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根河洛文化：中华文明的肇始与传承

摘要：河洛文化，顾名思义，是指发源于黄河与洛河流域这一广阔区域的文化体系。历史上的"河洛"不仅指洛水与黄河交汇形成的夹角地带，而是泛指以嵩山、洛阳为中心的"河南"、"河内"、"河东"等广大地区。这片广袤的沃土是中华先民最古老的繁衍生息之地，更是中华文明诞生的源头之地

一、河洛之源：中华文明的肇始与奠基

河洛文化，顾名思义，是指发源于黄河与洛河流域这一广阔区域的文化体系。历史上的"河洛"不仅指洛水与黄河交汇形成的夹角地带，而是泛指以嵩山、洛阳为中心的"河南"、"河内"、"河东"等广大地区。这片广袤的沃土是中华先民最古老的繁衍生息之地，更是中华文明诞生的源头之地。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中写道："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这短短十一个字，却承载了中国早期文明的核心秘密。所谓"三代"，指的正是夏、商、周三个朝代，而"河洛之间"，指的是黄河与洛水交汇的洛阳盆地。夏商周三代，历时近2000年，它们不约而同选择在洛阳盆地建都，因为这里被认为是"天下之中"，是华夏文明的地理中心，也是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

考古发现为历史记载提供了坚实支撑，揭示出河洛地区深厚的文明积淀。根据考古研究，河洛地区的文明起源可追溯至旧石器时代。在河南省卢氏县横涧乡锄沟峪，考古工作者发现了距今10万年左右的更新世晚期的4块智人头骨残片及2枚牙齿化石。此外，在洛阳市凯旋路东端，发现了古纳玛象化石及石核石器、石片石器，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5万年左右。1996年洛阳市郊瀍河北窑遗址出土的石砍砸器，体型敦厚，有钝厚曲折的刃口，形状不规则，有人为加工的痕迹，包括砍砸器、尖状器、刮削器等石制生产工具。该遗址还发现了不少动物化石和人类用火痕迹，这些发现证明了至少在距今10万年前后洛阳已经有人类活动的历史。

进入新石器时代，河洛文化迎来了巨大的发展。距今约8000年前，这里已出现裴李岗文化。从密县莪沟北岗裴李岗文化遗址的发掘来看，此时河洛地区的农业生产已经出现，并且有了一定的规模。而近年来，考古人员在河南省巩义市河洛镇双槐树村揭露出一处距今53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都邑性聚落，这一发现证实了河洛地区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双槐树遗址北依黄河，西濒伊洛河，南望嵩山，恰好位于伊洛河与黄河交汇处的高台地上。遗址现存面积约117万平方米，发现有仰韶文化中晚阶段三重大型环壕、围墙封闭式大型中心居址区、院落式夯土基址、四处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三处夯土祭坛等重要遗迹。这处被专家建议命名为"河洛古国"的遗址，被誉为"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

双槐树遗址的发现，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根据过去的考古发现，北方红山文化、东南良渚文化都已进入古国时代，形成了周边星光灿烂、中原相对暗淡的景象，而双槐树遗址的发现，表明中原地区在这一时期也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文明程度。遗址中发现的牙雕蚕成为国宝级文物，从实物上论证了5000多年前双槐树遗址的先民可能已经驯化家蚕，掌握了家蚕饲养的技术。此外，在一些瓮棺内还检测出蚕丝蛋白，这一发现与周边青台遗址、汪沟遗址发现的有关丝绸的实物资料一同为在世界文明中独具特色的中国农桑文明起源，提供了确切的实物证据和时间节点。

文字的产生是人类古代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在登封王城岗遗址中出土的陶器上发现的文字，是目前中国考古工作中发现的时代最早的文字。在登封王城岗遗址西城内龙山文化晚期灰坑出土的一件泥质黑陶器上，发现了一个在烧制以前刻划在陶胎上的文字，此字的形状结构与商代甲骨文、西周金文的同类文字相似，由左右两部分组成，像两手有所执持，当是一个会意字，可能是"共"字。这已经不是符号，而是真正的文字，它可能代表着器物所有者的族氏，说明河洛文化已经进入了文明时代。

1959年，考古学家徐旭生在偃师二里头的发现，打破了这片土地的沉寂。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向世人展示了夏王朝的辉煌。二里头遗址有太多的"中国之最"—中国最早的大型宫殿建筑群、最早的青铜礼器群、最早的铸铜作坊、最早的城市道路网。从万邦林立的"满天星斗"到统一王国时代的"月明星稀"，二里头就是那最皎洁的"月亮"。夏朝之后，商汤灭夏，建都于亳。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灭商，建立周朝。为加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周武王命弟弟周公旦营建"成周洛邑"，正是都城洛阳。"河洛地区是夏、商、周三代的核心统治区，是'中国'概念最初的诞生地。何尊铭文中的'宅兹中国'，是'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二、思想智慧：礼乐文明与百家争鸣

夏商周三代所孕育的礼乐文明，如同播种在河洛沃土中的基因，深刻塑造了此后三千年中华文化的性格与走向。这片被称为"天下之中"的土地，不仅见证了最早的"中国"诞生，更塑造了此后三千年中国人的精神基因。周公在洛邑"制礼作乐"，以"德"为内核，以"序"为框架，为华夏文明构建了最初的精神家园。这套体系，虽历经春秋战国的动荡，非但没有湮灭，反而在思想的碰撞中被重构与升华，催生了"百家争鸣"的旷世奇观。

历史总是充满辩证的魅力。东周时期，王城洛邑不仅是政治中心，更成为思想激荡的舞台。诸子百家的智慧光芒，许多在此点燃或交汇。其中，最富传奇色彩的一幕，当属儒家始祖孔子不远千里入周，问礼于道家始祖老子。据《史记》记载，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临别时，老子赠言："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这番告诫，如同一盏明灯，照亮了儒家"克己复礼"的修行之路。两位伟大思想家在洛阳的相会，堪称中国思想史上的最高峰会。儒家的仁政担当与道家的自然无为，看似相悖，实则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精神中"进退有据""刚柔并济"的内核。这场对话的余音，穿越时空，至今仍在历史的长廊中回响，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心灵。

河洛文化的核心是《河图》《洛书》，这两部古老典籍不仅是数学符号，更是哲学思想的载体，体现了数学与哲学的统一。《易传》中记载："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这古老记载揭示了《河图》《洛书》对《易经》八卦创作的深远影响。它们蕴含着深刻的数理哲学，展示了古代中国人用数学来解释宇宙规律的独特方式。传说伏羲时代，有一次黄河发大水，河面上出现了龙马，马背上的星点构成了天然的数字图案，即所谓"龙马出河图"。传说伏羲受了河图的启迪发明了八卦（即先天八卦）。

在语言文字方面，河洛文化也展现出独特的智慧。通过对甲骨文的研究，我们发现在古代汉字中，一个字常常包含两个相对的意思。例如，"学"字在甲骨文中同时包含了"教"与"学"两方面的意思，即包含了阴与阳两面的含义，一个是施教，一个是受教。此外，"乱"字，在甲骨文中它同时具有"乱"和"治"的意思。其形象描绘了用两只手去整理纷乱丝线的场景，既代表了乱的意思，同时也暗示了整理、治理的含义。这种一字二义的特性不仅反映了语言的发展，也体现了中国人辩证思维的特点。它显示了古人如何通过文字和语言来表达复杂的概念，以及如何在对立中寻求统一。

河洛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其创新性，这在思想学术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商汤之《盘铭》云："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战国法家韩非主张："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东周时期，老子李耳创立道家学说，李悝、申不害、韩非倡导法家学说。时至东汉，洛阳成为儒家经学教育传播中心，佛教传入，道教形成，使其成为三教并存的开端。直至魏晋，何晏、王弼在洛阳首倡玄风。北宋时期，程颢、程颐奠基理学，儒学开启新阶段。这种思想学术的不断创新，使河洛文化始终保持活力，与时俱进。

河洛文化思想创新代表性人物及成就：

-东周时老子创立道家学说，开创中国哲学本体论，影响道教形成。

-东周时孔子问礼老子，弘扬儒学，奠定儒家思想基础，成为中华文化主干。

-战国时韩非倡导法家学说，建立法治理论体系，影响中国政治制度。

-东汉时诸大儒经学教育传播，洛阳太学成为全国学术中心，佛教传入、道教形成。

-魏晋时何晏、王弼等首倡玄学，开创儒道融合的哲学思潮，影响士人精神世界。

-北宋时程颢、程颐兄弟奠基理学，儒学有新发展，影响东亚思想数百年。

河洛文化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其包容开放的文化氛围。"和而不同"与"不同而和"是两个相辅相成的核心理念，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和而不同"强调在和谐共处的基础上保持个性和差异，而"不同而和"则强调在差异中寻求共识与和谐。这种包容性和开放性，促进了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互鉴，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文化风貌。在中华民族的融合过程中，正是这种包容开放的态度，允许并尊重各民族的差异，才造就了中华文化的丰富多彩。从庙底沟二期文化开始，河洛地区吸收长江流域和黄河下游的文化因素，如通过棺椁和随葬品规格数量体现的等级制度，玉礼器体现的宗教思想等。距今4300—4100年前，引进西亚、中亚地区的小麦栽培及黄牛、绵羊，如二里头文化发现的几何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兽面纹和寄寓其中的信仰与祭祀方式源自黄河下游、长江中游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春秋战国时期儒学从鲁国传入，汉唐时期吸收西北和北方胡族的土特产、生活器具、音乐、舞蹈、杂技百戏等，天竺佛教文化，使自身的文化面目一新。

三、辐射传播：河洛文明的南迁与影响

从汉代末年开始，由于战争、动乱和灾荒等原因，中原汉人不断大量向南方播迁。其中最有影响的有：西晋的"永嘉之乱"，唐代的"安史之乱"和黄巢举义，北宋的"靖康之变"以及明末清初郑成功、康熙朝收复台湾。《晋书·王导传》从一个侧面记载了西晋末年景象："洛京倾覆，中州仕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安史之乱时逃到南方的人更多，除正史有大量记述外，连李白也在其诗中说："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中原汉人南迁的路线基本上是皖、苏、赣、闽、粤，进而粤、臺、桂、川等。北方汉人的到来，使闽西、赣南、粤北人口成倍增加，从而促进了当地的快速发展。

在北人开发南方中，陈元光、王审知影响最为巨大和久远。唐高宗时，福建南部蛮獠叛乱，光州固始人陈政、陈元光父子奉朝廷之命前往平息，後又率中原五十八姓数千军校开发漳州。陈元光死後被当地人尊为"开漳圣王"，各地建祠纪念。很多闽人迁臺後仍十分崇拜他，也纷纷立祠敬拜，至今台湾有陈圣王庙60多所。大批中原汉人的南迁，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了一个特殊人际群体---客家民系。寓居赣南、闽西、岭南的客家人从河洛地区带來了先进的农业、手工业技术和悠久而深厚的文化传统，如语言、习俗、宗亲、教育、伦理、礼仪等等，有的已历千载而至今沿袭如初。

明末清初流向台湾的汉人大多是闽、粤沿海一带人，但移民中大部分是原河洛地区南迁的客家人。中原地区是姓氏之源。台湾除了陈、林、黄、蔡、郑大姓外，其他一些大姓，始祖也多来自河洛地区。一项调查表明，闽南、台湾汉人中陈、林、黄、郑四大姓占总人口的一半以上，故有"陈林半天下，郑黄排满街"之谚语流行。而且在這些大姓的族谱上，都明白无误地表明其祖先为河洛人。河洛文化在闽、粤、台等客家人聚集的地方生根和传播，由于客家民系的形成历时跨度较长，且居住辽阔，与各地土著民族杂处，因而所形成的"客家文化"也吸收了一些地方特色，但其核心、精髓和根底，还是河洛文化，如尊崇先祖，讲究郡望，重教尚礼等。客家人后来又到了东南亚、欧美等世界各地，但他们无时不心系中原，至今有许多台湾人和侨居异国的客家人还自称为"河洛郎"，念念不忘"根在河洛"。

河洛文化对闽台地区的影响具体表现在多个方面：

-血缘、地缘关系：根据统计，福建省人口有汉族人2958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98.45%，其中祖籍在河南固始的就有1000多万，加上客家人500多万和河南其他地区的入闽人口，河南籍後裔已占福建人口一半以上。在台湾，汉族人占83%左右，其中，80%是闽南客家移民，他们都自称自己是"河洛郎"。

-方言传承：闽、台方言同属河洛语系。历史上，河洛地区长期为我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在八大古都中，四个位于中原，且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安阳殷墟历史最为悠久。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中原话曾作为官方语言在全国通行，诗词歌赋以中原音韵为准。由于闽、台客家人多居山区，交通不便，与外界交往甚少等原因，从而使得客家话中保存了许多古代汉语的词汇、语音和语法，如无齿唇音、无翘舌音，单音节词比较多，因而被语言学家称为古代汉语和中原音韵的"活化石"。客家方言中至今还大量保留和使用河南方言的，如，称妻子为"老婆"，称老太太为"老妈儿"，称儿媳妇为"大姐"，称太阳为"日头"，称开水为"滚水"等等，因而闽、台人很自豪地称他们所讲的方言为"河洛话"。

-民间习俗：闽、台民间习俗源自河洛古风。在婚俗上，从议婚、定亲到迎娶，其程序和各种礼仪，闽、台与中原一样，既郑重其事，又有相同的繁文缛节。在丧俗上，闽、台与中原一样，厚葬的理念根深蒂固，重视落叶归根，主张入土为安，讲究各种祭祀敬拜仪式。在岁时节令方面，闽、台地区的节庆虽然很多，但与中原一样，最为人所重的是春节。

-民间信仰：闽、台民间信仰诉求的多神论深深地刻印着河洛农耕文化的烙痕。农耕文化中对神的崇敬与畏惧，源于弱质农业受制于各种自然灾害，因而农耕者渴望神的呵护与保佑。河洛地区的泛神论由客家人传承了下来，从而形成了客家文化中的泛神现象。

罗豪才在考察河洛文化时指出："河洛文化作为中原文化的核心，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源和主干，在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研究河洛文化的起源、传承及影响，不仅对继承、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有重要作用，而且对凝聚海外侨胞、促进祖国统一，有着特殊的意义。"这一论述精辟地指出了河洛文化研究的重要现实意义。

四、当代价值：河洛文化的现代启示与传承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深入挖掘河洛文化的价值，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要用现代化的表达方式，让沉睡在典籍和遗址中的历史活起来，成为滋养当代人心灵的文化源泉。如今的洛阳，古都与新城交融，历史与现代对话。站在邙山之巅俯瞰洛阳盆地，伊、洛、瀍、涧四河流淌，一如往昔滋养着这片文明厚土。数千年的历史积淀，使这座城市如同一个活态的文明博物馆，等待着人们去阅读、去理解、去传承。"'五都荟洛'的旷世盛景，不仅是洛阳的骄傲，更是整个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

河洛文化的当代价值体现在多个层面：

-文化认同与民族凝聚力：河洛文化强调的"中国"意识，是中国历史上多民族融合和民族团结的精神力量。数千年来，从最早的炎黄族团发展到华夏部族，再融合各少数民族进入汉族群体，直至兼容所有中国境内的民族群体构成中华民族大家庭，都是在"中国"意识基础上形成的。这种文化认同感，在今天依然是维系海内外中华儿女的精神纽带。正如一位研究者所指出的，客家人久居东南，在与当地土著相互影响中产生的客家文化虽因所居地理区位的不同而有所异，但其民间风俗及大众信仰之主流，所传承的仍是中原的古朴之风。许多台湾人和侨居异国的客家人还自称为"河洛郎"，念念不忘"根在河洛"。

-创新精神的源泉：河洛文明展现出的创新性，为今天的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新提供了历史借鉴。从思想学术创新到制度革故鼎新，从科学技术创新到生产技术革新，河洛文化都表现出强大的创新能力。东汉蔡伦制造价廉适用的"蔡侯纸"，唐代洛阳出现雕版印刷，五代宋金火药开始用于军事，指南针开始用于行军、航海。这些创新成果不仅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发展，也对世界文明进程作出了重要贡献。今天，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过程中，这种悠久的创新传统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和谐理念的当代意义：河洛文化中的"中和"、"和合"思想，为构建和谐社会、推动和谐世界建设提供了智慧资源。甲骨文有"中"字，表示地理方位的"中"和"中道"，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大禹说："民协于中，时乃功"，"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庄子主张"育万物，和天下"。西汉戴圣《礼记》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赋予"中和"概念以普遍意义。这些思想对于今天处理人际关系、社会关系、国际关系都具有启发价值。

-和平文化的传统根基：河洛文明具有和平性的特点，这体现在其睦邻和好政策和反对滥用武力征伐的思想中。《尚书》言："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春秋时晋国大夫魏绛主张"和诸戎"，化干戈为玉帛。东汉曹魏皇帝曾册封日本列岛的倭奴国王和倭国女王，赏赐大量物品。周成王诏命："柔远能迩，安劝小大庶邦"。这种和平性的文化传统，为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提供了历史文化支撑。

-现代科技的文化启示：有趣的是，河洛文化中蕴含的古老智慧甚至对现代科技有所启发。杨辉与丁易东分别提出了《洛书》的变形图式，72子《连环图》和《九宫八卦纵成七十二数合洛书图》。明代王文素则将这一概念进一步发展，创作了128子的《连环之图》。如果我们将其与现代GPU架构对比，会发现一些令人惊讶的相似之处。在《连环之图》中，每个环有8组数字，共16环，总计128个数字。每个环的数字合计为516，而中间共用数字的九环总合结果也是516，体现了一种"共享"的概念。在NVIDIA G80的GPU架构中，我们看到了类似的结构。G80架构有8组TPC（纹理处理单元丛集），每组TPC包含了2个SM（串流复合处理器），每个SM有8个SP（串流处理器），总计也是128个SP。此外，GPU架构中还包含共享内存的概念，这与《连环之图》中的"共享"概念有异曲同工之妙。这种结构上的相似性是否意味着现代GPU设计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古代智慧的启发？或者这只是一个巧合？无论如何，这种古今对比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来理解和欣赏古代智慧。

在当代社会，河洛文化的传承与创新需要采取多种途径：

-遗址保护与展示：巩义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市正在持续推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黄河流域"考古中国"重大研究项目——双槐树遗址考古发掘与研究展示，谋划建设双槐树遗址考古文化公园，力争将其建设成为黄河历史文化展示的国家级标识遗址。这种对遗址的保护和展示，是传承河洛文化的重要措施。

-学术研究与交流：自1989年河南洛阳召开"'根在河洛'国际学术研讨会"以来，中国社会兴起了对河洛文化研究的热潮。目前，河南省已连续召开了三次国际性的河洛文化学术研讨会。并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对河洛文化进行了更加广泛的研究。这种学术研究活动，有助于深入挖掘河洛文化的内涵和价值。

-现代传播与教育：让沉睡在典籍和遗址中的历史活起来，成为滋养当代人心灵的文化源泉。通过现代科技手段，以创新的方式传播和弘扬河洛文化，让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例如，当我们站在洛阳龙门高铁站，欣赏"玉笛春风别洛城"的诗意时，应该知道，这种诗意与历史的交融，正是河洛文化生命力的一部分。

-文化产业发展：利用河洛文化的资源，发展文化产业，打造文化品牌，使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相互促进。比如，利用"五都荟洛"的历史资源，发展文化旅游，让更多的人了解和体验河洛文化。

"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这句话，虽然简短，却道出了河洛地区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核心地位。从旧石器时代的智人足迹，到新石器时代的裴李岗文化；从双槐树遗址的"河洛古国"，到二里头文化的夏王朝遗址；从周公制礼作乐，到孔子问礼老子；从河图洛书的古老智慧，到诸子百家的思想争鸣；从中原汉人的南迁，到客家文化的形成——河洛文化如同一棵生生不息的大树，扎根于远古，枝叶繁茂于历代，荫庇中华数千年。今天，当我们漫步在洛阳古城，走过定鼎路，驻足天子驾六博物馆，徘徊在二里头遗址，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历史的脉动。这些深藏在博物馆里的青铜礼器，那些镌刻在石碑上的经典箴言，那些流传在街巷间的古老传说，都在无声诉说着河洛文化的辉煌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