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康熙二十四年（1685）十月，议政王大臣会议商议巴图尔额尔克济农奏请敕印一事，因其所奏“永居何地，未经声明”，遂议定派遣大臣问明后再作议定。

文：狂人鉴史

在古代交通极其不便的时代，边疆的治理犹如一盘极其复杂的战略棋局。

宁夏，这个地处西北边陲的战略要地，更是被视为最难驾驭的区域。

然而清朝的统治者偏偏在这片看似不可能的土地上书写了一段治理的传奇。

他们并非依靠单一的武力镇压，而是构建了一套集政治、经济、文化于一体的精密治理体系。

清朝是如何将这片边陲之地转变成帝国版图中固若金汤的屏障？这之间蕴藏着怎样的治理智慧？

和硕特蒙古原属漠西额鲁特蒙古的一支，清初因受准噶尔部势力威胁而归附，辗转迁至阿拉善一带驻牧。

清代文献称和硕特蒙古为“阿拉善和硕特蒙古”或“阿拉善额鲁特蒙古”，其首领为巴图尔额尔克济农，即厄鲁特济农和罗里。

康熙二十四年（1685）十月，议政王大臣会议商议巴图尔额尔克济农奏请敕印一事，因其所奏“永居何地，未经声明”，遂议定派遣大臣问明后再作议定。

康熙帝命理藩院尚书阿喇尼前往查问巴图尔额尔克济农欲居何地，其奏曰：“欲居阿喇克山之阴，以遏寇盗，不使纷扰边疆上命俟遣往达赖喇嘛官员到日再议。

”清朝基于当时西北边政的考量，决定与达赖喇嘛共同议定划设巴图尔额尔克济农的永居之地。

同年十一月，康熙帝命札萨克喇嘛垂木珠尔拉木扎木巴、得木齐商南多尔济、副都御史拉笃祜等赍敕往谕达赖喇嘛：“巴图尔额尔克济农亦戴朕恩，愿依朕为生，屡疏奏请敕印今朕欲将伊等对并一处，安插可居之地，以不兴绝举废之至意。尔喇嘛其遣使与朕使臣定期往会。”

康熙二十五年（1686），清朝议定除将其原请的喀尔占布尔古忒、空郭尔俄垅等处划为游牧地外，“自宁夏所属玉泉营以西，罗萨喀喇山嘴后，至贺兰山阴一带，布尔哈苏台之口俱以离边六十里为界，遂与巴图尔济农手下达尔汗噶卜楚、喇嘛波克寨桑及提督孙思克、标下游击李本善等划地为界而记之”。

此次定界首次划定了阿拉善蒙古的游牧范围，明确了蒙古部落与宁夏以离边六十里为界的规定。

关于宁、阿之间具体界线的地理位置，清代宁夏地方志中有一些记载。

康熙二十五年划界时，“经侍郎喇、提督孙率同蒙古部落，自中卫边墙起，至石嘴子沿河一带止，指定界址，公议奏准”，对宁、阿界限的起止作出明确划定。

宁、阿界线初定时的地理界限为：“其南段界线大体在‘西长城’外六十里，呈平行走向，至赤木关后，北段受贺兰山暗门、口门的分布点位置影响，界线在贺兰山西麓大体呈折线状向东北方向延伸至石嘴子外‘六十里’接黄河处为止。”

也就是说，自西边墙向外六十里包括贺兰山西麓一带的地域均属宁夏边外地，宁夏官方有管辖权，民众对贺兰山西麓的林草资源有使用权。

雍正九年（1731），雍正帝将贺兰山后原属宁夏边外地的定远营赐予和硕额驸阿宝居住后，康熙年间划定的距边六十里的界限被打破，阿拉善蒙古牧民可在贺兰山后的宁夏边外地驻牧。

此后宁夏人口日渐增多，民众前往贺兰山西坡樵采者甚众，宁、阿双方对贺兰山后边外地的山泽之利争端渐多，与此相应的越界管控问题逐渐凸显。

乾隆初年，阿拉善蒙古要求对自赤木、黄峡、宿嵬、汝箕、打硙等口前往贺兰山西麓樵采的民众征收钱粮。

经宁、阿双方商讨后，仅对自赤木口前往贺兰山西麓樵采者征收钱粮，从一个侧面表明当时的阿拉善官方对山后部分山口拥有管理权。

乾隆二十一年（1756），阿旺多尔济在贺兰山西麓的占茂山建立广宗寺（南寺），阿拉善郡王又将附近的“雪岭子、白树岭、押马池三岭赐给广宗寺，并通告宁夏方面封禁汉民进入伐木”。

占茂山“去黄峡口三十里”，其地本在康熙年间宁、阿分定的六十里境内，不属阿拉善辖地。

虽然阿拉善方面借“念经祷祝，以报皇恩”为名得到清朝对“广宗寺”的赐名，但宁夏方面仍坚决反对这一“藉寺占山”的越界行为，要求阿拉善方面将喇嘛所建寺庙拆迁，在界外另建。

为解决宁、阿双方的界争纠纷，清朝出面参照康熙所定地界重新勘定双方界址。

经过“会勘奏明，于（占茂山）山顶立石定界，寺内木植任喇嘛培植，界外仍听民樵采”，谕令阿拉善蒙古嗣后不得再越出原定界限修建寺庙。

乾隆三十四年（1769），阿拉善又于贺兰山北距定远营六十里处修建福荫寺（北寺），“该处林木茂盛，民人查在汉界内，恐其日后藉寺占山”侵占资源，宁夏方面采取措施阻止修盖。

清朝派侍读学士福德、陕甘总督明山会同勘办，“由小水口边墙丈量至建寺之处约六十里，仿照康熙二十五年题定六十里为界成案，丈至响扎子大山梁定界。所建之寺，准其盖完。蒙古当夏令时准居山梁那边，联络山内有水草之地乘凉。除夏令外不得安籍游牧。又新造未成寺，二里内不准砍伐树木，二里之外，周围所有之地，准民人取柴砍木，亦不准民人作为本业。奏准立案”。

清朝在此次勘界中改定了康熙年间所定之六十里定例，将宁、阿分界线向东推移至贺兰山深处的中岭地段，“大岭数重，此内之中岭，蒙古称为山梁，汉民呼为小水岭者，立为界限，俾于析薪游牧，两有裨益”，基本划定了双方边界。

光绪四年（1878），阿拉善又以汉民越界为由请定界址。

经陕甘总督左宗棠、宁夏道耆彬、宁夏府海容、宁夏镇冯南斌等会同阿拉善官员详细踏勘后，认定宁夏民众并未越界，仍以乾隆三十四年界址为准。

概言之，清代宁、阿双方围绕在贺兰山修建寺庙、越界樵采等事件引发的三次边界之争，既是双方对于各自所属领地管辖权的斗争，也是蒙汉民众为维持各自生计对贺兰山中林、草等生产和生活资料的争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