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8年冬，延安的夜风透过门缝灌进窑洞，一位右眼失明的青年仍趴在小炭炉旁摸索资料，油灯忽明忽暗。有人提醒他早点休息，他挥挥手，“还差两段没译完，日本报纸明晨得送出去。”那人正是黄兴最小的儿子黄乃。

1938年冬，延安的夜风透过门缝灌进窑洞，一位右眼失明的青年仍趴在小炭炉旁摸索资料，油灯忽明忽暗。有人提醒他早点休息，他挥挥手，“还差两段没译完，日本报纸明晨得送出去。”那人正是黄兴最小的儿子黄乃。

1917年1月，黄乃早产于上海。出生前九十余天，父亲猝然病逝，全家还沉浸悲痛。母亲抱着未满月的孩子四处求医，高烧、惊厥、足弓反张轮番折磨，这个瘦小婴孩却硬是熬了过来。

四个月后，他随母亲到长沙为父亲出殡，自此落脚故里。长兄、长姐接受的新思想如同火种，很快点燃幼弟的求变之心。小学刚读两年，他就成了童子军小头目，街头宣传抵制日货，中气十足。

高中二年级那场足球冲撞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视网膜脱落，右眼彻底失明；休学在家，课堂换成书桌与马灯。1935年的“一二·九”让他看清民族危机，留学日本的念头形成，兄长东拼西凑拿出学费。

1936年春，他登船东渡。到东京后，世界语老师把他引到社会主义青年同盟，从翻译、誊写，到筹款、联络，他一肩挑。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因进步活动被捕，引来宮崎滔天等人奔走营救，媒体连日报道。

获释那周，他买了张回国船票。南京政府开设各类留学生训练班，派系林立，都盯上这位“黄公子”。黄乃却笑着推辞：“暗杀爆破，我可干不来。”这句自嘲让不少人无奈摇头，也给地下党留下深刻印象。

同年秋，他辗转西安，因无介绍信无法进入延安，只得靠教书糊口。年底，经林伯渠秘书牵线，他在长安驿站等到组织证明，徒步向北。到达延安的第二天，毛泽东在宴席上见到他，仔细端详，突然轻声感叹：“好像！真像你父亲。”寥寥数语，窑洞里一片静默。

在总政敌工部，他与唯一的女同事严静相识。黄乃写诗寄情，严静倾心不久，却因调任苏联代表的秘书而另有所属。失恋阴霾尚未散去，灯下伏案的他又发现左眼视力骤降，但文献翻译不得停，他只能把书贴得更近。

1941年，《解放日报》创刊，黄乃兼任副刊主编，时常步行二十余公里去采访。那里他遇到新华社记者刘芳，一来二去，隔着山沟互寄书信，1942年“五四”成婚。整风运动中，刘芳因嫌疑被审查，组织让黄乃做思想工作，他只能低声劝说：“把情况说清，就能过关。”裂痕由此埋下，1946年，刘芳南下随机关疏散，一纸离婚信也递到他手中。

短暂的空窗后，严静再次闯入视野。二人迅速登记，却在1950年黄乃赴苏治眼前分道扬镳。双眼完全失明，幻听缠身，他曾想过轻生。苏联盲校里，他第一次摸到盲文点字，惊觉“黑暗里也能读书”，心底竟升起久违的炽热。

1951年秋，他携两套盲文板回国，发现国内已有旧盲文，却难学难用。借鉴苏式体系，他从拼音、声调着手，一针一孔反复试验。不少同行摇头：“搞不成。”他只是埋头对比数据，一行行点，排满整面木板。

1953年，新方案通过教育部鉴定，全国推广。周总理接见时握住他的手，“你看不见，但让千万人看见。”毛泽东私下谈话，更是宽慰：“不要丧气，路还长呢。”

同年，中央广播电台播音员李婷因报道结识黄乃，两人通信半年即结婚。婚后琐碎的现实浇灭浪漫，李婷与同学相恋，黄乃坦然提出离婚，这是第三次分手。外界议论纷纷，他只淡淡一句：“她还年轻，我又看不见。”

1960年代初，他终于遇到志同道合的伴侣，二人携手至老。从担任教育部盲聋哑教育处处长，到筹建中国盲文出版社，再到分管盲人福利会，他奔走于会议、工厂、课堂之间，靠触觉与记忆掌握全部资料。

2004年10月，黄乃在北京病逝，享年八十七岁。中国新盲文已覆盖各省市，数以千万计的盲人凭借它读书、求职、写信，也有人用点字写下“谢谢黄乃”。七十余年里，他没能重新看见光，却让后来者在指尖触到光。

来源：红色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