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攻占毕节后，王震亲自给一俘虏松绑，说道：我想请您当总司令

摘要：1935年9月，红一、四方面军抵达川西北地区，已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这时，为掩护中央红军长征北上的红二、六军团，正面临着30万敌人的残酷“围剿”。

1935年9月，红一、四方面军抵达川西北地区，已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这时，为掩护中央红军长征北上的红二、六军团，正面临着30万敌人的残酷“围剿”。

面对于己几十倍的敌人，在贺龙和任弼时等首长的指挥下，红二、六军团的将士们浴血奋战，前仆后继。面对疯狂的敌人，红二、六军团伤亡巨大，而敌人还在不断增加兵力，已达到130多个团，敌人对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发动了新的更大规模的“围剿”。此时，策应中央红军北上的战略任务已胜利完成。

1935年10月中旬，红一方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周恩来副主席立即下令与红二、六军团进行联系。但是，与红二、六军团联系的密码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时，随红军总部都留在了红四方面军。后来，张国焘企图分裂红军、另立中央。以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为代表的中共中央为了贯彻北上的方针，率领军委纵队和红一方面军主力先行北上。

因为没有与红二、六军团联系的密码，周恩来就用明码与红二、六军团联络。贺龙、任弼时收到明码电报后，十分疑惑，担心这是国民党的阴谋，就用密码电报要求对方说出湘赣苏区领导人的姓名。

而这封电报被红四方面军收到。因此，红二、六军团沟通了正在红四方面军的红军总司令朱德和红军总政委张国秦的联系。红二、六军团领导对张国素分裂党、分裂红军的行为和电台调整的情况一无所知，不知道原来中革军委的电台已在张国焘的控制之下，还以为和中革军委的电信联络恢复了。

面对敌人的疯狂“围剿”，红二、六军团虽多次寻找战机，由于敌人以优势兵力采取堡垒战术，使我军难以获得有利战机。中共湘鄂川黔边省委和军委分会决定，在敌人更大规模的“围剿”尚未到来之前突围长征，转移到外线，求得更有利的发展。

军委分会于11月4日在桑植刘家坪召开了师以上干部会议，讨论和部署长征的有关问题。会议决定，红二、六军团远征至湘黔边，争取在贵州的石阡、镇远、黄平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

会后，整编了部队，组建了红五师和红十六师2个师部又5个团：即红五师的十三团（由鄂川边独立团编成）、十五团（由龙桑独立团和龙山独立团合编），红十六师的四十六团、四十七团（由红十八师的五十二团、五十四团合编）、四十八团（由龙永独立团和永顺独立团合编），充实了红军主力。新组建的红六军团十六师，周仁杰任师长，晏福生任政治委员，刘子奇任师参谋长，李铨任师政治部主任。

11月19日，军委分会决定留下红十八师（辖五十三团和新组建的五十二团)在龙山桑植、永顺地区进行游击战争，牵制敌人，主力部队从桑植瑞塔铺出发，突破澧水、沅水两道敌人封锁线，踏上了北上抗日的万里征途。

红二、六军团两支部队团结一致，面对数十倍于己的优势敌人，转战湘、鄂、川、黔，以少胜多，不仅击溃了敌人多次“围剿”，还建立巩固了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

在贺龙和任弼时等首长的指挥下，红二、六军团灵活机动的作战，不仅没被敌人消灭，而且日益发展壮大，到1935年11月北上长征时，红二、六军团已由会师时的7000多人，壮大到约2万人。

为了掩护主力，摆脱敌人的疯狂围堵，红十八师佯装成红二、六军团主力，以龙山、桑植为中心，游动诱敌，迷惑牵制敌人。在数十倍敌人的重重包围下，红十八师辗转作战，损失严重，伤亡巨大。到1936年1月9日，红十八师突破重围，追赶主力，与红六军团主力会师时，全师从出征时的3000多人减少为600余人。在转战中，师参谋长刘风、第五十二团团长樊孝竹牺牲。

1935年11月19日，贺龙下达突围命令。当晚，红二、六军团告别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从刘家坪等地出发，开始战略转移。

红军连夜行军，先头部队红十七师四十九团于20日夜由澧水北岸的张家湾，在团长王烈率领下，乘木排、竹筏，抢渡过河，占领对岸敌人工事。后续部队有的通过浮桥，有的徒涉，突破了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战斗中，第四十九团团长王烈、湘鄂川黔边少共省委书记周玉珠不幸牺牲。

接着，红军兼程行军150余里，于21日晚到达沅江北岸，迅速消灭敌人，渡过沅江。至此，红军突破了敌人第二道封锁线。

23日至28日，红二、六军团控制了湖南中西部广大地区。红军宜传抗日救国主张，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红六军团在新化一带扩大了1000多人，红二军团在辰溪、溆浦扩大了2000多人。

12月，国民党军主要“追剿”部队7个师接近红二、六军团，红军遂向石阡、镇远、黄平地区转移。

1936年1月，红二、六军团进至芷江以西的冷水铺地区，把追击和迁回的敌人甩到了后面。军委分会决定：争取在贵州西部创建新的根据地。

接到请示电后，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张国焘回电，同意这个计划。

在贺龙、任弼时指挥下，红二、六军团立即分路渡过乌江上游的清水江，威胁遵义，直逼贵阳。国民党十分恐慌，急忙调大军阻截。正在敌人慌乱中，我军突然又绕过贵阳，抢渡乌江天险，摆脱了敌人的围堵，于2月初到达了黔西。

我军到达了黔西毕节地区后，一面作战，一面广泛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组织地方游击队，动员群众参加红军。

毕节是个少数民族地区，长期受国民党和当地土豪恶霸的欺压，群众恨透了他们。红军来了后，尊重当地民族风俗习惯，不进少数民族的寨子。红军还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丝毫不侵犯群众利益。

红六军团政委王震还亲自到大定八堡六寨，向苗族群众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民族政策，他说：“我们苗汉是一家人，反动派不仅欺压苗族人民，也欺压汉族人民，红军就是要打倒反动派，让穷苦人民都过上好日子。”

当地的少数民族群众长期受反动宣传影响，不知“共匪”是诬蔑之词，他们用朴实的语言称赞红军说：“你们‘共匪’真好！”

红六军团十七师特务连行军正经过毕节的一个村庄，这时，站在路边的一个面黄肌瘦的青年，冲着红军问：“你们‘共匪’管饭吃吗？”

冯祖武连长笑着回答：“当然管了！当了红军，大家都是兄弟，有我们吃的，就有你的。”

这个青年急着又问：“我也跟你们走，长官要我吗？”

冯连长上下打量着他说：“看你就是个穷苦人，我们要你了！”

这个青年高兴地扔掉手里的打狗棍，跑过来拉着冯祖武连长的手，欢天喜地地跟着红军走了。这个青年的名字叫王贵，后来，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他成长为我军一名优秀的政治工作干部。

在很短的时间里，红军在毕节地区不仅建立了各级红色政权，而且，两个军团还扩充了5000多红军战士，组织了10支游击队。在这期间，红二、六军团还筹集了大量物资和军饷，解决了部队的生活问题。

我军首先成立了毕节县革命委员会，挑选了苦大仇深的挑水夫朱志清当主席。这成了轰动毕节的大新闻，老百姓都说：“挑水夫当县长，自古到今从没听说过，真是天下变了。”

这天，王震刚走出军营大门，一个指战员兴冲冲过来报告说：“报告王政委，我们捉了个大财主！”

王震闻言一阵惊喜，说：“这是好事啊，可以为部队多筹点粮食！”

指战员生气地说到：“那个家伙非常顽固，不承认自己是土豪财主。”

王震淡然说：“他自己承不承认不算数，要让他附近的老百姓们说才算数”

“可是全城的老百姓都说他不是地主老财”

王震听后一愣，质问道：“那凭什么抓他？”

指战员回答道：“战士们看见他家是深宅大院，雕龙画凤，比县太爷衙门还气派，”

王震更诧异了：“革委会的意见呢？”

“这是战士们自己发现的，关他们啥事！”指战员理直气壮地说，“他家财物颇多，书本也有很多！”

“有很多书？”

“是的，书多得很，整整两大间屋子摆的全是！”指战员愈加兴奋，“什么线装书，洋文书，还有咱们经常读的马列书籍呢！”

“还有马列书籍？“王震大吃一惊。

指战员点点头：“有，而且还很多！”

王震愈发来了兴趣，问：”他人现在在哪儿？”

“我们把他关在天主教堂。”

“用刑了没有？”

“没有。”

＂那就好！”

王震叮嘱：“打土豪要注意政策，只筹粮筹物，不得打人或惩罚。”

”是！”指导员敬礼后离去了。

说话间，夏曦和邓止戈走了进来，王震向他们招招手，说：“天天主教堂关的是什么人，你给我说说他的情况。”

夏曦笑了：“那人叫周素园，我们正要找你汇报呢。”

周素园，原名周培艺，早年考中秀才，后又成为贡生。甲午战争结束后，清廷的腐败无能迫使签订屈辱的《马关条约》，这对他打击极大，同时也激起了他的爱国热忱。

他视四书五经为无用之学，四处搜寻进步书籍，如《校邠庐抗议》、《续富国策》、《万国史记》、《海国图志》等，借此开阔眼界，了解世界大势，从而拥抱了国内维新改革的新思想。

此后，他对清王朝的专制统治进行了尖锐批判与深刻揭露；当日俄两国为争夺中国东北三省而爆发战争时，他忍不住痛哭失声。渐渐地，他认识到组建革命团体、开展多领域革命活动的重要性。

1905年下半年，周素园在贵州着手筹办该省首家报纸——《黔报》，两年后正式创刊，他独任编辑。该报高扬爱国主义旗帜，反对列强瓜分中国，唤醒民众起身卫国，如同一石激起千层浪，打破了贵州社会的沉闷氛围，为当地青年知识分子带来一股清新之风，开阔了民众视野，传播了先进理念，并点燃了一批爱国志士的热情，从而在思想和舆论上为贵州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奠定了基础。

随后，他摒弃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转而投身于汹涌澎湃的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洪流。

1907年10月，周素园作为发起人之一，加入自治学社，公开宣传革命，并出任贵州谘议局筹办处书记、贵州教育总会书记等要职，不久又担任贵州最高干部会议主席。自治学社集体加入同盟会后，成为主导贵州政坛的强大力量。

1911年，全国革命浪潮风起云涌，周素园联合军界人士发动起义，推翻了清王朝在贵州的封建统治。他当选为大汉贵州军政府枢密员，兼任行政总理，后又受聘于黔军总司令部任参谋兼秘书长。因黔军内部谷正伦与何应钦矛盾激化，他辞职返回毕节。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痛心疾首，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极度愤慨。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信念驱使下，他开始探索无产阶级革命道路。

他生性善于接受新知，并未因年近花甲而固步自封。随着共产主义思潮兴起，尤其是红军多次在贵州活动，他开始勤奋研读马列著作，在其亲手批注的《资本论》上，密布圈点和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