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本是国民党刽子手，却拼死放走19名共产党，建国后如何处置他？

摘要：一半是魔鬼。他曾是国民党白公馆的看守班长，一个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那个令举国痛惜的八岁孩童“小萝卜头”，最后窒息的痛苦与挣扎，就发生在他的掌下，那双惊恐而纯真的眼睛，化作了他此后半生每一个午夜梦回时都无法摆脱的梦魇。

一半是魔鬼。他曾是国民党白公馆的看守班长，一个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那个令举国痛惜的八岁孩童“小萝卜头”，最后窒息的痛苦与挣扎，就发生在他的掌下，那双惊恐而纯真的眼睛，化作了他此后半生每一个午夜梦回时都无法摆脱的梦魇。

另一半，却是“救世主”。在重庆解放前夜最深沉的黑暗里，也正是他，用一把冰冷的钥匙和一个孤注一掷的谎言，为十九名戴着镣铐的共产党员打开了通往黎明的生门，用一场惊天豪赌，彻底改写了十九个家庭的命运。

这个在善恶边缘游走的人，名叫杨钦典。1918年，他出生于河南郾城的贫苦农家，1940年被胡宗南部收编，因体格健壮被选入中央警卫团，成为蒋介石、宋子文等国民党政要的贴身警卫。1944年，戴笠将他调往白公馆担任少尉排长，这座“活棺材”里关押的革命者，让他的人生轨迹开始扭曲。

1949年9月6日，杨钦典接到处决杨虎城将军的命令。松林坡戴公祠内，他亲眼目睹杨进兴用匕首刺向杨虎城父子，鲜血溅满墙壁。当轮到年仅8岁的“小萝卜头”宋振中时，杨进兴将刀塞给他：“你来！”他颤抖着掐住孩子的脖子，却因慌乱未能致命，最终杨进兴补上致命一刀。那一刻，小萝卜头蹬动的双腿和喉间的呜咽，成了他余生挥之不去的阴影。

两个月后的11月27日，国民党在撤离前对白公馆展开大屠杀。当大部分看守被调往渣滓洞支援时，杨钦典被留下看守最后19名革命者。河南老乡罗广斌抓住机会劝他：“杨排长，你要立功啊！”并承诺为他作证。深夜，杨钦典悄悄将钥匙塞进罗广斌手中，约定以楼板上的三声跺脚为信号。当解放军的炮声在歌乐山外轰鸣时，19条生命顺着后山的藤蔓逃出生天。

重庆解放次日，杨钦典在罗广斌陪同下到公安局自首。他如实供述参与杀害杨虎城、小萝卜头的罪行，也讲述了放人的经过。政府经调查后认定，他虽有罪责，但关键时刻的义举功不可没，最终决定不予追究。1950年，他带着政府发放的路费回到河南老家，隐姓埋名当起了农民。

然而命运并未就此放过他。1966年，一场风暴将他卷入漩涡。造反派逼他承认“放走的19人是国民党特务”，他却始终咬紧牙关：“人是我放的，他们都是好汉！”最终被判20年有期徒刑，投入监狱。在狱中，他拒绝诬陷恩人，哪怕被折磨得遍体鳞伤，仍坚持每天用草棍在地上写“悔”字。

1982年，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审理此案。罗广斌等19人联名作证，证明他当年的义举。法院最终撤销原判，当庭释放。出狱后的杨钦典已满头白发，妻子因思念成疾早已离世，大儿子也因他的身份错失工作机会。面对生活的重创，他只是默默扛起锄头，在田间耕作时总爱哼几句《国际歌》——那是他在白公馆听陈然唱过的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