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84年，我们村还叫大队，我还是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刚从南边战场上退下来没两年。

84年，我们村还叫大队，我还是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刚从南边战场上退下来没两年。

腿上留了点纪念，走路一跛一跛的，干不了太重的农活，大队里照顾，让我养猪。

养猪是个好活，清闲，年底还能多分两斤肉。

我爹妈走得早，家里就我一个人，光棍一条，盘算着养好了猪，攒点钱，盖个新房，再托媒人说说亲。

可不知道怎么回事，我那猪圈，就跟我犯冲。

开春拿石头和泥巴垒好的墙，夏天一场大雨，准给你冲塌一个角。

好不容易修好了，秋天猪圈里那几头宝贝稍微一拱，又是一片狼藉。

村里人都笑我，说陈今河你这兵是白当了，连个猪圈都盖不牢。

我脸上臊得慌，嘴上却不服软。

“懂啥，我这是新式养猪法，通风透气。”

话是这么说，心里却憋着一股火。

我把猪圈地基往下挖了半尺，用了最好的黄泥，掺了麦秆，一层层夯得结结实-实，自以为固若金汤。

结果，入冬第一场雪还没下透，猪圈的后墙，悄无声息地，又塌了。

那头最肥的老母猪，哼哼唧唧地半个身子露在寒风里，无辜地望着我。

我抄起旁边的铁锹，真想一下子给它拍晕。

可看着它那圆滚滚的肚子，那是全家过年的希望，我那股邪火又硬生生憋了回去。

我蹲在猪圈门口，点上一根两分钱一根的“大生产”，烟雾缭绕里，我瞅着那堆烂泥和石头，真有点绝望了。

这猪圈，邪门。

就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身后传来一个慢悠悠的声音。

“后生，这猪圈，是修不好的。”

我一回头，是个干瘦的老头，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背着个旧布包，头发花白，眼神却亮得吓人。

他不像我们村里人。

“你是？”我站起来，警惕地问。那年头，村里来个生人不容易。

老头没回答我，只是围着我的破猪圈转了一圈，一边走一边摇头。

“你这地，不是给你盖猪圈用的。”

我一听，火气就上来了。

“不盖猪圈盖啥？给你家盖龙庭啊？”我这人，从战场上下来，脾气就没好过。

老头也不生气，只是用他那双亮得像鹰眼的眼睛盯着我。

“你这猪圈，修一次，塌一次，不是你手艺不行，是地下的东西，不愿意。”

我愣住了。

这话说的，玄乎。

“你到底是谁？装神弄鬼的。”

老头笑了笑，露出满口黄牙。

“我就是个过路的，懂点阴阳五行。看你这面相，是个有正气的人，才多句嘴。”

他伸出枯瘦的手指，指着那片塌陷的后墙。

“别修了。”

“往下挖三尺。”

“挖出来的东西，是祸是福，看你自己的造化。”

说完，他转身就走，任我怎么喊，头也不回，很快就消失在村口那棵老槐树后面。

我站在原地，手里的“大生产”烧到了指头，烫得我一哆嗦。

往下挖三尺？

这老头，不是疯子，就是骗子。

我把烟头狠狠地摔在地上，用脚碾碎。

可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老头的话，像个魔咒，在我脑子里转来转去。

“地下的东西，不愿意。”

我睁着眼睛看着黑漆漆的屋顶，仿佛能看到猪圈那头老母猪无辜的眼神。

第二天，我没去修猪圈，而是扛了把铁锹和镐头，又站到了那片废墟前。

村里人看我的眼神，就像看个傻子。

“今河，你这是要干啥？不修墙，改挖井了？”二柱子他爹，我们村的会计，叼着个烟袋锅，吧嗒吧嗒地凑过来。

我没理他，只是深吸一口气，抡起镐头，狠狠地砸了下去。

“砰！”

泥土和碎石飞溅。

我就不信这个邪！

我倒要看看，这地下到底埋着什么不愿意的“东西”！

挖地，比我想象的要难。

猪圈的地面，常年被猪踩踏，混着粪便和烂草，又湿又黏，一镐头下去，只能刨开一小块。

我脱了外衣，光着膀子，一跛一跛地在坑里忙活。

汗水顺着我的脸颊往下淌，混着泥土，糊了我一脸。

腿上的旧伤在阴冷的天气里隐隐作痛，像有无数只蚂蚁在啃。

村里人围在猪圈外面，指指点点。

“这陈今河，是不是在部队里待傻了？”

“我看像，好好的猪圈不修，挖坑玩儿。”

“可惜了，多好的一个小伙子。”

这些话，像针一样扎在我耳朵里。

我咬着牙，一声不吭，只是把力气全都使在了手里的镐头上。

挖了大概一尺深，土质开始变了。

不再是黏糊糊的黑泥，而是干燥的、纯净的黄土。

我心里一动。

有门儿！

我又往下挖了半天，镐头“当”的一声，像是碰到了什么硬物。

我心头一紧，扔下镐头，用手扒开那层黄土。

一个黑乎乎的、四四方方的角露了出来。

是木头。

围观的人群也发出一阵骚动。

“挖着东西了！”

“是个啥？棺材？”

我没理会他们的嚷嚷，只是加快了手上的动作。

很快，一个长约三尺、宽约两尺的木箱子，完整地呈现在我面前。

箱子是桐木做的，上面刷着黑漆，虽然在地下埋了不知道多少年，但除了几个角有些腐朽，大部分还很完整。

箱子上没有锁，只有一个简单的铜扣。

我试着去掰那个铜扣，入手冰凉，纹丝不动。

“今河，别乱动！这东西来路不明，得上报大队！”村支书闻讯赶来，一脸严肃地拦住我。

我喘着粗气，抬头看着他。

“叔，这是在我家地里挖出来的，就是我的。”

“胡说！咱们的地都是集体的！挖出宝贝就得上交国家！”会计在旁边帮腔。

我冷笑一声。

“宝贝？你们怎么知道是宝贝？万一是一箱子破烂呢？你们要？”

村支书被我噎得说不出话。

他知道我这脾气，认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你……你先别动，我去找人来，大家一起看看。”村支书说着，转身就要走。

我一把拉住他。

“叔，这东西，让我自己先看看。”我的声音不大，但很坚定，“如果真是金银财宝，我一分不少，全交上去。如果不是……”

我顿了顿，“如果不是，那就是我的私事。”

村支书看着我满是泥污的脸，看着我那双在战场上见过生死的眼睛，他犹豫了。

最后，他叹了口气。

“行，就依你。但我们都在这儿看着。”

我点了点头，找来一根撬棍，对准箱子的缝隙，用力一撬。

“嘎吱——”

一声刺耳的响声，箱盖被撬开了一条缝。

一股陈腐的、混合着樟脑丸和旧纸张的味道，从缝隙里飘了出来。

不是金银珠宝的味道。

我心里说不上是失落还是松了口气。

我把箱盖完全掀开。

所有人都伸长了脖子。

箱子里，没有金条，没有银元，只有一沓沓用油纸包得整整齐齐的信件，和一个用蓝布包裹的小方块。

“切，一堆破纸。”

“白挖了半天。”

人群中传来失望的声音。

村支书和会计也面面相觑，显然没想到是这个结果。

我没有理会他们，只是小心翼翼地拿起最上面的一封信。

信封已经泛黄发脆，上面的字迹却依然清晰。

是毛笔写的繁体字。

收信人：台湾省台北市中正路123巷 林府 苏卿女士 收。

我的心，猛地一跳。

台湾？

这个在84年的我们听来，既熟悉又遥远得像另一个星球的地方。

我颤抖着手，打开那封信。

信纸是上好的宣纸，折叠得整整齐-齐。

展开信纸，一股墨香扑面而来。

“素卿吾妻，见字如面。”

开头这七个字，笔力遒劲，透着一股军人的刚毅。

但接下来的字迹，却渐渐变得温柔。

“自一别，已是数月。沪上秋意渐浓，不知家中是否安好？岳父岳母身体可健朗？吾儿念之，是否已能唤‘爹爹’？”

“此处战事胶着，然我部士气高昂，胜利在望。卿不必挂怀。唯夜深人静之时，常忆及你我于西湖畔漫步之景，念之嗷嗷待哺之容，不免心酸。”

“军中诸事繁杂，书信难通。此信托人辗转带出，不知何日能抵你手。随信附上美金二十元，为家中补贴。万望珍重，静候我归。”

“夫，维仁。民国三十八年，十月。”

民国三十八年。

1949年。

我的手开始发抖。

这不是一封普通的家书。

这是一个在1949年上海战场的国民党军官，写给他远在台湾的妻子的信。

我一封一封地往下看。

第二封信，时间是十一月。

“素卿吾妻，战局逆转，我部已奉命登船，不日将转进至舟山。沪上已非我有。临行仓促，未能将此箱带走，实乃一生之憾。此箱内，皆为你我往来之信件，及吾之日记。本欲作你我白首偕老时之笑谈，不想竟成累赘。”

“我已将此箱托付于本地一同乡，嘱其深埋于自家院中，待时局平定，再行取回。然时局叵测，人心难料。若我此去不归，此箱或将永埋地下。”

“素卿，若你我有缘再见，此箱便是你我爱情之见证。若缘分已尽，愿后世有缘人，能知我林维仁，此生挚爱，唯你苏卿一人。”

我的眼睛，湿了。

我仿佛看到一个年轻的军官，在炮火连天的深夜，就着一盏昏暗的油灯，一笔一划地写下这些字。

他的脸上，有硝烟，有疲惫，但他的心里，满满的都是对妻儿的思念和牵挂。

我继续往下翻。

一封封信，记录了他从上海到舟山，再从舟山撤退的颠沛流离。

信的内容，也从最初的信心满满，变得越来越忧虑，越来越绝望。

“素卿，海峡如天堑，归期已无望。每当风起，我立于海边，遥望西方，总觉你就在那里。不知吾儿是否已长高？是否还会记得我的模样？”

“素卿，我好想你。想念你做的红烧肉，想念你为我缝补衣衫时专注的模样，想念你夜半惊醒时，紧紧抓住我的手。”

这些文字，像一把钝刀，一刀一刀地割在我的心上。

我也是个兵。

我也在战场上想过家，想过一个连面都没见过的姑娘。

我懂他。

我懂那种在枪林弹雨中，唯一能支撑你活下去的，就是心里那点念想。

信的最后，是一封没有寄出的信。

或者说，是一篇日记。

“民国三十八年，十二月。舟山，登步岛。”

“共军登陆了。炮声震天。我们被包围了。”

“弹尽粮绝。我们已经吃光了所有的树皮和草根。”

“身边的兄弟，一个个倒下。我好怕。我不是怕死，我是怕，再也见不到素卿和念之了。”

“素卿，我的妻。如果我死了，请你一定好好活下去。把念之抚养成人。告诉他，他的父亲，不是一个懦夫。”

“我把你的照片，放在胸口的口袋里。你的样子，我已经刻在了心里。”

“如果……如果有来生，我一定，一定不再当兵。我就在杭州开一家小小的绸缎铺，你当老板娘，我当账房先生。我们生一堆孩子，看着他们长大……”

字迹到这里，变得潦草，甚至有些模糊，像是被泪水浸透过。

最后，只有三个字，力透纸背。

“我爱你。”

我再也忍不住，眼泪夺眶而出。

我一个在战场上腿被弹片削掉一块肉都没掉一滴泪的汉子，此刻，却哭得像个孩子。

围观的村民都静了下来。

他们不知道信里写了什么，但他们能看到我脸上的悲伤。

村支书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

“今河，这……”

我抹了把脸，把那封没有寄出的信，小心翼翼地折好，放回信封。

然后，我拿起了那个用蓝布包裹的小方块。

打开布包，里面是一个小小的相框。

相框里，是一张黑白照片。

照片上，是一个穿着旗袍、梳着发髻的年轻女子，眉眼弯弯，笑得温婉动人。

她的怀里，抱着一个襁褓中的婴儿。

照片的背后，是两行娟秀的小字。

“夫君维仁存。妻苏卿携子念之。”

照片上的女人，就是苏卿。

那个让林维仁在炮火中念念不忘的女人。

我看着照片，又看看手中的信，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又酸又胀。

这是一个被战争和时代撕裂的家庭。

一个丈夫，一个父亲，他的最后遗言，在地下埋了整整三十五年。

而他的妻子和孩子，可能至今都不知道，他最后在想些什么。

他们甚至可能以为，他早已把她们忘了。

“今河，这箱子……你打算怎么办？”村支书轻声问。

会计也凑过来说：“这可是‘敌特’留下的东西，得赶紧上交，说不定还能算你立功。”

立功？

我看着他那张精于算计的脸，一股无名火涌了上来。

“这不是‘东西’！”我几乎是吼出来的，“这是一个男人，对他老婆孩子最后的交代！”

会计被我吼得一愣，不敢再说话。

我把所有的信件和照片，小心地放回箱子里，然后盖上箱盖。

我抱着那个沉甸甸的木箱，站了起来，环视了一圈目瞪口呆的村民。

“这箱子，是我的了。”

“谁也别想打它的主意。”

我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说完，我抱着箱子，一跛一跛地，走回了我的小屋。

那天晚上，我就着一盏昏暗的煤油灯，把林维仁所有的信和日记，又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

我仿佛和他一起，经历了他生命中最后那段动荡的岁月。

他是个好丈夫，好父亲，也是个勇敢的军人。

虽然我们曾经属于不同的阵营，但在那一刻，我对他，只有深深的同情和敬意。

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必须找到苏卿。

我必须把这个箱子，亲手交给她。

我要告诉她，她的丈夫，到死都在爱着她。

这个念头一出来，我自己都吓了一跳。

84年，两岸还处于隔绝状态。

别说去台湾了，就是往那边寄一封信，都可能被当成“里通外国”。

我只是一个退伍的农村青年，一没钱，二没人脉，怎么可能找到一个远在台湾、三十五年杳无音信的人？

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我把箱子藏在了床底下最深处，用一堆破棉絮盖住。

生活，还得继续。

猪圈，我没再修。

我跟村支书说，那地邪性，我不敢养了。

村支书看我的眼神很复杂，有同情，也有无奈。最后，他给我换了个活，去村里的果园看场子。

日子一天天过去，秋去冬来。

我每天在果园里转悠，晚上回到冷冰冰的小屋，总会忍不住把那个木箱子拖出来，摩挲着上面的纹路。

林维仁和苏卿的故事，像一根刺，扎在我心里。

我开始尝试着打听去台湾的途径。

我跑到县城的邮局，怯生生地问柜台后面那个梳着两条大辫子的姑娘。

“同志，请问……能往台湾寄信吗？”

那姑娘像看怪物一样看着我。

“台湾？你给谁寄信？”

“一个……远房亲戚。”我含糊其辞。

“不行！”姑娘把头摇得像拨浪鼓，“现在政策不允许。”

我又跑到县里的侨务办公室。

办公室里只有一个戴着老花镜的大爷，在看报纸。

我把我的问题又问了一遍。

大爷从老花镜后面抬起眼皮，打量了我半天。

“小伙子，你哪个单位的？”

“我们村的。”

“找台湾的亲戚？有证明吗？”

“证明？”我愣住了。

“你们的亲属关系证明，街道或者村委会开的。”

我哪有什么证明。

我总不能跟他说，我挖到了一箱子国民党军官的遗物吧？

那我估计当场就得被抓起来。

我灰溜溜地从侨办出来，心里一片冰凉。

这条路，走不通。

难道，林维仁的遗愿，就真的要永远埋没了吗？

我不甘心。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

梦里，我见到了那个过路的风水先生。

他还是那副干瘦的模样，眼神亮得吓人。

他指着我床底下的木箱子，说：“这东西，是债。”

“是你欠他的，也是他欠她的。”

“债，就得还。”

我从梦中惊醒，一身冷汗。

债，就得还。

是啊，我既然挖出了这个箱子，我就有责任，让它物归原主。

这是一个承诺。

第二天，我做了一个更大胆的决定。

我把家里的几亩薄田，托付给了邻居二柱子。

然后，我揣着我退伍时发的全部津贴，一共三百多块钱，踏上了南下的火车。

我要去福建。

我听说，那里离台湾最近。

也许，在那里，能找到办法。

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

绿皮火车咣当咣当，载着我的希望和迷茫，一路向南。

车厢里挤满了南下打工的人，空气中弥漫着汗味、泡面味和劣质香烟的味道。

我靠在窗边，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田野和村庄，心里七上八下。

我不知道我这一去，会遇到什么。

我甚至不知道，我能不能回来。

但我知道，我必须去。

到了福建，我像个无头苍蝇一样，在沿海的几个城市乱转。

我去了厦门，去了泉州。

我站在海边，望着远处灰蒙蒙的海面，想象着海的那一边，就是台湾。

苏卿，你还好吗？

你知不知道，你的丈夫，一直在等你。

我找那些在码头上跑船的船老大打听。

“师傅，能带人去金门吗？”

船老大用看白痴的眼神看着我。

“小兄弟，你不要命啦？那边可是有水鬼的！被抓住了，枪子儿可不认人！”

我又去找那些据说有“门路”的人。

他们把我带到阴暗的小巷子里，压低声音说：“去台湾？可以。先交五百块钱定金。”

我摸了摸口袋里仅剩的一百多块钱，苦笑着摇了摇头。

钱，很快就花光了。

我开始在码头上打零工，扛包，卸货，什么脏活累活都干。

腿上的旧伤，在潮湿的空气里，疼得更厉害了。

晚上，我就睡在码头的仓库里，用几张破报纸当被子。

有好几次，我真的想放弃了。

我想家，想我们村那片果园，想二柱子他爹那个吧嗒吧嗒响的烟袋锅。

可是一闭上眼，我就看到林维仁那双充满期盼的眼睛。

“债，就得还。”

我又咬着牙，坚持了下来。

就在我快要绝望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人。

一个在码头上摆摊算命的瞎子。

那天，我扛完一天的包，累得像条死狗，蹲在路边啃着一个冷馒头。

瞎子就坐在我对面，面前摆着一个签筒和几本发黄的旧书。

他突然开口了。

“小伙子，你心里有事。”

我没理他，以为又是个骗钱的。

“你不是为自己求财，也不是为自己求缘。”瞎子又说，“你是在替别人，还一笔债。”

我手里的馒头，掉在了地上。

我猛地抬起头，死死地盯着他那双空洞的眼睛。

“你怎么知道？”

瞎子笑了笑，高深莫测地说：“我虽然眼瞎，但心不瞎。你身上，有别人的故事。”

我像是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把箱子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

当然，我隐去了国民党军官的身份，只说是一个远方亲戚的遗物。

瞎子静静地听着，没有插话。

等我说完，他长长地叹了口气。

“痴儿，痴儿。”

他从怀里摸索了半天，摸出一张纸条，递给我。

“你去这个地址，找一个叫‘阿春’的人。她或许，能帮你。”

我接过纸条，上面只有一个地址，是厦门一个偏僻的渔村。

我千恩万谢，要把身上仅剩的几块钱都给他。

他摆了摆手。

“我不要你的钱。我只要你记住，做个好人，有好报。”

我按照纸条上的地址，找到了那个叫“阿春”的女人。

阿春是个四十多岁的渔家妇人，皮肤黝มืด，手上布满了老茧。

她听了我的来意，沉默了很久。

最后，她点了点头。

“我可以帮你把信带到金门去。但是，那边有没有人能送到台湾本岛，我就不敢保证了。”

我激动得差点给她跪下。

“大姐，谢谢你！太谢谢你了！”

我把我写的信，连同林维仁写给苏卿的那封“绝笔信”的抄本，一起交给了她。

我不敢把原件给她，那太珍贵了。

信里，我详细说明了箱子的来历，以及我的联系地址。

我没有留我的真名，只署名“一个守信的故人”。

阿春收下信，对我说：“一个月后，你再来这里。不管有没有回音，我都会告诉你。”

那一个月，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一个月。

我每天都在煎熬中度过。

我既盼着有消息，又怕没消息。

一个月后，我再次来到阿春家。

她递给我一封信。

一封从金门辗转过来的信。

信封很薄，上面没有邮票，只有一个潦草的戳。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我颤抖着手，打开信封。

里面只有一张薄薄的信纸，上面是几行潦草的字。

“信已收到。经查，台北市中正路123巷，早在二十年前就已拆迁。原住户林苏卿一家，下落不明。勿再来信。”

下落不明。

这四个字，像一块巨石，狠狠地砸在我的心上。

我所有的希望，在这一刻，都破灭了。

我拿着那封信，失魂落魄地走在厦门的大街上。

天，下起了小雨。

雨水打在我的脸上，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泪水。

我失败了。

我辜负了林维仁的嘱托。

我对不起那个在地下埋了三十五年的承诺。

我在福建待不下去了。

我买了一张回家的火车票。

火车上，我一句话也没说，只是呆呆地看着窗外。

回到村里，已经是第二年春天。

村里一切如旧。

二柱子把我那几亩地照顾得很好。

村支书看到我，只是拍了拍我的肩膀，什么也没问。

我又回到了以前的生活。

看果园，睡觉，吃饭。

只是，我再也没有碰过床底下的那个木箱子。

我怕看到它。

我怕看到林维仁那双充满期盼的眼睛。

我把他，弄丢了。

时间，是最好的疗伤药。

日子一天天过去，南下寻亲的失败，渐渐被我埋在了心底。

转眼，几年过去了。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

我们村也搞起了承包制。

我靠着退伍兵的身份，承包了村里最大的一片果园。

我把战场上学来的那股子拼劲，都用在了种果树上。

我请教农技站的技术员，学习科学种植。

我改良品种，搞无公害种植。

几年下来，我的果园，成了远近闻名的“模范果园”。

我赚到了钱，成了村里第一个“万元户”。

我盖了新房，青砖大瓦房，村里最气派的。

托媒人说媒的，踏破了我家门槛。

我娶了媳妇，是邻村的老师，叫月娥。

月娥是个好女人，温柔，贤惠，不嫌我腿跛，也不嫌我曾经是个穷光蛋。

我们很快有了孩子，是个大胖小子。

我给他取名叫“守信”。

我希望他长大后，能成为一个信守承诺的人。

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我成了村里的致富带头人，后来还当上了村主任。

我带着村民们修路，通电，建学校。

我们村，成了市里的明星村。

我成了别人眼里的成功人士，人生赢家。

但只有我自己知道，在我心底，一直有一个缺口。

那个装着林维仁信件的木箱子，还静静地躺在我新房的阁楼上，落满了灰尘。

我偶尔会上去看看它，擦去上面的灰，然后又默默地盖上。

每当夜深人静，我总会想起那个叫林维仁的军官，和他那个叫苏卿的妻子。

他们，怎么样了？

苏卿，找到你了吗？

念之，长大了吗？

这些问题，像一根根小刺，时不时地扎我一下。

时间来到了九十年代末。

两岸关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三通”实现了，台湾同胞可以回大陆探亲了。

报纸上，电视上，经常能看到那些白发苍苍的台湾老兵，回到阔别几十年的故乡，和亲人抱头痛哭的场面。

每当看到这些画面，我的心，都会被狠狠地揪一下。

林维仁，你为什么不回来？

你的家，就在海峡的这一边啊。

我决定，再次寻找苏卿。

这一次，我有了钱，有了人脉，也有了更广阔的渠道。

我通过县里的台办，发了一封协查函。

我花钱在台湾的报纸上，刊登了寻人启事。

我甚至托一个去台湾做生意的香港朋友，帮我打听。

寻人启事上，我写得很简单。

“寻民国三十八年自沪去台之苏卿女士，及其子林念之。有知其下落者，请与大陆陈先生联系。有重谢。”

我还附上了那张苏卿抱着孩子的黑白照片。

我没有抱太大的希望。

毕竟，已经过去了快五十年。

人海茫茫，找两个人，何其艰难。

但是，我必须再试一次。

这是我对林维仁的承诺，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交代。

寻人启事登出去后，石沉大海。

一个月，两个月，半年……

一点消息都没有。

就在我快要放弃的时候，我接到了一个从台湾打来的长途电话。

那是一个陌生的、带着浓重台湾腔的女人声音。

“请问，是刊登寻人启事的陈先生吗？”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是，我就是。”

“我……我姓林。我在报纸上，看到了您刊登的寻人启事。照片上的那个人，很像我的奶奶。”

我的手，开始发抖。

“你奶奶……她叫什么名字？”

“我奶奶叫苏卿。”

轰的一声，我的脑子一片空白。

找到了。

我终于，找到了。

电话那头的女人，自称叫林晓雯，是林念之的女儿，也就是林维仁的孙女。

她说，她的奶奶苏卿，已经在十年前去世了。

我的心，猛地一沉。

终究，还是晚了一步。

苏卿，到死，都没能等到她丈夫的消息。

林晓雯说，她的父亲林念之，还健在。

他看到报纸上的照片后，非常激动，立刻让她打电话过来确认。

我压抑着激动的心情，把那个木箱子的故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她。

电话那头，是长久的沉默。

然后，我听到了压抑的哭声。

“我爸爸……他等了爷爷一辈子。”林晓wen哽咽着说，“我奶奶，也等了他一辈子。”

她说，苏卿当年带着年幼的林念之去了台湾后，就一直没有再嫁。

她靠着给人缝补衣服，做零工，一个人把林念之拉扯大。

她一直相信，她的丈夫，总有一天会回来。

她每天都会去码头，看那些从大陆方向过来的船。

一看，就是几十年。

直到她去世前，她手里还紧紧攥着那张她和林维仁的合影。

我听着林晓雯的讲述，眼泪再也控制不住。

这是一个怎样坚贞的女人啊。

她用一生，守候了一份没有结果的爱情。

“陈先生，”林晓雯说，“我爸爸，他想见您。他想亲眼看看爷爷留下的东西。”

“好。”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让他来。我等他。”

半个月后，林念之来了。

他已经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头发花白，但眉眼间，依稀能看到林维仁的影子。

他带着他的女儿林晓雯，一起来的。

我去机场接他们。

在出站口，我们四目相对。

没有过多的言语，我们只是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

像失散多年的亲人。

我把他们带回了家。

月娥准备了一大桌子菜，都是我们本地的特色。

饭桌上，林念之很沉默，只是不停地喝酒。

我知道，他心里不好受。

吃完饭，我把他们带到了阁楼。

我亲手打开了那个尘封了半个世纪的木箱。

当我把那沓泛黄的信件，和那张黑白照片，递到林念之手上时，这个年过花甲的老人，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失声痛哭。

他跪在地上，抚摸着那些信件，像是在抚摸他父亲的脸。

“爸……儿子不孝……儿子现在才看到您的信……”

他的哭声，撕心裂肺。

林晓雯也抱着他，哭成一团。

我跟月娥站在旁边，悄悄地抹着眼泪。

那一夜，林念之没有睡。

他把我拉到院子里，就着月光，跟我聊了一整夜。

他跟我讲他母亲苏卿的坚韧，讲他从小没有父亲的辛酸，讲他这些年对父亲的思念和怨恨。

“我以前，是恨他的。”林念之说，“我恨他为什么一去不回，为什么把我们母子俩扔在台湾，不闻不问。”

“我甚至以为，他早就在大陆另娶，把我们忘了。”

“直到今天，我看了他的信，我才知道……我错得有多离谱。”

“他不是不爱我们，他是回不来。”

“他到死，都在想着我们。”

林念之说着，又流下了眼泪。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

“你父亲，是个英雄。”

“是啊，”林念之点点头，“他是我心里，永远的英雄。”

第二天，林念之要去给他父亲扫墓。

我愣住了。

“扫墓？可是……我们不知道你父亲葬在哪里啊。”

林念之摇了摇头。

“我知道。”

他从怀里，拿出一张已经泛黄的地图。

“这是我父亲当年留给我母亲的。他说，如果他战死了，就让他葬在能看到家乡的地方。”

地图上，用红笔，在舟山群岛的一个小岛上，画了一个圈。

那个小岛，叫登步岛。

我心里一震。

林维仁的最后一封信，就是从登步岛发出的。

原来，他早就预料到了自己的结局。

他甚至，为自己选好了长眠之地。

我决定，陪林念之一起去。

我要亲眼看看，那个让林维仁魂牵梦绕的地方。

我们坐飞机到了宁波，又转乘客轮，颠簸了几个小时，才登上了登步岛。

岛上，很荒凉。

除了一个不大的渔村，到处都是乱石和荒草。

我们按照地图上的标记，爬上了一座不知名的山。

山上，风很大。

吹得人睁不开眼。

在一片朝向大陆方向的山坡上，我们找到了一个简陋的坟冢。

没有墓碑，只有一个用石头堆起来的小土包。

土包前，插着一块已经腐朽的木牌，上面的字迹，早已模糊不清。

“就是这里了。”林念之的声音，在颤抖。

他“扑通”一声，跪在了坟前。

“爸，儿子……来看你了。”

他从背包里，拿出香烛，祭品，一一摆好。

然后，他把那个木箱子，放在了坟前。

“爸，您的信，我带回来了。您的心愿，儿子替您了了。”

他点燃了那些信件。

火光中，我仿佛看到了林维仁那张年轻而坚毅的脸。

他在笑。

笑得那么欣慰，那么释然。

火焰，吞噬了那些泛黄的纸张，也吞噬了那段尘封了半个世纪的恩怨情仇。

风，把纸灰，吹向了海峡的对岸。

那里，是他的故乡。

林念之在坟前，长跪不起。

我没有去打扰他。

我只是静静地站在一旁，望着远处的海面。

海的那边，是台湾。

苏卿，你看到了吗？

你的丈夫，回家了。

从登步岛回来后，林念之就要回台湾了。

临走前，他拉着我的手，硬要塞给我一个厚厚的信封。

我打开一看，里面是厚厚一沓美金。

我把信封推了回去。

“念之兄，你这是干什么？看不起我？”

“陈先生，不，今河兄弟。”林念之眼圈红了，“这点钱，跟您为我们家做的一切相比，根本不算什么。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您一定要收下。”

我态度很坚决。

“这钱，我不能要。”

我看着他，一字一句地说：“我做这一切，不是为了钱。”

“我只是，想还一个债。”

“一个军人，对另一个军人的债。”

林念之愣住了。

他看着我，看了很久很久。

然后，他深深地向我鞠了一躬。

“今河兄弟，我明白了。”

“您这份恩情，我们林家，永世不忘。”

送走了林念之，我的生活，又恢复了平静。

但我的心，却不再有缺口。

那个困扰了我十几年的心结，终于解开了。

我觉得，我的人生，完整了。

几年后，我已经退居二线，不再当村主任了。

儿子守信，也大学毕业，回到了村里，接了我的班，搞起了生态农业和乡村旅游。

我们村，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景点。

每天都有很多城里人，来我们村体验农家生活。

有一天，村口来了一辆黑色的轿车。

车上下来一个西装革履的年轻人。

他径直走到我家门口，问正在院子里晒太阳的我。

“请问，您是陈今河老先生吗？”

我点了点头。

年轻人恭敬地递给我一张名片。

“我叫林宇，是林晓雯的儿子。”

我愣住了。

林维仁的曾孙。

“我这次来，是代表我们林氏家族，来完成我曾祖父的一个遗愿。”

说着，他让身后的人，抬下来一个大箱子。

箱子打开，里面是崭新的教学设备，电脑，投影仪，还有满满一箱子的图书。

“我曾祖父在信里说，他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看到和平，没能让孩子好好读书。”

“我们家族成立了一个教育基金，专门资助贫困地区的教育事业。”

“我们村的这所希望小学，是我们基金会捐建的第一个项目。”

“我们希望，这片曾经埋藏着我曾祖父遗憾的土地，能开出希望的花朵。”

我看着那些崭新的设备，看着那些孩子们渴望的眼神，我的眼睛，又湿了。

我仿佛又看到了那个在炮火中写信的年轻军官。

他或许没有想到，他当年的一个小小的心愿，在半个多世纪后，以这样一种方式，得到了实现。

学校建成那天，举行了盛大的典礼。

林宇代表林氏家族，把一块牌匾，交到了我的手上。

牌匾上，是林念之亲手写的八个大字。

“一诺千金，功德无量。”

我拿着那块沉甸甸的牌匾，心里百感交集。

我回想起84年那个冬天，那个塌了又修、修了又塌的猪圈。

回想起那个神秘的风水先生，和那句“往下挖三尺”。

现在想来，那哪里是什么风水。

那是一个契机。

一个让我有机会，去完成一个承诺，去弥补一段遗憾，去见证一段跨越海峡、跨越世纪的不了情的契机。

我这辈子，当过兵，打过仗，当过村官，赚过钱。

但我觉得，我这辈子做的最对的一件事，就是那年冬天，我选择了相信那个老头，抡起了那把镐头。

我挖出来的，不是金银财宝。

而是一个人的良心，和一个民族的记忆。

如今，我老了，走不动了。

我最喜欢做的事，就是搬个小板凳，坐在我们村那所“林氏希望小学”的门口。

听着里面传来朗朗的读书声。

阳光下，我仿佛能看到，一个叫林维仁的年轻军官，和一个叫苏卿的温婉女子，正并肩站在一起，微笑着，看着这一切。

他们的身后，是我的儿子守信，是林念之，是林晓雯，是林宇……

是一代又一代，被这份承诺所感召，所连接的人们。

真好。

这人间，真好。

来源：小蔚观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