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康有为、齐白石、泰戈尔等等,都是她的座上宾。她的人生履历非常牛逼。清末语言学第一人辜鸿铭是她的英语启蒙老师,新文华运动的先锋人物周作人呢是她的文学导师,而鲁迅称她是高门巨族,并且亲自为她的新书作序,胡适为她的婚姻出谋划策,徐志摩逝世之前,曾经把自己最私密的日记
今天馆长要讲一个民国文坛的“痞女”。
康有为、齐白石、泰戈尔等等,都是她的座上宾。她的人生履历非常牛逼。清末语言学第一人辜鸿铭是她的英语启蒙老师,新文华运动的先锋人物周作人呢是她的文学导师,而鲁迅称她是高门巨族,并且亲自为她的新书作序,胡适为她的婚姻出谋划策,徐志摩逝世之前,曾经把自己最私密的日记,交由她保管。
你可能猜出来了,她就是凌叔华。
这位跟【林徽因、谢冰心】并称民国三大才女的女人,可能并不为人所知,但身世却相当优越。
父亲在清政府做过相当于北京市长的大官,溥仪大婚,凌家大大小小都喝过喜酒。等到北洋政府掌权的时候,他又当上议员。她的父亲共娶了6个老婆,生了一大堆儿女,凌叔华是四姨太所生,她出生的时候,正好是凌家第十个孩子。 “小十”从小就很懂事,仿佛知道自己是庶出,妈妈虽温柔秀美却因为没生出儿子而不得宠,凌叔华又排行第十,在父亲眼里简直可以忽略不计。
所以她一直在众姐妹中安安静静、不吵不闹,不起眼,沉默,与世无争,像一只“缩在角落里的小猫”。安静的凌叔华,内心并不安静。
凌叔华后来在自传体小说《古韵》中回忆:"我父亲有六房妻妾,我的生母是他的三姨太。在这个大家庭里,我从小就学会了察言观色。"这种复杂的家庭环境,塑造了她早熟的性格和敏锐的观察力。
她自六岁起主攻绘画,师从宫廷画师王竹林。
再后来,凌叔华在自家花园的粉墙上画了一幅山水,恰被来访的宫廷画师缪素筠看见。这位曾为慈禧作画的老人端详良久,转身对凌福彭说:"此女腕下有灵气,非寻常闺阁笔墨。"这句评价让凌福彭对这个小女儿刮目相看,当即允她随缪素筠习画。
她的绘画能够不时得到齐白石等大师的指点,从此成为凌府众多孩子(包括男丁)中唯一能随凌父出门见客的孩子。
在凌府的画室里,年幼的凌叔华不仅学会了工笔花鸟的技法,更在墨香中养成了独特的艺术感悟力。她晚年在接受采访时说:"缪先生教我'画山水要见其骨,画人物要见其魂',这句话影响了我一生的创作。"
1924年4月,泰戈尔访华,成为凌叔华人生的重要转折点。
这次访华,由新月社(以徐志摩为首)接待。
这个纯爷们社团中闯入了两位才女,林徽因和凌叔华。
一场好戏就要上演。
面对这位诺贝尔得主,中国文化高层显示出了极大的不淡定。
徐志摩亲往上海接机,一同乘火车前往北京。梁启超、蔡元培、胡适之、辜鸿铭、林长民等一大批中国文化名流在北京前门火车站前夹道欢迎。其实文化高层给予诗翁这样的待遇也并非有失矜持,反而显得真性情。
当年林徽因在欧洲撩完徐志摩后,此时已经和梁思成订婚了。
而她此时一反平日的高冷,在这个活动中担任翻译,出演话剧,和徐志摩共同出镜毫不避嫌,足见诗翁影响力。
而就在林徽因出尽风头之后,万万没想到,此时杀出了一个白富美来抢镜。她就是凌叔华。
那天下午,所有对外的公众活动都已落幕了,可凌叔华作为燕京大学的学生代表,曾给泰翁撰写过请帖,但在整个活动中一直没有露脸的机会。
可巧这天凌家的花园又举行画会了。一位画家朋友,也负责招待泰翁,提议大家到古雅的凌府花园雅集,并领略一下传统的中国文化。这宅院,陈西滢是去过的,欣然说好。回想起来,此前的安排确实有些不足。
比如协和小礼堂的庆生话剧演出,是全英文的,尽管众人都非常佩服台上林徽因等人的英文口语水准,但是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这场表演未免不够本土。 众人来到凌府花园那天,是一个典型的北京春天的下午。空气中或许飘荡着一些柳絮,而紫藤花开得正好。
凌府为客人们准备了现磨的杏仁茶和玫瑰饼、紫藤饼作为茶点,凌叔华作为女主人蹁跹其间。泰翁非常喜欢凌叔华,表示她不在林徽因之下。 凌叔华在陈西滢早已相识,而徐志摩却是第一次见这位姑娘。
她不仅是个女画家,也是燕大的大三学生,同时发表过小说,正是那个时代的新月文人们最趋之若鹜的才女类型。而且,实实在在是个高干子弟。
此次新月社的活动,凌叔华唱压轴的一出戏,不知他的老师周作人作何感想。
反正周作人的哥哥鲁迅是不知道写了多少篇文章讽刺泰戈尔来华事件。其中《棒杀与捧杀》一文格外毒舌:……摆出一张琴,烧上一炉香,左有林长民,右有徐志摩,各各头戴印度帽帽。徐诗人开始介绍了:“唵!叽哩咕噜,白云清风,银磬……当!”说得他好像活神仙一样。 不过新月诸人对此只是为泰翁辩护了几句,不曾反向攻击鲁迅,因为他们是“绅士”。
凌叔华,也算是正式从周作人的荫蔽下,跳槽进入了新月社,也收获了一位长期暧昧对象和一场婚姻。
当时的报纸纷纷报道林徽因"人艳如花",与徐志摩相伴泰戈尔左右的情景,对其他参与活动的女性只字未提。这激怒了心高气傲的凌叔华,她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
"中国女子与泰式周旋者,确不止林小姐一人,不过'丽质'与否,不得而知。但是因她们不是'丽质',便可以连女子资格也取消吗?"
这篇短文在北平文化圈引起热议。
徐志摩读后对友人说:"叔华这支笔,比武士的刀还要锋利。"
而林徽因则从此与她心生芥蒂。面对议论,凌叔华在日记中写道:
"我不过是要为一个事实讨个公道,若因此得罪了人,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同年年底,凌叔华在《晨报副刊》发表了短篇小说《绣枕》。这篇描写待嫁少女精心刺绣的枕头被未来婆家随意糟蹋的故事,以惊人的细腻笔触震动了文坛。小说中那些对女性命运无声的控诉,让读者看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声音。
"那时年纪尚小的我亦能感受到婚姻对女子的伤害。"多年后凌叔华这样回忆创作初衷。这篇小说奠定了她在文坛的地位,与冰心、冯沅君并称"三大才女"。
凌叔华的才华不仅体现在小说创作上,她的绘画造诣同样令人惊叹。1925年,她在北平举办个人画展,齐白石观展后题字:"叔华女史用笔如刀,剖开世间假面。"这幅题字被她挂在书房最显眼处,仿佛一种自我期许。
在文坛,她与鲁迅的笔墨交锋最能体现她的独立精神。1930年,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评价她的作品:
"凌叔华的小说……适可而止的描写了旧家庭中的婉顺的女性……使我们看见和冯沅君、黎锦明、川岛、汪静之所描写的绝不相同的人物,也就是世态的一角,高门巨族的精魂。"
这番评价看似客观,实则暗含批评——鲁迅认为她的视野局限于"高门巨族的精魂",不够广阔。凌叔华看到后,在《大公报》发表《关于创作题材的几句话》反驳:
"若说描写自己熟悉的生活便是狭隘,那么托尔斯泰写俄国贵族,简·奥斯汀写乡绅家庭,岂不都成了狭隘?"
好友袁昌英劝她:"何必与鲁迅先生较真?"她正色道:
"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他是文坛泰斗,难道说的每句话就都是真理?"
她的短篇小说集《女人》出版时,她在序言中写道:
"有人说我专写女人,是女作家。我要说,我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一个女人。我写的不是女人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
这种超越性别的自觉,使她在同时代女作家中独树一帜。
朱光潜后来评价:
"凌叔华的尖锐,源于她始终坚持用人的眼光,而不是女人的眼光看世界。"
剥开这么多的“关系”,也许你想问凌叔华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才女?
答案还真有些难说。凌叔华大部分的小说,篇幅都很短,人物关系、结构、剧情反转都很简单。但同时又不是浪得虚名,因为她确实能见微知著。 尤其是她中年后的自传小说《古韵》是极好的,堪称一部富贵人家版的《城南旧事》 。她有成为大师的最重要基础——下笔非常诚实,又很圆融松弛。可惜,“文章憎命达”,说得就是凌小姐这样的人。她的作品无法刻画出更加残酷的人生。 鲁迅说她揭开了“世态的一角”。
我认为很对,她的作品比起文学性,更多的是人类学社会学的意义,给人们打开一扇窗,窥探这样的阶层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对生命秉持何等样的态度。
凌叔华的"匪气"在文人聚会中尤为突出。据梁实秋回忆,在一次北平文人的酒会上,凌叔华一人喝倒了三位男作家,最后还拍着桌子说:"你们这些男人,总以为女子就该温良恭俭让。今天我偏要让你们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豪气!"
沈从文曾调侃她:"叔华啊,你这脾气要是生在古代,定是个占山为王的女寨主。"她朗声笑道:"那也不错,至少活得痛快!"
这种率性而为的性格也体现在她的着装上。她常穿着一身男式长衫出席文学沙龙,面对非议,她满不在乎:"衣服不过是遮体之物,何分男女?你们男人可以穿长衫,我们女人为何穿不得?"
叶公超在回忆徐志摩的文章中提到:
"徐志摩说过好几次陆小曼是个很奇怪的女人,实际上是和凌叔华一样的人,只是她们两个互相不承认罢了,见了面也是不说话的。"
这段话从侧面反映了凌叔华在文坛中的独特地位。
1926年,凌叔华与陈西滢结婚。父亲凌福彭将史家胡同24号的九十九间房作为嫁妆赠予女儿,轰动一时。外人眼中的天作之合,内里却是两颗心的渐行渐远。
凌叔华、陈源新婚照
陈西滢性格刻板内敛,习惯以讽刺笔触臧否人物;
凌叔华敏感细腻,渴望被理解。
两人虽在文学上有共同语言,生活上却大相径庭。他们从不在同一书房写作,彼此保密作品,这种缺乏沟通的状态慢慢消耗着最初的好感。
陈西滢曾在给胡适的信中写道:
"叔华就像一只刺猬,越是亲近的人,越容易被她的刺伤到。有时候我想拥抱她,却只抱回一身的伤。"
1935年,英国诗人朱利安·贝尔受聘武汉大学任教。这位27岁的青年、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侄子,像一阵清新的风吹进了凌叔华沉闷的生活。他欣赏她的才华,将她与姨妈伍尔夫相提并论,并计划将她的作品译介到英语世界。
两人迅速陷入热恋。凌叔华带着朱利安游览北平,拜访齐白石、沈从文等文化名流。在这段持续16个月的恋情中,凌叔华仿佛找回了生命的激情。朱利安在给母亲的信中称凌叔华是"我所知道的最可爱最优秀的女人之一"。
朱利安、陈西滢、凌叔华
然而朱利安的不婚主义与风流习性使这段感情注定没有结果。在凌叔华以老鼠药和蒙古刀相逼后,朱利安仓皇离开中国。
1937年,朱利安在西班牙内战中战死,年仅29岁。
陈西滢在得知妻子的婚外情后,冷静地给出三个选择:分居、离婚或断绝关系。
凌叔华选择回归家庭,却在数月后被丈夫捉奸在床。耐人寻味的是,朱利安离开中国前,陈西滢甚至召集师生为其举办欢送会。
这段感情彻底摧毁了凌叔华的婚姻。1937年,借口母亲去世,她带着女儿陈小滢离开武汉,开始与丈夫长达数十年的分居。
1938年,凌叔华收到了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来信。那时,朱利安已逝,婚姻名存实亡,战火在中国大地蔓延。伍尔夫的信成了她的救赎。
"我唯一可以给你的指点与忠告——那也是我自己曾经尝试过的——就是工作。怎样可以把你的心思集中在一件值得去做的事情上。"
这两位从未谋面的女性,开始了频繁的书信往来。伍尔夫鼓励凌叔华用英文写作,并亲自指导她的自传体小说《古韵》。在伍尔夫身上,凌叔华找到了精神上的知音——她们同样敏感、同样在男权社会中挣扎、同样相信文字的力量。
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呼吁女性"要有钱,要有自己的房间",而凌叔华用自己的人生践行着这一理念。尽管战乱频仍,她始终坚持写作和绘画,保持经济与精神的独立。
《古韵》的创作过程充满艰辛。凌叔华用非母语的英文写作,每完成一章便寄给伍尔夫指正。伍尔夫的回信总是充满鼓励与具体的建议:
"描写要更细致些,让英国读者看见你童年的北京。"
遗憾的是,伍尔夫未能看到这本书的出版。1941年,饱受抑郁症折磨的伍尔夫投河自尽。凌叔华得知消息后,在日记中写道:"我失去了最好的老师,也失去了最懂我的知己。"
1953年,《古韵》终于在英国出版,立即引起轰动。这本书被译为多国语言,被誉为"第一部征服西方的中国女性自传"。凌叔华用简洁优美的英文,描绘了童年北京的风物人情,那些深宅大院里的女性命运打动了无数读者。
凌叔华被提及时,她的文艺成就倒是其次,更多还是出现在各种八卦里。
尤其是武汉偷情这一段。
但她年轻时还做过更大胆且不光彩的事,而且顺利瞒了一辈子。
至于是怎么被发现的,可以参考《双佳楼往事》 (2021),相关书信证据都在作者手里。
这件事就是凌叔华和日本人好过。对方不是普通的日本人,而是后来要上远东军事法庭的甲级战犯,“大东亚共荣圈”的主要倡导者,日本外相松冈洋右。
1923年,还在燕京大学读大三的凌叔华认识了日本人松冈洋右。松冈当时已经是日本在东北满铁的高层,有家室且大她20岁。
双方接触之后松冈为之倾倒,还把她约去了大连木屋别墅度假。
再之后凌叔华和徐志摩暧昧,和陈西滢结婚,和英国人贝尔偷情,似乎都没影响到凌叔华和松冈继续保持书信联系。
北平陷落后,凌叔华回沦陷区奔母丧顺带回史家胡同处理家产分割,这期间位置越坐越高的松冈帮了很大忙。凌叔华甚至想好了要带女儿去日本投靠松冈,这让松冈都看不下去:你这么做有没有考虑过你老公死活?
她的女儿陈小滢在发现这段她根本不知道的往事后,甚至怀疑起了自己的身世。
1923年两人书信,都用英语写作
当友人问及为何要与日本人往来时,她淡然回答:"在乱世中,我要保护我的家人,也要保护我创作的权利。"
女儿后来回忆:"母亲一生都不善于解释。她认为懂她的人自然懂,不懂的人解释也无用。"
关于凌叔华和日本,可以说是充满了矛盾。
其实凌叔华与日本多有关联,甚至别具感情。
她父亲凌福彭为清廷大员,三度赴日考察,结交了一批日本朋友,回国即借鉴岛国大力推行改革新政。清王朝垮台时,凌福彭随即送多个子女去日本读书,12岁的凌叔华离别父母东渡。不料四个哥哥姐姐溺水于神户瀑布,这场灾难结束了她近两年的东瀛岁月。一战前的日本留给凌叔华的印象是个“完全充满童话式的天真美梦”。
然而父辈渊源和本人经历,并不妨碍凌叔华写出大义凛然的时政文章《对于中日秘约之感言》。写过“感言”也并未影响凌叔华继续与东瀛人士交往。
但这份私人情感也同样无碍凌叔华写小说表现抗日主题。待到“七七”事变举国同仇敌忾,洪流里的凌叔华创作了呐喊式5万言中篇小说《中国儿女》,正面揭示日寇残暴、歌颂人民英勇。
它体现了民族存亡之际凌叔华小说的可贵突破,不过,也付出了艺术代价,湮没于大量同类作品不为人瞩目。
凌叔华最长的小说(不计英文写作的《古韵》)和最晚的小说都取材于抗日。她的创作立场、态度,大体可看出中国人的共识:侵略者是侵略者,人民是人民。原则是原则,感情是感情。
1943年在重庆,她与冰心同在一个文艺沙龙,却几乎不交谈。冰心后来回忆:"叔华总觉得我太过温顺,我则认为她太过尖锐。我们就像两条平行线,永远不会有交集。"
唯独与苏雪林等少数几位女性作家保持真挚的友谊。苏雪林曾评价凌叔华:
“叔华眼睛很清澈,但她同人说话时,眼光常带着一点‘迷离’,一点‘恍惚’,总在深思着什么,心不在焉似的,我顶喜欢她这个神气,常戏说她是一个生活于梦幻的诗人。”
她自六岁起主攻绘画,师从宫廷画师王竹林,后来又拜慈禧太后最喜欢的宫廷画家缪素筠为师, 她的绘画能够不时得到齐白石等大师的指点,从此成为凌府众多孩子(包括男丁)中唯一能随凌父出门见客的孩子。
凌叔华与女儿陈小滢的关系,如同她人生的缩影——充满深情与疏离、理解与误解。
"一个女人绝对不要结婚。"凌叔华曾这样告诫女儿。陈小滢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母亲把自己在婚姻中受的伤,化作对女儿的警告。她希望我独立,却又不知如何表达爱。"
陈小滢记得:
"母亲从来不会拥抱我,也不会说温柔的话。她最亲近的表达方式,就是在我生日时送我一幅她画的画。"
这种情感的疏离,或许正是凌叔华自我保护的方式。
抗战胜利后,凌叔华赴英国与陈西滢短暂团聚,却仍维持着伦敦与巴黎两地分居的状态。
陈小滢从小在这种若即若离的家庭关系中长大,对母亲又爱又怕。
1970年,陈西滢病逝伦敦,仅有女儿和一位友人送行。凌叔华没有出席葬礼。有人说她冷酷,却不知她在得知消息的那夜,焚毁了所有与陈西滢往来的书信。
"他们都走了,只剩下我。"凌叔华在给苏雪林的信中写道。
晚年的凌叔华独自住在伦敦一间简朴的公寓里。她的作品已被译为多种语言,在西方文坛享有盛誉,但她始终保持低调,很少在公众场合露面。
1989年,89岁高龄的凌叔华病重住院。在病榻上,她向女儿表达了最后的心愿:回到北京。
在各方努力下,凌叔华终于回到阔别多年的故土。躺在病床上,她望着窗外的白塔,轻声对女儿说:"看,北平的秋天还是这么美。"
1990年,凌叔华在北京逝世,与丈夫陈西滢合葬。这段名存实亡半个世纪的婚姻,以这种形式画上了句号。
女儿陈小滢在整理母亲遗物时,发现了一封未寄出的信,是写给弗吉尼亚·伍尔夫的:
"亲爱的弗吉尼亚,我终于明白你当年为何选择离开。不是懦弱,而是太爱这个世界,爱到无法忍受它的残缺。我用了一生学习你的勇敢,学习在破碎中寻找完整。若有来生,愿我们生在同一个国度,做真正的知己。"
在一张泛黄的稿纸上,凌叔华用钢笔写道:
"都说我一身匪气,不似文人。他们不懂,在这吃人的世道里,斯文才是最无用的东西。我宁愿做个带刺的活人,也不愿做个温顺的死人。"
这段文字现存于凌叔华档案中,是其晚年手稿的真迹。陈小滢在回忆录中特别提到:"母亲这段话写于1982年,那时她已82岁,但笔锋依然锐利如初。"
死前,她由担架抬着游了北海,以及自己当年的后花园。
那里已是一个幼儿园,她丝毫不顾忌孩子们诧异的眼神,也不在意自己枯朽的面容已和孩子们手中的鲜花形成鲜明的反差。
那里早已不再是她私人的嫁妆,来源于人民的,终归回到了人民处,荣华富贵无法延续三代,尘归尘,土归土。
来源:历史记录大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