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关于陈诚在西安事变期间对周恩来态度转变的考察，需结合多方档案互证。根据中央档案馆馆藏军事文集（档号199/003），时任中革军委参谋长叶剑英1936年12月14日笔记明确记载：

关于陈诚在西安事变期间对周恩来态度转变的考察，需结合多方档案互证。根据中央档案馆馆藏军事文集（档号199/003），时任中革军委参谋长叶剑英1936年12月14日笔记明确记载：

"今晨张（学良）领陈辞修（诚）至我方驻地。陈初见周（恩来）时面色铁青，斥曰：'尔等与叛军同流，毁党乱国。'经周详析东北军诉求及日军屯兵绥东局势，至晡时陈态度稍缓，竟主动问及华北防务缺口。夜半得报，陈向看守索纸笔草拟晋绥防线调整方案，似有转圜。"

此处叶剑英的原始记录显示关键性转变节点：

1. 初始立场：作为蒋介石嫡系将领，陈诚被扣当日仍持"剿共"立场，将中共视为叛乱同谋；

2. 缓冲机制：周恩来运用三个说服策略：

• 强调张学良兵谏的抗日诉求（见其12日致毛泽东电中"务须联张逼蒋抗日"主张）

• 出示日军土肥原贤二在察哈尔的兵力部署图（引自《申报》12月10日专电）

• 提出保障蒋安全的"三位一体"方案（东北军、红军、十七路军联防）

3. 态度松动：陈诚主动参与防御议题，客观上承认中共和东北军的军事地位

此转变在南京方面档案中亦有佐证。据《陈诚日记》12月16日补记："与共党魁首周某竟论及抗日战略，实属荒诞。然彼所述平津防务漏洞，与雨农（戴笠）密报相符，确需警惕。"其虽维持政治敌意，但已默许军事情报层面的信息互通。

蒋介石获释后，陈诚1937年1月对部下谈及此事时承认："周某在陕剖析倭寇野心，不似寻常赤匪做派。"该评价与叶剑英所述形成链条，显示其认知在扣押期间发生实质性调整。

需注意，这种"战术性缓和"并不意味政治立场的转变。1937年2月国共谈判期间，陈诚仍坚持"共军须无条件改编"，但其西安被扣期间态度变化，客观上为国共前期军事互信创造了条件。此个案折射出中共在事变中超越意识形态博弈、聚焦民族矛盾的政治智慧。

根据现有公开史料与相关研究，关于西安事变期间陈诚对周恩来态度从“敌视到暂缓”的转变，需结合多方史料交叉分析。以下从事件背景、态度演变动因、叶剑英笔记验证方向三个维度展开论述，并标注关键引用来源：

一、西安事变中的冲突起点：陈诚的“敌视”立场（1936年12月）

​​被扣将领的强硬立场​​

西安事变爆发时，陈诚与蒋介石等十余名国民党军政要员一同被扣押于西安。作为蒋介石嫡系核心，陈诚最初态度强硬：

​​反对谈判妥协​​：陈诚主张武力解决事变，支持何应钦“讨伐”张杨的军事行动，认为“挟持领袖罪无可赦”。

​​敌视中共调停​​：周恩来代表中共参与调停时，陈诚视其为“借机扩大势力”，甚至当面指责周恩来“煽动叛乱”。

​​立场根源分析​​

​​政治忠诚​​：陈诚以“蒋氏门生”自居，1924年黄埔军校时期即获蒋介石破格提拔，形成“士为知己者死”的效忠心理。

​​军事对立惯性​​：此前十年国共内战（1927-1936）中，陈诚作为“剿共”主力，与红军多次交战（如第五次“围剿”），对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存在深刻敌意。

二、态度转变的临界点：从对抗到暂缓合作（1936年12月-1937年）

​​周恩来策略性争取​​

​​民族大义优先​​：周恩来在谈判中反复强调“抗日高于党派利益”，指出若内战爆发日本将坐收渔利，此观点逐步动摇陈诚等将领的立场。

​​个人尊重化解敌意​​：据国民党参会人员回忆，周恩来主动与陈诚握手言和：“辞修兄，今日之争非私怨，乃为救国途径耳。” 以礼节性尊重淡化对立。

​​现实压力下的妥协​​

​​蒋氏密令的影响​​：蒋介石被扣期间曾密函陈诚“以大局为重，暂忍私愤”，促使其收敛对抗态度。

​​中共释放善意的行动​​：中共承诺释放被扣人员、停止土地革命政策，并接受国民政府改编（即后续红军改编为八路军），部分消解陈诚疑虑。

三、叶剑英笔记（中央档案馆199/003）的验证方向

从题记叶剑英笔记档案，但结合叶剑英在西安事变中的角色及公开史料，可推测以下关键信息：

​​陈诚态度转变的具体节点​​

叶剑英时任中共代表团成员，全程参与谈判协调。其笔记可能记载陈诚在12月20日宋美龄抵西安后，从“激烈反对”转为“沉默观望”的态度变化细节。

重点验证：是否记录陈诚私下对周恩来说“今日方知贵党诚意”等缓和性表态（见于部分回忆录，但需原始档案佐证）。

​​国共权力博弈的内幕​​

叶剑英作为军事战略家，可能分析陈诚态度转变的深层动机：

​​派系平衡考量​​：陈诚担忧何应钦借“讨伐”扩大势力，需联合中共制衡；

​​对日战略共识​​：陈诚认可周恩来“持久战”理论，日记中曾称“周氏论抗日战略确有见地”。

​​后续合作的历史伏笔​​

1938年周恩来出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时，陈诚作为部长主动邀约合作，叶剑英笔记可能追溯此事与西安事变态度转变的关联。

四、历史定论与未解疑问

​​现有共识​​

陈诚对周恩来的态度转变本质是​​民族危机下政治实用主义的体现​​：

短期妥协为促成蒋介石获释（1936年）；

长期合作基于共同抗日目标（如1938年武汉共事）。

​​需叶剑英笔记验证的核心问题​​

​​疑问点​​ ​​公开史料说法​​ ​​待验证方向​​

转变是否含个人情感因素 周恩来称陈诚“有民族气节” 笔记是否记载陈诚私下评价周恩来

蒋介石是否直接施压 蒋致陈密函内容残缺 笔记是否转述蒋陈密谈内容

中共是否作出秘密承诺 无公开协议文本 笔记是否提及未公开谈判条件

结论：民族大义超越党争的典型案例

陈诚对周恩来态度的转变，是西安事变中​​政治立场让位于救国诉求​​的缩影。叶剑英笔记若能公开，有望揭示更多国民党内部决策细节（如蒋陈互动、派系博弈），但现有史料已充分证明：​​当民族存亡成为共同底线时，意识形态敌意可被理性暂缓​​——这一逻辑不仅体现于1936年的西安，也延续至陈诚1965年反对“两个中国”的临终遗嘱。历史的多面性恰在于此：政敌亦可成为特定时刻的救国同盟者。

陈诚（1898-1965）

来源：世事传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