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后梁开平元年（907）三月，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宣武节度使朱温正式篡唐称帝，一举打破名义上的天下一统局面，西川节度使王建紧随其后，于同年九月称帝，定国号为大蜀。然而，与朱温相比，王建称帝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合法性问题。

文：狂人鉴史

前蜀建立之初，王建面临着严重的合法性危机。

作为唐朝藩镇出身的军阀，他缺乏正统的皇室血统，难以获得民众和士大夫阶层的普遍认可。

前蜀的政权随时都可能被反扑。

为了解决这些合法危机，王建做了那些？

后梁开平元年（907）三月，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宣武节度使朱温正式篡唐称帝，一举打破名义上的天下一统局面，西川节度使王建紧随其后，于同年九月称帝，定国号为大蜀。然而，与朱温相比，王建称帝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合法性问题。

中国古代王朝的建立方式，一般遵从“禅让”与“革命”两种模式。

掌控唐廷的朱温可以利用禅让的方式取得代唐的合法性，而同一时期的王建，既无挟持唐廷以获禅让的条件，身为唐臣的他也不能运用革命的政治叙述。

故而，当蜀中文武皆推戴其称帝之际，西川判官冯涓独称“朝兴则未爽称臣，贼在则不同为恶”，主张王建以蜀王称制，这也是当时岐、晋、吴、燕等反梁藩镇的普遍做法。

但客观形势于王建十分有利。

直至天祐年间，王建已统一三川，毗邻的凤翔不再是王建的对手。

朱温虽然强盛，但有凤翔作为中间的战略缓冲，周边已不存在威胁三川的力量。

其次，唐朝已亡于汴梁之手，有朱温称帝在前，王建的称帝不会引起其他藩镇讨伐，正如劝进者所言：“大王虽忠于唐，唐已亡矣，此所谓‘天与不取’者也！”在这种情况下，所谓“贼在则不同为恶”的道德问题不足以动摇王建称帝的决心，然而冯涓的劝谏也真实揭露了前蜀建国所要面临的合法性危机，这也是王建无法逃避的问题。

为摆脱称帝所面临的困境，王建高举复兴唐室的旗帜，借讨伐朱温为自己开脱。开平元年四月朱温称帝后，王建立即“驰檄四方，会兵讨梁”，这也是王建在独立过程中多次使用的手段。

天祐元年（904），朱温逼迫昭宗迁都洛阳后，王建便号召讨梁。

该年二月，王建以邛州刺史王宗祜出蜀迎驾；六月，王建与凤翔李茂贞、李继徽“传檄合兵以讨朱全忠”；七月，又与李茂贞、杨崇本、李克用、刘仁恭、杨行密、赵匡凝等“移檄往来，皆以兴复为辞”。

为表达与朱温的决裂，王建、李克用、李茂贞拒用天祐年号。

然而，强藩们的反梁表面上声势浩大，实际并未付出多少实际行动。

王建只在二月派兵讨梁，其余都是空喊口号，而此次出兵后，王建便宣布以墨制除官，断绝与洛阳朝廷的联系，佯称“俟车驾还长安表闻”。

由此，王建反梁的意图值得深思，其很有可能是借助讨梁、兴唐的旗号，剥离三川与朝廷的统治联系，谋求自身的独立。

更有意思的是，相比于凤翔、河东、淮南等与朱梁存在战略冲突的藩镇，天祐元年以前，西川与汴梁从未发生过战争，二者的关系甚至颇为友好，这也从侧面印证了王建为获取自立而刻意高喊反梁口号。

开平元年的讨梁行动，恐怕亦是故技重施，受邀的诸蕃皆知王建用意非诚，基本无人响应。随后王建便撕开伪装的面具，一方面“下教谕统内吏民”，另一方面致书河东李克用，劝其“各帝一方”，公开表达称帝的意图。

正统宣传

王建在称帝前，曾积极制造祥瑞，以证明自身的天命，史载“（天复七年）是岁正月，巨人见青城山。六月，凤凰见万岁县，黄龙见嘉阳江，而诸州皆言甘露、白鹿、白雀、龟、龙之瑞”。

祥瑞是中古帝王营造氛围的常规政治操作，同一时期的朱温在称帝前也是如此，开平元年（907）二月，朱氏家庙相继出现的五色芝、五色衣，昭示着梁运将兴，但在此之后，后梁鲜有祥瑞。

然而前蜀建立后，各类祥瑞依然接连不断，前蜀从天复七年（906）到永平四年（后梁乾化四年，914），几乎每一年都有多次祥瑞出现，如此频繁的祥瑞令人炫目。

然而，将王朝政权的合法性与正统性截然分开似乎并不准确，结合王建在位期间所采取的其他政治措施，或许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王建制造祥瑞的政治意图。

频繁制造祥瑞的同时，前蜀的礼仪活动也在进行。武成二年（后梁开平三年，909）十月，王建颁永昌历。关于永昌历的具体信息过于稀少，不过，新历的颁布一般暗含着改朝换代的政治内涵。在中国古代传统的政治观念里，夏商周于嬗代之时具有改正朔的传统，三代通过使用不同的历法以昭示天命。

因此，改历法与颁正朔、易服色等一起构成王朝正统的象征，常为历代统治者所利用，王建对历法的重视应当出自这一考虑。

在颁新历之前的武成元年（后梁开平二年，908）正月，王建便举行了南郊祭天礼仪，所谓“自古继统之主，必有郊配”，祭天是彰显皇帝天命的重要仪式表达，在分裂时期尤为统治者所重视，成为塑造王朝正统的重要手段。

后梁、后唐王朝对祭天礼仪十分重视，同一时期的前蜀亦不例外，《新五代史》载“武成元年正月，祀天南郊，大赦，改元”。

由于史料的缺失，我们无法了解前蜀祭天的细节是否合乎唐制，又是否隆重，但同样也不能因材料的限制便认为前蜀的祭天活动不及朱梁。

从王建于称帝四个月后祭天的举动来看，前蜀君臣是有充分的时间准备这些礼仪活动的，且王建于唐末积极延纳唐朝士族旧臣，其中必不乏精通礼制之人，组织一场隆重且合乎礼仪的祭天礼活动于前蜀而言并非难事。王建的这场祭天仪式是唐朝灭亡后的第一次皇帝祭天，率先称帝的朱温则是在即位两年后的开平三年（前蜀武成二年，909）正月举行南郊祭祀，这也从侧面说明王建对象征正统身份的祭天礼仪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