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马鞍、马镫尚未发明的商代，“御” 特指战车驾驶，而战车在当时是战略级武器，御者绝非普通仆役。正如《左传》所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战车部队的指挥官与驾驶者均出自贵族阶层。将费昌归为 “马夫”，本质上是用现代职业分类粗暴套用古代社会结构的结果。
“费昌为商汤马夫” 的说法在文章中屡见不鲜，甚至有文章将其与 “养马赐姓” 的先祖事迹混淆，称其 “继承祖业为商汤喂马驾车”。
在马鞍、马镫尚未发明的商代，“御” 特指战车驾驶，而战车在当时是战略级武器，御者绝非普通仆役。正如《左传》所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战车部队的指挥官与驾驶者均出自贵族阶层。将费昌归为 “马夫”，本质上是用现代职业分类粗暴套用古代社会结构的结果。
更关键的是，这一说法与核心史料存在根本冲突。《史记・秦本纪》明确记载费昌的家族谱系：“大业生大费，大费生若木，实费氏，其玄孙曰费昌”。大费即伯益，是舜帝任命的 “朕虞”，掌管山林川泽与鸟兽驯养，因治水有功被赐嬴姓，甚至一度被大禹选为继承人。这样的贵族世家后裔，绝无可能沦为底层马夫。
皇帝、伯益、费昌具体族谱如下：
燧人氏（配华胥氏） → 伏羲(配女娲)→少典→黄帝→少昊（又名玄嚣，黄帝长子）→蟜极→业父→大业→伯益→若木（伯益次子）→昌曾→昌祖→昌父→费昌（费国始祖、费姓始祖）。
一、费昌的真实身份
费昌的身份标签首先是 “东夷贵族首领”。夏商之际，东夷部族是与中原势力分庭抗礼的强大政治力量，而嬴姓部族正是东夷的核心支系。伯益被夏启夺权后，嬴姓部族虽受打压，但仍在夏朝担任要职，费昌便是夏末嬴姓部族的领袖人物。
他在夏朝的官职可通过史料间接推断。《史记》载其 “在夏桀手下当差，是一位十分贤能的大臣”，多次直面夏桀进谏。能对暴君直言劝谏且暂时保全性命，足以证明其绝非普通官员。结合嬴姓部族世代掌管鸟兽、车马的传统（先祖伯益调训鸟兽，后世中衍为商帝御车），费昌很可能担任夏朝的 “车正” 或类似官职，主管王室车马与军事交通，这与 “马夫” 有着天壤之别。
面对人民群众日益高涨的反抗情绪，费昌为夏王朝的前途十分担忧。他再也不能缄默不语了，于是冒着被砍头的危险，多次向夏桀进谏，劝其俭奢华、轻赋税，减轻人民的负担，以缓和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荒淫无道的夏桀不但不听其劝告，反而认为费昌是在收买人心，图谋不轨，于是暗中下令将费昌入狱待斩。费昌事先得报，举家逃到了“正在汇集天下英雄，商讨灭夏大事”的商国。
夏桀统治的后期，夏朝的天下已开始分崩离析，朝廷的政令不通，各路诸侯各自为政，互相侵伐。定居在亳(今河南商丘)地的商汤治政有方，国事兴旺。商汤委任贤人伊尹为相，委以国政，征服了与商为敌的部落葛(今河南宁陵北)，并先后灭掉了韦(今河南滑县)、顾(今河南范县)两个诸侯，又灭了昆吾氏(今河南濮阳县)，开始举兵西向，准备与夏桀争夺天下。费昌就是在这种形势之下，避难逃到了正处于旭日东升之势的商国。
其贵族身份更体现在政治博弈中。夏桀欲杀费昌时，“碍于其嬴姓贵族首领的身份，只能做好准备后动手，避免东夷势力的报复”。这一细节生动说明，费昌的价值不仅在于个人能力，更在于他背后代表的东夷部族力量。商汤接纳费昌，本质上是完成了与东夷势力的政治结盟，为灭夏战争争取了关键盟友。
二、鸣条之战的掌舵人
在决定夏商命运的鸣条之战中，费昌 “为商汤驾驶战车” 的记载，成为后世误解其身份的直接诱因。但在当时的战争语境中，这一行为恰恰彰显了他的核心地位与绝对信任。
商代战车的编制制度提供了关键佐证。根据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每辆战车配备三人：车左持弓射箭，车右持戈击刺，居中的御者负责驾车。看似 “服务性” 的驾驶岗位，实则是战车的指挥中枢 —— 御者需精准控制车速与路线，协调左右乘员作战，还要预判战场形势。在没有现代通讯设备的古代，御者的战术素养直接决定战车的作战效能。商汤将自己的安危与战场指挥权交予费昌，足见其在军中的崇高地位。
费昌的驾驶行为更承载着复仇的象征意义。471 年前，夏启杀其先祖伯益夺取王位；471 年后，伯益的后代亲手驾驶战车终结夏朝统治。这种历史轮回的戏剧性，使得费昌的 “御者” 身份超越了军事范畴，成为天命转移的具象化表达。正如学者所指出的，“费昌驾车灭夏，并非简单的执行任务，而是嬴姓部族对夏后氏复仇的完成，是东夷势力对西戎主导的中原秩序的颠覆”。
其实，费昌是当时颇有声望的一位贤臣，伊尹早就建议商汤与其联系，以便削弱夏桀身边的力量，今见费昌避难本国，商汤与伊尹都无比高兴，于是立即召费昌入宫，三人连夜商讨灭夏桀的大事。《史记》中的《秦本纪》记曰：费昌“为汤御”。即指费昌充当了商灭夏的开路先锋。费昌统兵伐夏，夏兵多于战前倒戈，商兵势如破竹，夏桀只得亲自统兵迎战。费昌“败桀于鸣条”(今山西运城安邑镇)，为商朝的建立立下了显赫战功。
战后的封赏更印证了其功绩分量。商汤灭夏后，费昌获得 “不错的位置”，嬴姓部族也 “获得了更多的地盘”，此后更发展为 “累世有功，以佐殷国，故嬴姓多显，遂为诸侯” 的显贵家族。若仅是一名马夫，绝无可能获得如此厚重的政治回报。
三、历史误读：“御者” 不等于 “马夫”
费昌从 “贵族领袖” 到 “底层马夫” 的形象错位，折射出当代历史传播的深层问题。在追求故事性与传播性的当下，复杂的历史人物往往被简化为标签化的符号 —— 为了突出 “逆袭” 的戏剧性，刻意拔高底层出身的叙事；为了降低理解门槛，将古代职官简单对应现代职业。
这种简化背后是历史语境的丢失。正如 “御者” 不等于 “马夫”，“驾车” 不等于 “服务”，先秦时期的社会分工与身份等级，有着与现代社会截然不同的逻辑。贵族亲自参与某些具体事务，并非身份低下的表现，而是权力与责任的象征。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周穆王时期的造父因驾车有功被封于赵城，其后代发展为赵国宗室；商王太戊的御者中衍，同样是嬴姓先祖，其后代世世代代在商朝为官。这些案例共同证明，“御者” 是贵族跻身权力核心的重要途径，而非底层职业。
纠正费昌的身份误读，不仅是为了还原历史真相，更是为了理解古代政治运作的底层逻辑 —— 夏商之际的权力更迭，从来不是简单的 “暴君亡朝”，而是部族联盟的重组与博弈；历史人物的价值，也不应以现代职业偏见来评判。费昌的故事告诉我们，那些在史书中看似 “不起眼” 的细节背后，往往隐藏着部族兴衰、政治结盟与天命转移的宏大密码。
三千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再次回望鸣条之战的烟尘，应看到的不仅是一辆战车上的驾驶者，更是一位串联起东夷与商族、承载着家族复仇与历史使命的贵族领袖。费昌不是马夫，他是那个时代最关键的 “掌舵人” 之一。
来源：周山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