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有的在国外实验室被同行嘲笑“异想天开”，有的放弃国外洋房汽车，揣着一沓手稿就回国建实验室，实验室的灯光下，比诺贝尔奖还重的，是压在他们肩上的“中国”二字。

都说科学无捷径，可这五位华人科学家偏不信邪。

有的在国外实验室被同行嘲笑“异想天开”，有的放弃国外洋房汽车，揣着一沓手稿就回国建实验室，实验室的灯光下，比诺贝尔奖还重的，是压在他们肩上的“中国”二字。

当主流学界说“不可能”，当祖国需要“从零开始”，他们偏要在试管和公式里写下“中国答案”，他们到底凭什么在科学的“无人区”里蹚出一条路？

答案就藏在那些通宵不灭的灯光里。

丁肇中那时候就碰上了“不可能”。

主流学界都说“重光子”实验是死胡同，斯坦福实验室的同行背地里叫他“疯子”，说他放着现成的粒子模型不做，偏要去撞未知的墙。

他带着团队在布鲁克海文实验室泡了三年，每天盯着闪烁计数器的脉冲信号，咖啡灌下去十几杯，眼睛熬得布满血丝。

丁肇中

1974年8月，仪器突然出现异常峰值，重复测试七次都是同样结果，丁肇中盯着数据曲线，手都在抖——这不是干扰，是新粒子！

J粒子的发现像颗炸弹，炸懵了整个物理学界，第二年瑞典皇家科学院的诺贝尔奖证书就寄到了他手上。

他在领奖台上说“实验是科学的基础”，这话不是说给别人听的，是当年那些质疑声教会他的——科学的禁区，从来都是用来闯的。

而姚期智走的是另一条路。

物理博士出身，后来半路转行搞计算机，在普林斯顿大学拿着终身教职，图灵奖都拿了，2004年突然递交辞呈，说要回清华。

他对围着他劝的学生说“能在中国培养人才、做出前沿突破，意义完全不一样”，回来后就在清华园里折腾，先是办“姚班”，后来又搞“智班”和量子信息班，上课不照本宣科，带着学生直接啃国际顶会论文，实验室里通宵达旦地编程调试，没几年就冒出一批能挑大梁的年轻人，在AI和量子计算圈子里崭露头角。

姚期智

他总跟人说“中国掌握核心技术才有底气”，自己带着团队从基础算法啃起，连实验室的服务器都是亲自盯着搭建起来的。

而在他之前，另一位科学家带着更沉重的使命踏上了归国路。

1950年秋，洛杉矶港口的邮轮鸣笛时，钱学森拎着皮箱站在码头，却被移民局探员拦了下来——美国海军次长金布尔在报告里写“他抵得上五个师，宁可枪毙也不能放他走”，这一拦就是五年。

别墅被监视，信件被拆阅，连出门买份报纸都有特工跟着，他在日记里写“归心似箭，奈何铁网难越”，却把火箭图纸藏进《工程控制论》书稿的夹页里，夜夜对着天花板默画导弹弹道。

1955年夏，他趁妻子蒋英带孩子逛商场，躲进卫生间用香烟纸写求救信，字挤得密密麻麻，托人辗转寄给比利时亲戚，再转呈周恩来总理。

信里说“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事业”，墨迹都透着颤抖。

1955年10月，邮轮驶入深圳湾，他站在甲板上望着海岸线，手里攥的不是荣誉证书，是偷偷带出的一沓火箭资料缩微胶卷。

钱学森

到北京那天，聂荣臻元帅亲自接机，问他要什么，他只说“给我一间空屋子，几张桌子，再加些懂数学的年轻人”。

那会儿中科院力学所刚筹建，办公室是旧庙里腾出来的，窗户糊着报纸，冬天风直往里灌，计算工具只有算盘和计算尺——苏联专家撤走时带走了所有图纸，连一份导弹设计草图都没留下。

他带着二十多个刚毕业的大学生，白天在黑板上演算弹道公式，晚上围着煤油灯用算盘噼啪演算数据，一个弹道参数要算三遍，算完的草稿纸堆得比人还高。

有次为验证一个弹头再入大气层的轨迹，团队连续算了七天七夜，算到最后有人趴在桌上睡着了，手里还攥着算珠。

他说“外国人能搞的，中国人不能搞？”这句话写在研究所墙上，成了所有人的钉子。

1960年11月5日，中国第一枚导弹“东风一号”腾空而起，他站在发射架旁，看着导弹拖着尾焰刺破云层，手紧紧攥成拳头。

八年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又过两年，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

周恩来总理在庆功会上握着他的手说“你是我国知识分子的典范”，他却摆手，指着身后的团队“是他们，是所有拿算盘算出大国重器的人”。

陈省身

而在国防盾牌之外，另一位大师正为中国数学架起通往世界的桥梁。

1980年深秋，南开园里的白蜡树落了满地叶子，陈省身提着皮箱站在数学系门口，手里攥着刚签的聘书——南开数学研究所首任所长。

这年他69岁，微分几何领域早有“陈省身示性类”“陈—高斯—博内公式”传世，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办公室窗明几净，薪水是国内的几十倍，可他在给国内友人的信里写“中国数学要上去，总得有人搭梯子”。

那会儿国内数学界刚从封闭中缓过神，青年学者连最新的微分几何论文都找不到，他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拍板：连续十年办“学术年活动”。

第一年选微分几何，他从美国背回几大箱复印资料，堆在研究所的旧教室里，学生们蹲在地上翻，他就坐在旁边的木椅上，手里转着粉笔头答疑。

第二年请法国数学家塞尔来华，飞机刚落地，他就拉着人直奔教室，黑板上写满公式，讲到傍晚连饭都忘了吃。

晚年他住在南开专家楼，每天拄着拐杖去研究所，楼里的年轻教师都知道，陈先生办公室的灯总亮到深夜，桌上摊着学生的论文，眉批写得密密麻麻。

新数学大楼动工那年，他89岁，每周都让秘书推着轮椅去工地，指着图纸跟施工队说“教室要大，黑板要宽，学生得坐得下”。

楼封顶那天，他让人把自己抬到楼顶，风把头发吹得乱蓬蓬，他望着远处的教学楼笑，说“这下，梯子算搭稳了”。

杨振宁

杨振宁在西南联大读物理系那会儿，梅贻琦校长在防空洞里给他们上课，黑板上写满公式，警报响了就抱着书往山沟里跑。

后来他去美国，和米尔斯搞出规范场论，黑板上的公式成了粒子物理的基石，有人说他是爱因斯坦后最全能的物理学家。

1980年他开始往国内跑，先是在南开大学设数学物理研究所，后来又弄了亿利达青少年发明奖、求是科技基金会，自己掏腰包不算，还拉着香港企业家捐钱，资助年轻人出国深造，请诺贝尔奖得主来华讲学，飞机票都是他亲自去谈折扣。

2003年他干脆搬回清华园，住进照澜院的老房子，八十八岁还站在讲台上给大一新生上普通物理，板书一笔一画写得工整，下课铃响了还在讲，学生搬着小马扎来旁听，过道都挤满了人。

他说自己最得意的不是拿了诺贝尔奖，是看着清华物理系的年轻人一篇篇论文发在顶级期刊上，办公室的灯光常常亮到深夜，桌上摆着学生的作业，红笔批注写得密密麻麻。

杨振宁

从杨振宁八十岁站在清华讲台的晨光里，到丁肇中发现J粒子的凌晨三点，实验室的灯总亮着；

从钱学森带着算盘回国的邮轮甲板，到姚期智在AI实验室写下第一行代码，键盘敲得噼啪响；

陈省身从美国背回的资料箱还放在南开研究所角落，里面的论文复印件边角都磨白了。

他们没说过什么豪言，丁肇中盯着仪器数据不眨眼，钱学森攥着算珠算到指节发白，姚期智给学生改论文改到深夜，陈省身蹲在教室地上陪年轻人翻资料。

科学哪有捷径？不过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来跟公式、数据、代码死磕。

可他们心里都有个准星——祖国的需要，就是方向。

实验室里的公式会过时，黑板上的字迹会擦掉，但那颗跟祖国同频的赤心，早成了中国科技征途上的灯，照着后来人往前闯。

来源：心中有信仰一点号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