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唐自宪宗即位（805年）至武宗初年（840年），是唐代历史上承前启后的关键阶段。这一时期，唐王朝既迎来了“元和中兴”的短暂振作——宪宗以武力平定跋扈藩镇，暂时实现了肃、代、德、顺四朝未有的统一局面；也经历了穆宗、敬宗时期的迅速逆转——君主耽于游乐，宦官权势日
中唐自宪宗即位（805年）至武宗初年（840年），是唐代历史上承前启后的关键阶段。这一时期，唐王朝既迎来了“元和中兴”的短暂振作——宪宗以武力平定跋扈藩镇，暂时实现了肃、代、德、顺四朝未有的统一局面；也经历了穆宗、敬宗时期的迅速逆转——君主耽于游乐，宦官权势日盛，河朔藩镇再度脱离中央控制；更深陷朋党之争的内耗与宦官专权的桎梏，最终以“甘露之变”的血腥失败，宣告了士大夫集团与宦官集团权力博弈的彻底失衡。这段历史不仅折射出中唐政治的复杂性与矛盾性，更埋下了晚唐衰败乃至王朝覆灭的伏笔。
一、宪宗元和政治：中兴之局的构建与隐忧
永贞元年（805年）八月，宪宗李纯即位，此时的唐王朝正处于“二王、八司马”改革失败、朝局动荡的节点。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病死，支度副使刘闢自称节度留后，嗾使西川将领上表朝廷，请求任命他为剑南西川节度使。唐王朝深知扬、益两州，是王朝的财政命脉所在，如果让扬、益等州也模仿河北三镇，任其跋扈不臣，唐王朝的统治实际上就会结束，遂拒绝刘闢之请，任命宰相袁滋为西川节度使，征召刘闢入朝为给事中。然刘闢不受征召，发兵守境，袁滋逗留不前被贬，宪宗因朝局还不稳定，无法对剑南用兵，只得于同年十二月任命刘闢为“西川节度副使，知节度事”，暂时妥协。右谏议大夫韦皋上疏直言：“今释闢不诛，则朝廷可以指臂而使者，惟两京耳。此外谁不为叛”（《资治通鉴》唐永贞元年），此语击中时局要害，宪宗深以为然，当即任命韦丹为东川节度使，为后续平叛埋下伏笔。
刘闢并不满足于“知西川节度”，进而“要求兼领三川（西川、东川、山南西道）”，遭宪宗拒绝后，于元和元年（806年）正月发兵攻东川，攻陷梓州，生获东川节度使李康，事态急剧扩大。当时朝臣多以“蜀险难取”反对用兵，独宰相杜黄裳、翰林学士李吉甫力主讨伐。杜黄裳指出：“德宗自经忧患，务为姑息，不生除节帅，有物故（死为物故）者，先遣中使（宦官）察军情所与则授之。中使或私受大将赂，归而誉之，即降麾钺，未尝有出朝廷之意者。陛下必欲振举纲纪，宜稍以法度裁制藩镇，则天下可得而理（治）也”（《资治通鉴》唐元和元年）。宪宗采纳其议，任命左神策行营节度使高崇文为统帅，山南西道节度使严砺配合讨闢。高崇文军经兴元、阆州，连下梓州、德阳、汉州，最终于九月攻取成都，活捉刘闢，解送长安，诛死。西川收复后，高崇文以西川乃宰相回翔之地请求调往边陲，宪宗遂任宰相武元衡为西川节度使，迁高崇文为邠宁节度使——此为宪宗平定藩镇的第一仗胜利，揭开了“元和中兴”的序幕。
西川之役后，宪宗继续推进削藩事业。浙西观察使李锜自德宗时“刻剥人民，专事‘进奉’”，顺宗时虽被解除盐铁转运使，却获任升级后的镇海节度使（镇润州）。李锜野心勃勃，见刘闢败亡后假意请求入朝，却屡迁行期，上表称疾，请至（元和二年）岁暮入朝，更怂恿部下亲兵在噪乱中杀留后王澹及其大将赵琦，威胁朝廷”。唐王朝深知“扬一益二”，扬州财赋关乎国本，浙西闹独立的危险程度比益州有过之无不及，遂于元和二年（807年）十月诏征李锜为尚书左仆射，以李元素代任镇海节度使。李锜不受征，宪宗削其官爵，命淮南节度使王锷为招讨处置使进讨。李锜派大将张子良袭宣州，子良知其必败，“回戈袭锜，捉锜械送长安，诛死”，浙西之乱遂平。
随后，宪宗又解决了山南东道节度使于頔的跋扈问题。于頔自德宗贞元十四年（798年）任节度使以来，“广募战士，器甲犀利，僩然专有汉南之地”，且“公然聚敛，恣意虐杀，专以凌上威下为务”（《旧唐书·于頔传》）。及刘闢、李锜被诛，于頔始生忌惮，为其子季友求“尚主”，宪宗将长女普宁公主嫁与季友，并“讽告于頔入朝”，于頔奉诏留居长安。元和三年（808年），宪宗任命裴均为山南东道节度使，掌控了襄阳这一战略要地，进一步巩固了中央权威。
元和九年（814年），淮西节度使吴少阳病死，其子吴元济“匿丧，以元济病闻于朝，自领军务”。淮西镇（蔡州）自李希烈以来长期半独立，向北推进能控制汴梁，向东北推进能扼制甬桥，切断漕运，战略地位至关重要。宰相李吉甫临终前向宪宗进言：“淮西非如河北，四无党援，国家常宿数十万兵以备之，劳费不可支也。失今不取，后难图矣”（《资治通鉴》唐元和九年），宪宗决意用兵。然淄青节度使李师道（镇郓州，历三代世袭）恐淮西败亡危及自身，遂采用恐怖手段干扰朝廷：先是遣数十人攻入河阴转运院，杀伤十余人，烧钱帛三十余万缗匹，谷三万余斛；继而于元和十年（815年）八月派刺客刺杀主战宰相武元衡，取元衡颅骨去，又刺伤御史中丞裴度（因裴度所戴扬州毡帽较厚得免）。长安人心惶惶，宪宗却未动摇，裴度伤愈后被任为宰相，上言：“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业已讨之，两河藩镇跋扈者，将视此为高下，不可中止”，宪宗遂“悉以用兵事委度”（《资治通鉴》唐元和十年）。
李师道的恐怖活动并未停止：元和十年八月，其驻洛阳留后院的数百士兵图谋“焚烧宫阙，杀掠居民”，事泄后逃入山中，为“山棚”（射猎为生的山民）与官军围捕；同年十月至十一年正月，又相继盗焚柏崖仓、襄州佛寺军储、唐高祖献陵寝殿，甚至盗断唐肃宗建陵的门戟四十七枝。唐政府尽徙京城积草于四郊以备火，仍坚持对淮西用兵。
官军十余万人围攻淮西四年无果，朝臣多言“师老财竭”，裴度却请求“自往督战”。元和十二年（817年），宪宗命裴度以宰相兼彰义节度使，充淮西宣慰处置使赴前线指挥。此前，宪宗已任李愬（李晟子）为唐随邓节度使，李愬善用降将（丁士良、吴秀琳、李祐等），并以李祐为“六院兵马使”（统领山南东道精锐）。十月十四日，李愬乘雪夜偷袭蔡州：“军出，不知所之，愬曰：‘但东行！’行六十里至张柴村，尽杀戍卒及烽子”；复引兵东行，诸将问所向，愬曰：“入蔡州取吴元济”，“时大风雪，旌旗裂，人马冻死者相望”；“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蔡州城下，近城有鹅鸭池，愬令击之以混军声”。因“自吴少诚拒命（贞元二年），官军不至蔡州城下三十余年，故蔡人不为备”，十五日四鼓，李祐等先登城，“守门卒方熟寐，尽杀之，而留击柝者，使击柝如故”，遂克外城、里城。鸡鸣雪止，李愬入居元济外宅，元济初以为“俘囚为盗”，及城陷始惧，登牙城拒战，十六日“晡时，门坏”，元济穷蹙请降。十七日，“以槛车送元济诣京师”（《资治通鉴》唐元和十二年），十一月，吴元济斩于独柳之下，淮西平定。
淮西之胜为宪宗削藩注入关键动力。元和十三年（818年）七月，宪宗下诏罪状李师道，遣诸镇围攻郓州。淄青大将刘悟知师道必败，“回军取郓州治所须昌，杀李师道，以淄青十二州归附朝廷”。此前，成德节度使王承宗曾响应吴元济、李师道反唐，宪宗初以吐突承璀统兵十余万讨伐，“历二年无功，千里馈运，牛驴死者什四五”，后采纳李逢吉建议“并力先取淮西，俟淮西平，乘其胜势回取恒冀”，罢河北行营，王承宗亦上表请罪，成德和平解决。李师道败亡后，王承宗“事唐愈谨”，魏博田弘正效忠朝廷，宣武韩弘入朝献马三千匹、绢五万余匹及金银器，且请留京师，由朝廷简任张弘靖接任——方镇的俯首听命，反映唐王朝统治权力的加强。
宪宗在财政与民生领域亦有振作：即位初，度支奏裴延龄所置“别库”（减正库之物别贮），宪宗接受合理建议，把别库并归正库，并派潘孟阳“宣慰江淮，行视租赋、榷税利害，因察官吏否臧，百姓疾苦”（《资治通鉴》唐永贞元年）；任李巽为度支、盐铁转运使，“自刘晏之后，居财赋之职者莫能继之，巽掌使一年，征课所入类晏之多，明年过之，又一年加一百八十万缗”（《资治通鉴》唐元和元年）。元和四年（809年）南方旱饥，宪宗“遣使江淮荆襄诸道宣慰赈恤”，并采纳李绛、白居易建议蠲免租税，出宫人，绝进奉，禁福建等地区掠卖良人为奴婢；元和六年（811年）“岁大熟，谷价低落，米一斗只值钱二文”，民生暂得改善。
然宪宗统治后期渐生弊端：其一，嗜财好敛，如淮南节度使王锷死后，其子王稷“改父遗表，匿所献家财”，宪宗遣中使“东都检括锷家财”，后经裴度规谏方止；其二，宠信奸佞，户部侍郎皇甫镈“数进羡余以供其费，由是有宠”，虽臣下极谏其“钱谷吏不可进用”，宪宗仍任其为相，镈“以高价买内库朽败缯帛给边军，边军聚而焚之”，宪宗却信其狡辩；其三，民户逃亡问题加剧，库部员外郎李渤上书言：“臣过渭南，闻长源乡旧四百户，今才百余户、闅乡县旧三千户，今才千户，其他州县大率相似。迹其所以然，皆由以逃户税摊于比邻，致驱迫俱逃”（《资治通鉴》唐元和十四年），两税法实施近四十年（780-819年），逃户问题仍未解决。
元和十五年（820年）正月，宪宗因“信方士柳泌，多服金石药，躁怒异常，左右宦官往往获罪，有死者，人人自危”（《资治通鉴》唐宪宗元和十五年），暴卒于宫中，年四十三。史载宪宗实被宦官内常侍陈弘志杀死，郭皇后与太子恒（穆宗）亦参与其事——“元和中兴”的缔造者以暧昧方式落幕，为后续宦官专权与政治动荡埋下隐患。
二、穆宗、敬宗统治：中兴基业的崩颓与河朔再失
宪宗暴卒后，太子恒即位，是为穆宗。宦官集团为掩盖真相，“杖杀方士柳泌及僧大通，其余方士并流岭表”；左神策护军中尉吐突承璀因欲拥立宪宗第二子澧王恽为太子，被宦官王守澄等杀死，澧王恽亦遇害，“秘不发丧”许久才公布其死讯。裴廷裕《东观奏记》称：“宪宗皇帝晏驾之夕，上（宣宗）虽幼，颇记其事，追恨光陵（穆宗葬光陵）商臣（楚穆王杀父）之酷”，可见穆宗对宪宗之死难辞其咎。
穆宗性好奢侈游乐，即位后“游畋声色，赏赐无度”。长庆二年（822年）十一月，穆宗与宦官击球时，因宦官坠马受惊得风病（中风），“足不能履地”，宦官内枢密使王守澄“专制国事，势倾中外”。长庆四年（824年）正月，穆宗病死，年三十，太子湛即位，是为敬宗。敬宗时年十六，嗣位仅月余便“在中和殿击球”，此后“数游宴、击球、奏乐，赏赐宦官、乐人，不可悉纪”；其视朝“日绝高尚未坐，百官班于紫宸门外，老病者几至僵踣”（《资治通鉴》唐长庆四年）；又“游戏无度，狎昵群小，善击球，好手搏，禁军及诸道争献力士”，且“性复褊急，力士或恃恩不逊，辄配流、籍没；宦官小过，动遭捶挞”（《资治通鉴》唐宝历二年）。宝历二年（826年）十二月初八日，敬宗夜猎还宫，与宦官、击球军将饮酒，入室更衣时殿上烛光熄灭，被击球军将苏佐明等杀死，年十八。宦官刘克明等矫旨立绛王悟（宪宗子）权勾当军国事，后因欲易置当权宦官，遭枢密使王守澄、杨承和及中尉魏从简、梁守谦反击——王守澄等以卫兵迎江王涵（穆宗第三子）入宫，发兵捕杀苏佐明等，刘克明投井自杀，绛王死于乱兵之中，江王涵即位，更名昂，是为文宗。
穆、敬二宗的昏庸统治，直接导致宪宗辛苦构建的削藩局面迅速逆转。元和十五年（820年），成德节度使王承宗病死，其弟承元上表请朝廷简任节帅，宰相不谙河朔习俗，贸然调魏博节度使田弘正移镇成德，引发成德兵变，田弘正全家被杀，衙将王庭凑被推为节度使。魏博自田弘正移镇后亦动荡不止，长庆二年（822年），中军先锋兵马使史宪诚被推为魏博节度使。幽州卢龙节度使刘总退职，朝廷调宣武节度使张弘靖为幽州节度使，幽州兵变，推朱克融为节度使；宝历元年（825年），幽州兵又杀朱克融，最终由都知兵马使李载义接任——“由是再失河朔，迄于唐亡，不能复取”（《资治通鉴》唐长庆二年）。
河朔之外，其他藩镇亦相继生乱：武宁节度副使王智兴逐节度使崔群，“掠埇桥盐铁院钱帛及诸道进奉在汴河中者”，威胁贯通南北的漕运动脉；泽潞节度使刘悟（原淄青降将）见唐朝纪纲不振，渐生异心，宝历元年（825年）刘悟病死，其子刘从谏继任昭义节度使，实现父子世袭，成为又一割据势力。
唯有宣武镇（汴州）的乱局得以控制：穆宗长庆二年（822年），宣武兵变杀节度使李愿妻弟窦瑗，李愿出逃，乱兵推都押牙李㝏为留后。朝臣多主张“如河北故事，授李㝏节”，宰相李逢吉反对：“河北之事，盖非获已。今若并汴州弃之，则是江淮以南皆非国家有也”（《资治通鉴》唐长庆二年）——汴州为漕运枢纽，若失则唐王朝财赋断绝。宪宗遂任韩弘（原宣武节度使，任内二十余年）弟韩充为宣武节度使，宣武军将杀李㝏迎充，局面方定。
财政上，宪宗对淮西、淄青用兵已致“国用已虚”，穆宗即位后“赏赐左右及宿卫诸军无节，及幽、镇用兵久无功，府藏空竭，势不能支”（《资治通鉴》唐穆宗长庆元年），只得承认朱克融、史宪诚、王庭凑等藩镇的既成事实，进一步削弱了中央权威。穆、敬两朝的统治，使“元和中兴”的成果损失殆尽，唐王朝重新陷入藩镇割据与宦官专权的双重困境。
三、元和至太和朋党之争：朝堂内部的派系倾轧与政治内耗
中唐政治的另一大顽疾，是始于宪宗、盛于穆宗、延续至文宗的“牛李党争”。两党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牛党”与李德裕（李吉甫子）为首的“李党”为核心，“各分朋党，互相倾轧，垂四十年”（《资治通鉴》唐长庆元年），其斗争不仅涉及个人恩怨，更与藩镇政策、宦官关系、选官制度等深层问题交织，严重消耗了朝廷的政治活力。
党争的直接导火索是宪宗元和三年（808年）的制科考试。当时，伊阙尉牛僧孺、陆浑尉皇甫湜、前进士李宗闵在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策试中，指陈当时政治的缺失，并指斥宰相李吉甫。李吉甫泣诉于宪宗，考官及参与制科的官员多被贬官，翰林学士白居易上疏抗议：“牛僧孺等直言时事，恩奖登科，而更遭斥逐；杨于陵等以考策敢收直言，皆直谴谪，上下杜口，众心汹汹”（《资治通鉴》唐宪宗元和三年）。不久，李吉甫出为淮南节度使，牛僧孺、李宗闵亦长期不得升迁，两派嫌隙由此生根。
元和六年（811年）正月，李吉甫自淮南入朝再任宰相，同年十一月，户部侍郎李绛亦拜相。史称“李吉甫为相，多修旧怨，上颇知之，故擢绛为相。吉甫善逢迎上意，而绛鲠直，数争论于上前”，“由是二人有隙”（《资治通鉴》唐元和六年）。二李之争虽属政策分歧（如对藩镇的强硬与温和态度），但已显露派系斗争的雏形。元和九年（814年），李绛罢相，十月李吉甫病死，党争暂时平息。
穆宗即位后，党争重新激化，核心事件是长庆元年（821年）的“贡举案”。当时，右补阙杨汝士与礼部侍郎钱徽掌贡举，及第者多为公卿子弟（郑覃弟郑朗、裴度子裴譔、李宗闵女婿苏巢、杨汝士弟杨殷士），而西川节度使段文昌、翰林学士李绅所嘱托之人皆落第。段文昌向穆宗进言：“今岁礼部殊不公，所取进士皆子弟无艺（无文艺才能）”，穆宗“以问诸翰林学士，德裕、稹、绅皆曰：‘诚如文昌言’”（《资治通鉴》唐长庆元年）。李德裕因父李吉甫曾遭李宗闵讥刺，对其怀恨在心，此次借贡举案打击李宗闵，穆宗遂命中书舍人王起复试，黜裴譔、郑朗等十人，贬钱徽为江州刺史、李宗闵为剑州刺史、杨汝士为开江县令——牛李之怨愈深。
与此同时，诗人元稹（明经出身，后应制举及第）的仕途沉浮也卷入党争。元稹因曾遭宦官殴打却被贬（元和五年），十年不得志，穆宗即位后因宦官崔潭峻献其歌诗（如《连昌宫辞》）而获赏识，累迁翰林学士。但正途（进士）出身的官僚都排挤他，如中书舍人武儒衡曾在同僚食瓜时“以扇挥青蝇曰：‘适从何来，遽集于此！’”（《资治通鉴》唐宪宗元和十五年），暗讽元稹靠宦官上位。元稹与李德裕、李绅同为翰林学士，一度形成同盟，但后来与裴度产生矛盾——裴度时任镇州四面行营都招讨使，“三次上表，极言元稹朋比奸蠹之状”，穆宗不得已改任元稹为工部侍郎。长庆二年（822年），元稹与裴度同时拜相，旋即因谣言谋刺裴度案（三司按问无实据）同时罢相，元稹出为同州刺史，后迁浙东观察使，太和五年（831年）病卒。元稹在《自叙》中称：“巧者谋欲俱废之，乃以予所无构于裴，裴奏至，验之皆失实……卒用予与裴俱为宰相。复有购狂民告予借客刺裴者，鞫之复无状，而裴与予以故俱罢免”（《旧唐书·元稹传》），可见党争中挑拨离间之烈。
元稹、裴度罢相后，兵部尚书李逢吉拜相。李逢吉虽属牛党阵营，但其相业亦有可称：汴州兵变时反对授予李㝏节钺，推荐韩充稳定局面；穆宗病危时“请速立太子”；敬宗即位后，因“频年旱歉，御府空虚，边兵尚未给衣”，下诏“神策军士人赐绢五匹、钱十千，畿内诸镇又减五千，仍出内库绫二百万匹付度支，充边军春衣”（《资治通鉴》唐长庆四年），较穆宗初年的滥赏更为节制。但李逢吉亦善弄权，曾诬陷翰林学士李绅欲立深王悰为太子，致绅被贬端州司马。
长庆三年（823年），李逢吉引荐户部侍郎牛僧孺为相。穆宗曾见原宣武节度使韩弘家账簿，有“朱句细字曰：‘某年月日，送户部牛侍郎钱千万，不纳’”，故“特别看重牛僧孺”。当时李德裕（时任浙西观察使，八年未迁）与牛僧孺均有拜相声望，李逢吉引牛抑李，“由是牛李之怨愈深”（《资治通鉴》唐长庆三年）。敬宗宝历元年（825年），牛僧孺见敬宗“荒嬉无度，嬖幸用事”，自请外调，出为武昌节度使，暂时退出中枢。
文宗太和三年（829年），浙西观察使李德裕入朝为兵部尚书，裴度荐其为相，然吏部侍郎李宗闵因宦官支持先拜相，李德裕被出为义成节度使；太和四年（830年）正月，李宗闵再引武昌节度使牛僧孺为相，九月，李德裕调任西川节度使。西川自太和三年（829年）南诏攻陷成都后“一方残弊”，李德裕至蜀后“作筹边楼，图蜀地形”，“练士卒，葺堡鄣，积粮储以备边，蜀人粗安”，又“遣使诣南诏索所掠百姓，得四千人而还”（《资治通鉴》唐太和四年）。太和五年（831年），吐蕃维州守将悉怛谋请降，李德裕遣将入据维州并奏报朝廷，文宗召百官集议，牛僧孺反对：“吐蕃之境，四面各万里，失一维州，未能损其势。比来修好，约罢戍兵……守信为上。彼若来责曰：‘何事失信？’养马蔚茹川，上平凉阪，万骑缀回中，怒气直辞，不三日至咸阳桥。此时西南数千里外，得百维州，何所用之”（《资治通鉴》唐太和五年）。文宗采纳牛僧孺之议，命李德裕放弃维州——此即“维州之争”，成为牛李党争的标志性事件，两派矛盾进一步激化。
太和六年（832年）十一月，文宗因西川监军王践言（支持李德裕）入为内枢密使，认为放弃维州是失策，责怪牛僧孺，牛僧孺“内不自安”，自请外调为淮南节度使。太和七年（833年）二月，李德裕拜相，随即贬逐牛党成员：左散骑常侍张仲方为太子宾客，给事中杨虞卿（牛党核心）为常州刺史，中书舍人张元夫为汝州刺史，萧澣为郑州刺史；六月，李宗闵被出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太和八年（834年）十月，李宗闵复被召为相，李德裕因反对进用郑注、李训（文宗亲信），出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后改镇海节度使；太和九年（835年），郑注等诬陷李德裕，将其贬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再贬袁州长史；李宗闵亦遭郑注排挤，初贬明州刺史，再贬处州长史，三贬潮州司户参军——“所恶朝士，皆指目为二李（李德裕、李宗闵）之党，贬逐无虚日，班列殆空”（《资治通鉴》唐太和九年）。
文宗曾叹息：“去河北贼（藩镇）易，去朝廷朋党难”（《资治通鉴》唐太和八年），此语道破党争的顽固性。牛李党争的本质，是不同官僚集团围绕权力分配与政策走向的斗争：李党多出身士族（如李德裕为赵郡李氏），主张对藩镇强硬、重视边功、整顿吏治；牛党多出身科举（如牛僧孺、李宗闵为进士），对藩镇态度相对温和，更注重维护科举出身官员的利益。但两党在斗争中均不乏依附宦官、不择手段的行为，最终不仅未能解决中唐的核心矛盾，反而加剧了政治内耗，为宦官专权提供了可乘之机。
四、刘蕡对策：中唐士大夫对宦官专权的激烈抗争
中唐政治的最大毒瘤，是自玄宗以来日益膨胀的宦官势力。德宗贞元十二年（796年），以宦官窦文场、霍仙鸣为左右神策护军中尉，十万至十五万之众的神策军，都掌握在宦官的手里，史称“窦、霍之权，振于天下，藩镇节将，多出禁军，台省清要，时出其门”（《旧唐书·宦者窦文场、霍仙鸣传》）。宪宗被宦官所杀，穆宗、敬宗由宦官拥立，敬宗被宦官参与谋害，文宗即位亦赖宦官之力——“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横，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权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资治通鉴》唐文宗太和二年）。在这一背景下，太和二年（828年）的“刘蕡对策”，成为中唐士大夫公开抨击宦官专权的标志性事件。
刘蕡，昌平（今北京昌平西南）人，敬宗宝历二年（826年）进士及第，太和二年应“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当时，应制举的举子多毛举不关朝廷利害的事例，或主张恢复租庸调制、府兵制等不切实际的方案，唯有刘蕡在对策中直指宦官专权的核心弊端，言辞激烈，振聋发聩。
刘蕡开篇即断言：“臣以为陛下宜先忧者，宫闱将变，社稷将危，天下将倾，海内将乱”，直指宦官对皇权的威胁；继而揭露宦官“总天下大政”的事实：“奈何以亵近五六人总天下大政！外专陛下之命，内窃陛下之权，威慑朝廷，势倾海内”，警告“祸稔萧墙，奸生帷幄，臣恐曹节、侯览（东汉末宦官）复生于今日”；更直言宦官对皇位传承的操控：“今忠贤无腹心之寄，阍寺持废立之权，陷先君不得正其终、致陛下不得正其始（指宦官杀敬宗而立文宗）”。
针对藩镇跋扈与宦官专权的关联，刘蕡指出：“今威柄凌夷，藩臣跋扈，或有不达人臣之节，首乱者以安君为名；不究《春秋》之微，称兵者以逐恶为义。则政刑不由乎天子，攻伐必自于诸侯”，主张“塞阴邪之路，屏亵狎之臣，制侵陵迫胁之心，复门户扫除之役”，通过剥夺宦官权力来重塑中央权威。
对于宦官掌控军权的弊端，刘蕡批判道：“今又分外官、中官之员，立南司、北司之局”，“法出多门，人无所措”；“夏官（兵部尚书）不知兵籍，止于奉朝请；六军不主兵事，止于养勋阶。军容合中官之政，戒律附内臣之职（观军容使及诸监军使）。首一戴武弁，嫉文吏如仇雠，足一蹈军门，视农夫如草芥”，要求“持兵柄以归其将”，恢复武将对军队的指挥权。
在民生问题上，刘蕡痛陈宦官专权下的民不聊生：“百姓者，陛下之赤子也。今‘人之于上也，畏之如豺狼，恶之如仇敌。今海内困穷，处处流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国之权柄，专在左右（宦官），贪臣聚敛以固宠，奸吏因缘而弄法。冤痛之声，上达于九天，下流于九泉”，“君门万里而不得告诉”；“官乱人贫，盗贼并起，土崩之势，忧在旦夕”，主张“去贪臣聚敛之政，除奸吏因缘之害。惟忠贤是近，惟正直是用”。
最后，刘蕡表明自己“非不知言发而祸应，计行而身戮，盖所以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岂忍姑息时忌，窃陛下一命之宠哉”（《旧唐书·文苑·刘蕡传》），展现出士大夫“以道事君”的担当与勇气。
刘蕡的对策直击时弊，却因得罪宦官而遭打压。当时，刘蕡是杨嗣复的门生，宦官中尉仇士良质问杨嗣复：“奈何以国家科第放此风汉耶？”嗣复惧而答曰：“嗣复昔与蕡及第时，犹未风耳”（《太平广记》卷一八一引《玉泉子》）。考官因“怕得罪宦官，不敢录取”刘蕡，榜出后“物论嚣然称屈”，同科及第的李郃叹曰：“刘蕡下第，我辈登科，实厚颜矣！”文人读其对策，“至有相对垂泣者”（《旧唐书·文苑·刘蕡传》）。此后，刘蕡虽获令狐楚、牛僧孺延请为幕僚（“待如师友”），却始终不得入朝任职，最终被宦官诬陷贬为柳州司户参军，病卒于贬所。李商隐曾作挽诗悼念，称“平生风义兼师友”，足见时人对其忠直的敬重。
刘蕡对策的意义，在于它是中唐士大夫对宦官专权最系统、最激烈的公开批判，揭示了“宦官专权—政治腐败—民生凋敝—藩镇跋扈”的恶性循环，为后来文宗试图除宦埋下思想伏笔。然而，刘蕡的失败也证明，在宦官掌控军权与朝政的背景下，单纯的文字抗争无法撼动其根基，唯有诉诸武力手段——这正是“甘露之变”的动因之一。
五、甘露之变：文宗除宦的失败与宦官专权的巅峰
文宗即位后，励精求治，去奢从俭：“诏宫女非有职掌者皆出之，出三千余人；五坊鹰犬，准元和故事，量留校猎外，悉放之”；“省教坊、翰林、总监冗食千二百余员，停诸司新加衣粮”；“御马坊场及近岁别贮钱谷所占陂田，悉归之有司；先宣索组绣、雕镂之物，悉罢之”（《资治通鉴》唐宝历二年）。他深知宦官专权的危害，即位之初便与宰相宋申锡密谋诛宦。宋申锡“沈厚忠谨”，太和四年（830年）拜相后，引荐王璠为京兆尹，将密旨透露给王璠，不料王璠向宦官王守澄告密。王守澄遂诬告宋申锡谋立漳王凑（文宗弟），文宗开延英殿召宰相商议，牛僧孺谏曰：“人臣不过宰相，今申锡已为宰相，假使如所谋，复欲何求！申锡殆不至此”（《资治通鉴》唐太和五年），然文宗仍贬漳王为巢县公，宋申锡为开州司马，宋申锡最终死于贬所——第一次除宦尝试失败。
宋申锡之败后，文宗转而依靠郑注、李训。郑注本以医道游于权豪之门，经李愬推荐结识王守澄，“机辩纵横，尽中其意”，得守澄重用，累迁翰林侍讲学士；李训为李逢吉从子，进士及第，因郑注引荐得见文宗，“善揣人意，恩宠日隆”，累迁翰林侍讲学士、礼部侍郎。二人虽依附宦官起家，却与文宗达成翦除宦官的共识，且密谋内外合势——郑注外任凤翔节度使，掌地方兵权；李训留朝任相，掌中枢权力，计划里应外合诛灭宦官。
太和九年（835年），李训、郑注开始行动：首先，利用宦官内部矛盾，除掉王守澄的政敌——左神策护军中尉韦元素、枢密使杨承和、王践言，将三人贬逐并先后杀死；继而，以宪宗被杀，王守澄预知其事为由，免去王守澄“右神策护军中尉”职务，改任“六军十二卫观军容使”（虚名），不久遣中使赍毒酒鸩杀王守澄，“元和之逆党略尽矣”（《资治通鉴》唐太和九年）；同时，任命大理卿郭行馀为邠宁节度使、户部尚书王璠为河东节度使，命二人选募壮士为部曲，计划利用其赴镇的士卒作为诛宦武装。
太和九年（835年）九月，李训拜相，加快除宦步伐。十一月二十一日，李训策划了“甘露之变”：
1.第一步：诱敌深入。左金吾卫大将军韩约（李训亲信）奏称“左金吾厅后石榴树夜有甘露”，李训、舒元舆劝文宗亲往观看，文宗乘软舆出紫宸门，升含元殿，先命宰相及中书、门下两省官察看，李训回报“非真甘露，未可遽行宣布”，文宗遂命左右神策护军中尉仇士良、鱼志弘前往查看。
2.第二步：伏兵待发。宦者离去后，李训急召郭行馀、王璠部曲入宫，二人部曲数百人已执兵器立丹凤门外，然“独河东兵入内，邠宁兵观望不至”，伏兵未能完全集结。
3.第三步：事变爆发。仇士良、鱼志弘至左金吾厅后，发现伏兵，“惊骇走出，奔还含元殿，劫夺文宗还宫”。李训呼金吾兵上殿，京兆少尹罗立言率逻卒三百余自东来，御史中丞李孝本率台吏二百余自西来，皆登殿纵击宦官，杀伤十余人。文宗所乘软舆入宣政门，李训攀舆急呼，宦官郗志荣拳击李训仆地，“乘舆既入，门随阖，宦者皆呼万岁，百官骇愕散出”（《资治通鉴》唐太和九年）——政变失败。
4.第四步：宦官反扑。仇士良等命左右神策副使刘泰伦、魏仲卿各率禁兵五百人，“露刃出阁门，逢人辄杀”，两省及金吾吏卒千余人填门争出，“不得出者六百余人都被禁兵杀死”；又分兵搜索诸司，“诸司吏卒及酤贩小民饮刃而死者又千余人”，“横尸流血，狼藉满地”；并遣骑兵出城追捕逃亡者，大索城中，宰相王涯、贾餗、舒元舆，节度使郭行馀、王璠，京兆少尹罗立言，御史中丞李孝本等皆被擒，送入左神策军。王涯年七十余，不胜拷掠，“自诬服，称与李训谋行大逆，尊立郑注”。坊市恶少年乘机报私仇，“杀人，剽掠百货，互相攻劫，烟尘蔽天”。
5.第五步：血腥清算。十一月二十五日，左神策军以李训头颅为前导，押解王涯、王璠、罗立言、郭行馀；右神策军押解贾餗、舒元舆、李孝本，“徇行东西两市”，文武百官奉命观看。随后，“腰斩王涯、舒元舆等于独柳之下，枭首于兴化门外”，其亲属“无问亲疏皆死，孩稚无遗，妻女不死者没为官婢”。郑注自凤翔带亲兵五百人赴长安，行至扶风得知事变失败，折回凤翔，为监军张仲清所杀，其幕僚及亲兵被杀者千余人；左金吾大将军韩约亦被神策军捕杀——“甘露之变”以士大夫集团的彻底失败告终，前后死难者上万人。
甘露之变后，宦官集团完全掌控朝政：“自是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宰相行文书而已。宦官气益盛，迫胁天子，下视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资治通鉴》唐太和九年）。仇士良等知文宗参与密谋，“出言不逊，文宗惭惧不复言”，只因文宗在位九年，宦官“恐擅行废黜招致四方方镇责难”，才未废黜，但文宗已形同幽禁。他“意忽忽不乐，两军球鞠之会，什减六七，虽宴享音伎，杂遝盈庭，未尝解颜”，曾题诗：“辇路生春草，上林花满枝。凭高无限意，无复侍臣知”；看牡丹时吟：“拆者如语，含者如咽，俯者如愁，仰者如悦”，吟罢“不觉叹息，泣下沾衣”（《唐诗纪事》）。开成四年（839年），文宗召学士周墀，叹曰：“朕可方前代何主？”周墀答“尧、舜之主”，文宗却道：“朕岂敢比尧、舜，所以问卿者，何如周赧、汉献耳。”周墀惊曰：“彼亡国之主，岂可比圣德。”文宗曰：“赧、献受制于强诸侯，今朕受制于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因泣下沾襟（《资治通鉴》唐开成四年）——此语道尽中唐君主的屈辱与无奈。
甘露之变后，唯有昭义节度使刘从谏敢与宦官抗衡。刘从谏上表“请王涯等罪名”，称“涯等书生，荷国荣宠，咸欲保身全族，安肯构逆！训等实欲讨内臣，两中尉自为救死之谋，遂致相杀；诬以反逆，诚恐非辜”，并警告宦官“谨当修饬封疆，训练士卒，内为陛下心腹，外为陛下藩垣。如奸臣（宦官）难制，誓以死清君侧！”（《资治通鉴》唐开成元年）。仇士良惮于刘从谏兵权，不得不加其“检校司徒”衔安抚，宰相“粗能秉政，天子倚之亦差以自强”，朝廷与宦官的关系才稍得缓和。
开成五年（840年）正月，文宗病危，命枢密使刘弘逸、薛季稜及宰相杨嗣复、李珏“奉太子成美（敬宗少子）监国”。左军中尉仇士良、右军中尉鱼弘志以“太子年幼且有疾病”为由，拥立颍王瀍（穆宗第五子）为皇太弟。初三日，文宗病死，年三十三。仇士良杀杨贤妃、安王溶（文宗弟）、太子成美，并“追怨文宗，凡乐工及内侍得幸于文宗者，诛贬相继”，日本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载：“城中杀却四千余人，先帝（文宗）时承恩者也。”颍王瀍即位，是为武宗——中唐政治在宦官的血腥操控下，进入新的阶段。
结语
宪宗至武宗初年（805-840年）的中唐政治，是一部振作—逆转—内耗—崩溃的历史。宪宗以武力平定藩镇，实现“元和中兴”，却未能根除宦官专权的隐患；穆宗、敬宗耽于游乐，导致河朔再失，中兴基业崩颓；牛李党争四十余年，加剧政治内耗，使朝廷无力应对核心矛盾；刘蕡对策与甘露之变，先后以文谏与武谋挑战宦官专权，却均以失败告终，最终形成“天下事皆决于北司”的局面。这段历史证明，当中央权威衰落、军权旁落（神策军归宦官）、官僚集团内耗（党争）、民生凋敝四大问题交织时，王朝的衰落便成为必然。尽管武宗时期李德裕复相后曾短暂整顿朝政（如平定泽潞、抑制宦官），但中唐政治的结构性危机已无法逆转，最终为晚唐的黄巢起义与藩镇割据埋下伏笔，走向“唐亡于藩镇”的历史宿命。
参考文献：王仲荤《隋唐五代史》
来源：浮沉云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