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群书治要》成书的时代，中国雕版印刷尚未发达，印刷技术的受限使得这部书未能广泛流传，也未受到足够重视。其流布范围仅局限于皇室密府，相关史料记载也十分稀少。不过，在唐朝太宗皇帝之后，仍有皇室阅读此书的痕迹 —— 宋代王应麟在《玉海・卷五十四》中引用韦述《集贤注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刘余莉品读《群书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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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经典，就是花最少的时间，获得最大的收益，我们接着往下看《群书治要》这部经典的流传历程。

在《群书治要》成书的时代，中国雕版印刷尚未发达，印刷技术的受限使得这部书未能广泛流传，也未受到足够重视。其流布范围仅局限于皇室密府，相关史料记载也十分稀少。不过，在唐朝太宗皇帝之后，仍有皇室阅读此书的痕迹 —— 宋代王应麟在《玉海・卷五十四》中引用韦述《集贤注记》的记载，提及唐玄宗和唐德宗曾阅读过《群书治要》。然而，遗憾的是，这部经典到了宋初便已失传，《宋史》中也不见其相关记载。

在《群书治要》于中国本土失传之际，日本人对这部宝典极为珍视。公元八世纪，他们将《群书治要》从唐朝带回日本，此后，这部经典受到日本皇室及贵族的高度尊崇，并在接下来的一千年里，借助日本皇室、贵族、武家和学界的共同努力得以完好保存。

在平安时代（794-1192，原文 “1784-1192” 应为笔误，此处修正），日本皇室将《群书治要》列为帝王学教材的必读书，并建立了有体系的精研讲习传统。据记载，共有四位天皇阅读过此书，分别是仁明天皇、清和天皇、羽多天皇和醍醐天皇。

其中，仁明天皇在位期间，日本皇室特别重视中华文化，此时中华文化在日本的影响力也达到顶峰；醍醐天皇更是对《群书治要》推崇备至，他在《宽平御遗诫》中提到：“天子虽不穷经史百家，而何所恨乎！唯《群书治要》早可诵习，勿就杂文以消日月耳！” 这句话明确表达了他的观点 —— 天子即便未穷尽经史百家，也无甚遗憾，唯有《群书治要》应尽早诵读学习，切勿沉迷杂文消磨时光，足见他认为《群书治要》是经典中的精华，价值远超其他典籍。

此外，醍醐天皇之子源高明在私纂的仪式书《西宫记》中也强调了《群书治要》的重要性，书中写道：“凡奉公之辈，可设备之书：…… 一、政理事。《群书治要》，五十卷。《贞观政要》，十卷。以上唐书，但君臣之间事，尽此书也。” 这里的 “奉公之辈” 指在国家担任公职、治理政事的人，《群书治要》与《贞观政要》被列为这类人必读的政理书籍，因其囊括了君臣对话与治国理政的核心道理。

日本学者林信敬在《群书治要》天明本的校正序中，进一步肯定了这部书的作用：“我朝承和、贞观之间，致重雍袭熙之盛者，未必不因讲究此书之力。”“承和、贞观之间” 即九世纪平安时代仁明天皇、清和天皇及阳成天皇在位时期，当时社会呈现出太平和乐的 “重雍袭熙” 之景，林信敬认为，这一盛世局面的形成，很可能与日本社会对《群书治要》的研究与实践密不可分。

到了十世纪，原本仅限皇室和博士家阅读的《群书治要》，逐渐突破圈层，阅读与抄写这部经典成为京都贵族文化的时尚。此后，在日本镰仓幕府（1185-1333 年）和江户幕府（1603-1867 年）时期，其统治阶层也都高度重视《群书治要》。

值得庆幸的是，日本金泽文库存有镰仓时代日本僧人手写的《群书治要》全帙 —— 要知道，当年日本遣唐使带回经书时，因交通不便，需在众多经书中精挑细选最精华的部分；僧人手抄流传时，同样会优先选择价值最高的典籍，《群书治要》能被手抄保存，足见其珍贵。且镰仓时代还诞生了金泽文库本和元和俊和版，为《群书治要》的流传提供了重要载体。

江户时代后期，日本学界受古学派影响，开始重新关注《群书治要》的学术价值。1781 年，尾张藩对《群书治要》进行重新校勘并版刻；1786 年，重印本完成，这便是流传至今的 “天明尾张本”（即天明版《群书治要》）。

清乾隆六十年（1795 年），天明版《群书治要》由日本人送回中国本土，此时正值 1796 年嘉庆皇帝登基之际。这部流失千年的经典终于重返故土，此后，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四部丛刊》时，以及台湾地区，均以天明尾张本为底本，对《群书治要》进行影印出版（此事约发生在八十年前），让这部经典得以在中国更广泛地流传。

来源：刘余莉开讲群书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