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82年9月，北京师范学院的银杏叶刚刚泛黄。毕业典礼才散，刘源独自坐在旧图书馆的台阶上，手里的录取通知书被秋风翻得“沙沙”响。他有好几条路：留校当助教，考研究生，出国读书，甚至到部委当秘书。可他想的，却是千里之外的豫北平原。

1982年9月，北京师范学院的银杏叶刚刚泛黄。毕业典礼才散，刘源独自坐在旧图书馆的台阶上，手里的录取通知书被秋风翻得“沙沙”响。他有好几条路：留校当助教，考研究生，出国读书，甚至到部委当秘书。可他想的，却是千里之外的豫北平原。

同学好奇地问：“源子，你到底去哪儿？”他只是把通知书合上，淡淡回了一句：“去父亲干过活的地方。”这一句话，让同学们全愣住。

谁都清楚，他的父亲是刘少奇。人们也知道，在那片土地上，刘少奇曾从事中原局工作。刘源要去河南，不是为了重温旧迹，而是打算扎根基层。从北京到新乡，列车要开十三个小时，沿途尘土扑面，那条路，他走得很决绝。

时间往前推三十年。1951年初春，刘源在协和医院降生，排行老小。刘少奇对这个小儿子并没有丝毫溺爱。家里贴在墙上的，是刘少奇亲笔列的一张“成长进度表”：九岁游泳，十岁骑车，十三岁自理，十五岁独立出门。不完成，没下一步。

一次放学，刘源把袜子随手甩在床头，让保姆洗。保姆笑着答应，没想到刘少奇正好进门。父亲没有发火，却把袜子丢回给刘源：“自己的事，自己干。”那一夜，刘源蹲在水缸边搓袜子，手被凉水冻得通红。刘少奇坐在旁边写文件，连头都没抬——这种沉默，是最锋利的教育。

三年困难时期，一份白薯干对小孩来说就像糖。刘源偷偷扔掉干巴巴的薯干，被班主任记在联系簿上。周末回家，父亲把簿子摊在桌上：“这是汗水换来的粮食。”讲完，他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刘源第二天回到学校，扒拉着垃圾坑把薯干拣出来，洗了吃完——班里同学看得目瞪口呆。

1959年5月10日，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老师被请到中南海做客。饭桌上，刘少奇只问一句：“孩子好就好，差就差。”老师回答“勤俭朴实”，刘少奇点头：“国家穷也罢，将来富也罢，勤俭不能丢。”这句话，刘源偷偷写进作文本，压在抽屉最底。

刘源酷爱画画，逢年过节画贺卡。一次把自己写成“元元”，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笑问：“怎么这么圆？”刘源慌忙解释“源泉”。毛泽东哈哈一笑。后来刘源想改名“鉴真”，意思是辨真求是。王光美担心和唐代高僧重名，这事就搁下了。名字没改，择善求真的念头却留在心里。

中学暑假，他被送到部队练枪，比武场上托砖头卧姿射击、顶烈日刺杀。别人练两小时，他常常加练一小时。1966年国庆阅兵，他在国旗护卫队，肩膀磨出血泡也咬牙步伐不乱。一个战士小声问他累不累，他只回了两个字：“少说。”

1968年1月，17岁的刘源到了山西山阴县白坊村插队。白面馍一月难见，粮定量一天一斤一两棒子面。他饿得下地挖野菜、上坡抓田鼠。夜里，村民时常敲窗，塞给他一条红薯、一碗糊糊汤。那几年，他把镢犁把磨得发亮。从村头到山嘴，人们评价他一句：能吃苦，没架子。

1975年冬，他拉车摔到沟里，砸了腰，又得了急性肾炎。写信求助周恩来后，被调回北京治病。可走之前，全村排号请他吃饭，他硬是连吃二十天。一碗小米粥、一片红薯片，乡亲们说：“不吃不行，这是心意。”火车开动，刘源趴在窗上喊：“我会回来！”那嗓子喊得嘶哑。

康复后，他进北京起重机厂当铆工。机声隆隆，他跟师傅学焊接，手上被烫出了无数水泡。1977年恢复高考，他考进北京师范学院。那时他已26岁，比同级同学大五六岁，可他常说：“年龄算什么？学习不晚。”课堂上，他坐前排，老师举例，他随时举手抢答，笔记密密麻麻。

毕业时，机会堆到面前。教授要收他读研，外事部门愿意送他留学，部委想请他当秘书。他却盯着地图看河南：那个曾让父亲挥汗的地方，也是自己该去的地方。他给母亲王光美写了一张便条：“若去河南，母亲可否放心？”王光美没有回信，只在日记里写一句：“让他去吧，他心有定数。”

1982年年底，刘源揣着一张调令到了新乡县七里营公社，任革委会副主任。排在第十六把交椅。他拎着帆布包，住进砖瓦房，老鼠夜里在屋梁上奔跑。有人半开玩笑：“上将公子来受罪？”他笑：“我是来干活的，不是来显摆的。”

七里营棉花产量高，可五家社办小厂亏得惨不忍睹。酒厂十个月没发工资，油脂厂压了二十万滞销货。刘源骑自行车挨个跑。他发现各地修沥青路，沥青紧俏，便让油脂厂改产沥青。他自己穿胶鞋、戴防毒面具进车间实验。十七个昼夜后，沥青首桶出炉，厂子当年盈利二十万。工人们竖起大拇指：“这小刘，真行！”

在七里营，不论干部还是社员，只要到北京办事，刘源都尽力接待。王光美打趣：“我家快成新乡办事处了。”

1983年4月，新乡县人大常委会全票推举刘源为副县长，分管工业和多种经营。他一头扎进县砖瓦厂、电子元件厂，蹲点到深夜。次年，县人代会再度全票选他当县长。会上，有代表直说：“他是干实事的人，不是借名头的人。”

1985年1月，郑州市副市长的任命下达。郑州缺煤气，百姓烧煤球熏得满城灰。天然气工程规划了多年没启动。刘源跑国家计委、石油部，在两座大楼中来回往返三趟。计委处长说要康世恩签字，他从口袋里掏出批条。处长瞪大眼：“你怎么不早拿？”刘源笑答：“怕被当权势条子。”批条一拍，项目启动。七个月后，郑州三十万户用上了燃气。

1988年1月，河南省人代会开会。代表们把选票写给了36岁的刘源——副省长。有人悄声议论：“是名人子弟光环？”一位老代表摇头：“是他在棉田里、焦炉边干出的实绩。”刘源接过任命，没有豪言，只说：“事情很多，不必客套。”

1992年，刘源调入武警水电指挥部，晋升少将。再后来，他历任武警总部副政委、总后勤部副政委、军事科学院政委，2009年授上将。换岗再多，他始终坚持一句话：“不用特权谋私，只拿它办好事。”

外界有人质疑，说他升级快。刘源回应：“出身既是台阶，也可能是陷阱，干好干坏都放大。若干坏事，摔得比别人疼。”

2015年，他离开军旅，转任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工作地点从军营换到人民大会堂，他习惯步行上班，偶尔有人认出他，上前攀谈，他总用河南口音打趣：“乡里人，别客气。”言语间，那段七里营岁月依旧清晰。

父亲刘少奇当年留给子女的，不是房产股票，而是一句叮嘱：“最大的幸福是得到人民的信任。”如今，刘源把这句话压在抽屉角落的笔记本里，纸已微黄，字迹依旧墨黑。

延伸：在河南田埂上“补课”的日子

七里营棉田旁有一条三里多长的机耕道，晴天灰，雨天泥。刘源初到时，常推着自行车在这条路上打滑。村支书逗他：“县里的领导都坐吉普，你倒骑这破车？”刘源抹了一把汗：“省油钱，省配件，还锻炼。”话虽朴素，却让乡亲们心头一热。

为了搞清棉花增产的秘诀，他跟着老种棉把式冯老汉下田。夏天午后闷热，棉叶上黏糊糊的油渍把袖口粘得发硬。冯老汉蹲在地头掐芽，他蹲在旁边照做。腿麻得直哼哼，可他不站起。冯老汉感慨：“这娃子，比我孙子还能耐。”

晚上回公社，他点着马灯，把白天记的笔记誊到工作本。灯芯冒青烟，他伸手去拨，被烫得缩手，一句京腔脏话脱口而出，自己也笑，写下“注意文雅”四字。

新乡市里有外贸订单，要棉布一定克重。社办织布车间只有陈旧木机，纬密达不到。刘源琢磨了三夜，想出加装简易钢簧的办法。技术员担心损机，他背着责任书签字：“坏了算我的。”装好之后，机速反而稳，第一批布抽检合格。工人说：“县长这胆子，大！”刘源摆手：“不是胆，是试验。”

有一次，他去卫辉县看一个小煤矿。矿车卡轨，井下作业暂停。矿长要他在地面等，他二话不说跟着技师下井。井筒狭窄，安全帽被顶得咯咯响。技师嘀咕：“省里领导哪有这么钻的？”刘源抹了黑煤抄起撬棍，帮忙排障。四十分钟后，矿车上来，周围掌声稀稀拉拉，却真心。

星夜兼程，刘源常到半夜才回招待所。警卫小任劝他早点休息，他摆手：“明儿一早还得北上安阳。”小任忍不住：“领导，您身体要紧。”刘源脱口两字：“扛得住。”

1984年夏旱，黄河以北大部分田地龟裂。刘源蹲在缺水乡调度抗旱井。日头火辣，他把旧军帽摘给村小队长戴，自己抄起扁担挑水。镇里干部有点尴尬，也帮着上阵。风干的土地最终等来了泵水，入夜，浇在沟垄的水汽冒起雾苗。村民说这是“地气翻身”，刘源站在田头，衣背全湿，也只是吐出两个字：“值当。”

这一年冬天，七里营公社修一座五孔大桥，桥墩桩基打不稳，冷风嗖嗖。刘源钻到钢筋笼里量数据，现场技术员忍不住：“县长快出来，危险！”刘源喊：“别吵，我在算沉降度。”过了二十分钟，他爬出钢笼，鼻尖挂着霜，递给技术员一张草图：“照这个加固，保准过冬不裂。”结果桥梁次年春汛无恙，工人们将草图上了玻璃框。

有人问刘源：“为什么这么拼？”他回答得极其简单：“当年我在白坊村欠下的那碗糊糊汤多，得慢慢还。”超过半数乡亲不知道，这位埋头干活、满身泥土的县长，曾是中南海里走出来的孩子。

在河南的几年，是刘源给自己补的“农业经济学”与“群众工作学”。成绩有统计表，也有百姓口碑：全县工农业总产值三年翻一番，农民人均收入增长三成多；修路、架桥、铺线，村村见灯。更难得的是，七里营没多一份“关系户”多拿的钱。刘源常说：“群众盯着账本，我不敢含糊。”

离开河南那天，他把一册《七里营企业调查》交给接任者，轻声说：“线路图都在里头，就看你们跑不跑。”列车将启动，老支书塞给他半袋炒面：“路上吃。”火车哐当开动，刘源靠在车窗，没说再见。炒面香味在车厢里慢慢散开，像那段风沙扑面的岁月，一面粗粝，却让人记得踏实。

来源：心动趣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