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接到报告，卡图科夫同志没有指挥军队，而是和一个女人待在家里，且与他同居的女人正在妨碍他的工作……”

“……我接到报告，卡图科夫同志没有指挥军队，而是和一个女人待在家里，且与他同居的女人正在妨碍他的工作……”

我要求：……立即将卡图科夫同志身边的那个女人送走。

若不照办，我将命令斯梅尔什机关（反间谍总局）将其带走……”

（摘自格奥尔吉·朱可夫元帅1945年2月1日给近卫第1坦克集团军司令米哈伊尔·叶菲莫维奇·卡图科夫中将的私人记录。）

这份文件似乎足以“证明”撰写者的道德水准之高。

然而这位身居高位的“道德捍卫者”，其自身私人生活的复杂纠葛就真的毫无瑕疵吗？

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16年前，即1929年——当时格奥尔吉·朱可夫正在明斯克指挥一个骑兵团。

年轻时代的格奥尔基·朱可夫

正是在那时，他受到了党内处分，处分决定中写道：“……因酗酒及与女性关系混乱……”

而格奥尔吉·朱可夫的一生中，因类似原因引发的麻烦不在少数。

那么，到底是哪些女性，令这位未来的统帅在与她们的纠葛中显得如此“不清不楚”呢？

他与第一位女性——玛丽亚·沃洛霍娃相识于1919年秋天的萨拉托夫医院：当时她是那里的护士，而他则因负伤在此接受治疗。

两人之间萌生了恋情，后因康复的格奥尔吉奔赴前线而被迫中断。

朱可夫与亚历山德拉·季耶夫娜·祖伊科娃

1920年底，朱可夫在沃罗涅日州指挥一个骑兵中队，并在当地结识了亚历山德拉·季耶夫娜·祖伊科娃——她后来成为了他的第一位“ППЖ”，即“野战随军妻子”（军中俚语）。

他将她安排为自己中队的文书，而她则乘坐专门配备的四轮马车，始终跟随在格奥尔吉（朱可夫）身边；可以说，她在生活起居与亲密关系两方面，都为朱可夫提供了照料。

亚历山德拉·季耶夫娜·祖伊科娃

1923年7月，朱可夫被任命为第39骑兵团团长，该团驻扎于明斯克。

而当时他的初恋情人玛丽亚·沃洛霍娃恰好居住在那里，朱可夫便立刻与她恢复了往日的关系。

在之后的六年里，这位英勇的骑兵几乎过着“脚踏两只船”的生活，轮流与这两个女人相处。

她们都知晓彼此的存在，却选择了容忍——因为朱可夫在法律层面，并未与其中任何一人正式登记结婚。

不过，在那个年代，人们对这种情况普遍持宽容态度。

但到了1929年初，亚历山大夫人生下了一个女儿，取名爱拉，格奥尔基（朱可夫）将孩子登记在了自己名下。

半年后，玛丽亚也生下了孩子。

同样是个女儿，取名玛格丽塔。

朱可夫也为这个女儿办理了手续，在民事登记处（ЗАГС）正式承认了自己的父亲身份。

就在这时，亚历山德拉·季耶夫娜意识到无法用温情留住格奥尔基，于是采取了苏联时期军官伴侣们“屡试不爽”的办法：

她向党组织提交申请，要求责令朱可夫与自己办理结婚登记，并强制他与自己共同生活，而非在两个“家”之间周旋。

但朱可夫对此断然拒绝，因此受到了处分并被警告：若不停止这种“周旋”，也不回到为他生下第一个孩子的伴侣身边，就会被开除出党。

而被开除出党，就意味着必然会被军队解雇。

朱可夫别无选择，只得回到亚历山德拉身边，与玛丽亚的会面则转为秘密进行。

但玛丽亚最终厌倦了这样的生活，她带着女儿前往明沃达，后来在那里组建了新的家庭。

而朱可夫则留下来，与自己并不爱的亚历山大夫妇共同生活——尽管不久后他们又有了一个名叫埃拉的女儿，两人却始终未办理结婚登记。

然而，若认为这位英勇的“骑士”从此便过上了清心寡欲的生活，那就未免太过轻率了。

从他的传记作者及战友如今的证词来看，无论当时还是此后，他对女性的魅力向来“毫无抵抗力”；在被迫与不爱的人共处的日子里，他有时甚至会为了与心仪的女性见面，采取极具风险的行动。

利季娅·扎哈罗娃上尉

不过，朱可夫真正滋生出长久的眷恋之情，已是在战争年代。

这个女人，本质上就是他真正的妻子，只不过是战时特有的“前线伴侣”。

他的固定司机亚历山大·布钦回忆道：“莉多奇卡·扎哈罗娃是在莫斯科保卫战期间，加入我们这个为指挥官服务的团队的。

扎哈罗娃当时以少尉军衔担任医助，被派往陆军大将朱可夫麾下任职。

战争这些年里，我们团队的很多人都换过了，但莉多奇卡一直留在这里，军衔甚至晋升到了上尉。

她身材纤细修长，对我们而言，就像一缕阳光。”

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也深深地依恋上了她。

尽管他脾气火爆，但对莉多奇卡却格外体贴，悉心呵护。

而莉多奇卡也始终对他寸步不离，无论何种情况都未曾改变。

即便他要奔赴前线、将我们其他人留下，她也总会跟着他一同前往。

“莉多奇卡生性腼腆、略带羞怯，最容不得粗鲁言行；而朱可夫有时会用些军人式的粗话把她弄哭——尽管他从未掩饰对她的爱意，也始终竭力呵护她。”

这不禁让人想起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的诗句，诗中描绘了一位与莉多奇卡极为相似的女性：

她从不向他索求什么，

也从不为自己祈求什么，

却用自己的身躯为他挡住子弹，

将他从火海中救出；

她彻夜不眠地照料他，

从未要他许下任何承诺——

无需承诺与她成婚，

无需承诺为她离婚，

更无需承诺为她写下遗嘱……

朱可夫元帅对自己、对心爱之人，绝不会禁止那些他曾断然不准卡图科夫将军触碰的事。

试想，倘若朱可夫收到大本营发来的电报，威胁要用反间谍总局（SMERSH）的力量将莉多奇卡从他身边夺走，他会作何反应！

顺便一提，战时“前线妻子”（ППЖ，指战时与军人建立亲密关系的女性）并非只有高级军事将领才有，许多团级指挥官也都有这样的伴侣。

其中有些人后来干脆不与前线恋人分手，抛弃了合法妻子。

例如，伊万·科涅夫元帅便是如此——他将自己的前线恋人托涅奇卡，变成了合法妻子。

但大多数指挥官在战争结束后，都与前线恋人分了手。

朱可夫的做法则不同。

莉多奇卡（朱可夫的前线恋人）在胜利后也依然留在他身边。

在莫斯科时，她陪伴在他左右；当斯大林派元帅前往敖德萨时，她也随他一同前往。

在敖德萨，莉多奇卡住在元帅的公寓里，只有当亚历山德拉·季耶夫娜（朱可夫的伴侣）从莫斯科来时，她才会暂时回到自己的住处。

朱可夫的外孙（其女儿玛格丽塔之子）格奥尔基在回忆录中写道：“1946年，亚历山德拉·季耶夫娜向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НКВД）提交申请，要求将莉达·扎哈罗娃（即莉多奇卡）调离敖德萨。

要调走她没能办成，最终却悄悄将她从军队中除名了。

但她没有离开外公（朱可夫），尽管遭遇了各种特工部门的挑衅——比如夜间电话骚扰，她还是从敖德萨追随他去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住在他专门为她租下的公寓里。”

没错，朱可夫并未与恋人分手，尽管他因此不得不向最高领导层作出解释。

1948年，苏共中央收到一份材料，提供者是他的前副官阿列克谢·谢莫奇金。

材料中，谢莫奇金指控自己的上司“战时在办公室与多名女性发生不正当关系，随后竟用战斗勋章对她们进行嘉奖”。

以下是这位元帅1948年1月12日致苏共中央书记А.А.日丹诺夫的答复原文：

“我仅确认一个事实——我与利季娅·扎哈罗娃关系密切。

但她获得的勋章和奖章并非由我个人授予，而是由方面军指挥部授予的，与战时为我提供服务的参谋团队成员待遇一致……

“我心里完全清楚，我和她有私情、还一起生活过——这全是我的错。”

但显然，即便在向最高领导层作出此番认错后，朱可夫依旧没有与莉多奇卡分手，尽管彼时他已处于国家安全部（МГБ）的严密监控之下。

值得一提的是，在与元帅10余年的亲密相处中，莉多奇卡曾两度有望成为他的合法妻子。

因为那段时间他在法律上是单身，而莉多奇卡曾做过两次流产，且两次怀的都是朱可夫的儿子。

他极其渴望能有一个儿子，倘若当时莉多奇卡为他生下了儿子，朱可夫大概率会去民事登记处（ЗАГС）办理手续，确立两人的婚姻关系。

朱可夫战时参谋团队成员的回忆录，一致证实了这一点。

莉多奇卡一直与元帅形影不离，直到他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遇见军医加利娜·谢苗诺娃、与之相恋并发展为亲密关系后，这种状态才得以改变。

直到那时，莉多奇卡才前往莫斯科。

不过，朱可夫在此之后也没有忘记她。

尤其是在他担任苏联国防部长后，还帮这位昔日的恋人在首都弄到了一套公寓。

朱可夫与加利娜·谢苗诺娃及女儿玛丽亚（合影）。

然而，早在这之前就爆发了所谓的“战利品案”——案件审理过程中曝光的大量事实，描绘出的朱可夫元帅私人生活，绝非光鲜亮丽。

1947年，他身边的亲信遭到逮捕：副官谢莫奇金、特种任务将军А.米纽克，以及德国驻军部队军事委员会成员、少将К.捷列金。

有关部门根据他们的供词，对元帅立案侦查。

1948年1月，反间谍总局（SMERSH）在他莫斯科的公寓内进行了秘密搜查，几天后又在其莫斯科郊外的别墅再次搜查。

搜查中发现的贵重物品，令人震惊。

裘皮制品、地毯、挂毯、画作、餐具、成套家具、古董、数十件乃至数百件珠宝首饰——这些物品或装在行李箱与木箱里，更多的则是成堆堆放着。

国家安全总局局长维克托·阿巴库莫夫曾向斯大林汇报：“朱可夫同志的公寓与别墅，本质上就是一座集各类贵重展品于一体的古董店或博物馆。”

但特工人员并未善罢甘休，他们一直在搜寻一个“小提箱”——据称，这个箱子里被珠宝填得满满当当。

特工们先在敖德萨搜过，1948年1月10日朱可夫一回莫斯科，又立刻去他的住处搜寻，认定元帅已将那个所谓的“小提箱”带在身边。

但最终并未找到。

鲍里斯·索科洛夫在《未知的朱可夫：未加修饰的肖像》一书中记载：

“1948年秋天，当局逮捕克留科夫将军及其妻子——著名歌唱家利季娅·鲁斯兰诺娃时，在对其住所的搜查中，发现了这个小提箱。”

“在小提箱里发现了208颗大钻石，以及大量祖母绿、蓝宝石、珍珠，还有独一无二的铂金和黄金首饰。”

鲁斯兰诺娃和克留科夫被指控“大规模抢劫和侵占战利品”，具体指战争末期，克留科夫将军洗劫撤退德军的住所，并将大量家具、画作、珠宝运往自己在莫斯科的住处。

根据第0046号和第1762号档案侦查案件的材料，在对弗拉基米尔·克留科夫和利季娅·鲁斯兰诺娃的搜查中，查获了以下物品：

一辆“霍希951А”轿车、两辆“梅赛德斯-奔驰”轿车、一辆“奥迪”轿车、132幅俄罗斯画家的画作、35块古老地毯、挂毯、古董餐具、裘皮制品、青铜和大理石雕塑、装饰花瓶、一套带烫金封边的德国古籍、70万卢布现金、312双定制鞋、87套西装及其他物品。

这位歌唱家坚称这些是她的私人财物，但显然没人相信她。

索科洛夫在书中提出一种说法：

“朱可夫失势后，将装有珠宝的珍贵小提箱交给了他信得过的朋友利季娅·鲁斯兰诺娃，认为当局不会去搜查她。”

显然，这位军事战略家失算了，因为反间谍总局（SMERSH）的人员知晓元帅与这位歌唱家之间的密切关系，其中也包括亲密关系。

而且他们直接指控朱可夫，称他授予鲁斯兰诺娃一级伟大卫国战争战斗勋章，正是因为她提供了亲密服务。

鲁斯兰诺娃本人在审讯中则表示：“公平起见我必须说，如果不是和朱可夫关系很好，我恐怕得不到这枚勋章。”

利季娅·鲁斯兰诺娃。

在朱可夫亲近之人的回忆录中，有不少证据表明，他亲近的女性并非只有利季娅·鲁斯兰诺娃一人。

尤其是当一支来自基辅的演出团抵达柏林时，那位元帅以“骑摩托兜风”为由约走了其中一位女演员，而这位女演员直到第二天才结束这场所谓的“兜风”回来。

伊万·科涅夫元帅的第二任妻子安东尼娜回忆道，在她作为科涅夫前线伴侣的那段时期，“有一次朱可夫来到我们方面军司令部，派他的车和副官来接我。”

说是他非常有兴趣认识我，和我聊一聊。

我当然还是去了。

嗯，一开始他试着以男人的身份追求我，但我没有回应。

接着他说我应该提升自己，建议我多翻翻百科全书，我到现在都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伊万（科涅夫）得知这次见面后，对我大发脾气：

“什么？你去见朱可夫了？为什么要去他那儿？他想从你这儿得到什么？”

因为科涅夫非常了解朱可夫的习性，也听闻过他那些风流韵事。

伊万·斯捷潘诺维奇（科涅夫）郁闷了很久，认为我屈从了朱可夫。”

利季娅·鲁斯兰诺娃在一次审讯中告诉侦查人员，要是朱可夫看上了某个女人，就会无视最基本的礼仪规矩。

歌唱家利季娅·鲁斯兰诺娃

她举了一个例子：在莫斯科的一次宴会上，“他迷上了一位年轻女士——某位将军的妻子，全程只和她跳舞，之后两人便离开了，很久都没回来。

那位将军坐在那儿，脸色惨白。

最后，亚历山大·季耶夫娜（朱可夫当时的伴侣）果断起身去找他们。

过了一会儿，她带着他们一起回来了。

那位女士的神情十分慌乱。

而朱可夫则试图把这件事全当成玩笑。

但亚历山德拉后来告诉我，她撞见他们正在‘行事当中’。

由此可见，朱可夫元帅在男女关系上绝非循规蹈矩之人。

但在他54岁那年，他遇到了最后一位，且看样子是他真正心爱的女人。

这件事发生在1950年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当时他正担任乌拉尔军区部队司令员。

军医加利娜·亚历山德罗夫娜·谢苗诺娃

军医加利娜·亚历山德罗夫娜·谢苗诺娃比他小将近30岁，在军区医院服役。

两人的相识发生在元帅家中：当时朱可夫突发小面积心肌梗死，值班的她被紧急叫来救治。

他一见钟情，康复之后，便以他特有的热忱开始追求加利娜，而加利娜也很快对他报以深情。

1951年，她怀孕了，却不幸流产。

朱可夫安慰道：“你还这么年轻！我们还会有孩子的。”

1953年他被调往莫斯科时，安排加利娜转入布尔坚科医院，并为她和她的母亲奔走办妥了一套公寓。

此后，他便习惯了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同时维系两个家庭。

但同年，他却不得不与亚历山大·季耶夫娜登记结婚——尽管据他自己承认，两人之间的亲密关系早在战争初期就已终止。

不过，她并未要求恢复亲密关系，只是坚持要办理结婚登记，好让朱可夫不会彻底离家。

但对他而言，这是极其痛苦且违心的举动，因为那时朱可夫就已坚定地明白：

他只想和加利娜共度一生，她是他梦寐以求的女人。

自然，他渴望与之缔结婚姻的人正是加利娜，而非日渐衰老的亚历山大·季耶夫娜——尽管她是他孩子的母亲。

但当时正值他能否被任命为部长的关键时期，于是他硬着心肠，同意与亚历山大办理了法定婚姻登记。

然而在1957年，当加利娜生下一个名叫玛丽亚的女儿后，朱可夫坚定地决定解除与亚历山德拉的形式婚姻，并将此决定告知了她。

1960年，他正式收养了玛丽亚，给她取了自己的父称和姓氏。

而他的妻子（亚历山大）则采取了一种惯用的办法：1957年6月，她给赫鲁晓夫发了一封“电报”，要求将加利娜·谢苗诺娃调离莫斯科，并强制元帅不得脱离家庭。

赫鲁晓夫将这封“电报”的调查工作交给了叶卡捷琳娜·福尔采娃。

后者提议降低加利娜·谢苗诺娃的军衔并将其开除出军队。

但当时朱可夫担任国防部长，对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来说至关重要。

当时正开展反对“反党集团”的斗争，朱可夫在这场运动中的立场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妻子的告发几乎没有对元帅的生活状态产生任何影响。

而他则越来越多地与加利娜和女儿玛丽亚在她们的公寓里共度时光。

但在同年10月的中央全会上，当元帅被免去所有职务时，其合法妻子（亚历山德拉）的诉求再次浮出水面。

这封“电报”也被纳入了考虑范围。

因此，这位被罢免的部长回去后，面对的并非那位他所爱且忠诚等待他的人（指加利娜）。

不过，他还是尽可能地抽出时间陪伴她（指合法妻子亚历山德拉）。

1941年12月朱可夫与妻子和两个女儿

而这种分裂的私人生活，自然难免会对这位遭受贬谪、内心受伤的元帅的健康状况产生影响。

更何况，他不得不维持这样的生活状态近八年之久，直到1965年1月——他与亚历山大办理了离婚手续，并与加利娜结为夫妻。

格奥尔基·朱可夫与妻子加利娜

1972年。格奥尔基·朱可夫与妻子加利娜（中）女儿玛莎和岳母克拉夫吉雅·叶夫根尼耶夫娜

但新家庭的幸福几乎立刻就被疾病所阻碍。

1967年12月，加利娜被查出患有晚期乳腺癌。

手术已经为时已晚。

一个月后，朱可夫突发中风并陷入瘫痪。

两人都病得很重。

1973年11月，加利娜住院，一周后便去世了。

元帅无法承受这一打击，几乎一直待在医院里，半年后也与世长辞。

这件事发生在1974年6月18日。

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留下遗嘱，要求将自己安葬在加利娜·亚历山德罗夫娜身旁

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留下遗嘱，要求将自己安葬在加利娜·亚历山德罗夫娜身旁。

但勃列日涅夫做出了不同的决定。

元帅的遗体被火化，骨灰盒安葬于克里姆林宫墙下。

他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是伟大卫国战争众多元帅中最卓越的人物之一。

然而，他的战后命运却远非一帆风顺。

一次又一次地遭到贬黜。

而正如我们所见，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的私人生活也并非顺遂。

维塔尔·德罗比舍夫写道：关于格奥尔吉·朱可夫元帅，或许无人比约瑟夫·布罗茨基的文字更具感染力。

我（维塔尔·德罗比舍夫）将以约瑟夫·布罗茨基的诗作《致朱可夫之死》中的一节，为这段叙述作结：

​“安息吧！俄罗斯历史的篇章里，

​早已记下这般身影——他们曾列着步兵的阵仗，

​勇敢地踏入异国的都城，

​却怀着惶恐，归返自己的故土……”

格奥尔基·朱可夫元帅

图文：俄罗斯网站

作者：维塔尔·德罗比舍夫

译者：黄大林

来源：泰加老骥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