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供词工整，字迹端正，甚至连“因何动手”这类问题都答得滴水不漏。

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那天审案记录送到的时候，几个字让人有些发怔。

漳州，康熙五十七年，顶罪人：年十三。

供词工整，字迹端正，甚至连“因何动手”这类问题都答得滴水不漏。

可细看之下，每一句都像是早背下来的。

案件结得快，官员升得也快。

可谁都没说，那孩子最后一句话是：“是我阿爹让我来的。”

这案子后来没什么人再提，可这类事儿在那时候并不少见。

那会儿，地方上有个说法，叫“宰白鸭”。

形容那些被拿来顶罪的孩子，白白净净，没牙没角，一刀下去，连声都不会叫。

说起来，“宰白鸭”这个词最早不是在民间传开的，而是在官场文书里悄悄提过。

当时福建漳泉一带，年年都有这种案子。

有时候是真凶实在找不到，有时候是有人在背后“安排”了更合适的人来结案。

谁在安排？多数是胥吏。

有的是替人打点关系的，有的干脆就是“中介”，拿着银子去找“愿意合作的家庭”。

说白了，就是拿命换钱。

这事儿听着荒唐，其实说到底，还是那会儿底层人没别的出路。

清中晚期，尤其道光以后的几十年，百姓的日子一天不如一天。

朝廷财政吃紧，地方官靠卖官起家，下面的衙役也就靠案子挣钱。

福建那边是重灾区。

一来是漳泉本就人多地少，出点事儿，没几天就传遍乡里。

二来是那地方靠海，走私、械斗、命案都多。

案子一多，结案压力就大，谁也不想在任上留个“未破命案”的污点。

有个案子记得特别清楚。

咸丰四年，漳州一户姓林的人家，家里五口人，全靠大儿子打短工维生。

那年他被人诬告参与一桩命案，实则连现场都没去过。

可事情闹大了，知县急着结案。

胥吏找上林家，说：“只要你家二儿子认了，事情就好办了。

银子我们也不会少给。”

林母没说话，林父叹了口气。

最后，那孩子被带走的时候，穿着母亲缝的新衣服。

那会儿他才十岁。

这事儿传出来后，乡里人都说林家“识大体”。

说实话，当时很多人确实是这么想的。

底层人家，儿子多，饭少，一个换一口粮，似乎也能接受。

可不是所有人都认这个理。

有个叫黄士元的县丞，曾在任上顶着压力，硬是查出一个“宰白鸭”案的真凶。

他当时在日记里写：“此子非凶也，问之无错，观之无恶，何以死乎？”可惜没多久他就被调走了。

调令来的快，走得匆忙，连送行的人都不多。

其实说到底，这不是哪个官员的问题，也不是哪个家庭的错。

那时候的制度，就是这样。

买官卖官成风，法条虽在，可落到人头上早就变了样。

只要案子能结，证据真假没人管；只要有人招了，其他全成了细节。

更要命的是，这事儿不是秘密。《庸闲斋笔记》里写得很清楚：“虽有廉明之官，率受其蔽。”连清官都难辨真假，那些靠结案吃饭的人，又怎会追根问底？

到了晚清，类似的事越来越多。

有的案子，甚至出现“抢着顶罪”的情况。

不是因为谁舍得儿子，而是因为卖了儿子的钱，能救活一家人。

那种年成不好、连树皮都吃不饱的日子，真不是谁都撑得住。

不过最讽刺的是，那些真正的权贵，根本不需要“宰白鸭”。

他们府里早就养着几十个“死士”，签了卖身契，打从进门那天起，就知道自己哪天会“有用”。

所以，“宰白鸭”这种事，更多还是发生在“半不穷又不算富”的人家，既没钱养死士，又不敢硬顶官府。

有时候想，那些孩子临死前到底想的是什么？他们可能不懂什么是“顶罪”，也许还以为这是种“孝顺”。

那时候的人讲“家族”，讲“孝道”，讲“为全家牺牲”。

可没人告诉他们，命不是用来交换的。

这类案子后来慢慢少了。

新政之后，司法改革越来越严，案件必须查清楚证据才判刑。

到了民国初年，福建的地方志里，“宰白鸭”这个词就几乎没出现过。

再到解放后，这种情况基本绝迹了。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这样叫过。

参考资料：

陈其元，《庸闲斋笔记》，中华书局，1985年。

方苞，《狱中杂记》，中华书局，1981年。

王吴军，《”宰白鸭”：”宰”的是什么？》，《政工学刊》，2019年第11期。

安广禄，《清朝的”宰白鸭”》，《党课》，2012年第20期。

来源：乘风史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