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朱元璋在南京紫金山下的皇宫中挥下朱笔时，或许未曾想到，他亲手斩断的“宰相”之根，会在大明王朝的土壤里催生出更复杂的权力藤蔓。洪武十三年（1380年），胡惟庸案爆发，左丞相胡惟庸以“谋不轨”之罪被族诛，牵连者达三万余人。这场血雨腥风过后，朱元璋以祖制之名颁布诏令

废不掉的大明宰相：皇权博弈下的制度变形与权力重构

於恢

朱元璋在南京紫金山下的皇宫中挥下朱笔时，或许未曾想到，他亲手斩断的“宰相”之根，会在大明王朝的土壤里催生出更复杂的权力藤蔓。洪武十三年（1380年），胡惟庸案爆发，左丞相胡惟庸以“谋不轨”之罪被族诛，牵连者达三万余人。这场血雨腥风过后，朱元璋以祖制之名颁布诏令：“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明太祖实录》）这份决绝的禁令，看似终结了自秦以来延续一千五百余年的宰相制度，却开启了一场贯穿大明二百七十六年的权力博弈——宰相之职虽废，宰相之权却从未消失，只是在皇权的挤压下，变换着不同的存在形态。

一、宰相的本质：不是官职，而是权力职能的代名词

要理解大明“废不掉的宰相”，首先需厘清一个核心认知：宰相从来不是一个固定的官职名称，而是对“协助君主处理全国政务、总领行政权力”这一职能的统称。从先秦时期的“相国”到秦汉的“丞相”，从隋唐的“三省长官”（中书令、侍中、尚书令）到宋朝的“同平章事”，再到元朝的“中书省左右丞相”，历代统治者虽不断变换官职名称、调整权力结构，却始终无法绕开“需要一个核心机构或官员群体辅助治国”的政治逻辑——这并非君主愿意分权，而是大一统王朝的政务体量，早已超出了君主个人的处理能力。

以唐朝为例，三省六部制下，中书省掌决策、门下省掌审议、尚书省掌执行，三省长官共同行使宰相职权，形成“群相制”。这种制度设计既分散了相权，又保证了行政效率，本质上是对“宰相职能”的优化，而非废除。宋朝更进一步，以“同平章事”为正宰相，“参知政事”为副宰相，同时设枢密院掌军事、三司掌财政，将宰相的军权、财权剥离，但“协助君主处理政务”的核心职能并未改变。元朝则回归“独相制”，中书省左右丞相总揽全国行政，权力甚至超过秦汉丞相，这也成为朱元璋废除宰相的重要“前车之鉴”——他认为元朝的宰相专权，是导致其快速灭亡的重要原因。

朱元璋的逻辑很简单：既然宰相权力过大可能威胁皇权，那就干脆废除这一职能载体。他将原来属于宰相的权力一分为六，交给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同时设都察院掌监察、大理寺掌司法，形成“六部九卿”的行政体系，试图以“皇帝亲掌一切”的模式，实现皇权的绝对集中。洪武十七年（1384年），朱元璋曾在八天内处理奏章一千六百六十件，涉及政务三千三百九十一件，平均每天处理两百多件奏章、四百多件政务——这份“勤政”的背后，恰恰暴露了“废除宰相职能”的致命缺陷：即使是精力旺盛的开国皇帝，也难以承受如此庞大的政务压力，更遑论后世的守成之君。

二、内阁的崛起：从“秘书班子”到“实际宰相”的蜕变

朱元璋的个人能力可以支撑“无宰相”的政治架构，但他的子孙却无法复制这份“勤政”。明成祖朱棣登基后，面临着比父亲更复杂的政治局面：一方面，他通过“靖难之役”夺取皇位，需要稳定政局、收拢人心；另一方面，全国的政务体量持续增长，仅凭皇帝一人根本无法应对。于是，朱棣在永乐初年做出了一个影响大明国运的决定——选拔翰林院编修、检讨等文职官员，入文渊阁参与机务，这便是“内阁”的雏形。

最初的内阁，本质上是皇帝的“秘书班子”。阁臣的职责是为皇帝起草诏令、拟定奏章的处理意见，称为“票拟”——即阁臣将对奏章的建议写在小纸条上，贴在奏章上供皇帝参考，最终的决定权仍在皇帝手中（皇帝用朱笔批示，称为“批红”）。此时的阁臣官阶很低，最高不过五品，远低于六部尚书（正二品），既无行政权，也无决策权，完全依附于皇权。朱棣之所以选择翰林院官员入阁，正是看中了他们“品级低、无实权、便于控制”的特点，避免重蹈“宰相专权”的覆辙。

但权力的逻辑从来不会停留在初始设计。随着时间的推移，阁臣的权力逐渐膨胀，而这一过程的关键，在于“票拟权”的扩大和阁臣身份的变化。明宣宗宣德年间，内阁开始出现“首辅”——即内阁中地位最高、权力最大的阁臣，由皇帝指定或阁臣推举产生。首辅拥有优先票拟的权力，其他阁臣的票拟需经首辅修改后才能呈给皇帝，这使得首辅逐渐成为内阁的核心。同时，宣宗为了提高阁臣的地位，开始让阁臣兼任六部尚书或侍郎，如“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均以阁臣身份兼任尚书，阁臣的官阶从五品跃升至二品、一品，与六部尚书平起平坐，甚至凌驾于六部之上。

到了明宪宗、孝宗时期，内阁的“票拟权”已成为朝廷政务决策的核心环节。由于皇帝大多怠于政事（如宪宗常年不上朝、孝宗虽勤政但精力有限），对奏章的处理往往依赖阁臣的票拟，“批红”逐渐流于形式。此时的内阁首辅，虽然没有“宰相”的名分，却拥有了“总领政务、协调六部”的实际权力，成为名副其实的“实际宰相”。最典型的例子便是万历朝的张居正——张居正任内阁首辅时，不仅总揽票拟权，还通过“考成法”控制六部，甚至可以直接任免地方官员，其权力之盛，远超历代宰相。当时的官员私下称张居正为“张相公”，民间更是直接将其视为“宰相”，这并非对制度的误解，而是对权力现实的精准概括。

值得注意的是，明朝的内阁始终没有获得法定的宰相职权，其权力完全来自皇帝的信任和授权——这也是朱元璋制度设计的“遗留影响”。阁臣的权力大小，完全取决于皇帝的态度：皇帝勤政时，阁臣不过是“秘书”；皇帝怠政时，阁臣才能成为“实际宰相”。这种“非法定”的权力状态，使得内阁始终处于不稳定的地位，也为后来的宦官专权埋下了伏笔。

三、宦官专权：皇权的“延伸工具”还是“宰相的替代者”？

当内阁逐渐成为“实际宰相”时，另一个权力群体也在悄然崛起——内廷宦官。明朝的宦官专权，始于明英宗时期的王振，盛于武宗时期的刘瑾、熹宗时期的魏忠贤，但其根源，仍与“废除宰相”后的权力真空有关。

朱元璋对宦官的控制极为严格，曾立下“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的铁牌，但朱棣在“靖难之役”中曾得到宦官的帮助，登基后对宦官的态度逐渐放宽，不仅允许宦官读书识字，还设立了司礼监秉笔太监、掌印太监等职位，让宦官参与奏章的“批红”——这一决定，成为宦官专权的关键转折点。

按照明朝的制度设计，奏章的处理流程是：地方或中央官员上奏→内阁票拟→皇帝批红→六部执行。但当皇帝怠于政事时，“批红”的权力便会落到司礼监秉笔太监手中，掌印太监则负责审核批红后的奏章是否生效。这样一来，宦官便掌握了对内阁票拟的“最终决定权”——如果秉笔太监不同意内阁的票拟，可以驳回重拟；如果掌印太监不盖章，即使是皇帝的批红也无法生效。这种“票拟权在阁、批红权在宦”的权力结构，使得宦官与内阁形成了相互制衡的关系，也让宦官成为了“另一种形式的宰相”。

最典型的例子便是魏忠贤。熹宗时期，熹宗沉迷木工，将朝政完全交给魏忠贤。魏忠贤以司礼监掌印太监的身份，不仅控制了批红权，还通过东厂、西厂等特务机构监视百官，内阁首辅甚至需要依附于他才能任职。当时的官员称魏忠贤为“九千岁”，其权力远超内阁首辅，成为大明王朝实际上的“掌权者”。但即便如此，明朝的宦官也始终无法像唐朝的宦官那样“废立皇帝”——唐朝的宦官掌握神策军（禁军），拥有兵权，而明朝的宦官始终没有法定的兵权，其权力完全来自皇帝的授权。一旦皇帝收回授权，宦官的权力便会瞬间崩塌：如武宗死后，杨廷和等阁臣联合朝臣，仅用几天时间便铲除了权倾朝野的刘瑾；崇祯皇帝登基后，也仅用三个月便除掉了魏忠贤及其党羽。

这一现象的根源，仍在于朱元璋的制度设计。朱元璋废除宰相后，将所有权力集中于皇帝手中，宦官和内阁一样，都只是皇权的“延伸工具”——皇帝可以让宦官代行批红权，也可以随时收回这一权力；可以让内阁代行票拟权，也可以随时罢免阁臣。无论是宦官还是内阁，都没有法定的权力基础，只能依附于皇权存在。从这个角度看，朱元璋确实实现了“避免皇权旁落”的目标——明朝二百七十六年，从未出现过像汉朝“外戚专权”、唐朝“宦官废立皇帝”、宋朝“权相擅权”那样威胁皇权的情况，即使是张居正、魏忠贤这样的“权力巅峰者”，也始终无法摆脱皇帝的控制。

四、民间认知与制度现实：“宰相刘罗锅”背后的文化逻辑

在大明王朝的制度现实之外，民间对“宰相”的认知也从未消失。晚清以来，一部《宰相刘罗锅》的电视剧风靡全国，剧中的刘墉（刘罗锅）被称为“宰相”，但事实上，刘墉生活的乾隆时期，清朝早已没有宰相制度，其最高官职是“东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这一现象，恰恰反映了“宰相”作为一种文化符号的延续性。

正如原文所言，民间将刘墉称为“宰相”，与我们现在习惯说“文科状元”“理科状元”的逻辑一致。科举制度在1905年就已废除，但“状元”一词仍被用来指代各领域的顶尖人才；明朝的宰相制度在1380年就已废除，但“宰相”一词仍被用来指代“协助君主处理政务的核心官员”。这种“古为今用”的词汇习惯，本质上是文化认知对制度现实的超越——即使制度上废除了某个官职，但只要其对应的职能依然存在，人们就会用传统的词汇来指代这一职能。

在明朝的民间语境中，内阁首辅始终被视为“宰相”。如万历朝的张居正，民间不仅称其为“张相公”，还流传着“张居正改革”“张居正辅政”的说法，将其与历史上的商鞅、王安石等名相相提并论；崇祯朝的温体仁、周延儒等内阁首辅，也被时人称为“宰相”，其任免、政绩始终是民间议论的焦点。这种认知并非没有依据——从职能上看，内阁首辅确实承担了宰相的核心职责，只是没有“宰相”的名分而已。

更有趣的是，明朝的民间还将“宰相”的概念延伸到了日常生活中，如原文所说“把学校当中爱管闲事的人叫作‘太监’，把高高在上的人叫作‘太上皇’”。这种词汇的“泛化使用”，反映了“宰相”“太监”“太上皇”等政治词汇已成为全民熟知的文化符号，其含义不再局限于制度层面，而是成为了描述权力关系、社会角色的通用语言。这也从侧面说明，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的行为，只能改变政治制度的形式，却无法改变人们对“核心行政权力载体”的认知——只要社会需要一个“总领事务的角色”，“宰相”的概念就会以各种形式存在。

五、制度的瑕疵与王朝的灭亡：明朝政治制度的再评价

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将明朝的灭亡归咎于宦官专权、内阁争斗等政治制度的“瑕疵”，但正如原文所言：“明朝灭亡的主要原因是失掉了民心，而不是略有瑕疵的政治制度。”要客观评价明朝的政治制度，就必须将其放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既看到其“瑕疵”，也认识到其“合理性”。

从“合理性”来看，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朱棣设立内阁的改革，本质上是对“皇权与相权矛盾”的一次解决尝试。自秦以来，皇权与相权的斗争从未停止：相权过强，会威胁皇权（如汉朝的霍光、三国的曹操）；皇权过强，会导致行政效率低下（如朱元璋时期的“皇帝独断”）。明朝的内阁制度，通过“票拟权”与“批红权”的分离，实现了皇权与行政权的平衡——内阁拥有行政建议权，皇帝拥有最终决定权，宦官则作为皇权的延伸，制衡内阁的权力。这种制度设计，既避免了“宰相专权”，又保证了行政效率，在明朝的大部分时间里，运行得相对稳定。

从“瑕疵”来看，明朝的政治制度确实存在两个致命问题：一是内阁权力的“非法定性”，导致内阁与宦官的争斗不断。由于内阁没有法定的权力基础，其权力大小完全取决于皇帝的信任，一旦皇帝偏袒宦官，内阁便会陷入被动，反之亦然。这种“非制度化”的权力斗争，消耗了大量的政治资源，也导致朝政混乱（如嘉靖朝的“大礼议之争”、万历朝的“国本之争”）。二是权力过于集中于皇帝，导致王朝的命运完全依赖于皇帝的个人能力。明朝的皇帝中，除了朱元璋、朱棣、孝宗等少数人外，大多怠于政事（如宪宗、武宗、世宗、神宗、熹宗），皇帝的怠政直接导致权力真空，为宦官专权、内阁争斗提供了空间。

但这些“瑕疵”并非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是其后期的“民心丧失”——万历朝的“万历三大征”消耗了大量的国力，天启、崇祯朝的“东林党与阉党之争”导致朝政腐败，再加上明末的天灾（如小冰期导致的旱灾、蝗灾）、流民起义（如李自成、张献忠起义）和外族入侵（如后金崛起），多重压力之下，明朝的统治基础已被摧毁。即使没有宦官专权、内阁争斗，一个失去民心的王朝，也难以逃脱灭亡的命运。

更值得注意的是，明朝的政治制度虽然存在瑕疵，但却成功避免了“傀儡天子”的出现。正如原文补记所言：“明朝没有出现傀儡天子，也许是阉宦与宰臣明争暗斗的结果。”阉党与内阁的相互制衡，使得任何一方都无法独掌大权，最终的权力始终掌握在皇帝手中——即使是熹宗这样的“木工皇帝”，也能通过扶持魏忠贤来控制朝政；即使是崇祯这样的“末代皇帝”，也能轻易铲除魏忠贤、任免内阁首辅。这种“皇权至上”的制度设计，虽然导致了行政效率的低下，但也保证了王朝的稳定，使其在二百七十六年的历史中，始终没有出现“权臣废立皇帝”的局面，这一点，远比唐朝、宋朝更为成功。

结语：权力的逻辑与制度的宿命

朱元璋废除宰相的初衷，是为了实现皇权的绝对集中，但他没有想到，权力的逻辑会自发地填补“宰相职能”的真空——内阁从“秘书班子”成长为“实际宰相”，宦官从“宫廷仆人”演变为“权力核心”，民间则始终以“宰相”的概念认知核心行政官员。这一过程，揭示了一个深刻的政治规律：制度可以改变权力的载体，但无法消除权力的职能——只要一个国家需要有人协助君主处理政务、总领行政，“宰相”的职能就会以各种形式存在，这便是大明“废不掉的宰相”的宿命。

明朝的政治制度，是中国古代皇权制度发展的顶峰，它既解决了历代以来的“皇权与相权矛盾”，又为后世的政治制度提供了借鉴（如清朝的军机处，本质上就是明朝内阁的进一步发展）。虽然它存在诸多瑕疵，最终也未能挽救明朝的灭亡，但我们不能因此否定其历史价值——它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反映了中国古代政治智慧的高度，也为我们理解权力的逻辑、制度的演变，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样本。

当我们回望大明王朝的历史，看到的不仅是朱元璋的决绝、朱棣的权谋、张居正的改革、魏忠贤的专权，更是一部“权力与制度”的博弈史——在这场博弈中，没有绝对的赢家，只有权力的不断变形与重构，而“宰相”这一古老的职能，始终是博弈的核心，从未真正消失。

来源：书窗寒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