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集军事、外交重责于一身的北洋大臣李鸿章，对日本的情况既不真正了解，对整个形势也缺乏正确的估计，因而在朝鲜问题的处理上处处被动。起初，当朝鲜政府乞援时，他采纳了袁世凯派兵朝鲜的建议，对日本“必无他意”的口头保证毫不置疑，并未料到日本会派遣军队进入朝鲜。及至日本已
集军事、外交重责于一身的北洋大臣李鸿章，对日本的情况既不真正了解，对整个形势也缺乏正确的估计，因而在朝鲜问题的处理上处处被动。起初，当朝鲜政府乞援时，他采纳了袁世凯派兵朝鲜的建议，对日本“必无他意”的口头保证毫不置疑，并未料到日本会派遣军队进入朝鲜。及至日本已经出兵，他先是要求日本只派少量军队，但被日本驻北京临时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断然拒绝，日本继续增兵不已，李鸿章自此感到事态的严重。于是从6月12日开始，中日双方开始了历时近一个半月的交涉。在这场交涉中，由于李鸿章一心想“保全和局”，而清朝中枢内部又战、和两歧，难以对朝鲜问题制定出正确的方针，因此交涉的结果只能对日本有利，使它赢得了动员和部署兵力的时间。
松岛号装甲防护巡洋舰
6月15日，谈判进入实质性阶段，即中日双方同时撤军的问题。事实上，早在两天前，为掩护日本大举向朝鲜增兵，陆奥宗光就向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发出强硬命令，不仅反对从朝鲜撤军，而且明确指出：
难以停止大岛军队在朝鲜登陆，但你必须玩弄外交权术，继续与袁世凯进行日中共同撤军的谈判，争取早日达成协议，但一开始就不必准备实行之。
还要告诉你，你的不要过多增兵的建议虽非常恰当，但实难预料何时发生不测之变化。考虑到在千钧一发之际，输赢成败的关键完全取决于兵力的优劣，所以将按照帝国政府的原定计划，迅速先将预定的混成旅团派往朝鲜，方为万全之策。
总之，帝国对朝鲜将来之政策，不得已将采取强硬处理方式。关于这点，本大臣正与伊藤伯爵商议中。日本政府为实现出兵朝鲜之宿愿，有应付一切事态之决心【日本外务省政务局编《日清韩交涉事件记事》(引自[日]田保桥洁《甲午战前日本挑战史》中译本)】。
6月16日，日本政府向中国提出所谓“共同改革朝鲜内政”方案：合力尽快镇压朝鲜“乱民”。在“平定民乱”后，日中两国各派常设委员若干名驻在朝鲜，共同改革其内政。如果清国政府不赞成日本的意见，日本就单独迫使朝鲜政府实行政治改革。日本之所以提出这一方案，是想以“协助朝鲜改革内政”为名，既把清军拖在朝鲜，又使日军赖在朝鲜不走，以达到进一步挑衅的目的。这样，撤军谈判进行到第五天，便由于日本正式提出共同改革朝鲜内政方案而宣告失败。
李鸿章和总理衙门据理驳斥日方提案。李鸿章同意驻日公使汪凤藻关于“中倭皆不干预韩政，惟劝韩自行清厘”的意见，认为“尚是正论”【《北洋大臣来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十三》)】，并断定日本“以重兵挟议，实欲干预韩内政，为侵夺之谋”，已看出了日本的侵略野心。他指示袁世凯：“任他多方恫吓，当据理驳辩勿怖。”【《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十五》】总理衙门也告诫日本，“朝鲜有其自主之权”，“不得对其内政滥加干涉”【《日本外交文书·卷二十七》】。在谈判中通过斗争来保全和局，坚持原则立场，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对于日本决心挑起战争这一点，李鸿章并无充分的估计，他不是用加强战备的方法来保全和局，而是用绥靖手段以求和局，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
6月17日，驻日公使汪凤藻致电李鸿章提出增兵的建议：“察倭颇以我急欲撤兵为怯，狡谋愈逞，其布置若备大敌。似宜厚集兵力，隐伐其谋，候余孽尽平，再与商撤，可望就范。”李却复电曰：“日性浮动，若我再添兵厚集，适启其狡逞之谋。因拟必战，殊非伐谋上计。”【《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十五》】18日，袁世凯也致电李鸿章，“日廷意在胁韩，大鸟不能自主，难与舌争。似应先调南北洋水师迅来严备，续备陆兵。”建议加强军备，不可单靠口头上的交涉。但李鸿章只是命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添调数船驻仁川，以“聊助声势”【《北洋大臣来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十三》)】。对于汪、袁二人加强战备的建议，李鸿章致电总理衙门阐述己见说：“汪、袁皆请添拨重兵。鸿思倭兵分驻汉、仁，已占先着。我多兵近处，易生事，远扎，则兵多少等耳。叶(志超)驻牙山，距汉二百余里，陆续添拨已二千五百，足可自固，兼灭贼。我再多调，倭亦必添调，将作何收场耶？今但备而未发，续看事势再定。”【《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十五》】
客观的讲，李鸿章坚持两国同时撤军的原则是公平合理的。但是，由于他未能预见到日本挑起战争的决心，所以在原则行不通时未能采取适当的策略。在此期间，朝鲜政府曾先后照会日、中两国要求撤军。如果中国在双方撤军谈判失败的情况下，宣布根据朝鲜政府的要求而单方面撤军，未始不是切实可行的措施。因为日本当时已在外交上处于不利的地位，如果清军一旦撤离朝鲜，那么日本不仅在外交上更加孤立，而且想把清军拖住的阴谋必然破产，精心策划的所谓“共同改革朝鲜内政”方案想提也提不出来。可是李鸿章在已觉察日本怀有“侵夺之谋”的情况下，既不撤兵使自己在外交上占据主动，也不作军事上的充分准备，以立于不败之地，而依靠外交上的折冲尊俎来保全和局，这只能是一种幻想。
6月21日，日本举行御前会议，决定继续向朝鲜增派部队，并撇开中国而单独胁迫朝鲜政府“改革内政”，挑战的意图已经暴露得相当充分。22日，日本政府向清政府发出“第一次绝交书”，蛮横地声称：
日本政府所百方筹划，以求朝鲜国安之要，业经陈明在前，日本政府不能付之默视。今而迟疑，无所施为，以旷时日，则该国变乱弥久弥大，是故若非设法办理，以期能保该国将来邦安，而图政得其宜，我政府竟不能撤兵，即我政府之不肯轻易撤兵之议 者，非只遵照《天津条约》条款之旨而然，亦系善后预防之计也……日本政府断不能饬撤驻朝鲜之兵也……
为加速战争爆发，首相伊藤博文、外相陆奥宗光于6月23日向大鸟圭介秘密下达指示：“在目前形势下，开战已经到了不可避免的地步，在免使日本遭受非议的范围内，可采取任何手段，以造成开战的口实。”同一天，陆奥宗光又向接受他密令到汉城协助大鸟圭介制造开战口实的外务省书记官加藤高雄发出密电指示：“不必顾及清国不同意改革朝鲜内政一事，对清国要以劝告的口吻进行质问，切实做好开战准备！”
6月26日，大鸟圭介闯进朝鲜王宫，向朝鲜国王提出改革朝鲜内政的方案，其后又天天派人催逼。朝鲜和清政府又向俄，英、美等国提出调停干涉的要求。为维护列强在远东的利益，俄、英、美等国纷纷出面调解中日纠纷。日本不敢开罪于西方列强，在东京大耍外交手腕，诡称“决不首先进攻中国”，外相陆奥宗光信誓旦旦地向俄国驻东京公使保证：日本政府除希望确立朝鲜的独立及和平外，决无他意。将来中国政府不论采取什么举动，日本政府决不做进攻性的挑战。万一不幸此后日中两国间不得不交战时，日本也必立于防御地位！
在外交掩盖下，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于7月3日向朝鲜国王提出更有欺骗性的朝鲜内政改革方案，共五条二十七项。主要是改革朝鲜中央和地方的政府制度；强行规定在十天内动工铺设汉城至朝鲜各地的铁道，架设通讯电线；六个月内完成淘汰朝鲜政府冗官等十项工作；两年内完成朝鲜全国土地普查和税制改革。接着，又故意让驻华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向清朝总理衙门表示，“愿两国相商，不甚愿他国干预，以免日后牵制”，诱使总理衙门于7月7日、9日与之进行了两次会谈。
日本政府早就否定了中国提出的双方撤军建议，并决定制造决裂的口实，小村对此不会不知道，而他却主动提出再议撤兵问题，显然是有意地引中国上钩。奕劻、孙毓汶等却误认为是列强调停奏效，欣然应诺，结果大上其当。在这两次会谈中，中国方面都以避免他国出兵为词，强调两国撤兵的必要性。而日本方面需要的只是挑衅的口实，不是用道理可以让其转变立场的，结果也就不难预期了。
到7月14日，小村寿大郎向清朝总理衙门提出强硬照会，内称：
查朝鲜屡有变乱之事，从其内治纷乱而来。我政府因念今俾该国能更正内治，绝变乱于未萌，莫善于两国戮力同心者，缘两国之与该国所有关系原常吃紧也。乃将此意提出清国政府，讵料清国政府定然不依，惟望撤兵，我政府实深诧异。近闻驻京英国大 臣顾念睦谊，甚愿日清两国言归于好，出力调停等语。但清国政府仍惟主撤兵之言，其于我政府之意毫无可依之情形。推以上所开，总而言之，清国政府有意滋事也。则非好事而何乎？嗣后因此即有不测之变，我政府不任其责【《朝鲜档》(《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十四》)】！
这就是陆奥宗光的所谓“第二次绝交书”。其中，不仅断然拒绝了中国提出的双方共同撤兵的正当要求，还倒打一耙，意将挑起战端的罪责推给中国。清政府“始则假俄人为箝制，继则恃英人为调停”【《御史张仲炘奏藩属阽危敌人叵测亟宜破除成见折》(《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十四》)】，幻想依赖列强折冲调停，到此终于落空。
直隶提督叶志超(左一)与淮军将领
李鸿章对列强干涉抱有幻想，在军事上不积极准备，这与光绪皇帝的态度成鲜明的对照。6月25日和7月1日，光绪曾两次谕李鸿章加强备战。但是李鸿章认为日本决不会先开衅，仍不积极进行部署。6月29日，丁汝昌请战，提出：“各舰齐作整备，候陆兵大队调齐，电到即率直往，并力拚战，决一雌雄。”【《丁军门来电》(《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十五》)】7月初，叶志超有移军水原的建议。在此以前，袁世凯也曾提出：“不妨先播进汉声势，而不必遽进，看其如何变态。”【《叶军门来电》(《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十五》)】不久，汉城即风传聂士成“准备以谒见为名，率二千大兵入京”。大鸟圭介听说后，异常惊慌，准备制止，如不听其劝告，“即以武力相拒”。而陆奥宗光回电则称：“可进行劝告以制止其入京，但不可使用武力。目前英国正在两国间进行斡旋，非到万不得已时不可使用武力。”【[日]杉村濬《明治二十七八年在韩苦心录》】可见，当时如果清军及时增派兵力，在军事上争取主动，不失为可行的办法。而李鸿章却认为：“与日相逼，日转有词。两国交涉全论理之曲直，非恃强所能了事，仍望静守勿动。”【《寄朝鲜成欢交叶提督》(《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十六》)】及到7月10日，聂士成请求“撤队内渡”时，李鸿章又未能当机立断，再一次失去了撤军的大好时机。既不加强战备从军事上争取主动，又不能及时撤军从政治上争取主动，而是迁延不决，愈来愈陷于被动，这不能不说是李鸿章的极大失误。
7月15日，即日本发出“第二次绝交书”的第二天，光绪皇帝颁旨，命户部尚书翁同龢、礼部尚书李鸿藻，与军机大臣和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会商有关朝鲜问题的对策。次日，中枢诸王大臣会议。会上，翁同龢，李鸿藻主张续派军队，而奕劻等持观望态度，因此议无所决。会后，军机大臣以此入奏，光绪大为震怒，严责上次办理失当，此番须加整顿，宣示主战之意，“并传(慈禧太后)懿旨亦主战”【《翁文恭公日记》】。当天，军机处电寄李鸿章一道谕旨：“现在倭韩情事已将决裂，如势不可挽，朝廷一意主战。李鸿章身膺重寄，熟谙兵事，断不可意存畏葸。著懔遵前旨，将布置进兵一切事宜迅筹复奏。若顾虑不前，徒事延宕，驯致贻误事机，定惟该大臣是问！”【《军机处电寄李鸿章谕旨》(《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十四》)】
甲午战争中的日军士兵
在朝廷一再的严令下，李鸿章才开始增派军队援朝。此时，主战的空气渐趋高涨。如太仆寺卿岑春煊奏曰：“为今之计，与其后日添防，老师匮饷，靡有穷期，何若今日临以大兵，示以必战？倘该夷自揣理屈，退兵守约，诚国家福。设仍相抗，即以一战，挫其凶锋。”【《太仆寺卿岑春煊奏朝鲜为北洋关键请饬李鸿章极力保卫折》(《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十四》)】礼部右侍郎志锐亦上疏称：“我若急治军旅，力敌势均，尤冀彼有所惮，不敢猝发。是示以必战之势，转可为弭衅之端。不然，则我退而彼进，虽欲求无衅，不可得也。”并指责依赖列强调停之失当：“全凭口舌折冲，虽俄、英各使逞辩苏张，果能化弱为强，强日人以就我范围乎？”【《礼部右恃郎志锐奏倭人谋占朝鲜事机危急请速决大计折》(《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十四》)】翰林院修撰张謇则上书翁同龢，为“中国之兵狃(niǔ)于庆典，不开边衅，翱翔海上”的情况担忧，提出：“此时舍大张旗鼓，攻其所必救，则朝鲜之事无可望其瓦全。”【《张謇致翁同龢秘函》】这些议论，多是批评此前已失机宜，应为亡羊补牢之计，力争在军事上掌握主动权。
也有一些官员虽不反对主战，但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给事中余联沅认为：“轻于开衅，则兵连祸结，恐无已时；急于求和，则贻患养骄，亦非至计。当此之时，能守而后可以言战，能战而后可以言和……而大局所关，一有不慎，则成败利钝争于顷刻。”建议朝廷：“饬下廷臣密议，广集群策，独运宸谟，计必出于万全，事无持夫两可。”【《给事中余联沅奏东事急请申宸断折》(《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十五》)】他主张或战或和皆须慎重。御史钟德祥则忧虑北洋陆军不可恃，想战而不可能。他指出：“然则今日即不遽战，尚安得不筹战？而臣独不能不长虑而却顾，何也？北洋水陆诸将，即使尚有可恃，亦必不堪疲于独战，况未必可恃乎？其势将不得不搜起宿将。然所号宿将者，臣夙知之矣：名位已极，家实已厚，精气久耗于利欲，而勇悍非复其往时，仍泯然庸众人耳。”【《钟德祥密陈筹画朝鲜兵事片》(《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十五》)】工部郎中端方回顾历史的经验教训说：“然前谋之不预，持之未坚，则本根动摇，事变杂出，或因小有胜负而浮说已兴，或因谋出老成而赔偿如故。从前俄、法衅端，其初未尝不言战也，而卒归于失算，则谋之不预，持之不坚也。而犹能终归于和，则以其始之不忘战也。况今日之事强弱众寡迥不相侔哉？”并提醒朝廷既战而应善其后，因为“一胜一负，兵家之常。万一小有挫衄(nǜ)，则主和者得以阻挠，主战者无所依倚，势必人心震恐，致坏大局。”【《工部奏中端方因闻日本盘踞朝鲜条陈管见据呈代奏折》(《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十五》)】这些议论提出的问题，显然都是确实存在而且应该注意解决的。
那么，清朝政府最高层内部在和战问题上的意见是否已趋于一致呢？当时，湖广总督张之洞曾电询津海关道盛宣怀：“日来情形如何？内意及傅相意若何？”盛宣怀在复电中称：“上主战，派翁、李会议，内外臣尚合拍。”【《盛档·甲午中日战争·上卷》】这是盛宣怀有意地做官样文章，事情远不是这样简单，事实上盛宣怀也无法如实回答。此时，中枢的意见并未真正统一，除翁同龢、李鸿藻外，多数人仍然幻想依赖列强调停，并无主战的决心。7月18日，以翁同龢领衔的《复陈会议朝鲜之事折》便反映了这种首鼠两端的情形：
倭人以重兵驻韩，日久未撤，和商迄无成议，不得不速筹战事，此乃一定之法……此次派兵前住，先以护商为名，不明言与倭失和，稍留余地，以观动静。现在倭兵在韩颇肆猖獗，而英使在京仍进和商之说，我既预备战事，如倭人果有悔祸之心，情愿就 商，但使无碍大局，仍可予以转圜。此亦不战而屈人之术也。盖国家不得已而用兵，必须谋出完全。况与洋人战，尤多牵掣。刻下各国皆愿调停，而英人尤为着力，盖英最忌饿，恐中倭开衅，俄将从中取利也。我若遽行拒绝，恐英将暗助倭人，资以船械，势焰益张。且兵端一起，久暂难定。中国沿海地势辽阔，乘虚肆扰，防不胜防，又当经费支绌之时，筹款殊难为继，此皆不可不虑者也。然果事至无可收束，则亦利钝有所勿计。
这一奏折反映了中枢内部和战两歧，实际上是和战两派妥协的产物。会议的结果，仍然决定采取和商与进兵并行，但以和商为主的方针。
当时，中日两国的交涉已经中断，所谓和商也只是通过第三国的英国来继续调停而已。由于清朝政府幻想日本会“有悔祸之心”，而且相信列强“逼着日本讲理，谅亦不敢不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英使欧格讷问答》(《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十五》)】的胡话，因此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军事上始终缺乏必要的准备。这在很大程崖上决定了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命运。
英国赞同中、日共同改革朝鲜内政，却并不希望由此根本改变中、日、朝关系的现状，不想改变远东国际政治关系的格局而影响英国利益。为取得英国的支持，日本决定在砂糖和帽子交易问题上对英国做出让步，并向英国保证不把未来的日清战争引向中国的上海和长江流域，不损害大英帝国的在华利益，英国才在7月16日与日本签订了《通商航海条约》，成为日本废除不平等条约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日本称其为“惊人耳目”之举，扫除了发动侵华战争的国际障碍。英国外交大臣沃德豪斯·约翰·金伯利在日英新条约签字仪式上的祝辞讲得再明白不过了：“此条约的性质，对日本来说，远胜于打败清帝国的大军！”
果然，在英日签订条约的第二天，即7月17日，战时大本营就举行御前会议，决定对华开战，通过了作战计划，并决定将对华主战派的海军首脑人物桦山资纪由预备役恢复现役，出任海军军令部长。
桦山资纪（1837—1922年）
桦山资纪，生于鹿儿岛，1874年曾作为陆军军官参加侵略台湾的活动。1884年由陆军少将转为海军少将，1890年任第一届松方正义内阁海军大臣，因造舰预算遭议会否决而发表蛮勇演说，被转为预备役。
当时的军令部长中牟田仓之助海军中将认为，日本海军与中国海军相比不占优势，一旦开战没有取胜的充分把握，因而主张“日本舰队取守势运动”。桦山资纪强烈反对在战略上取守势，多次向天皇建议把海军舰只全部集中使用，采取攻势方针，消灭北洋海军有生力量，夺取制海权。这些主张很得明治天皇的赞赏，特颁旨恢复为现役，取代中牟田仓之助出任军令部长，作为大本营重要成员参与甲午战争的决策和指挥。
7月19日，大本营将警备舰队改编为西海舰队，并将常备舰队与西海舰队合编为联合舰队，由伊东祐亨中将任司令官。旗舰松岛号装甲防护巡洋舰。所属第一、第二、第三游击队，计有松岛、严岛、桥立、吉野、浪速、高千穗、秋津洲、千代田，共8艘新式巡洋舰；另有扶桑、高雄、筑紫、金刚、比睿、筑波、八重山、凤翔、天龙、葛城、大和、武藏、海门、天城、盘城、大岛、摩耶、爱宕、鸟海、赤城等旧式巡洋舰、炮舰20艘。
7月22日，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密电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当此严重时刻，公使阁下可以采取自己认为正当的任何手段！”
来源：历史那些事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