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九三七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日寇妄想速战速决，三个月灭亡中国。于是，大批日军节节进犯。腐朽无能的国民党军队，在华北前线有七、八十万，不是一触即溃，就是不战而溃，大有土崩瓦解之势。
战地总动员委员会——抗战时期在山西工作的回忆（上）
一、
一九三七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日寇妄想速战速决，三个月灭亡中国。于是，大批日军节节进犯。腐朽无能的国民党军队，在华北前线有七、八十万，不是一触即溃，就是不战而溃，大有土崩瓦解之势。
九月中旬，日寇侵入山西。山西虽然北有雁门关、东有娘子关的天险，无奈国民党执行消极抗战政策，又加指挥无能、士气不振，在敌人的攻势下，也只是节节败退：
一路是晋绥军和陕西军队从雁门关、平型关、忻口败退至太原市近郊；
另一路在黄绍竑指挥下，从平汉路撤退至娘子关。至此，太原市成为日寇直接进攻的目标。
当时，山西划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是阎锡山、副司令长官是卫立煌，又派黄绍竑为副司令长官。八路军到山西后，朱德总司令也是副司令长官。蒋介石的军队派到山西的不少，前有卫立煌的三个军，后又继派增援部队孙连仲的第二十九路军，以及其它非蒋嫡系部队大部都来到山西。
这些部队不发动群众，搞单纯军事防御，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每战必败。正在日寇加紧进攻山西，华北战场万分紧急之际，我八路军一一五师、一二〇师、一二九师三个师开赴前线，在平型关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大大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
我八路军的高级领导人周恩来、朱德同志来到山西与阎锡山会晤，周恩来同志对敌我形势进行了细致的、很有说服力的分析，并提出作战的战略部署和作战的方法。
阎锡山正处于六神无主、束手无策的时候，听了周恩来同志的开导，触动很大。他每天亲约周恩来同志会晤，商谈战局,并通令全军学习八路军的打法。周恩来同志即向他提出另一个建议：在第二战区成立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战地总动员委员会（下简称战总会），以三个原则作为奋斗目标：
（一）积极组织民众，武装民众;
（二）实行真正合理负担，改善人民生活;
（三）实行民主政治，扶植抗日言论、出版、集会之自由。
阎锡山对这一建议深有疑忌，迟迟不肯决定。周恩来同志遂要薄一波同志进行说服工作，说：
“现在把沦陷区让给共产党、八路军领导是最大的人情，同时还可以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如果不让，共产党、八路军一定要坚持。他也无可奈何。因为那些地方是共产党、八路军从日本人手中夺回来的，怎能不让。如果不让连个人情也落不到。”
阎锡山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也只好同意成立战总会。但是，特别强调了“战地”两字，也就是在日本人的占领区，即他的官吏、军官们扔掉逃跑了的地区才允许活动。
战总会一成立，就开始在忻口工作。但仅仅三天，因为军情变化，战总会就退回太原市。我是在太原参加战总会工作的，担任干事。战总会的主要领导人是主任续范亭同志（是老同盟会员，一九三六年曾企图在中山陵剖腹自杀，以死建议蒋介石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当时得到许多进步青年声援支持）、组织部长南汉宸同志（并兼任宣传部长）、武装部长程子华同志、动员分配副部长武新字同志。
在太原危急的时候，于十一月一日到汾阳。战总会的领导人住协和堡，武装部住粟家庄。由于国民党、阎锡山的军队、官吏在日寇侵入以后弃城而走、弃地而逃，战总会却取而代之，所以工作发展很快。
战总会到汾阳以后的第二天，大概是十一月二日，有个同志通知我说：
“续范亭主任在汾阳饭店等你，马上去。”
我进了续主任住的房子，看到在座的人很多，有南汉宸同志、程子华同志、武新宇同志等。续主任向我介绍一位八路军领导同志说:这位是八路军政治部主任邓小平同志。
他又向邓小平同志讲我是当地人，对汾阳县的情况比较熟悉。邓小平同志接着就讲:太原将要失陷了，估计国民党的溃兵一、两天内就会来到汾阳。你们应该大锣大鼓组织发动汾阳的群众游行示威，造成抗战的声势。
另外，发动群众、动员群众欢迎从前线退下来的军队。要家家煮稀饭蒸馒头，在北门、西门设立接待站，使他们有吃有喝，最好不进城。让他们绕城而过，不然城内就会大乱。南汉宸同志插话：
“汾阳还不是我们的工作地区。”
邓小平同志讲，这不是很快就成了“战地”嘛。你们要促旧政权人员干，他不干你们就干。事情已经逼在眉睫，应当是当仁不让。汉宸同志当即宣布在汾阳城内成立战总会办事处，由我们六人组成。小平同志插话说:也是八路军办事处。我们六人是：刘丹顿同志（太原成成中学教员，在抗战时牺牲）、周平同志（江西永新醴田人，在任三十六团团长时牺牲）、张仁槐（在任冀中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时牺牲）、王廷弼（文化大革命前任四川省体委主任）、李光斗（曾在江西任过中级法院院长）、武人骙。
我们六个以刘丹顿同志负总责。接着，邓小平同志对太原失陷以后的形势进行了分析，说现在是两个前进：日寇沿交通线前进;我们八路军是避开大路，向日寇占领区前进。一个后退，国民党、阎锡山军是向后边大溃退。
会议开完，我们就分别召开商团会、街道居民会、学生会，总之，都动起来了。腐败无能的国民党官吏们却在积极准备逃走。我们第二天就组织游行示威。
战总会的服务队有一百多武装，由队长孙兴华同志率领，配合我们行动。仅仅一天的工作，满城就热火朝天：沿街游行示威的群众手拿五色小旗，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从城内各街走到西门；一堆一堆的馒头、一锅一锅的稀饭、一桶一桶的开水都摆在北门与西门口；群众臂带红袖章，组成纠察队，大幅标语写着“热烈慰问、欢迎前线归来的抗日战士。”
头两天还好，退下来的部队看到热情接待，还有秩序。随后，一天比一天紧张，秩序无法维持了，我们的工作人员和接待的群众都被淹没进溃兵的人海之中。俗话说“兵败如山倒”，这确是当时国民党溃退情景的写照。这些部队，有的穿城而过，有的私入商店和住户进行抢劫；街上走的部队不是二路、三路行军，而是八、
九、十来路，挤挤攘攘。混乱情况真是难以形容。汾阳的国民党县长，警察局长都逃跑了。我们这六个人的办事处成了这个县城的主人。我们六个人的生活很简单：住在一个阎锡山退休军官未建成的私寓里，院墙很高，房子里“家徒四壁”；我们每人身带一支手枪，睡在地板上，白天有一百多武装战士协助工作，晚上回去。他们有警卫战总会负责人的任务。
我们这六人的办事处，不了解内幕真相的人，把我们看成了万能机关:被溃兵抢劫的群众跑来叫我们营救他们；有的什么师部呀、军部呀，没有饭吃也找我们。我记得发生过两件事：
一件是几个国民党溃兵正在一家老百姓家搜抢东西，一个老太婆跑来叫我们去。我们一进门就问他们是哪部份的、为什么违反军纪？这些家伙满身装着金银首饰、穿着很多女人衣服，不断地求饶，我们对他们进行了教育后才把他们放走；
另一件是大街上满街都是队伍，有两个老乡追一个背着短马枪、牵着一头骡子的士兵，口里叫着：
“老乡，我的骡子你不能牵走！”
我们的两个同志拦住他，叫他把牲口留下交还老乡。他坚决不肯还，准备动枪。我们缴了他的枪。正在这时候，有一个国民党军官随带着几个卫士走过来，这个被我们缴了枪的士兵高叫：
“师长，师长，看，他们要缴我的枪。”
这个师长不问情由就责骂我们。当时我们想，他是个师长，又有这么多部队，我们只有六个人，形势很不利。正在僵持之际，李光斗同志突然大叫一声：
“抢老百姓东西，还不认错，连师长一起带上走。”
这位师长连声喊着“没有我的事，没有我的事”，灰溜溜地走了。这都说明国民党军队的溃退乱到了什么地步。
一天清晨，汾阳医院院长周以德（以后回了美国，是美国国会议员，曾任民主党外委会主席）带着合众社的记者，找我问周恩来同志现在什么地方？说他找周恩来同志有事要谈。我介绍刘丹顿同志和他谈。丹顿同志英语纯熟，讲话不要翻译。
这位记者是在太原失陷时离开太原市的，他说有确实的消息，知道周恩来同志已经到了汾阳，估计我们会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我们答复确实不知道，他也就走了。果然，战总会通知说周恩来同志昨天确已过了汾阳，留下两点指示：
一是托派张慕陶可能于昨夜过汾阳县，要注意查访追捕；
二是卫立煌已到汾阳县，现住城南乔家庄。
周恩来同志要我们组织民众要求他制止溃兵在城乡抢劫，并反映国民党县长等已弃职潜逃，要求他委任我们公推的县长，领导全县人民支援抗战。
同时，战总会因为我是汾阳人，决定要我当县长。当天下午，我们组织了几十个人去乔家庄，看到了卫立煌。他是从前线下来的，部队也失去了联系，相当狼狈。他当面表示，汾阳民众能自己组织起来是好的，委任县长可以，但要与省政府联系，让我们明天早晨找他办手续。实际上是借词推脱。他在当天的夜里就逃走了。
当时，汾阳四个城墙贴满了国民党溃退部队的告示，如xx军在军渡集中，x师在风陵渡集合，xx军在临汾集合等等。总之，都是在几百里之外设置收容集合地点。所以，难怪这位卫立煌总司令走得如此仓促。
我们意外地发现了在国民党一个兵站里面粉堆积如山（负责看管的人员都已逃走）。我们就派人把它看管起来，拿这些面粉供给溃军。这样一来，秩序便安定了一些。国民党的溃退，丢下几百伤员，无人照管。
我只好到汾阳医院（美国公理会办）找到周以德，对他说：你们不是救死扶伤的嘛，请你们收容治疗。他借口兵慌马乱搞不到吃的，我们就很慷慨地拨给他五百袋面粉，把伤兵交他收容。
十一月八日日寇侵占太原后，又沿太汾公路攻占了太原县、清源县、交城县，沿同蒲路进占至平遥县，并向汾阳县突击。汾阳城内已可以听到炮声。
我们考虑不能让日寇得到这批面粉，遂发动群众背运，谁背谁得。我们六个人也奉命于夜晚撤出城外，随战总会向离石转移。
我和王廷弼同志步行去离石，行至中途吴城镇，正好遇到正在一个骡马大店休息的续范亭主任和南汉宸部长。他们询问了我们撤出汾阳的情况，南汉宸同志对我说：
“人骙，我们考虑你还要返回汾阳去开展工作了，到离石后再研究吧。”
这以后我们一起吃饭（一块吃饭的还有从太原退下来的傅作义将军。他显得相当疲劳，精神不振，很少言谈。他的部队也失散了，他只带领轻骑十几人，准备到后方集结部队）。到了离石县以后，战总会住马茂庄、武装部住石磐村，并办了两个训练班：
一个游击干部训练班；
一个地方工作人员训练班。
这两个训练班吸收了不少青年知识分子参加。这些同志以后多数都成为开展地方工作的骨干力量。这时，武新宇同志带了一个工作组在离石附近村庄搞组织农民协会的试点。离石是阎锡山的第四行政公署所在地，行政公署的主任叫武灵初。
战总会同他交涉，因为交城、文水、汾阳的县长已经逃跑，公务人员也跑光了，所以建议由战总会派干部担任县长，以便开展工作。并要求由行政公署正式任命。几经协商，终于达成协议。
战总会遂决定派常之青同志(文化大革命前大公报党委书记)担任交城县长、我担任汾阳县长。南汉宸同志通知我们以后，我和常之青同志就住到石磐村程子华部长处，请他指示工作。
程部长耐心地给我们讲述了怎样打游击，整整谈了三天，连吃饭的时间都在谈。程部长还从游击干部训练班给我抽调了八个同志，派了一名老红军高增爵同志带队。他们都是全副武装。
组织部工作人员训练班也分配十个同志（都是汾阳县人）同我去工作。程子华部长并亲笔给一二〇师三五八旅七一六团贺斌炎团长和廖汉生政委写了一封信，内容是“战总会派武人骙同志去汾阳担任县长，开展工作，请你们派武装掩护”。当时，我对汾阳县城里的情况不明，所以作了三种打算：
一种是日寇已进占汾阳城，我们上山打游击，打起游击县长的旗号，开展抗日工作；
第二种是阎锡山的军队返回了汾阳，并委派了县长。如果是这样，就准备以战总会办事处的名义开展工作；
第三种是日寇未到，阎锡山的军队也未返回，汾阳是个空白点，县城是个空城，我们就进城去开展工作。
战总会指示我去汾阳工作的任务有三条：
（一）组织民众，消除失败情绪，激起广大人民群众抗日的热潮；
（二）宣传、组织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组织游击队；
（三）协助八路军扩军。我开初接受任务的时候，思想上有一定顾虑。
我说，自己一没有打过仗，二没有做过群众工作。南汉宸同志鼓励我说：在斗争中学习吧。你不是讲你抗日是坚定的，任何艰险都不怕吗？有这两条就够了。
我返回汾阳县，住在协和堡。在这里我了解到从十一月八日太原失守以后，国民党的军队正向西、向南溃退。
八路军在晋西、晋北、五台地区，正太线敌后有力地打击了敌人，使敌人不敢长驱直入，停留在太汾线上的交城县城、同蒲线上的平遥县城。对国民党几十万溃军起了战略掩护作用。又了解到汾阳还是空城。我就迅速地与七一六团廖汉生政委联系。他迅即派来一个排保卫我们的安全。
我就在城乡张贴安民告示，就任县长之职。此时，由于战局的变化，许多县沦为战地，战总会的工作地区也随之由原来的雁门关长城内外十八个县扩大至晋北，实际上遍及晋西北。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在汾阳的工作开展得很顺利。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第一、积极收集国民党溃兵丢失的武器、弹药，组织游击队；
第二、分派干部到各区组织区政府；
第三、组织动员扩军小组;
第四、组织短期工作人员训练班，共产党员王汝森（原名王茂源）来到汾阳，帮助训练。实际上只训练一天就派到各区、村去作宣传动员工作（其中有大批的小学教员、学生参加）。
只十多天时间，阎锡山军队大约两个旅，还有一个执法司令傅存怀发号施令。他宣布，我当县长未经省政府委任，应即移交。
又说我们搞合理负担是违法乱纪，并把我们派往冀村镇的成安玉同志（文化大革命前曾任邮电部副部长）抓去。还责备我不该把国民党军队和阎锡山军队丢下的汽油等物资交给八路军。我据理力争。他训斥我，我也顶他。我说：
“县长可以不当。至于那些物资是人民的财产，谁打日本就给谁，不能丢给日本人。”
我即根据战总会的指示，把汾阳县印交给他，把游击队与战总会服务队合并编成战总会游击队第五支队，孙兴华同志任支队长、高增爵同志任副支队长、我任支队政治处主任、王屏同志（长征干部，兴国人）任政治处副主任、成安玉同志任参谋长。战总会命令我支队到文水县孝义镇集合，归纵队指挥。
纵队长由程子华同志兼任，副纵队长是谭公强同志（在文水战斗中牺牲）。我们在文水集合的共有四个支队：
一支队长周平同志（江西永新人）；
二支队长高永祥同志（长征干部），政治主任慕高相同志；
三支队长刘生唐同志（在交城战斗中牺牲），政治主任许铁民同志；
四支队由有名的成成中学师生游击队（原来由刘镛如同志和杜新垣同志带领）组成。四支队后由武新宇同志带领驰向大青山开展工作。
我们游击第五支队，从交城山区迂回到清源县、太原县的边山，瞅机会袭日寇，由老八路七一六团用师傅带徒弟的办法，指导我们在敌人后方开展游击战争。
我们第五支队开进交城山以后，根据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发动群众的原则，了解到在交城县日寇扶植了一个大地主当县长，遂组织群众声讨汉奸，把他的衣物分给贫苦农民，把他的大批高利贷借据和帐本当众烧毁。群众看到这一切，喜气洋洋地高呼口号：
“打倒汉奸，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绕道进入清源边山后，部队驻到距清源高白镇二十华里的南岭。群众报告说:这天是旧历腊月二十三，是高白镇的赶集日。由于葡萄大批上市，城里来了几百个日本兵和伪军，都在镇子南边庙里休息。我们派便衣侦察了解情况属实。我们决定打这股敌人。
当即组织了一个大队警戒，可能由交城来增援的敌人，另组织一个十人突击小组，直接往敌人休息的庙里冲锋。这虽然是我们部队成立以来打的第一仗，但还是打死打伤敌人二十多个（我们牺牲两个同志）。
当天夜晚就有村里的群众抬着羊肉来慰劳部队。距高白镇五里路的东子村群众，还把国民党军队退却时丢下的两挺机枪和子弹交给我们使用。初战取胜，既锻炼了部队，也教育了敌后的群众。
为了配合一二〇师从晋西北侧背打击敌人，拖住敌人的牛尾巴，战总会命令我们第五支队日夜赶进，开往岚县。这时，我一二○师强攻岢岚，连克了五寨、宁武、神池数城。我们支队被分配在神池、朔县进行活动。
战总会的游击支队发展很快，最多的时候有十一个支队，二万多人。我们第五支队与岚县游击大队合编为第二支队。阎锡山为了限制战总会武装力量的发展，以后把战总会的游击支队改编为暂编第一师，以续范亭同志任师长。下属三十六团、三十七团、四十四团、十三团共四个团。我们原来的第二支队改编为三十七团，活动于五寨、神池一带。
在太原失守之后，国民党阎锡山军队大溃退，八路军却在配合忻口、太原保卫战中打击了敌人，从侧面支援了他们。这锻炼了我们的军队，促使群众抗日的热潮高涨起来，为开辟敌后根据地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来源：3C捕快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