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男人！不娶我，但是“不能骂我”，山西立法保护大龄未婚女性

摘要：山西此次新规的核心价值，在于将大龄未婚女性的人格尊严保护从抽象原则落到具体规范，构建起多层次的权利防护体系。从条款细节来看，其防护范围远超日常口语中的“辱骂”：

“你们男人可以不娶我，但是不能骂我”——这句朴素的情感表达，道出了无数大龄未婚女性在婚恋压力下的底线诉求。

2025年9月，山西省修订通过《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明确将“禁止诋毁、侮辱大龄未婚女性”写入条款，自12月1日起正式施行。

一、政策解码：不止于“禁骂”的权利防护网

山西此次新规的核心价值，在于将大龄未婚女性的人格尊严保护从抽象原则落到具体规范，构建起多层次的权利防护体系。从条款细节来看，其防护范围远超日常口语中的“辱骂”：

在行为界定上，新规明确禁止的“诋毁、侮辱”既包括家庭场景中的“催婚式贬低”，如“这么大还嫁不出去太丢人”等言语伤害，也涵盖网络空间的恶意攻击，包括散布“大龄未婚就是挑三拣四”等刻板印象言论、制作嘲讽性音视频等。

针对当下网络侵权高发的现状，条款特别规定，网络平台接到侵权通知后，必须及时采取删除、屏蔽、封号等制止措施，否则需承担连带责任，这为遭受线上污名化的女性提供了明确的维权路径。

从法律衔接来看，该条款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上位法形成完整闭环。《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39条早已明确“妇女的名誉权和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山西的实施办法则进一步将“大龄未婚”这一易受侵害的群体明确纳入保护范畴，与禁止歧视不育妇女、保障平等继承权等条款共同构成了女性权益的“组合防护盾”。这种细化立法，让“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从法律原则转化为可感知、可诉求的具体权利。

二、现实之痛：“剩女”标签下的污名化困境

立法的进步往往源于对现实问题的回应。山西新规的出台，直指困扰中国女性多年的“大龄未婚污名化”顽疾。这种污名化并非简单的“语言暴力”，而是一套交织着传统偏见与社会焦虑的复杂话语体系。

“剩女”标签的异化过程极具代表性。这一词汇最早出现于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本是描述27岁以上未婚女性的中性统计术语，却在媒体传播中逐渐演变为带有贬义的污名符号。

“剩”字所暗含的“被动淘汰”意味，将婚恋选择简化为“市场交易”，暗示女性未婚是因“自身条件不足”。更值得警惕的是其中的性别双标：国家统计局2022年数据显示，30-39岁未婚男性数量是女性的1.8倍，但“剩男”多被归因于“经济条件有限”，而“剩女”却被贴上“挑剔”“拜金”等道德批判标签。

污名化的伤害早已超越言语层面，渗透到职场、家庭等多个领域。智联招聘调研显示，32%的企业对未婚未育女性晋升持保守态度，将“大龄未婚”与“稳定性差”强行关联。在家庭场域，60后父母中83%认为“女性应在28岁前结婚”，这种代际认知冲突往往转化为“催婚暴力”，使未婚女性陷入“不被理解”的情感困境。

更隐蔽的伤害来自资本营造的焦虑陷阱：情感博主通过“30岁不结婚人生就完了”等话术制造恐慌，婚恋平台借“年龄警告”弹窗收割流量，最终将女性焦虑转化为奢侈品、医美等消费市场的利润。

三、根源探析：传统婚恋观与现代转型的碰撞

大龄未婚女性污名化的本质，是传统性别秩序与社会结构转型之间的剧烈碰撞。在农耕文明形成的“传宗接代”伦理中，女性的价值被牢牢绑定于婚姻家庭，“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不仅是生活方式，更是家族责任。这种观念在代际传递中根深蒂固，使得“结婚”成为衡量女性人生价值的核心标尺。

而当代社会的结构性变迁，正在瓦解这一传统秩序。1999年高等教育扩招后，女性受教育比例持续攀升，2022年全国研究生中女生占比达52.6%，重点高校本科女生占比更是高达58%。教育优势转化为职场竞争力，26-30岁硕士学历女性平均月薪甚至比同龄男性高11%。经济独立带来了选择权的觉醒，越来越多女性将婚姻从“人生必选项”重新定义为“可选项”，不再愿意为结婚牺牲职业发展与精神自由。

这种转型催生了新的婚恋矛盾。传统“男强女弱”的匹配逻辑仍主导着市场认知：男性倾向于选择条件低于自己的伴侣，女性则期望对方在能力上与自己相当或更优，这种“择偶梯度”差异使得高学历女性更易面临“匹配困境”。而房价高企、育儿成本飙升等现实压力，进一步延缓了婚恋进程，却被社会简单归因于女性“过于挑剔”，最终形成了污名化的土壤。

四、立法价值：从“权利兜底”到“观念革新”

山西将“禁止诋毁大龄未婚女性”入法，其意义远超个案维权，更承载着推动社会观念进步的深层价值。从法律功能来看，这一规定首先是对人格权的“兜底保护”——当道德谴责难以遏制污名化言行时，法律的强制力能为女性划定明确的权利边界，正如《宪法》所确立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任何群体都不应因婚姻状况遭受人格贬损。

更重要的是，立法本身具有强大的“观念引导”作用。它以权威形式否定了“未婚即失败”的偏见，明确传递出“婚姻状况不影响人格价值”的社会共识。这种引导并非否定婚姻的意义，而是重申“选择的自由”——无论是结婚还是单身，都应得到尊重；正如山西新规同时保障女性平等继承权、反就业歧视等权利一样，其核心是捍卫女性作为“独立个体”的完整权利，而非仅作为“婚恋主体”的衍生价值。

面对“为何只保护女性”的争议，需要明确的是：性别平等立法并非“偏袒女性”，而是对历史与现实中权利失衡的矫正。数据显示，女性在婚恋、职场、财产等领域仍面临系统性困境，如农村“外嫁女”土地权益被侵害、单身女性冻卵受限等。山西新规的本质，是通过精准立法填补权利空白，最终推动实现“任何人都不因性别或婚姻状况被歧视”的终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