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别的娃还在田间摸鱼玩耍时，他就总缠着长辈问国家大事，心里早早埋下了为国做事的念头。后来他一路读书，凭着一股钻劲考上武昌中华大学，在校园里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后，更是像找到了人生方向，一门心思要投身革命。

“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

这是党中央为陈昌浩写下的悼词。他曾经是红四方面军的政委，到了晚年的时候，却只是副局级干部。他的一生，可以说是真正的“跌宕起伏”。

不过，值得欣慰的是，陈昌浩的几个儿子都很有出息。

在武汉汉阳的戴家庄，1906年出生的陈昌浩，打小就和村里其他孩子不一样。

别的娃还在田间摸鱼玩耍时，他就总缠着长辈问国家大事，心里早早埋下了为国做事的念头。后来他一路读书，凭着一股钻劲考上武昌中华大学，在校园里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后，更是像找到了人生方向，一门心思要投身革命。

1926年，20岁的陈昌浩加入共青团，成了学生运动里最活跃的分子。

那会儿国内局势动荡，学生们都想着为国家出份力，陈昌浩每次都冲在前面，组织活动、发表演讲，把满腔热血都倾注在革命事业里。

因为表现突出，组织很快注意到这个年轻人，没过多久就调他去湖北共青团工作。在基层摸爬滚打了一阵，组织觉得他是块好料，又派他去苏联深造。

在苏联的那几年，陈昌浩没闲着。他白天泡在课堂里学理论，晚上还和同学一起讨论革命形势，博古、张闻天这些后来的革命伙伴，就是在这时候和他结下深厚友谊的。

1930年回国后，他就立刻加入中国共产党，当年年底就被派往鄂豫皖苏区。谁也没想到，一年后红四方面军成立，25岁的他竟成了总政委，和徐向前搭档，扛起了指挥这支劲旅的重担。

刚上任没多久，陈昌浩就干了件轰动苏区的事。

1931年12月，红军缴获了一架国民党的飞机，大家都把它当宝贝，起名“列宁号”。那会儿黄安战役打得正胶着，国民党第69师守在城里不出来，红军攻了小半个月都没进展。陈昌浩盯着“列宁号”琢磨了好几天，突然说：“把迫击炮搬上飞机，直接飞到城里炸他们！”

这话一出，不少人都觉得悬，谁也没试过这么干啊。

可陈昌浩主意已定，还亲自跟着飞行员龙文光上了飞机。当时龙文光是刚被争取过来的，陈昌浩怕出意外，手里攥着手枪，怀里还揣着手榴弹，一路上眼睛都没敢眨。

飞机飞到黄安城上空时，底下的国民党兵还以为是自己人来了，纷纷挥手。结果陈昌浩一挥手，迫击炮弹和宣传品就哗啦啦往下掉，城里瞬间乱成一锅粥。红军趁机攻城，没一会儿就拿下了黄安城。

经此一役，陈昌浩在红四方面军里的威信就算彻底立住了，战士们都说：“咱们政委不仅有文化，胆子还大！”

接下来的几年，陈昌浩和徐向前搭档，带领红四方面军打了不少硬仗。

商潢战役里，他们用“围点打援”的战术，把国民党军耍得团团转；苏家埠战役更是一口气歼敌3万多，让红四方面军的名声传遍全国。

到1933年，红四方面军已经发展到五万多人，川陕革命根据地也成了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大苏区，陈昌浩的名字，成了敌人闻风丧胆的存在。

可谁也没想到，1936年的西路军之战，成了陈昌浩人生的转折点。

那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为了打通国际通道，中央决定让红四方面军的30军、9军、5军共2万多人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陈昌浩任军政委员会主席，徐向前任副主席。

出发前，陈昌浩信心满满，可他没料到，等待他们的是一场惨烈的血战。

西路军刚进入河西走廊，就遭到了马家军的疯狂围攻。马家军是西北军阀马步芳、马步青的部队，全是骑兵，机动性强，还熟悉地形。

那会儿天寒地冻，西路军战士们穿着单衣，粮食和弹药也越来越少，可他们还是凭着一股韧劲，在古浪、高台等地和马家军死磕。古浪战役中，9军损失了三分之一；高台战役更惨，5军全军覆没，军长董振堂和3000多名战士壮烈牺牲。

陈昌浩看着身边的战士一个个倒下，心里像刀割一样。他多次调整战术，可马家军人多势众，西路军又孤立无援，情况越来越糟。到1937年3月，西路军只剩下3000多人，被迫撤到石窝山。

在那里，陈昌浩主持召开了最后一次军政委员会会议，决定把剩余部队分成3个支队分散行动，自己则和徐向前乔装成老百姓，往东返延安。

一路上，两人吃尽了苦头。他们躲在山洞里避风寒，靠讨饭维持生计，好几次差点被马家军的搜捕队发现。走到甘肃大马营子时，陈昌浩突发胃病，疼得直冒冷汗，实在走不动了。徐向前没办法，只能先带着几个人继续赶路，让陈昌浩在当地老乡家休养。

等陈昌浩病稍微好些后，没直接去延安，而是想着回湖北老家看看，顺便试试能不能组织一支抗日武装。可当时湖北的反动势力很嚣张，他的想法根本没法实现，最后只能辗转回到延安。

回到延安后，陈昌浩因为西路军失败的事，心里一直很自责。加上长期的战争压力和旅途劳顿，他的胃溃疡越来越严重，经常疼得直不起腰。

1939年，中央批准他去苏联治病，可他没想到，这一去就是十几年。

刚到苏联没多久，苏德战争就爆发了。陈昌浩被紧急疏散到中亚的科坎加小镇，成了采石场的一名普通工人。

曾经指挥千军万马的红军总政委，如今却要靠搬石头换黑面包，这种落差让陈昌浩心里很不是滋味。可他没抱怨，每天默默地干活，有空就拿出俄语书学习，想着总有一天能回国继续为党工作。

1942年，苏联人民外交委员会发现陈昌浩俄语好，调他去斯大林格勒前线当翻译。在前线，他冒着炮火，把苏军的命令准确地传达给中国志愿兵，还多次在枪林弹雨中抢救伤员。

1943年，他又被调到苏联外国文学和民族文化出版局，开始从事翻译工作。在那里，他主编了《俄华辞典》，还翻译了《列宁文集》，这些成果后来都成了中苏文化交流的重要资料。

在苏联的十几年里，陈昌浩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祖国。他多次给中共中央写信，请求回国参战，可因为各种原因，一直没收到回信。

直到1951年，经党中央批准，陈昌浩才终于踏上了回国的旅程。当火车驶入北京车站，看到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亲自来迎接时，他激动得热泪盈眶，嘴里不停地说：

“我终于回来了，终于能为祖国做事了！”

回国后，陈昌浩主动提出，不想再参与军事工作，希望能从事理论编译。中央同意了他的请求，任命他为中央马列学院副教育长，后来又调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

虽然职位不如以前高，但陈昌浩毫无怨言，每天早早地到单位，一头扎进马列著作的翻译和编辑工作里。他对工作特别认真，每一篇译文都要反复校对好几遍，遇到不懂的地方，就虚心向年轻同事请教。有时候为了一个术语的准确翻译，他能查遍所有资料，直到满意为止。

在编译局工作的十几年里，陈昌浩带领团队完成了200多部马列著作的翻译任务，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他还经常给年轻干部讲课，结合自己的革命经历，讲解马列主义理论。

不少听过他课的人都说：“陈局长讲的课，接地气，听得懂，还能让人明白革命的道理。”

可到了1966年，特殊历史时期开始了。陈昌浩因为西路军的事，被当成“反面典型”批斗。有的人把他关起来，逼他写检讨，还经常对他进行打骂。曾经和他并肩作战的老战友，有的不敢再和他来往，有的甚至被迫揭发他。

陈昌浩看着眼前的一切，心里既痛苦又失望。他多次想向组织解释，可每次都被打断。

1967年7月30日，陈昌浩再也承受不住这种折磨。他趁着看守不注意，吞下了一大把安眠药，结束了自己61岁的生命。临终前，他手里还攥着一本翻旧了的《列宁选集》，眼角挂着泪水。

陈昌浩的一生，有过辉煌，也有过落魄。他25岁成为红军总政委，指挥千军万马；可晚年却只是个副局长，还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但无论顺境还是逆境，他对党的忠诚从未改变。

1980年，党中央为陈昌浩平反，举行了追悼会，悼词里说：“陈昌浩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

陈昌浩的后代们，也继承了他的革命精神。

长子陈祖泽，回国后投身核工业，成为知名的核技术专家，为中国的核潜艇研发立下汗马功劳；次子陈祖涛，专注于汽车工程，参与了一汽、二汽的建设，是中国汽车工业的奠基人之一；小儿子陈祖莫虽然后来移居澳大利亚，但始终关心祖国的发展，经常回国参加学术交流活动。

如今，当我们翻开陈昌浩主编的《俄华辞典》，看到那些工整的字迹时，仿佛还能看到他在灯下伏案工作的身影。

他的故事，不只是一个人的传奇，更是中国革命历史的缩影。陈昌浩先辈，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来源：轩亦二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