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那个下午！马场町刑场枪响，4位烈士用生命守家国信仰

摘要：1950年6月10日16点30分，台北马场町刑场，审判的最后一幕结束了。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四人被当场枪决，尸体被草席包起装上军车，直接运到六张犁山脚下的浅沟里处置。现场有人记得，处决后还补了几枪以确认死状；沟里事先撒了生石灰，晚上下了雨，白色的气雾和血腥

1950年6月10日16点30分，台北马场町刑场，审判的最后一幕结束了。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四人被当场枪决，尸体被草席包起装上军车，直接运到六张犁山脚下的浅沟里处置。现场有人记得，处决后还补了几枪以确认死状；沟里事先撒了生石灰，晚上下了雨，白色的气雾和血腥一起在沟面上冒起。

处决的细节先说清楚。四个人双手被反绑，面向西边站好——那一侧是大陆的方向。士兵站位、步枪口径都很明确，使用的是7.92毫米的步枪。开枪的瞬间几人同时倒下，宪兵上前确认，又补了几发枪子，草席裹好，扔上卡车。把尸体拉到六张犁山脚的浅沟，用生石灰覆盖，这些做法都是为了尽快抹去痕迹。把尸体拉到六张犁山脚的浅沟，用生石灰覆盖，这些做法都是为了尽快抹去痕迹。

没有给家属留时间认领，甚至连收尸的人也被拒绝。地方上有人在当天晚上趁黑在沟边插了几根树枝，算是简陋的记号。

倒回去说他们为什么会落到这一步。吴石五十六岁时是国防部参谋次长，掌握不少军事机密，他被捕的理由是把这些情报通过一个渠道送回大陆。和他走在同一条线上的，还有朱枫，她是情报传递的关键节点。有人问为什么要冒这个风险，吴石被捕后不太会争辩，他只留下了一句话：“我做的是该做的事。”说法不多，但足够说明立场。有人问为什么要冒这个风险，吴石被捕后不斤斤计较防御，他只留下了一句话：“我做的是该做的事。”

再细说那几个人的背景。朱枫比吴石小十一岁，家里算书香门第。她早年在上海做地下工作，能在危险的环境下传递情报。去台前，她把一些家里旧照片带在身边，可能是为了记住来路。到了台湾，知道风险严重，但手里的资料没有传完，她宁可在舟山有机会撤离的时候又回头，继续把消息送出去。被抓后遭到刑讯，她没有透露线路，狱友回忆她疼得睡不着时，会轻声哼起大陆的民谣。

陈宝仓和聂曦是吴石的老部下。陈宝仓在国防部里被称为高参，负责高层情报整理；聂曦做副官，具体操作和传递资料的工作落在他们身上。为了等一份准确的兵力部署图，他们能在办公室熬通宵。案发时，聂曦被捕，口袋里还装着来不及销毁的情报碎片。这些细节后来在问讯记录和狱中同伴的回忆里反复出现，说明他们确实在一线承担了最实际的工作。

被捕后的处理明显带着刻意的速率。国民党方面不想让事件传播开来，处决来得快，也不给外界时间去组织救援或交涉。那晚下雨，生石灰遇水冒起的白气让整个山脚看起来像带着烟雾的蒸笼，附近村民后来提到，雨后的山坡有股酸涩的气味，记得很清楚。

个体的细节再补充一点。吴石手里有台湾的军事机密，但他选择把这些东西通过朱枫这条线路传回大陆。有人会说这是冒险，是“傻”，但他被捕后没有为自己辩护的意思。朱枫带着老照片，走过上海的地下网，懂得规避风险，但把未完成的任务放在心里，最后回到台湾继续工作。陈宝仓和聂曦则更多体现在操作层面，图纸、碎片、通宵的灯光，这些日常才是情报工作真实的风景，日常的表演是这样的日子。

被处决之后的社会反应是分散的。事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不公开，只有一些知情人和同情者私下谈论。过了几十年，这几个人的名字才慢慢进入公众视野。吴石被追认为革命烈士，朱枫的骨灰后来从台湾迁回到浙江镇海，陈宝仓和聂曦的名字也被列进烈士名录。对于这样的认定，历史文献给出的是官方处理，而民间的纪念则是另一种形式，像那几根插在沟边的树枝，简陋却有记忆。

说回当时的现场，有个细节容易被忽视：处决那天台北阴沉，刑场周围冷得连风都像压着人的。除了宪兵的脚步声，周围几乎无其他声响。那种压抑的氛围，按参与者后来的话来说，是让人记一辈子的。谁站在哪个位置、谁开了哪一把枪、谁最后补了几枪，这些在不同证词里反复出现，形成比较一致的叙述。

这些人的一些行为在后世会被不断讨论。有人会说要是当年不那么“较真”，活下来或许还有机会；有人则把他们看成是越过生死的选择者。具体事实比较简单：情报传递线存在，风险很大，他们按职务和信念承担了相关工作，结果是被捕、审判、处决。听着这些细节，难免觉得事情冷得像一张证据表格，但人做选择的那一刻却真实到让人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