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27年的冬天，比往年更冷些。寒风卷着鲁南平原的枯草，掠过邹县城墙根下冻裂的土地，也吹进十里八乡农民破旧的茅屋。就在这片被苛捐杂税与地主盘剥压得喘不过气的土地上，一场悄然酝酿的变革，正随着“农民协会”这四个字的出现，在邹县的田野间埋下火种。
1927年的冬天，比往年更冷些。寒风卷着鲁南平原的枯草，掠过邹县城墙根下冻裂的土地，也吹进十里八乡农民破旧的茅屋。就在这片被苛捐杂税与地主盘剥压得喘不过气的土地上，一场悄然酝酿的变革，正随着“农民协会”这四个字的出现，在邹县的田野间埋下火种。
一、农协初立：寒夜里的集结号
1927年11月，邹县城隍庙西侧的一间小茶馆里，烟雾缭绕中，十几个穿着粗布棉袄的人正压低声音交谈。桌上摆着一盏油灯，昏黄的光映着每个人脸上的凝重——这里是邹县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的第一次秘密会议。主持会议的是左派人士马怀礼，他曾在济南接触过进步思想，深知农民疾苦的根源。坐在他身旁的岳春霆握着笔，在粗糙的麻纸上认真记录，李占亭则警惕地守在门口，时不时掀开布帘观察外面的动静。
“如今苛捐比地里的草还多，地主的租子收走了七成，咱农民连糠菜都吃不饱！”马怀礼的声音不高，却像锤子一样砸在每个人心上，“国民革命喊着‘耕者有其田’，可咱邹县的农民，连‘耕者有其糠’都做不到。今天成立农协，就是要把大家拧成一股绳，跟土豪劣绅斗，跟贪官污吏争！”
会议结束时，几人约定以“串亲”“帮工”为借口，分头前往邹西的村庄发动群众。最先响应的是冯起、彭建华、步云亭这几个年轻小伙——冯起是落陵村的穷秀才，曾因替村民写状纸告地主被打；彭建华在济宁读过新式学堂，亲眼见过工人罢工的力量；步云亭则是石墙村的佃农，父亲去年因交不起租子被地主的家丁打断了腿。三个年轻人带着农协的章程和口号，骑着借来的毛驴，在邹西的土路上奔波了一个多月。
马怀礼居中手持旱烟杆，岳春霆面前摊开麻纸，李占亭守在后门，油灯置于桌心照亮“农协筹备”四字。
在十里村，冯起站在打谷场上，对着围拢来的村民高声念出农协的口号：“唤起民众，打倒列强！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建立民主政权，让咱农民有饭吃、有地种！”人群里有人小声嘀咕：“地主跟县太爷是一伙的，斗得过吗？”冯起指着自己额头上的伤疤：“我爹当年就是被地主逼死的，我这条命早就豁出去了！咱人多，只要心齐，就没有斗不赢的理！”
到1928年春，邹西的十里、落陵、石墙、贾庄等10多个村庄都建立了农协分会，会员人数突破了两千。农协的标志是一面红底黄字的旗帜，上面绣着“农”字，每次开会时，这面旗帜都会被挂在最显眼的地方。会员们按村庄分组，每组选出组长，平时互帮互助，遇到地主欺压时则集体行动——有佃农被地主扣了农具，农协会员就带着锄头镰刀上门说理；有村民被苛捐杂税逼得要卖孩子，农协就组织大家凑钱，还联名到县衙请愿减税。
邹城农协成立
邹西的农运之火，渐渐烧得旺了起来。
二、锋芒初试：向封建势力亮刀子
农协的壮大，很快引起了邹县土豪劣绅的恐慌。首当其冲的，是纪沟村的自卫团长黄五。这黄五既是地主，又兼任村里的“社正”（相当于村长），手里有几十条枪，平日里横行乡里，不仅苛扣村民的赈灾粮，还强占了村里十几亩良田。1928年夏，纪沟村农协分会成立后，第一件事就是搜集黄五的罪证——会员们挨家挨户走访，把黄五逼死佃农、强抢民女、私吞税款的事一一记下来，整整写满了三大本。
分农协小组在帮助佃农向地主说理，会员们手持锄头、镰刀等农具，围着地主家的大门，
7月的一个清晨，纪沟村的大戏台前挤满了人。农协特意请了戏班，却没开戏，反而把黄五的罪证贴在了戏台两侧。马怀礼带着县农协的人赶来，彭建华站在戏台上，把黄五的罪行一条一条念出来。念到“民国十六年冬，黄五逼死佃农王老三，霸占其妻子和三亩薄田”时，人群里炸开了锅，王老三的儿子哭着冲上台，举着父亲生前用的锄头：“我爹就是被他活活打死的！今天要他偿命！”
黄五原本带着家丁想冲过来，可看到台下密密麻麻的农协会员都握着锄头、镰刀，吓得不敢上前。农协成员把黄五绑到戏台前，让他跪在地上认错，还逼着他退还了强占的良田，交出了私吞的赈灾粮。最后，几十名农协会员押着黄五，在纪沟村的街道上游行，喊着“打倒恶霸黄五”的口号，村民们纷纷打开家门，往黄五身上扔烂菜叶、臭鸡蛋。
这是邹县农协第一次公开斗争土豪劣绅，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县。紧接着，农协又把矛头对准了东里彦村的李兆秀——这个地主最擅长“驴打滚”的高利贷，村民借他一两银子，半年后就要还三两，不少人因此卖儿卖女。农协采取“说理斗争”的方式，把李兆秀请到村里的祠堂，周围坐满了被他盘剥过的村民。一位老太太抱着孙子，哭着说：“我儿子借了你五两银子，你逼他去煤矿挖煤，最后死在井下，你还说他是‘逃债跑了’，你良心过得去吗？”李兆秀起初还想狡辩，可看到村民们愤怒的眼神，再听到农协负责人说“再不认错，就把你押去县衙，让全县人都知道你的罪行”，终于慌了，当场答应废除所有高利贷，还赔偿了死者家属二十两银子。
到1928年底，邹县农协先后斗争了12名恶霸地主，其中郭里镇的张耿荣最为典型——他不仅是地主，还勾结国民党县党部的人，垄断了当地的盐和布匹买卖，把盐价抬得比粮食还贵。农协联合了郭里镇的商户，一方面组织村民拒买张耿荣的盐，一方面搜集他勾结官员的证据，联名告到兖州专员公署。最终，张耿荣被撤销了“商会会长”的头衔，垄断的买卖也被打破，郭里镇的盐价很快降了下来。
那些日子里，邹县的农民第一次尝到了“说话有人听、冤屈有人管”的滋味。农协开会时，村里的老人会带着自家种的花生、红枣赶来，妇女们则凑在一起缝补农协的旗帜，孩子们围着旗帜跑，嘴里跟着喊“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微山湖畔的田野上，仿佛连庄稼都长得更精神了。
三、风雨骤来：血泊中的坚守
1929年的春天，邹县的天气刚转暖，一股寒流却突然袭来。3月，国民党邹县县党部换届，右派分子掌控了县党部，第一件事就是把矛头对准农协。他们污蔑农协“通共”“图谋不轨”，宣布撤销邹县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成立所谓的“农协整理委员会”，实则是要解散农协。
4月12日清晨，十几个穿着黑色制服的国民党特务突然闯进马怀礼的家。当时马怀礼正在写农协的工作报告，看到特务闯进来，他急忙把报告塞进灶膛烧毁，却还是被特务按在地上。同一天，冯起在落陵村组织农协会议时，也被特务逮捕。消息传到各个村庄，农协会员们纷纷聚集起来，要求释放马怀礼和冯起。
在邹县城门口，几百名农协会员举着“释放农协领袖”的牌子，与守卫城门的士兵对峙。彭建华和步云亭带着学生们赶来，学生们举着写有“民主自由”的小旗，跟着农协会员一起喊口号。县党部的人怕事情闹大，不得不派人出来谈判，承诺“调查清楚后就释放”。可半个月过去了，马怀礼和冯起还是被关在监狱里，农协的活动也被严格限制——特务们在各个村庄巡逻，只要看到有人聚集，就以“通共”的罪名抓捕。
为了营救马怀礼和冯起，彭建华冒险潜入县城，找到县党部里一位同情农协的职员，得知马怀礼因为拒绝“悔过”，已经被打得遍体鳞伤。彭建华回到邹西后，组织会员们凑钱，又联合曲阜、兖州的进步学生，一起向国民党山东省党部请愿。在舆论压力下，县党部不得不释放了冯起，但马怀礼因为“顽固不化”，被转移到济南的监狱，直到几年后才被释放。
冯起出狱时，身体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可他刚回到落陵村，就立刻找彭建华、步云亭碰头。三人在冯起家的地窖里，借着微弱的光交谈——农协虽然被解散了，但会员们的心还没散，只是没了组织，像散了架的机器。“没有党组织的领导，咱的斗争就像没头的苍蝇，”冯起摸着身上的伤疤，眼神却很坚定，“我听说共产党在各地领导农民闹革命，咱得找到党组织，只有跟着共产党，农运才能真正成功。”
1929年10月，邹县三民主义小学教师训练班招生，冯起、彭建华觉得这是个机会——既能以教师的身份作掩护，又能接触到更多进步人士。两人报名参加，结业后被分配到邹西的乡村小学任教。在课堂上，他们给学生讲岳飞、文天祥的故事，暗地里却传播进步思想；放学后，他们骑着自行车，往返于曲阜、兖州之间，找昔日的进步同学打听党组织的消息。
有一次，彭建华在兖州的一家书店里，看到一本封面破旧的《共产党宣言》，他假装买文具，悄悄把书买下来。回到学校后，他和冯起在油灯下连夜阅读，看到“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这句话时，两人激动得睡不着觉。“这就是咱要找的真理！”冯起指着书里的字，声音都在发抖，“只要找到了党组织，咱邹县的农运还能再搞起来！”
1929年的冬天，比往年更漫长。冯起和彭建华还在寻找党组织的路上，步云亭则留在村里，偷偷联系失散的农协会员。微山湖畔的寒风依旧凛冽，但在邹县的田野间、村庄里，那些被农运点燃过的火种，并没有因为镇压而熄灭——它们藏在农民的心里，藏在进步青年的书本里，等着有一天，能再次燎原。
这场从1927年开始的邹县农民运动，虽然最终被镇压，但它像一把钥匙，打开了邹县农民的思想枷锁；更像一颗种子，在鲁南的土地上埋下了革命的希望。多年后，冯起、彭建华终于找到了党组织，带着邹县的农民，再次举起了反抗的旗帜——而这一切的起点，正是1927年那个寒冷的冬天，城隍庙旁小茶馆里的那盏油灯，和那句“让咱农民有饭吃、有地种”的誓言。
来源：大浪淘沙淘尽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