笑一声，“她一个寡妇，深更半夜把你一个有家有室的男人留在仓库里，她安的什么好心？现在为了你，连工作都不要了，要远走他乡，你敢说你心里一点都不感动？李卫，你别傻了，她这是以退为进！”

方芳的话，像一把最锋利的刀，把我刚刚建立起来的对陈姐的同情和理解，切割得支离破碎。

是啊，在方芳的角度，在一个妻子的角度，这一切看起来，就是一个处心积虑的圈套。

一个孤独的寡妇，看上了一个年轻的下属，用苦肉计博取他的同情，最终的目的，是拆散他的家庭。

这个逻辑，无懈可击。

我所有的解释，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方芳，你相信我，真的不是那样的。”我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哀求。

“我相信你？我怎么相信你？”她指着门口，“李卫，我今天把话放这儿。要么，你明天就去把工作辞了，跟那个女人断得一干二净，我们安安分分过日子。要么，我们就离婚，你跟她过去，我带着牛牛过！”

离婚。

这个词从她嘴里说出来，像一颗子弹，瞬间击中了我的心脏。

我看着她，看着这个和我同床共枕了五年的女人，她的脸上写满了决绝。

我看到桌上那盘已经冷掉的土豆丝，我想起我们刚结婚的时候，没有房子，住在单位的单身宿舍里，她也是这样，每天变着花样给我做我爱吃的菜。

我又想起牛牛，如果我跟方芳离婚了，她就没有一个完整的家了。她会像小勇一样，在别人的指指点点中长大。

我的世界，在这一刻，彻底崩塌了。

我珍视的一切，我的家庭，我的名誉，我的信念，好像都碎了。

一边是无辜的、为我做出巨大牺牲的陈姐，我如果辞职，就等于承认了我们之间有不清不白的关系，把所有的脏水都泼在了她身上。

另一边是我的妻子和女儿，我如果不辞职，就要失去她们。

我被推到了悬崖边上，往前一步是背信弃义，往后一步是家庭破碎。

我感觉自己被一张无形的大网紧紧地捆住，喘不过气来。

那天晚上，我没有回家，一个人在外面游荡。

初秋的夜晚，已经很凉了。我走到单位附近的小河边，坐在长椅上，点了一根烟。

烟雾缭绕中，我一遍又一遍地回想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从仓库的那一夜，到单位的流言蜚语，到方芳的猜忌，再到陈姐的辞职。

我像一个笨拙的解题人，面对一道无解的方程式，怎么算都是错的。

我恨那些嚼舌根的人，是他们的恶意，把一件简单的事情变得如此复杂。

我也怨方芳，为什么她就不能多一点信任，少一点猜疑。

我甚至有些埋怨陈姐，如果那天她没有那个崩溃的举动，是不是一切都不会发生。

可是，怨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夜深了，河边的风吹在脸上，像刀子一样。

我忽然想起了我的父亲。

他是个木匠，一辈子跟木头打交道。我小时候，看他做家具，有时候一块木头上有个很大的疤，或者一道裂缝。我以为这块木头就废了。

但父亲总有办法，他会顺着木头的纹理，把那个疤或者裂缝，精心打磨，或者镶嵌上另一块不同颜色的木料，最后，那个原本的瑕疵，反而成了一件家具上最别致的装饰。

父亲常说，木头跟人一样，没有十全十美的。遇到问题，躲是躲不掉的，得想办法，让坏事变成好事。

我的问题，症结到底在哪里？

是流言吗？不是。嘴长在别人身上，我管不住。

是陈姐吗？也不是。她也是个受害者。

那问题出在哪里？

我猛地吸了一口烟，呛得直咳嗽。

烟头的火星在黑暗中明明灭灭。

我忽然明白了。

问题的根源，在我自己。

从一开始，我就选择了隐瞒和逃避。

我对妻子方芳，没有做到真正的坦诚。

我告诉她“没什么”，告诉她“我们是清白的”，这些都是事实，但不是全部的事实。

我没有告诉她，在那个黑暗的仓库里，我感受到的恐惧和无助。

我没有告诉她，当我听到陈姐那些关于她丈夫、关于她一个人支撑家庭的话时，我内心的震惊和同情。

我更没有告诉她，当我得知陈姐为了我，要放弃一切远走他乡时，我心里的愧疚和挣扎。

我把这些最真实的情感，全都藏了起来。

我以为这是在保护她，保护我们的家，不让她胡思乱想。

但实际上，我是在把她推开。

我用一个“清白”的空壳，去应对她所有的不安和恐惧。我没有让她看到我内心的挣扎，没有让她参与到我的困境中来。

所以，她只能靠自己的想象，去填补那些我没有说出口的空白。而女人的想象，在面对这种事情的时候，往往是灾难性的。

我一直要求她信任我，但我却没有给她一个可以信任的理由。

真正的信任，不是建立在“什么都没发生”的苍白解释上，而是建立在“无论发生什么，我都愿意与你共同面对”的坦诚上。

我必须把完整的真相，包括所有的细节，所有的情感，都告诉方芳。

我要让她看到那个在仓库里同样害怕的我，那个同情陈姐遭遇的我，那个因为她的牺牲而愧疚不已的我。

我要让她知道，我不是一个完美的、不受任何诱惑的圣人，我只是一个会害怕、会同情、会犯错的普通男人。

而我这个普通的男人，最在乎的，始终是她和牛牛。

这很难，这等于是在她已经充满疑虑的心上，再撒上一把盐。她可能会更生气，更不理解。

但这，是我唯一能走的路。

就像我父亲对待那块有裂缝的木头，我不能再试图用腻子把它填平，假装它不存在。我必须正视这道裂缝，然后想办法，把它变成我们婚姻里一道新的、更深刻的纹理。

想通了这一点，我感觉心里那块压了很久的石头，忽然松动了。

天边已经泛起了鱼肚白。

我掐灭了烟头，站起身，骑上自行车，回家。

推开家门，方芳正坐在小板凳上，给牛牛梳辫子。她一夜没睡，眼睛又红又肿。

看到我，她没有说话，只是手上的动作停了一下。

牛牛看见我，怯生生地叫了一声“爸爸”。

我走过去，蹲在她面前，摸了摸她的头。

“方芳，我们谈谈。”我的声音很平静。

她没理我，继续给牛牛梳头。

“去里屋谈，别当着孩子的面。”我说。

她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站起身，走进了卧室。

我关上门，整个屋子里的空气都像是凝固了。

“你想说什么？想好了吗？辞职还是离婚？”她背对着我，声音里不带一丝感情。

我没有回答她的问题。

我从头开始讲。

从那天下午，我和陈姐怎么进的仓库，讲到那阵突如其来的大风，讲到铁门是怎么被锁上的。

我描述了仓库里的黑暗，空气中的粉尘，还有我们两个人的恐惧。

我没有回避任何细节，甚至包括陈姐的手有多凉，她说话的声音有多抖。

然后，我讲到了最关键的那一幕。

“她把我推倒在粮堆上。”

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能清楚地感觉到方芳的身体猛地一僵。

我没有停，继续说下去。

“然后，她在我耳边说，‘这下，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

我把我对这句话的理解，从最初的震惊、误会，到后来从陈姐那里听到的真相，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她。

我讲了陈姐那个牺牲的丈夫，讲了她一个人拉扯孩子的艰辛，讲了她作为一个“英雄妻子”所背负的巨大压力。

“方芳，她不是在勾引我。她是在那一刻，彻底崩溃了。她把我，当成了一个可以让她靠一下的木桩，或者说，一个可以倾听她绝望的树洞。”

“然后，我又讲了我去找她的事，讲了她为了不连累我，已经打了辞职报告。”

“我知道，在你看来，这一切都像是一个圈套。但是方芳，我看着她的眼睛，我知道她说的是真的。一个女人，如果不是真的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不会拿自己一辈子的名声和前途去赌。”

方芳一直没有回头，肩膀却在微微耸动。

我走到她面前，轻轻地把她的身体转过来。

她的脸上，已经满是泪水。

“方芳，这件事，我从头到尾都做错了。”我看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我错在，没有第一时间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你。我怕你多想，怕你担心，怕我们吵架。我以为我一个人能扛下来。”

“但我现在明白了，我们是夫妻。夫妻，就是要一起扛事。我的害怕，我的为难，我的愧疚，都应该让你知道。我不该把你关在我心门外面，让你一个人胡思乱想。”

“工作，我可以辞。我可以向所有人证明我的清白。”

“但是，在我辞职之前，我必须把这一切都告诉你。因为，别人的看法不重要，单位的饭碗也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我不能让你带着对我的误会，过完下半辈子。”

我说完，屋子里一片寂静。

方芳就那么看着我，眼泪不停地往下流。

过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不会再开口说话了。

她忽然伸出手，给了我一拳，捶在我的胸口上。

不重，软绵绵的。

“你这个傻子。”她带着哭腔说，“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我的眼泪，也一下子涌了出来。

我抱住她，紧紧地抱住她。

“对不起，方芳，对不起。”

那天下午，我写了一封信。

不是辞职信，是澄清信。

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没有添油加醋，也没有刻意煽情，只是客观地陈述了事实。

在信的最后，我写道：“陈静站长是一位值得尊敬的领导，也是一位坚强的女性。因为一场意外，让她承受了不该有的非议，也给我和我的家庭带来了困扰。我希望流言止于智者。如果因为这件事，让陈站长这样有能力、有担当的干部离开岗位，那将是我们整个粮站的损失。”

我把这封信，贴在了单位大门口的公告栏里。

我做这件事的时候，方芳就站在我身后。

贴完信，我没有去看周围人惊愕的表情，拉着方芳的手，昂首挺胸地走出了单位大门。

那一刻，我心里无比坦然。

我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不知道单位会怎么处理我，不知道那些流言会不会停止。

但我知道，我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

我没有辜负陈姐的信任，也没有失去我的家庭。

后来的事情，有些出乎我的意料。

我的那封信，在单位引起了轩然大波。

第二天，上级主管单位就派了调查组下来。

他们找我谈了话，找陈姐谈了话，也找了单位里好几个爱传闲话的人谈了话。

一个星期后，结果出来了。

单位专门开了全体职工大会，主管领导亲自到场。

会上，领导公开表扬了陈姐这些年的工作成绩，也肯定了我在处理这件事上的坦诚态度。

然后，话锋一转，严肃批评了单位内部存在的自由散漫、捕风捉影的坏风气，点名道姓地处分了几个传谣最厉害的人。

最后，领导宣布，驳回陈静同志的辞职申请，希望她继续带领粮站，创造更好的成绩。

会议结束的时候，全场响起了掌声。

我看到陈姐站在台上，深深地鞠了一躬。她哭了，但这一次，是释然的笑中带泪。

她的目光在人群中找到了我，向我投来一个感激的、复杂的眼神。

我也笑了。

风波，就这么过去了。

生活回到了原来的轨道，但又有些不一样了。

我和方芳之间，好像经历了一场洗礼。我们不再像以前那样，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争吵。我们学会了沟通，学会了倾听对方心里的声音。

那道因为猜疑而产生的裂缝，没有毁掉我们的婚姻，反而让我们更紧密地贴合在了一起。

单位里的风气也好了很多，大家说话都谨慎了，不再背后议论人。

我和陈姐，也恢复了正常的工作关系。

我们都默契地不再提那件事，但我们心里都清楚，我们之间，有了一种超越了普通同事的情谊。那是一种在困境中，守住了人性底线的、干净的战友情。

又过了几年，粮站改制，我下了岗。

我用下岗的补偿金，和方芳一起，在市里开了个小小的粮油店。

因为我懂行，人也实在，生意做得还不错。

牛牛也长大了，考上了大学，毕业后留在了大城市。

陈姐后来升了职，调到了市粮食局，当了副局长。小勇也很争气，考上了名牌大学，后来出了国。

我们偶尔还会联系，逢年过节，会打个电话问候一下。

有时候，方芳还会开我玩笑：“哎，你那个陈姐，现在可是大领导了。”

我就会笑着说：“那也是你老公我，当年有眼光，保住了一个好干部。”

每当这时，我们都会相视一笑。

如今，我也快退休了。

有时候，坐在店里，看着外面车水马龙，我还是会想起九二年那个阴雨的下午。

想起那个黑暗、冰冷的仓库，想起那堆温暖的、带着谷物香气的玉米，想起一个女人在我耳边那句绝望的低语。

那件事，像我父亲手里的那块有疤的木头，曾经是我生命中最难看的一道瑕疵。

但经过了时间的打磨，它最终变成了我人生里，一道最深刻、也最宝贵的纹理。

它让我明白，生活里，总会有那么一些“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时刻。

但只要你守住内心的那份坦诚和善良，不逃避，不退缩，勇敢地去面对，就总能找到透进光来的那条缝隙。

来源：小模型数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