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商王朝之前，中原地区是否存在一个被称为“夏”的广域王权国家，是中国早期历史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传世文献如《史记》、《尚书》对夏朝有着系统的记载，然而，现代历史学研究要求“二重证据法”，即文献与考古发现的相互印证。关于夏朝的探讨，正围绕着考古学上缺乏其“自证”
在商王朝之前，中原地区是否存在一个被称为“夏”的广域王权国家，是中国早期历史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传世文献如《史记》、《尚书》对夏朝有着系统的记载，然而，现代历史学研究要求“二重证据法”，即文献与考古发现的相互印证。关于夏朝的探讨，正围绕着考古学上缺乏其“自证”文字，但其他考古与文字证据又强烈指向其存在的复杂局面展开。
在郑州商城遗址出土的早商时期骨质刻辞与小双桥遗址的朱书陶文证明，早商时期已经步入成熟文字时代。这些文字与殷墟甲骨文一脉相承，显示商代文字系统在其早期阶段已相当完备。然而，在年代早于商代的二里头遗址中，虽然发现了一定数量的刻画于陶器上的符号，却始终未见成体系的、用于历史的文字材料。
这一“沉默”是考古学上定义夏朝的关键难题。二里头遗址出土的某些陶文与殷墟的同类文字存在形态上的承袭关系，表明二里头文化时期可能已存在早期文字。从文字发展的逻辑看，商代甲骨文所呈现的高度成熟性，其前身必然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很可能就跨越了文献记载中的夏代。从文字载体角度看，夏文化文字发现较少可能与竹简、木牍等易于腐朽的书写材料有关，它们难以在数千年后保存下来。
二里头遗址坐落于河南偃师，其考古发现呈现了早期国家形态的完整面貌。遗址总面积约300万平方米，是东亚地区同时期规模最大的聚落中心，估算人口曾超过两万，已具备早期都城的一切特征。
城市布局与建筑：二里头都邑经过严谨规划，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宫城（围垣）遗迹及纵横交错的“井”字形城市主干道网络。宫城内的多座大型宫殿基址，如一号、二号宫殿，呈现出明确的中轴线布局和“前朝后寝”的格局，开创了中国古代宫室制度的先河。
国家级手工业：二里头拥有官营的青铜器作坊，这不仅是中国最早的官营青铜铸造作坊之一，更关键的是，它开始生产青铜礼器群，如鼎、爵、斝等。礼器的出现，是王权和国家礼制形成的物质标志。此外，专门的绿松石器制造作坊体现了王室对高端奢侈品生产的垄断。在这里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长度超过70厘米，由2000余片细小绿松石片镶嵌而成，其工艺之精、体型之大，无疑是王权与神圣信仰的集中体现。
文化的辐射力：二里头文化的礼器（如玉璋、特磬、陶酒器等）和宫室制度向四面八方广泛传播，在广阔区域内发现了明显的二里头文化因素，表明其存在一个强大的“二里头文化圈”，具备了广域王权国家的特征。
碳十四测年数据显示，二里头遗址一至四期的年代约为公元前1750—前1520年，这与文献推算的夏代中晚期年代高度吻合。二里头文化所呈现的龙形象（多为蛇形龙）崇拜，也与文献中夏王族以龙（尤其是蛇形龙）为图腾的记载相吻合。然而，最大的缺憾在于：尽管二里头在时间、地点、文化发展程度上都与文献中的夏朝高度匹配，我们却无法指着任何一件二里头的器物说“这是夏朝的”，因为它没有留下“自证姓名”的文字。
殷墟出土的约15万片商代甲骨文中，内容包罗万象，提及众多方国与地名，却从未出现“夏”这个字作为国名或朝代名。这一“沉默”是支持“夏为周人所建构”论点的最有力反证。如果商朝人明确知道自己的前朝是“夏”，为何在如此重要的占卜记录中只字不提？
然而，甲骨文中却反复出现了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地名——“西邑”。相关卜辞记载包括：
“贞：于西邑？”（意为：向“西邑”举行祭祀吗？）
“西邑害”（意为：“西邑”会带来灾祸吗？）
“侑于西邑？”（“侑”是一种祭祀，意为：对“西邑”举行侑祭吗？）
“贞：燎于西邑”（“燎”是焚柴祭天的祭名，意为：用燎祭祭祀“西邑”）
这些卜辞表明，“西邑”在商人心目中并非一个普通的地理概念，而是一个具有神性、能够作祟为害、也需要被隆重祭祀的存在。商王，特别是在武丁时期，不时要祭祀“西邑”，显示出对这一神灵的敬畏。有学者指出，“西邑”应指夏王朝的历代王室亡灵。商人灭夏后，在宗教观念上将前朝的强大亡灵视为需要安抚的神祇，这反映了其对夏复杂的历史记忆——既已征服，又心存敬畏。
清华大学收藏的战国中晚期竹简（简称“清华简”），为解决“西邑”与“夏”的关系提供了决定性的证据。经碳十四测定，清华简的年代为公元前300年前后，其内容包含大量失传已久的先秦典籍。
其中，《尹至》和《尹诰》两篇文献记载了商汤贤臣伊尹与夏、商更替相关的史事。最关键的是《尹诰》篇中的一句话：“惟尹既及汤咸有一德。尹念天之败西邑夏。”
这句话的意思是：伊尹和商汤都有纯一之德，伊尹想到上天将要灭亡“西邑夏”。在这里，“西邑夏”作为一个复合词直接出现，瞬间架起了连接甲骨文中神秘的“西邑”与传世文献中“夏”的桥梁。它确凿地证明，在战国时人的历史认知中，商人所说的“西邑”，就是那个被商汤推翻的“夏”。
此外，《礼记·缁衣》引用的《尹吉》（即《尹诰》）佚文也有：“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相亦惟终。”东汉经学家郑玄对此注释道：“夏邑在亳西。”这从传世文献的角度印证了“西邑夏”得名于其位于商都亳的西边。清华简与传世文献的完美互证，使“西邑”即“夏”的前身称谓成为定论。
“夏朝”作为一个朝代名称，最早系统出现于周代的文献中。《尚书》的《周书》部分多次提及“夏”，例如《康诰》中周公告诫康叔：“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用肇造我区夏。”《召诰》中则总结历史教训：“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周人将夏、商并列为前代王朝，构建起清晰的历史更替序列：夏-商-周。
这种历史叙述背后，是周人深刻的政治动机。周本为西方小邦，其“翦商”行为在当时是以下犯上的“革命”。为了论证其取代商朝的合法性，周人创造性地提出了“天命”理论，其核心是“天命靡常，惟德是辅”。他们需要构建一个历史范式：有德者（夏）受天命 → 失德者（夏桀）被有德者（商汤）取代 → 失德者（商纣）被有德者（周武王）取代。
通过将商朝之前那个被商汤“革命”的政权命名为“夏”，并自称为“夏”的继承者和效仿者（“我区夏”），周人将自己置于一个宏大的、合法的历史更替链条之中。周人可能与夏人存在文化亲缘或地缘同盟关系，选择以夏的继承者自居，从而为自己的政权披上了“奉天承运”、延续正统的外衣。
将上述所有线索串联起来，可以勾勒出这样一个历史图景：
在商王朝之前，中原地区确实存在一个强大的、早期的国家实体，其核心都城极有可能就是考古学上的二里头遗址。这个实体拥有广域的王权、发达的手工业和礼制系统，具备王朝的一切气象。
商人在其文献（甲骨文）中，称这个位于自己西方的、曾经的强大对手为“西邑”，并在其宗教体系中，将其先王亡灵视为需要祭祀和安抚的神祇。
周人崛起后，为了论证伐商的合法性，将商所取代的那个“西邑”政权，依据某种历史记忆或文化亲缘，正式命名为“夏”，并系统地写入了自己的官方历史文献，构建了夏-商-周三代相继的历史正统观。
战国时期的学者（如清华简的抄写者）继承了这一历史叙述，并明确记录了“西邑夏”这一名称，为后人连接甲骨文与传世文献提供了钥匙。
对夏朝的探寻，是一场跨越考古学、古文字学和历史文献学的综合论证。虽然考古学上尚未发现“夏”字的自证，但二里头遗址的王朝气象、甲骨文中对“西邑”的特殊祭祀、清华简对“西邑夏”的明确记载，以及周人为构建正统而对“夏”的历史叙述，共同形成了一条完整且坚实的证据链。
这条证据链指向一个结论：商代之前存在一个具有国家形态的政治实体，它便是周人所追溯并命名的“夏”。二里头文化很可能就是夏文化的考古学体现。这一认知过程本身，完美地展示了传世文献与地下材料如何相互印证、相互补充，共同逼近历史的真相。对夏朝的探索，不仅关乎一个朝代的名实之辩，更关乎我们对中国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深刻理解。
来源：播古纶巾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