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第二届世界中国学大会即将在上海举行。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承办其中的一个分论坛。这场大会是世界中国学界的一桩盛事。前年第一次大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发来贺信，指出中国学是历史中国之学，也是当代中国之学，深刻阐明了中国学研究的重要意义，指明了中国学发展的重点和方向。

10月13至15日，第二届世界中国学大会在上海举行。这是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一个平台，也是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中国更好地了解世界的一个窗口。

在东方卫视10月13日播出的《这就是中国》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与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范勇鹏教授，一起讨论国别研究的意义。

范勇鹏：

第二届世界中国学大会即将在上海举行。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承办其中的一个分论坛。这场大会是世界中国学界的一桩盛事。前年第一次大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发来贺信，指出中国学是历史中国之学，也是当代中国之学，深刻阐明了中国学研究的重要意义，指明了中国学发展的重点和方向。

我今天史要结合中国学，讲两个学科的话题。在中国学繁荣发展的同时，还有另一个学科叫区域国别学。近几年也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支持。重视这两个学科，是中国发展到现今阶段的一个必然要求；两者在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上，都是密切相关的。

首先我来谈谈主体学和区域国别学，这种体用关系的一些国际经验；就像我们每个人对自己的认识和对他人的认识，是不断反馈、相辅相成的。国家和民族，也是在对外部世界的观察中不断定义自身，同时又借由自我认识产生的观念来认识外部世界。从这个角度讲，一个国家认识自己的这种学问叫主体学，认识别人的学问叫区域国别学。它其实是一体两面，而其中更重要、更主动的一面是主体学。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例子是近代欧洲。欧洲人的自我和对外认知活动，就是一个长期的互动过程。在认识别人的时候逐渐弄清楚我是谁，再由我的眼光来继续认识他人。这个过程经历了三个同心圆阶段。第一个同心圆就是基督教世界，因为欧洲人原来没有很明确的民族和国家的身份意识，大家都是属于基督教共同体。到了近代，他们就开始靠民族主义来界分彼此，比如法国人就要通过认识谁是英国人，来理解什么是法国，德国人要通过认识法国来定义德国。

第二圈就是地中海世界，也可以称之为一神教世界。他们是通过认识伊斯兰世界来定义自身。你是基督徒，你就是我们；你非基督徒，你就是他们。

第三圈是海外殖民扩张，通过认识其他文明，特别是那些发展水平低于西方的美洲、非洲文明来制造一种等级观念，借以定义何为西方；于是，我们就是文明的，他们就是野蛮的。

沿着这三个同心圆的顺序，西方的主体学建构越来越清晰，德国人、法国人，越来越清晰地知道我是什么人。同时，他们的区域国别学知识生产活动也越来越广泛，建立起一整套对世界的认知，包括东方学、人类学，以及更广泛的一整套社会科学等等。

当然西方文明在完成全球扩张的时候，也遇到一些新的挑战。比如它来到中国，发现中国文明高度发达，而且曾在知识、技术和制度上，都启发了欧洲的现代化。所以基于这种等级化的人类学，这些认知范式就不够了。从那时候起一直到今天，贬低中国文明、摧毁中国文化，一直是西方人的一项重要事业。为什么？它有需要，它要靠这样做来不断地自我界定。

再比如同样是产生于欧洲文明的共产主义，它也对西方的这种主体身份和世界认知构成了一个危机。所以西方人既要在反共的基础上重新定义自身的西方性，又要不断地重新建构资本主义的世界知识体系。

我要讲的第二个例子是俄罗斯。俄罗斯跟西欧国家很不一样，因为沙俄是沿着自己的周边向外扩张，吞并了大量领土，所以它的经历就是，“他”不断变成“我”、外不断变成内，这样一种独特现象。因此，俄国人的区域国别认知，不断地变成其自身内部的一种新的边疆认知。持续了一两百年，到苏联解体又开始发生一个相反的过程，一部分“我”又变成“他”，一部分内又变成外，这又迫使其内部区域和外部区域的关系变得更加纠缠不清。

俄罗斯对自己的认知和对外部的认知，其中的交织比欧洲人更密切。它的区域国别学，就是直接从新扩张领土和国内区域研究的这些基础上生长出来的。而它的主体学俄罗斯学，也是同一个过程的产物。

第三个例子是美国。美国的经验就更特殊了。美国早期的对外扩张，和它的主体认知没有太大关系，因为它扩张的都是一些比如印第安地区，和其他国家的一些殖民地。一战后，美国开始面临一个如何认识外部世界，以及如何认识和表达自己的双重挑战。所以美国的区域国别学发展和美国学建立，大体上发生在同一个时期。

首先，二战让美国人迫切地需要了解外部地区和国家，美国政府就动员大学学者来为战争服务。二战后，美苏冷战和美国的全球霸权，又进一步推动以苏东和亚洲为重点的区域国别研究。冷战结束后，这个区域国别学一度沉寂，比如苏联解体，苏联学就突然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但很快又发生“9·11”，又引起了美国对区域国别学的重视。

其次，在对外部区域国别的认识发展的同时，美国也极其需要建立起强大的美国学，就是“我究竟是谁”，也是美利坚民族的一个寻根之学。

美国学的发展始于1920到1930年代，1940年代开始奠定基础，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迅猛发展，总体上跟区域国别学是差不多同步的。这种同步发展就反映了它的体和用之间的内在联系。对外战略所驱动的这种区域国别学，离不开一个坚强的主体；而美国学的任务就是，去建构起这个主体性。

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

有人把美国学的诞生追溯到思想家爱默生。爱默生早在1837年就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美国人不应该满足于，仅在政治上摆脱英国的统治，在精神上我们也要独立。我们师从他国的长期学徒时代即将结束，不能老是依赖外国常识的残余来获得营养。

这句话非常精彩，恰恰适合说给今天中国的不少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听。不过爱默生因为这种观点，也被哈佛大学拒之门外长达30多年。相比之下，今天中国有些大学的一些主流学科，对中国主体意识抱有一种消极心态，对要求弘扬中国精神、思想独立的声音采取某种排斥立场。这个历史何其相似。

现在美国学公认的一位先驱是学者帕林顿。帕林顿就明说，我的目的就是要发现美国传统所特有的根本性观念。他也是希望能给美国人提供一种主体性、一种自信。但毫不意外，他所倡导的美国学同样因为跟美国大学里的主流学科体制格格不入，长期受到学院派的排斥。

到了二战后，美国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工作重心，就是去建构起以美国为主的知识体系。例如，美国学术界为了服务于冷战战略，发明出了很多理论，其中最重要的就叫现代化理论，我们都很熟悉。它从中衍生出了很多，比如政治学的民主化理论、经济学的增长理论等等，都成为美国乃至世界社会科学界的主流范式，到今天依然如此。这些现代化理论，不仅为区域国别研究提供了一个认识框架，还直接服务于美国的对外干预行动，比如对越南战争提供的合法性论证。

现代化理论，不仅使美国拥有了一种自我认知和表达的理论框架，而且它把这个框架外化成一种普遍性的尺度。当然物极必反，1960年代后，随着美国霸权日久，美国的文化开始出现很多新东西，比如多元主义逐渐消解了美国的主体性。到“9·11”后，著名的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写了一本书，标题就叫《我们是谁》，反映出美国人又开始失去自我；主体性的问题，又像回旋镖一样又飞到了美国人面前。

我讲了欧洲、俄罗斯、美国，建构主体学和区域国别学的历史，我们从中要吸收什么？首先就是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迫切需要一次大的变革，甚至可以说需要一次大觉醒，需要一次新的思想解放。要从依附状态转向自主状态，要大力构建我们的中国学，从历史中国和当代中国研究中，发现我们的普遍性的理论，并以之来指导我们对世界的认识。

其次要警惕各种多元主义、自由主义的形形色色的所谓新理论、新观念，它们已经把欧洲、美国给带到沟里。我们绝不能再允许这些东西，来消解中华民族认同和中国的社会共识，不允许它们来破坏中国的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

与今天新时代的需求相比，当前的中国学也需要一次大改革大发展。中国的历史经验，和前面我讲的这些欧美国家都不一样，我们是作为一个弱者进入现代世界的。所以中国，从清末、从一开始就没有能够像西方人那样建立起一种自主的强势的主体学中国学。中国学这个概念刚开始就是指外国人做的对中国的研究，这种中国学本质上是中国在外国研究者眼中的一个镜像，然后再在我们眼中的一个再镜像反映。虽然这种研究也非常重要，但这种镜像之镜像，它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主体性不足。第一手的观察主体是外国人，然后中国研究者作为二手的主体再对其加以研究，难以从中建构起中国的主体性。

当然还存在很多其他问题。比如，有些研究者，对西方仍然有一种仰视心态。另外还有西方中国学里边有一些陈腐错误，甚至是有意来解构中国主体性的东西，比如美国学者鼓吹的“新清史”，日本学界炮制的“内亚史观”“满蒙史观”等，它们通过海外中国学被引介传播之后，一度也在中国学界成为创新热点而被追捧。

那么相比起美国的美国学、俄罗斯的俄罗斯学，我们中国的中国学，今天仍然缺乏一种自觉而系统化的主体性建构努力。我认识东南亚，我认识中亚，我研究非洲，但缺乏一个主心骨来统领，要么是在理论话语上总跳不出西方的现代化理论、民主化理论、经济增长理论、转型理论、公民社会理论、治理理论、多元化理论等等，自然也难以提出有价值的理论和政策。

那么我们今天要怎么办？我觉得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个结合”就是最好的指导思想，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中国学既是历史中国之学，又是当代中国之学。我们在海外中国学繁荣发展的基础上，要更多地从中国的主体性出发，来加强我们自己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研究，特别是对中国制度、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话语的研究，逐渐让中国人的中国学成为主体，让外国人的中国学成为补充。从对中国历史和实践的研究中，提炼出当代性、世界性、普遍性的理论范式，为万世开太平。

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么我们的区域国别学，长期以来积累的大量知识和学问，就有了主心骨；纲举目张，辐辏云集，豁然开朗。这两者的体用结合，会成为中国自主性知识体系的核心支柱。

谢谢大家。

【圆桌讨论】

主持人：刚才听范老师说到了国别研究的意义，特别是以自己作为主体，来叙述自己的国家，也是让世界上其他国家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或者相信你给自己的定义。您举了美国的例子，美国这个国家最初在新生的时候，也没有历史负担，而且也急于地想让别人了解自己、相信它的叙事。所以它在叙述美国学的时候，如果花大力气聚焦在这个事情上的话，就更容易出成果。

张维为：美国学的形成，是随着美国的崛起，特别是后来形成某种形式的帝国之后，世界对美国的知识产生巨大需求；然后它就要解释我为什么变成世界第一了，我的经济是如何成功的，我的科技如何成功的，我的军事是如何成功的，一直到形成一整套理论。而且它认为这个是普世真理，世界各国都得这么做，它就开始出问题了。

范勇鹏：美国学比较成功的一面，其实反过来恰恰也是它的一个弱点。何老师讲得很对，它一开始就没有什么认同，全部是移民构成的一个国家，所以相对比较容易把自己的事情讲清楚，没有历史包袱；但反过来看，它缺乏一种恒定的、长周期的身份认定。

中国跟它相反，我们可能在近代以来，短期内确实受到西方列强、西方文明的压迫，产生了一种被动反应，所以在主体认同上出了一些问题。但长期来看，我们是有一个恒定的、以几千年为单位的（认同），像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有天文、地理、经学、文明等一整套东西，是非常稳定的。今天我们的挑战就是要把传统里边的宝藏给挖出来，然后用今天的眼光来解释今天的现实。

主持人：中国的感受是，我们的文明那么悠久、历史那么长，不管世界怎么变化，我们始终在这里，所以我们不会像新生的美国那样急于构建一种自我叙事。但因为这个是它构建出来的，这种强行构建或者是纯属为了解释而构建的一些理论，可能经不起时间的检验。

张维为：美国的理论，包括西方一些主要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其关键的问题是我一直讲的，它背后的西方中心论、欧洲中心论、历史终结论逻辑，这种逻辑导致误读中国，误读外部世界，甚至也误读美国自己。你仔细看，这些理论大都经不起历史检验。我们之所以讲，现在我们要由真正的中国学来引导我们的国别区域研究，因为我认为中国学的核心是对中国成功规律和经验的一种整体把握，它具有相当的普遍意义。

现在的一个严重问题是我们的区域国别研究领域有相当比例的研究人员，还是深受西方话语影响跳不出西方话语的框框，结果研究了半天，往往既读不懂中国，也读不懂外国，这是最大的问题。

现在中央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特别是总书记讲要形成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这很重要。我们主张有一个魂，这个魂可以说是，在对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话语的整体把握的基础上形成真正的中国自信。在这样一个基础上进行区域国别学研究，效果往往好很多。

主持人：所以说对自己国家的研究，首先要有魂，要扎扎实实地对自己的国家有认知，这样我们研究出来的结果，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我们再回过头来分析美国这个案例。美国学的研究在世界上影响也非常地大，但您在演讲中也说，它被自个儿的回旋镖给打中了。那是不是反过来说，它最初构建的那些对自我的认知，其实并不扎实？

范勇鹏：是的，您讲到魂的问题，就是最近几年我们领导人经常讲的两个很重要的概念，一个叫魂脉，一个叫根脉。我们中国魂脉就是马克思主义，对吧？根脉就是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的魂和根都是正的，所以一旦建构起自己的知识体系，它是有解释力的，是科学的，是进步的。美国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整套知识体系，它的魂和根是有问题的。简单讲几条。

比如第一，整个西方现代思想，包括我刚才提到的现代化理论，简单地讲就是一个成王败寇的理论，就是我赢了，我把你们都打败了。亨廷顿讲得很清楚，他说我们西方人的崛起，不是因为我们的文明比别人在任何方面都强，而是因为我们在一个事上赢了，叫“有组织暴力”，就是打仗打赢了，所以你看我什么都好。他这个逻辑有问题，如果有一天别人把你打败了，相当于你把自己否定了，所以它的根和魂就是不正的。

第二个，比如西方文明，包括美国文明，整套思想体系的深层是宗教意识的，这种一神教的宗教意识就是不宽容，我认为对的，你必须要听，它没有我们老祖先讲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以它用来指导它的区域国别学、指导它的外交政策，都是动不动搞“颜色革命”、军事干预、政权更迭，好像没有别的工具。这套东西问题也是双刃剑，等有一天你变成弱势一方了，别人反过来拿这个东西来砍你，你怎么办，对吧？它的根和魂是不正的。

第三就是它在近代进入相对比较进步的资本主义时期后，构建了一整套虚伪的东西。你看我是民主的，我是自由的，我讲人权，我讲多元，但是这套东西都是在你统治世界、拥有大量财富的基础上，才能搞起来的。等到今天，美国自己的社会面临内部腐烂，遇到一个问题，马上就发现民主维持不了了，自由维系不了了，人权维持不了了，多元主义维持不了了。所以你发现过去十几年，民主党搞的这套多元主义的东西，把美国自己内部的这种精神认同、社会共识，给搞得千疮百孔。所以也是一把双刃剑。

美国人成功的经验我们要学，但是他的问题，就是他的根和魂本身是歪的，一旦遇到挫折、下坡路，这些东西反过来全都会砍向他自己。

张维为：现在西方主流理论处于很尴尬的境地，自己说不清楚自己了。你看现在特朗普上来，产业政策也用了，“国进民退”也发生了，言论自由也不要了，三权分立也抛弃了，最好三权都统一在特朗普领导之下。中国人的实事求是理念，无论是中国革命、中国改革开放，还是做学问，都是一条最核心的原则，实事求是是硬道理，是最靠谱的道理。。

主持人：欧洲的历史其实也挺长的，那么在历史上，它们有没有一种可能其实是可以解释好自己的？这条路是怎么走偏的？

范勇鹏：就是因为它的这种对外扩张，带来了一种内部的空心化。比如在近代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中，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是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民族观念、民族认同，历史也挺长的，但最典型的就是英国人，随着扩张一个小小的英伦三岛移出去2000多万人口，现在世界上有多少国家和地区是讲英语的，是英国的前殖民地，结果导致它的思想、灵魂也跟着扩张了。等到这个帝国解体后，英国人就不得不砍掉那些细枝末节，最后留住自己的一个小小的核心，把根留住。但将来如果有一天，英伦三岛再发生分裂，它的文明就消散在历史里边了。有句话，叫生于不义，就是它自己崛起过程中，做的很多事情埋下了自己的因果，将来都会落到自己头上。

张维为：我再举一个例子，如果要给欧盟指出一条实际上正确的路径，那就是要建设一个文明共同体，你不建立文明共同体是不行的，欧盟整合是推进不下去的。

现在欧盟搞的是“白左普世价值”，它认为它的价值是普世的，它的理论也是普世的，但实际上它就是欧洲地区的知识，就是欧洲一部分人的价值观，它硬要说是普世的。它今天对欧洲民众都没有很大吸引力了，但欧洲似乎又退不回去，什么是欧洲文明？根本达不成共识，结果是欧洲文明的“空心化”“无根化”。

马克龙公开说，我们真羡慕中国、印度、俄罗斯这样的国家，他们都认同自己的文明，它们称自己为文明型国家，欧洲做不到。

主持人：欧洲也好，西方也好，它现在的问题是不能解释自己，也没有办法像以往那样，通过对自我的定义和解释，想要在世界上去赢得更多的红利。我们继续观察美国，因为美国学的研究过往比较成功。当一个国家把自己为主体的国别研究做好的时候，我们还是要看到它对自己国家有利的那一面。

范勇鹏：首先在战略上，它带来了事半功倍的效果。美国即使如日中天的时候，单靠国力是不能控制这个世界的，但它通过自己的思想体系，就是意识形态，包括利用美元——因为美元是一个信用货币，首先就是你要信我的故事，所以它通过自己的社会科学、通过自己的意识形态，构建起了一整套就像约瑟夫·奈讲的“软实力”。这个软实力大大降低了美国霸权的成本。其实直到今天，从硬实力、从霸权上来讲，美国早已不应该坐在这个位置上了，但它为什么还坐在这个位置上？原因就是，全世界包括我们中国还有相当多的人还在给它打工，我们还在支撑它的这套体系，还在信这套东西，所以它依然能够坐在那。如果大家不信，马上就像皇帝的新衣一样，它就垮了。所以这对一个国家的战略，是有事半功倍的效果的。

但是对我们来讲，我们这样一个有深厚历史传统、有强烈道德体系的文明，不应该去做这种短期的讨巧的工作。我们要做的就是我刚才演讲里面讲的，是要为万世开太平，是要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方案的，而不是说我搞出一套现代化理论，然后就用来颠覆别人的政权，去剥削别人的资源。

张维为：西方还有一些话语红利。上次对话杰弗里·萨克斯教授在复旦演讲提到，西方长期处于一种幻觉之中，它自己觉得自己的制度更优越、种姓更优越、种族更优越、宗教更优越等等。西方要从这种幻觉中走出来需要很长时间。这个世界已经完全变化了，但是西方的话语红利还没有消失，在中国国内、在外部世界影响仍然不小。

主持人：您刚刚也说中国学的研究主体应该在中国，当然我们看其他国家对中国的研究也很重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但我们要补上的是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观察和认识，

范勇鹏：对，而且我们今天讲海外中国学或者世界中国学依然很重要。从中国近代，我们追求独立、追求解放发展的过程中，它们其实是做了很大贡献的。因为我们这个文明太老了，两千多年，自己的一套知识体系到清末都已经僵化了，这个时候亟需一种新的眼光、新的思想。这时候很多海外的研究——包括有些是友好的研究，有些是做战略研究，就是为了来殖民你的，我们都可以拿来用，所以不管是传教士的还是殖民者的，还是比较体面的学者的，这些东西我们都吸收过来，其实对于我们应对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做了很大贡献。

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们研究学习西方或其他一些国家构建主体学和世界知识的体用关系，从里边学习的是成功的方面，要克服的就一个词“傲慢”。西方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它成功了，然后就傲慢了，就开始指点世界，就认为我的这套东西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我们中国人要克服这种东西。

所以世界中国学能发挥的，相当于我们总有个镜子放在这可以照。这方面中国人是有深厚传统的，你看商汤灭了夏，然后自己搞了个洗脸盆，里边就刻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每天洗脸的时候，都要告诉自己要改革，不能傲慢。等到周人灭了商，又开始说自己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我们今天要持续这种精神，不能掉到西方人的这种傲慢里面。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在第二届世界中国学大会分论坛“从世界看中国：文明的赓续与创新”现场 观察者网

张维为：这次世界中国学大会，我有一个发言，我的基本思路就是追溯一下海外中国研究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叫东方学，东方就是从埃及到中国到朝鲜都叫东方，因为基点是伦敦，然后分为近东、中东、远东，中国属于远东。而且那时候的潜台词是这些地区都是古老的文明，死去的文明，没有生机的文明，这是历史上存在的。现在回头看这个路子，本身已经错了。

第二阶段就是汉学，研究中国古代的经典等等，这比东方学进了一步，但基本假设还是东方文明古国不大可能现代化。汉学研究更多聚焦文学、哲学等。

第三阶段就是冷战开始后，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在美国兴起的中国研究，我们现在把它叫作中国学或者美国的中国学，还有欧洲的中国学、海外的中国学。西方形成的中国学，受到西方意识形态和文化偏见的影响，以及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偏见的影响，其背后往往就是历史终结论、西方中心论的逻辑。。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越来越自信了，所以现在我们讲文明互鉴的时候，不是失去自我，过去我们讲文明互鉴的时候，如果失去主体自觉，总认为人家文明更加高大上，我们要借鉴人家是改造我们的文明，甚至不惜拆了故宫建白宫，那就大错特错了。自信地平视外部世界，这样就可以进行真正的文明互鉴了。

主持人：就是完全有主体意识的一种文明互鉴。我们重视世界中国学的研究，同时通过世界中国学者、海外学者对中国的研究，其实我们也可以通过了解他们的视角，了解他们所在的国家和文明。因为所有的表达，某种程度也都是在定义他自己，他们怎么来看中国，也就代表了他们的一些视野。

范勇鹏：这就是互相的知己知彼。但比的就是谁的主体性强，我主体性强，我就吸收掉你，就是这么一个竞争关系。

【问答环节】

观众：主持人好，两位老师好，很荣幸能参加这次节目。我是在央企运营商做产业数字化，同时我又是一个退役军人。刚才我听到范老师提到以中国学为锚点去做区域国别的研究的必要性。这个具体的锚点我们如何去界定，而且锚点因为有它的局限性，比方说出现在西方为中心的主义，我们如何去避免中国中心主义？

范勇鹏：锚点这个概念讲得非常好，其实真的是像一个船下了一个锚一样，你不管怎么漂移，要有自己的中心。拿我们中国传统文明来看，我们中华文明的锚点是非常清晰的，而且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理性的锚点，所以我们产生了一个以实事求是为基础的文明体系，持续了好几千年。

那么西方现代文明的知识体系有没有锚点？它也有，有现代科学，也有社会发展各个方面的科学研究，但它也有它的问题，它很多是锚在宗教意识、锚在某种形而上的东西之上，所以今天暴露的很多问题也是这方面的问题。

中国今天要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比较中西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我们就很清楚地知道，我们要锚在自己的根和魂上，要锚在科学理性，锚在实践上。只要是在这个锚点上的知识体系，就不会是这种神棍式的，也不会是傲慢的，因为它是讲究实际的。

从这个常识上来讲，任何一个人看世界都是以自己为起点的，所以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他看世界也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所以我们反对的不是以任何人为中心，包括今天我们批判西方中心主义，批判的不是西方中心——因为一个西方人看世界必然是带着西方的眼镜，我们批判的是，拿着你的尺子来硬卡大家的这样一种主义。

未来我们看世界一定会带有中国人的视角，带有中国人的风格，带有中国人的感情色彩，这恰恰也是主体性的体现，也恰恰是我们的优势。我们有句老话，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但我们不会成为一种中国中心主义的东西。

张维为：我觉得勇鹏讲得很好，因为我们的核心原则是实事求是。我个人认为如果有一个东西是真正的普世价值，那就是实事求是。问题本来是什么样就怎么样，尽量客观地，不多一分不少一分，把握真实的世界。

中国希望百花齐放，你不要跟我一样，只要符合你自己国家民族的实际情况，你就是正确的，你就可以找到你自己的成功之路。这些都属于实事求是的范畴。

观众：两位教授好，主持人好，我叫石亚瑄，目前在英国大学读书。我的问题是在建设中国学的同时，我们是否需要一个与之匹配的、独立的学术评价和知识流通体系？中国的高校和研究机构，可以怎样主动为那些突破西方范式具有中国主体性的研究提供合法性认可，而非仅仅鼓励它们适应现有的西方主导的体系，突破这种学术卡脖子困境的关键突破口在哪里？谢谢。

张维为：你讲的一个是知识流通的体系，一个是评价体系。流通体系我觉得一定要努力把它建起来，实际上它现在也客观存在，我们可以把它更加地规范化、规模化、多样化，这个可以探讨。

但评价体系现在有一定挑战，因为实事求是说，就中国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状况而言，特定年龄阶段的部分学者，由于在大学读书阶段，包括博士阶段，深受西方话语的影响，不少人至今还跳不出来西方话语的紧箍咒，但他们往往又掌握许多评价机制的实权。所以我主张，我们也多次公开提出这样的建议，就是采用中国模式的一个最大优势，即进行开辟新局的试点，开辟一些试验田，冲破早已固话的既得利益格局，划一个地方，划一个专业，划一个机构，让你大胆试验，形成好的经验就推广，不成功的就制止。总之，现有中国文科的评价体系远远落后于中国发展的需要和时代的需要。

范勇鹏：对，而且挺困难。这位同学在英国读书，我相信你不仅是观察中国的现象，你在英国本身也感受到同样的现象。其实这是现在世界普遍性的现象，因为任何一个时代，到了这个大变局时期都会礼崩乐坏，旧的知识实际上过时了，新的知识还没生长出来，这时候怎么办？旧知识的掌控者，他是卫道士，要守住这个堡垒的。我们看到美国特朗普采取的是一种简单粗暴的方式，我干脆断你的资助，干脆让你关门，但这种方法过于粗暴，也不好。有些国家实际上就是躺平，特别像欧洲这种白左思想，对高等教育的垄断没有任何的举措。

我非常同意张老师的意见，就是这个事情要做增量、做试点，这是最好的办法。因为你贸然去做，像特朗普这种野牛冲进瓷器店的办法，最后往往得不偿失。最好的办法就是开辟出一个一个的小窗口、小的试验田。因为现在我们的高等教育体系，实际上是高度单一化的、规范化的。要在规范化单一化大体系之外，给出一点生长的灵活空间，就像我们的关节如果没有了软骨，它就不可能生长了，要给它生长空间。

主持人：我觉得还是要对刚提问的这位女同学要有个鼓励，要鼓励像她们这样的未来的青年学者，要勇于做研究，哪怕这个研究看上去跟前人是不一样的，但那种创新是有价值的，要冲破原来的评价体系，创新还是很重要的。

观众：各位老师，我叫刘昱彤，目前在杭州读大学，很荣幸今天来到这里提问。我想问的问题是，理想的中国学研究者，需要兼具深厚的语言文化功底和扎实的理论学科训练，但在现实中，我们常常遇到懂语言的不懂理论，懂理论的不懂语言这一问题。请问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并做出改变？谢谢。

张维为：人文社会科学一定要有大量的实践经验，比方你研究政治学或者行政管理，你对政治和管理一点感觉都没有的时候就去念这些书，然后出来就以为可以指点江山，那是不行的。所以我觉得很重要是实践。如果过去这方面不足，一定要补。

毛主席是强调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往往是更重要的学习。特别做区域国别学研究，除了读书之外，一定要进行实地调研。我从像你这样年轻的时候就养成习惯，受青年毛泽东的影响，喜欢做社会调研，喜欢到中国各地，到世界各地走走看看，一个地方发生了大事，我就想去，经常一个人买张机票就出发了，当年去以色列，去叙利亚，去黎巴嫩，去乌克兰，都是这样的，实地调研会形成很多感悟。

走完了一百多个国家，我觉得悟出来了，对中国和世界形成了某些整体把握，我就开始写我的《中国震撼三部曲》，这么多年过去了，结果证明当年对很多问题的判断几乎都是靠谱的。

范勇鹏：这位朋友讲到语言和理论这个问题，我也补充一点，确实这是个两难的事情。即使现在很多年轻人的外语普遍地都很好了，但实际上客观地讲，在学习外语上，大多数人其实是没有必要投入那么多时间的，这也是不可持续的。而且即使你外语教育再发达，也不可能做到所有人都能用外语来直接做研究。所以未来，比如说我们就是新翻译也要重视的。另外还有技术手段，比如人工智能也能帮助我们解决一些问题。

她这个问题我再补充一点，其实不光是外语，今天很多学者做学问的一个大问题是，自己的语言文化是不过关的。近代以来，我们追求现代化造成的一些客观原因，但今天要补短板。中国文明跟其他很多文明不一样，我们这个文明的所有密码都是承载在文字里边的，每一个文字在历史上都是有它的根的、有它的传承的。今天我们在说话用的每一个字，其实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它背后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中国文化，其实中国语言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是特别简洁精准。我们不仅要在外语、在翻译方面要下功夫，在中国自己的传统文化、传统语言、文字教育上也要下功夫。

张维为：有时候我真觉得蛮可惜的，中国外语专业院校培养了恐怕数百万外语人才了吧，外语人才肯定在各个战线上都发挥了各自很多的作用，但为什么能够用外语，比方说英语，把中国故事讲好，能跟老外进行辩论，这样的学者还是屈指可数，真的很遗憾。所以我觉得这一块，我们一定缺了什么东西。

我个人觉得就把外语当成工具来学习各种东西，增加知识，否则光是学外语，特别还是完全偏重的文学，文学很重要，但只是很小的一部分。社会还有其他大量的需求。我们需要通过掌握外语来扩大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同时也让外部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

我经常讲，你可以是莎士比亚的英文、牛津口音的英语发音，但如果你没有发自内心的知识体系、没有发自内心的中国自信，你讲再多的传播、宣传、讲中国好，人家一看就知道你不自信。相反，你只有500个英文单词、甚至更少，但你具备发自内心的自信，也可以把中国故事讲好。

主持人：回到我们今天讨论的区域国别研究话题，大家都知道从自己的角度出发，研究自己所在的国家，这非常重要，我们以中国为主体的中国学研究并形成中国自信，对于研究外国也十分重要。当然世界中国学研究也非常重要，了解别人如何认识我们，通过他们的表达、他们的视角，更好地了解他们，这就为文明互鉴创造了条件。

谢谢两位，也谢谢我们现场观众朋友一起来讨论。谢谢大家，再见。

来源：底线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