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他一回到北京，就考虑李敏的婚期。他衡量来衡量去，觉得他只有在8月28日这天能抽出时 间来，就对李敏说： “你们就在8月28日结婚吧。”
作者：王行娟
李敏结婚
在庐山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是1959年8月16日结束的，毛泽东回到北京已是8月下旬了。
他一回到北京，就考虑李敏的婚期。他衡量来衡量去，觉得他只有在8月28日这天能抽出时 间来，就对李敏说： “你们就在8月28日结婚吧。”
李敏和孔令华结婚的日期；李敏记得是8月28日。
李敏的 公公孔从洲在回忆录里写他们的婚期是8月29日。
这里，按照当 事人的记忆，把李敏大喜的日子写为8月28日。
这对青年恋人虽然早就打算结婚了，但因为婚期一直定不 下来，有一些准备工作就不曾做。等到毛泽东回来，没想到他 把婚期定得那么近，总共没有几天的时间，他们又觉得太仓促 了。
可是毛泽东说： “我没有其他时间了，就这个日子吧!”
李敏与孔令华结婚的时候，两个人都还没有工作。李敏刚 高中毕业，孔令华正在北京航空学院上大学，手头都没有钱，没有力量为结婚置办什么东西。
李敏平时积攒了一些零用钱，一共有45元。她拿这笔钱为她的新郎买了一件新衬衣， 一条毛 料的西裤，一双皮鞋，钱就花光了，连上衣都买不起。好在当 时天气很热，不穿上衣可以说是气候的关系，打个马虎眼就过去了。‘
李敏的新娘服是一件布料的连衣裙，她戏称这不是新娘 服，而是女儿服。因为这并不是为婚礼而特别制作的，它是按 照“爸爸供给制”,每两年应添置的一件衣服。它原是一段布 料，让李敏和李讷每人做一件衣服。
等李讷把衣服做完以后，李敏发现剩下的布料只够连衣裙的身长，连袖子和领子都裁不 出来了，于是她拿它做了一件无袖、无领的连衣裙，而且由于 将就布料，裙子的领口开得比较低，也比较大，人一低头就能 看见里而的衬裙。
这两个年轻人觉得，在这个庄严的婚礼上，新娘穿这么低领的婚礼服似乎不大合适，可是他们又无钱添置 另外的衣服，还是孔令华有主意，他上街花了三角钱买了一枚 胸针，让李敏别在三角领的尖尖上。这样胸针点缀了美丽的新 娘，也把衣服的缺点遮掩了。穷学生在这枚廉价的胸针上，倾 注了他对新娘的爱。
出席李敏婚礼人员的名单，是毛泽东亲自定的。他写出一 个，听听李敏和孔令华的意见，他们同意了，就保留，如果不 同意，就勾掉。名单确定后，他们又写了请柬，发了出去。
那天参加婚礼的人员除了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外，还请 了蔡畅、邓颖超、王季范、曹轶欧等，还有一些年轻人如王海 蓉等也出席了。
江青、李讷和江青的姐姐没有出席李敏的婚礼，她们此时 不在北京，正在庐山避暑。江青一行是从北戴河去庐山的。江 青知道李敏要结婚，事先送了一段纯毛料子作为贺礼。
婚礼这一天，毛泽东拿出四百元在丰泽园颐年堂摆了三桌 酒席宴请来宾。在婚宴上，他笑容满面，兴致极高，不断给大 家劝酒，自己也喝了好几盅。
毛泽东在婚礼上第一次见到亲家孔从洲。
孔令华的父亲孔从洲当时在沈阳工作，担任高级炮兵学校的校长。他正出差北 京，恰好参加儿子的婚礼。
一大早毛泽东就派车把亲家接进 中南海，同他一起主持婚礼，而且拉着他的手逐个地把他介绍 给其他的客人说： “这是李敏的公公。”
李敏的公公孔从洲是一位传奇人物。
他18岁从军一直跟随 杨虎城将军，担任过国民革命军的少将，以后率部起义，成为 共产党的中将。孔令华是他的第二个儿子。
孔从洲事先虽然知 道儿子要结婚，但并不知道具体日期，仓促地来出席这次婚 札，没有来得及给刚见面的儿媳妇准备见面礼物。他见到李敏就把身上带的70元送给她，表达自己的祝贺。
在婚礼上，最令人瞩目的自然是新娘了。李敏此时已把她心 爱的长辨子剪掉，烫着一头蓬松的秀发。她同孔令华都戴上了 大红花，孔令华送她的胸针，连同红花一起别在胸前。她那件 无袖的连衣裙，勾勒出她苗条的身段。胸前的红花映衬得她那 青春的面庞，粉扑扑，红艳艳，象化了妆一样。事实上五十年代 的女孩子是不化妆的，她们既没有化妆盒，也不知道怎样化妆。
从婚礼开始，她就处于快乐的眩晕之中。大家给予她和她 的新郎那么多美好的祝愿，灌满了她的心田，她憧憬着美好 的，新的生活的开始。
李敏结婚的时候21岁了。她的人生观已基本完成。她从12 岁来到父亲的身边，经历了十个春秋。父亲的言行、作风已深 深地印入她的脑海之中，成为她待人处事的准则。
因此，当 爸爸拉着她和孔令华的手，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 "你们已经 成家了，长大了，可以自立了。我祝福你们相处好，学习好和 工作好”时，李敏频频地点头，用一种敬爱的目光望着她的爸 爸，她在心里暗下决心：我一定照爸爸的话去做，不辜负爸爸 的期望。
再次发病的贺子珍
正当李敏沉醉在蜜月新婚的欢乐之际，从江西传来了令人 震惊的消息，贺子珍病重，不吃不喝，已拒绝进食多日了。
这是贺子珍身边的工作人员想尽了办法，也无法劝说贺子 珍看病吃药、喝水吃饭后，只得给李敏写信，向她报告她母亲 的情况。
贺子珍从庐山回到南昌以后，开始几天，仍然处在兴奋， 激动的状态中。她的神智十分清醒，对这次会见的回忆，占据 了她的身心。她的眼前不断地出现她与毛泽东会见的情形， 一 幕又一幕，象过电影一样，消楚地再现每一个细节。她陶醉在 回忆的欢乐中。
她对自己在毛泽东面前的表现，也不满意，为什么不停地 哭呢，为什么不抓紧时间多说说话呢?
这也难怪她，事情来得 太突然，她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当她突然发现毛泽东就站在 她的面前时，她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还是在做梦。
这是几十年 来自己魂牵梦紫的人，以为永无再见之日的人， 一下子出现在 眼前，她那已经变得相当脆弱的神经，怎么能承受得起这么巨 大的变化，这么巨大的欢乐呢?
她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除了 哭泣，除了用哭泣来倾泄她内心几十年积聚下来的痛苦与思念 以外，再也无法做别的什么了 。悲极而恸，喜极而恸、都是人 之常情，此时的贺子珍，她的恸哭，也说不清是悲还是喜，抑 或是两者都兼而有之了。
她在会见毛泽东之后，已经想好了，同他再见面时， 一定 要仔仔细细看看他，看看分别二十年后，他变老了多少。同相 片里的他，是否一模一样。她还计划好，要同毛泽东谈谈她想工作的要求，毛泽东不是问过她有什么困难和要求吗?当时自 己一个劲地哭，有什么要求都想不起来了。
她忽然回想起，同毛泽东分手时，毛泽东说过的话： " 时 间不早了，我们明天再见面，再谈谈，”
为什么第二次见面却 没有实现，就把自己送下山了呢?
是谁捣的鬼，阻挠他们的第 二次会见呢?
为什么匆匆忙忙地把她送下山呢?
这些问号一经在她脑海中产生，竟象着了魔似地，死死地 缠着她，再也甩不开，抹不去。她绞尽脑汁左思右想，作梗的 会是什么人。她想到可能是江青和江青的心腹做的手脚。
她回想起她下山时的情形是这样的：第二天早上，她正在 屋里等待着与毛泽东的第二次会见，忽然进来了一个不认识的 工作人员，说： “毛主席有事已经下山，请你也马上下山。”
而且不由分说，半请半强迫地把她送下山去。
她认为当时的事实就是这样的。
直至几十年后，毛泽东已 经仙逝，江青已得到她应有的下场，她谈起这段往事，仍然认 为是江青做的手脚，她怀疑是陈伯达报的信，江青突然决定上 庐山，这才出现了匆匆把她送下山去的决定。
她怀疑的根据是，在批林(彪)批陈(伯达)时，毛泽东 讲了一段话：1959年你在庐山时，没有任务，你为何下山去 了?你下山干什么去了?
贺子珍听传达时，联想到山下有个通 讯连，陈伯达是否跑下山去，将毛泽东与她的会见，向江青报 告了
然而水静介绍她送贺子珍下山时的情况却不是这样的。
她 说的经过是：
第二天傍晚，她按照毛泽东头天晚上的指示，把 贺子珍送下山去。她并没有对贺子珍说明到哪里去，只是扶她 上了车，汽车就开动了。可能贺子珍会以为是再次去见毛泽东，实际上汽车是沿着下山的路迂迥， 一直开到南昌。与贺子珍只见一面，本来就是毛泽东所作的安排。
不管贺子珍的猜测是否正确，但有一个事实却是真的，这 就是江青的确很快就飞上了庐山。她从北戴河打来长途，说她 要到庐山来，而且与贺子珍的走只差前后脚。
江青到达庐山后，以毛泽东夫人的身份，到处招摇，大摆 架子。她在众位老同志的面前，摆出一副对毛泽东极为关心、 极为亲密的样子，但是，当她与毛泽东独处时，吵闹之声却 时时传到屋外。
有人怀疑江青的放肆是由于发现了毛贺相会 的秘密。
其实，喜怒无常是她的一贯表现。她从来就是心血来 潮，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人。
她从北戴河突然想去庐山，恐怕 也是平时我行我素惯了的一个表现，不一定是了解到什么秘 密。如果在庐山，她果真发现了什么蛛丝马迹，按照她的性 格，她不大闹庐山，羞辱毛泽东，而且逐个清查参与这次安排 的人，她是绝不会罢休的。但是，她并没有这样做，可以说， 毛贺会见的保密工作，是做得天衣无缝、滴水不漏的。
因此，贺子珍由于没有再次见到毛泽东，胡思乱想，多方 猜疑，是没有根据的。可是，她已经不能自拔了，无法控制住 自己的思想了。有人从中作梗破坏她与毛泽东的第二次会面的 想法，占据了她全部的思维，无论她喃喃自语还是在心中思 量，反反复复就是那句话： “为什么要让我下山，主席说好同 我再见面的 …… ”
她神智昏迷，表情呆滞，头不梳，脸不洗，饭不吃，水不 喝，觉不睡，就象一个只有一 口气的木头人。
她听不进身边的工作人员的劝说，更拒绝看医生服药。几 天下来，她己经虚弱得连站都站不起来了，摇摇幌幌，步子都 迈不开了。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她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到省委去问个清楚，是什么人违反主席的意思，强行把我送下山来。她 不知从哪里来的力量，竟霍然地站了起来，推开身边的工作人 员，不要任何人搀扶，也不要人带路，竟独自向省委的所在地 走去。
她来到省委的大门口，对守卫在门口的警卫说，她要见 省委的书记杨尚奎、方志纯，还要见他们的夫人水静和朱旦 华。
守卫在省委大门的年轻战士，见到这个蓬头垢面，神情怆 惶的女人，都把她看作是疯子，自然不会给她通报。贺子珍在 门口逗留了一阵，被随后赶来的工作人员带回家去了。
以后，工作人员日夜不敢离开她，怕她再次跑到省委去。
但是，执意要找江西省委问个清楚的贺子珍，仍然找到了独自 遛出去的机会。
有一次，南昌下着倾盆大雨，贺子珍没带任何 挡雨的工具就到省委去，她从头到脚淋得湿透，头发上，衣服 上，裤子上都滴着雨水。她竟象浑然不觉地呆呆地站立在雨中。
贺子珍真的病了，而且比五十年代初那次生病，要严重得 多。在贺子珍身边工作的人，看到她病成这副模样，都忍不住 伤心落泪。
对于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庐山相会，当时是绝对保密的，鲜 为人知。
直到八十年代，乾坤扭转，“女皇”已成为阶下囚以 后，事惰的真相才逐步揭露出来。
很多人认为，这次会见，非 常具有戏剧性，激动人心，充满了罗曼谛克的情调。从这一个 多小时的相会来看，它可能是动人心弦的，但绝不是诗情画意 的，而是痛苦的悲鸣，流不尽的眼泪，诉不尽的愁肠。相爱的 人不能相爱，没有爱情的人却要生活在一起，这本身就是很残 酷的现实。更何况，对随后的贺子珍来说，带给她的是更大的 不幸呢。
1954年突然听到收音机里广播毛泽东的声音，她受到很大的刺激，大病了一场。那一场病，使她衰老了很多，不复再有 哈尔滨时期的勃勃英姿。经过四五年的调整，好容易恢复起来 的心理平衡，又被这一个多小时的会见所打碎了。
这次会见， 比光听到声音，更强烈地刺激她的神经，这种强烈的程度，已 经到了她的神经无法再承受的地步了。
在会见毛泽东以后，她 的情绪无论是亢奋还是处在抑部的状态，她只能想一件事，这 就是渴望再见毛泽东，她已经无法作出理智的判断，这种愿望 有没有实现的可能了。
她已经失去了常态，神魂颠倒，异于正 常人了。这种精神异常的症状，在1959年与毛泽东会晤大发作 一次之后，在她随后的岁月里，又反反复复地发作，几乎伴随 她一生。
这种病症，使她本来就很不幸的生活，加倍地不幸。
这个后果，是当时所有热心张罗、筹划这次会见，关心、爱护 她的战友们，还包括这次会见的总导演者毛泽东，都是始料不 及的。
如果人们能够预卜未来，知道这次会见对贺子珍凶多吉 少，相信就会打消这次会见的念头，以免这个不幸的人再遭动 难。然而，世界上没有未卜先知者，于是造成了这种局面，好 心的人竟然在她伤痕累累的心灵上，又狠狠地戳上一刀。
贺子珍的病症
很多人都曾经提出过这样的疑问：贺子珍是不是有精神病?她疯了吗?如果她真的疯了，是从何时开始的?有什么表 现 ?
贺子珍疯了的传言，从她回国以后，就一直跟随着她。在 解放以后，贺子珍虽然从未抛头露面，被封闭在一个很小的圈子 里，但是在大陆，很多人都知道她，关心她。而且一提起贺子 珍，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人首先想到的都是她的精神是否正常的问题。她在苏联曾经住过两年疯人院，回国后又两次精神失 常，这都是人们提出疑问的依据。这些都是事实。
然而还有一个事实是，在贺子珍回国以后，在哈尔滨、沈阳 和杭州，她都一如正常人那样工作过。她的工作虽然说不上出 色，但都尽职尽责。
她回国后与许多老战友重逢，她的言谈举 止并无怪异之处。包括在庐山与毛泽东会晤以前，毛泽东曾经 询向过曾志、汪东兴和水静：贺子珍的身体怎样，精神是否正 常，他得到的回答都是：身体还好，精神正常。
汪东兴说得更 具体：贺子珍还看电影、跳舞呢。
贺子珍也知道人们对她的议论，她曾经这样表白说： “有 人说我癫，把我当作精神病人。我自己明白，我一点都不癫， 脑子清楚得很。谁个是什么样子，我心里明明白白。”
对有的问题的看法，她的确目光锐利。她回国后，听到有 关江青的议论，曾经对她身边的外甥女儿，侄女儿说过：“我个人 的遭遇微不足道，我担心的是全党和全国人民流血牺牲打下的 天下，有一天要被她这样的人葬送了。”
这真是不幸而言中了。
在她与毛泽东会晤二十多年以后，她介绍这次会见的情形 时，谈到她曾提醒毛泽东，当心王明这样的人害你，说明她有 一定的警惕性。
但贺子珍除了两次精神失常以外，也的确在日常的表现中 有异于常人之处。
有一次，炊事员熬了一锅猪油，她硬说里面 有毒，逼着倒掉了。
汪东兴在江西担任副省长时，两次请贺子 珍到他的家吃饭，第一次她吃得很高兴，第二次她说什么也不 肯吃，说菜里有毒，弄得主人啼笑皆非。
应该说，贺子珍的精神是处在时而清醒，时而糊涂，时而 正常，时而不正常的状态。
一位有着丰富的精神病临床经验的精神病学专家，在纵观了贺子珍从去苏联以后的全部经历后表示，贺子珍是患有忧郁 型神经症。
她的病根可能是从在苏联她的儿子夭折，毛泽东另 娶后就开始了。当时的症状主要是精神压抑，情绪低沉。
当她 被当作精神病人送进精神病院以后，她的神经系统进一步受到 挫伤，她的精神更压抑，更低沉，而旦对周围的人产生了不信 任感。她是属于情感型的神经症，从此又加上了多疑症。
她的 病因是由于在情感方面受到过于强烈的剩激，心理承受不起而起病的。这种病人往往爱回忆过去，在往昔的温馨中讨生活。 但是，过多地沉浸在旧日感情的漩涡中，又会使她陷入神智失 常的状态中。
他还认为，这种病人的病症并不是随时显现的。当她的注 意力集中在外部世界，集中在个人感倩以外的事物时，她会一 如正常人那样去思维和工作。
因此，对这类病人最有效的治疗 办法，就是进行疏泄疗法和注意点转移疗法，让她把心中的郁 闷都倾泄出来，淡化个人的情感要求，把注意力集中在工作或 其他的方面上来。
这个分析可能是有道理的。
精神分析学家认为人的意识中 有一个情结。这是被压抑的欲望在无意识中的固结，是一种心 理的损伤，左右着人的思想与行为。
在贺子珍的意识中，也有 一个情结，这就是她对毛泽东斩不断的，割不开的爱情，以及对 自己一手造成的两相分离的状况的无限悔恨。这种绵绵相思之 情几十年来始终萦绕在她的心头，拂不去，吹不散。
当这个情 结处在潜藏的、抑制的状态，她的注意力为外界其他事物所吸 引，她可能一如常人那样正常地工作，与周围的人友好相处， 甚至表现出一定的观察力与思维能力。
一旦由于外界的或内部 的因素刺激了这个情结，使它占据了意识的主要部位，被情结 所左右，那么,她就会不同程度地表现出精神恍惚，行为癫狂的症状。
从这个角度看，毛泽东对贺子珍所发出的每一个关怀、体贴的信息，都刺激着贺子珍那无法推开的情结，使她在感情的 潭水中，又深陷一步。贺子珍每一次神经症的大发作，都是在 一次次小发作的积累中，由量变到质变而形成的。
在贺子珍与毛泽东庐山会晤之前，毛泽东的多次关注、馈 赠，已经在她的心中掀起了一个又一个波澜了。
在这之前，毛泽东曾经特地派他的大秘书叶子龙来到南 昌，给贺子珍送一千元钱，还有一些物品。毛泽东还曾经给贺子 珍送去一方淡黄色的丝质男用大手绢，这个手绢的边上有几条 蓝色的细线条。手绢是旧的，显然是毛泽东用过的。
贺子珍捧 着这方手帕，就象《红楼梦》里林黛玉接过宝玉送来的旧手帕 那样，情思滚滚，心荡神驰。她更加感念毛泽东对她的关注之 情，为自己未能与他白头偕老而悲伤。
这一方手绢搅得她有多 少天夜不安寝，食不知味，失魂落魄。
她忍不住提笔给毛泽东 写了第四封信，在信里她写了自己对他的怀念，以及对他的馈 赠的感谢之情。在这封信中，她再次提到王明，说：你一定要 注意王明这样的人对你的迫害。在她的观念中，王明成了一切 坏人的代名词。
毛泽东收到这封信后，给贺子珍写了第三封信。
他在信中 写道，我身边绝无王明之流那样的人，我已经把他们下放的下 放，送去学习的去学习，请你放心。信中还要求贺子珍好好保 重身体，兢兢业业，多看看社会主义。
贺子珍用情太深、太专，把爱情作为生命的支柱，这使她 尝尽了痛苦之果。在她为情而精神失常时，她连生活也难以自 理，十足的巅狂，其状况使人惨不忍睹。
有人设想过，假如她在新中国建立以后，也象她在哈尔滨、沈阳时期那样，用工作来填补感情的空虚，她的经神病症 是否不致于发展到那么严重的地步呢?
王美兰在建国后曾经在 上海见到过贺子珍，发现百无聊赖的她，打发时光的办法竟是 对着毛泽东的肖像，目不转晴地注视着。贺子珍自己承认，她 有时候对着毛泽东的肖像， 一坐就是半天、 一天。这怎么能不 使她的思想越走越窄，钻到死胡同里出不来呢。
然而，又是谁把她置于无所事事，只能在旧日的感情圈子 里讨生活呢?
贺子珍后半生的不幸遭遇，又该由谁来负责呢?
除了江青的妒意之外，人们思想上的传统观念，认为领袖人物 的婚姻必然是始终如一的，不应该有再娶之嫌，是否也起到了 一定的作用呢?
来源：策略rF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