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个快五十岁的男人，在楼道里，当着搬家公司几个小伙子的面，眼圈通红，就那么直挺挺地跪着，拦住了我那张用了半辈子的旧藤椅的去路。

就在我决定搬走的那天，楼下的张建军，在我面前，“扑通”一声，跪下了。

一个快五十岁的男人，在楼道里，当着搬家公司几个小伙子的面，眼圈通红，就那么直挺挺地跪着，拦住了我那张用了半辈子的旧藤椅的去路。

八年了。整整八年，我的家就像一个巨大的、恒温的蒸笼。无论春夏秋冬，墙上的温度计指针都固执地指向三十八度。冬天，窗外大雪纷飞，我穿着短袖在屋里擦汗；夏天，邻居们开着空调盖棉被，我家的电风扇吹出来的都是热风。

电工、水暖工、物理勘探专家，甚至大学里教热力学的教授都请来看过。他们拿着各种我看不懂的仪器，在我家地板上、墙壁里探来探去，最后都只能摇着头，给出一个“数据异常，原因不明”的结论。这股散不掉的“无名邪火”，成了我这栋老居民楼里的“未解之谜”，也成了慢慢烤干我所有耐心的酷刑。

最终，我决定放弃。放弃这个充满了我和老伴儿几十年回忆的家。

可要真正理解，为什么一个平日里话都不多说的邻居，会用这样一种堪称决绝的方式，来阻拦我的离开，这故事，还得从那个似乎永远不会结束的夏天说起。

第一章 永远的三十八度

我叫陈淑芬，今年六十二岁，在这栋楼里住了快四十年。从一个扎着麻花辫的新媳妇，到如今头发花白的老太太，这套六十平米的小房子，装着我大半辈子的人生。

老林走了十年，儿子林涛在省城安了家，一年也就逢年过节回来几趟。偌大的屋子，常常只有我和墙上老林的黑白照片，大眼瞪小眼。起初，我以为是自己年纪大了，火力旺，总觉得燥热。直到八年前的那个冬天，事情开始变得不对劲。

那年冬天特别冷，暖气烧得也不好，邻居们都在家里穿着棉袄。唯独我家，温暖如春，甚至有些过分了。我穿着一件薄毛衣，还得时常开窗透气。一开始，我还跟儿子在电话里炫耀，说咱家风水好，自带“地暖”。

林涛在电话那头笑：“妈，你可别是发烧了自己不知道。”

我嘴上说着“去你的”，心里却也犯嘀咕。我用手摸了摸客厅的地面，那是一种温吞的、持续的热度，像是有人在楼下用文火慢炖着什么。

春天来了，暖气停了，我家的“地暖”却丝毫没有要“熄火”的意思。夏天，情况急转直下。外头三十五度，我家稳定在三十八度。我买了三台电风扇，对着客厅、卧室、厨房猛吹，吹出来的风都是滚烫的，像是火焰山芭蕉扇的兄弟。每天，我至少要冲三次凉水澡，身上的汗衫总是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带着一股子汗渍的酸味。

家里的绿萝，养了五六年，叶子翠绿得能滴油，可就在那年夏天，叶子一片片发黄、卷曲，最后成了一盆枯草。我心疼得不行，那盆绿萝，是老林还在世时，我们一起从花鸟市场搬回来的。

“妈，要不找人来看看吧，这太不正常了。”林涛在视频里看着我满头大汗的样子，眉头拧成了疙瘩。

“找谁啊？物业来看过了，说管道没问题。楼下我也问了，人家说没动过装修，也没添什么大功率电器。”我一边说，一边用毛巾擦着脖子上的汗。

楼下住着张建军一家。张建军是个老实巴交的男人，在一家工厂当技术员，平时见人就腼腆地笑笑，话不多。他爱人李慧在超市当理货员，人倒是热情，隔三差五会送些自己蒸的包子或者刚买的水果上来。他们有个儿子叫张磊，在外面上大学，一年也难得回来一次。

我下楼敲过他们家的门。开门的是李慧，她一见是我，笑得特别热情：“陈姐，快进来坐。”

我摆摆手，站在门口，有些不好意思地问：“小李啊，姐问你个事儿。你们家……最近是不是添了什么新电器？或者……有没有觉得家里特别热？”

李慧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但很快就恢复了自然。“没有啊，陈姐。还是那些老东西。热？不觉得啊，我们晚上睡觉还得盖个薄被子呢。怎么了？”

我指了指天花板，也就是我家的地板：“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家地板一直发烫，尤其是客厅这块儿，就跟……就跟底下有个火炉似的。”

张建军正好从里屋走出来，听到我的话，脸色也有些不自然。他扶了扶眼镜，低声说：“可能是……是线路老化吧，陈姐。老房子了，电路上的事，说不准。”

“是啊是啊，”李慧连忙附和，“要不您找个电工师傅好好查查？可千万要注意安全。”

他们夫妻俩一唱一和，态度客气又疏离，话里话外都在撇清关系。我一个老婆子，总不能硬闯进去检查吧？只好讪讪地上了楼。

从那以后，我家的温度，就成了一个悬案。我开始失眠，夜里总被热醒，躺在床上，感觉自己像一张烙饼，翻来覆去地煎熬。白天精神不济，做什么都提不起劲。原本喜欢在家里摆弄花草、做做手工的我，现在唯一的活动就是坐在窗边，希望能有一丝凉风吹进来。

林涛不放心，给我装了空调。可奇怪的是，空调开到十六度，制冷效果也大打折扣，屋里的温度顶多降到三十度，而且电费像流水一样淌出去。一个月下来，光电费就七八百。我心疼钱，白天索性不开，跑到小区的花园里，找个树荫坐着，跟其他老头老太太聊天。

“淑芬，你这气色可越来越差了。”邻居王大妈拍拍我的手，“是不是家里有啥事啊？”

我苦笑着摇头：“没事，就是天热，睡不好。”

我没法跟他们解释，我家有个“常年恒温三十八度的怪圈”。说出去，人家不当我是，也得当成是天方夜谭。那种有苦说不出的憋闷，比身上的燥热更让人难受。

这股“无名火”，就这样不紧不慢地烧了八年。它烧黄了我的绿植，烧坏了我的睡眠，也一点点烧光了我对这个家的眷恋。这个曾经为我遮风挡雨的壳，如今变成了一个禁锢我的蒸笼。我开始觉得，是时候离开了。

第二章 压垮骆驼的稻草

做出搬家的决定，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这个念头，像一颗种子，在我心里埋了好几年，直到去年夏天，一次意外，才让它彻底破土而出。

那天下午，我正在厨房里准备晚饭。虽说开了抽油烟机，但厨房里依旧热得像桑拿房。我正切着菜，突然感到一阵天旋地转，眼前发黑，手里的菜刀“哐当”一声掉在地上，离我的脚尖不到一公分。

我扶着灶台，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好半天才缓过来。冷汗顺着额角往下淌，心脏“怦怦”地跳得厉害。我知道，这是中暑的迹象。

晚上跟林涛视频，我没敢说菜刀的事，只轻描淡写地提了一句头晕。可儿子是什么人？他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我一个细微的表情变化，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妈，你别瞒我，你是不是又不舒服了？你脸色很差。”林涛在视频那头，语气严肃起来。

我强撑着笑了笑：“没事，老毛病了，人老了都这样。”

“什么老毛病！就是那个破房子热的！”林涛的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妈，我跟你说多少次了，搬家！搬到我这边来，或者我给你在附近租个凉快点的房子。你为什么就是不听？”

我沉默了。我为什么不听？

我看着客厅墙上挂着的老林的照片，他穿着一身笔挺的旧军装，笑得憨厚。这房子的每一个角落，都有他的影子。门口的鞋柜，是他亲手打的；阳台上的花架，是他用废木料拼接的；就连卧室里那个有点掉漆的床头柜，也是我们结婚时的嫁妆。

离开这里，就像是把我的后半生连根拔起，那些和他有关的记忆，会变得无处安放。

“涛啊，”我的声音有些沙哑，“妈……舍不得。”

“舍不得？舍不得重要还是你的命重要？”林涛的声音里带着一丝颤抖，“妈，你再这样下去，万一哪天真晕倒在家里，都没人知道！你让我在外面怎么能安心工作？”

儿子的话，像一把锥子，狠狠地扎在我心上。是啊，我不能这么自私。我不能为了守着一份回忆，让远方的儿子日夜担惊受怕。

挂了电话，我一夜没睡。窗外的月光洒在地板上，那片被照亮的地方，仿佛还在散发着幽幽的热气。我做了一个决定。

第二天一早，我给林涛打了电话：“儿子，妈想通了。你帮妈……找个房子吧。”

电话那头，林涛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声音里带着如释重负的喜悦：“好！妈，你放心，我马上就办！”

接下来的几个月，林涛雷厉风行。他先是飞回来一趟，陪着我一起看了好几个小区，最后在离我这里不远的一个新小区，给我租了一套两居室。房子在五楼，南北通透，装修得很清爽。最重要的是，一走进去，一股自然的凉意扑面而来，让我瞬间有种想哭的冲动。

签了合同，定了搬家日期。我开始着手整理东西。这是一个浩大而又伤感的过程。每一件旧物，都像一个开关，触碰一下，就打开一段尘封的记忆。翻出老林的军功章，我会想起他年轻时英姿勃发的样子；看到我俩的结婚照，我又会忍不住掉眼泪。

楼下的李慧上来过几次，看到我打包行李，总是一脸惊讶地问：“陈姐，你这是……要搬家啊？”

“是啊，”我一边把书捆起来，一边头也不抬地回答，“儿子不放心我一个人住，让我搬过去跟他作伴。”

我撒了个谎。我不想把家里“闹鬼”一样的高温现象到处宣扬，那显得我像个到处抱怨的祥林嫂。

“这样啊……那挺好的，跟儿子住一起，也有个照应。”李慧的笑容里，总让我觉得藏着点什么。她的眼神有些闪躲，不敢与我对视。

张建军也碰到过几次。他还是那副沉默寡言的样子，看到我，只是点点头，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然后就匆匆下楼，好像生怕我跟他多说一句话。

他们夫妻俩的反应，让我心里那点小小的疑云又泛了起来。但我很快就把它压了下去。算了，都要走了，还想这些干什么呢？也许人家只是不善于表达而已。

搬家的前一天晚上，我独自坐在空荡荡的客厅里。大部分家具都贴上了标签，准备明天一早让搬家公司拉走。只有那张老林的单人沙发，也就是我常坐的藤椅，还摆在原来的位置。

我坐上去，用手抚摸着被磨得光滑的扶手。地板的热度透过薄薄的鞋底传上来，像一种无声的催促。

别了，我的家。

别了，这烧了我八年的无名火。

我以为，我的生活，终于可以翻开新的一页，回到一个正常、凉爽的世界。

我却没想到，高潮，总是在落幕前才上演。

第三章 惊天一跪

搬家那天，是个阴天，没有太阳，但空气依旧闷得让人喘不过气。

搬家公司的车一早就停在了楼下。几个穿着蓝色工装的小伙子，身强力壮，干活麻利。我站在门口，指挥着他们先把大件的家具往下搬。衣柜、床、冰箱……这些陪伴了我几十年的老伙计，被一个个抬出家门，像是在跟我做最后的告别。

楼道里动静很大，邻居们听见声响，纷纷打开门探头探脑。

“陈大姐，真搬啦？”

“是啊，以后常回来看看啊！”

我一一笑着点头回应，心里五味杂陈。

楼下的张建军家，房门一直紧闭着，一点动静都没有。我心里闪过一丝异样，但很快就被搬家的忙乱冲散了。也许是上班去了吧，我想。

东西搬得差不多了，只剩下客厅里那张我最喜欢的旧藤椅。它是我和老林结婚时，托人从南方捎回来的，夏天坐着最是凉快。讽刺的是，在这恒温三十八度的家里，它的这点凉意，早就被地板的热度给中和了。

“师傅，麻烦您，把这张椅子也搬下去吧。”我对一个年轻的师傅说。

“好嘞，阿姨。”

小伙子刚弯下腰，准备抱起藤椅，楼道里突然传来“吱呀”一声。

是楼下张建军家的门开了。

张建军走了出来，他穿着一件灰色的旧T恤，头发乱糟糟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整个人看起来憔悴不堪。他没有看我，也没有看搬家师傅，只是死死地盯着那张藤椅，仿佛那是什么洪水猛兽。

“别……别搬。”他的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

搬家的小伙子愣住了，回头看看我，又看看他，一脸莫名其妙。

我也愣住了：“建军，你这是……干什么？”

张建军一步步走上楼梯，他的脚步很沉，像是拖着千斤重担。他走到我面前，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就在我和几个搬家师傅都面面相觑的时候，他做出了一个让在场所有人都惊掉下巴的举动。

他双膝一软，“扑通”一声，跪在了我的面前。

整个楼道瞬间安静下来，连空气都仿佛凝固了。搬家的小伙子们目瞪口呆，手里抬着的藤椅也忘了放下。探头出来的邻居们，个个都张大了嘴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建军！你这是干什么？你快起来！”我吓坏了，赶紧伸手去扶他。一个大男人，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给我下跪，这算怎么回事？

可张建军却像一尊石像，跪在那里一动不动，任我怎么拉也拉不起来。他的头深深地埋下去，肩膀剧烈地颤抖着。压抑的、断断续续的哭声从他喉咙里挤出来。

“陈姐……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啊……”

他一边哭，一边重复着这句话。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一片空白。对不起我？他有什么对不起我的？

就在这时，李慧也从屋里冲了出来。她看到跪在地上的丈夫，眼泪“唰”地就流了下来。她没有去扶张建军，而是跑到我面前，也想往下跪。

“使不得！使不得！”我眼疾手快，一把拽住了她，“你们夫妻俩这是要折我的寿啊！到底出什么事了？你们快说啊！”

李慧被我拽着，哭得泣不成声：“陈姐……是我们……是我们害了你……那火……那热气……是我们家弄出来的！”

这句话，像一道惊雷，在我耳边炸开。

我整个人都懵了。

八年了。困扰了我整整八年的谜团，在我决定逃离的最后一天，以这样一种戏剧性的方式，揭开了谜底。

我看着跪在地上痛哭流涕的张建军，看着旁边泣不成声的李慧，再看看周围邻居们震惊的目光，一时间，竟不知道该作何反应。是愤怒？是委屈？还是……一种荒诞的解脱？

“先进屋说。”我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一些。然后，我对那几个还愣着的搬家师傅说：“几位师傅，麻烦你们先下去歇会儿，抽根烟。这椅子……先不搬了。”

第四章 地板下的秘密

我把张建军和李慧让进了我那几乎搬空的家。

搬家师傅们识趣地退了出去，还体贴地帮我关上了门。楼道里邻居们的议论声被隔绝在外，屋子里只剩下我们三个人，以及李慧压抑不住的抽泣声。

张建军还想跪着，被我厉声喝止了：“站起来！有话坐下说。一个大男人，膝盖底下没黄金吗？”

也许是我的语气太过严厉，张建军浑身一颤，终于在李慧的搀扶下，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夫妻俩像做错了事的孩子，低着头，局促不安地站在客厅中央，连坐都不敢坐。

空荡荡的房间里，那股熟悉的燥热依旧盘旋着，但此刻，我感觉不到一丝暖意，只觉得浑身发冷。

“说吧。”我拉过仅剩的一张小板凳坐下，看着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

李慧抹了把眼泪，看了看自己的丈夫，张建军却只是死死地盯着自己的脚尖，一言不发。最后，还是李慧开了口，声音断断续续，充满了愧疚。

“陈姐，这事……这事都怪我们。是我们昧了良心……”

故事，要从八年前说起。

那时候，他们唯一的儿子张磊刚上大学，学的是艺术设计，专业很烧钱。而张建军所在的工厂效益不好，好几个月发不出全薪，李慧在超市的工资也只够家里日常开销。为了给儿子凑够学费和生活费，夫妻俩愁得整宿睡不着。

张建军年轻时跟一位老师傅学过一手烧制陶瓷的手艺，一直没机会用上。眼看家里山穷水尽，他动了心思，想在家里弄个小窑，接点私活，做一些定制的陶瓷工艺品。这种东西利润高，来钱快。

“我们知道在家里弄这个是违规的，也危险。可是……我们真的是被逼得没办法了。”李慧哭着说，“我们找遍了整个屋子，最后发现，只有客厅天花板底下这块地方，结构最结实，承重最好，也最隐蔽。”

也就是，我家客厅地板的正下方。

他们偷偷买来设备，趁着夜深人静的时候，在他们家客厅的天花板和我的地板之间，那个几十公分的夹层里，搭建了一个小型的电窑。为了隔音和伪装，他们还做了好几层防护。

“我们想着，就晚上开几个小时，应该……应该不会有太大影响。”张建军终于开口了，声音嘶哑，“我们算过，电窑的余温会往上传，会让您家温度高一点，但没想到……会那么严重。”

电窑一开，就是上千度的高温。即便有隔热层，那巨大的热量还是会源源不断地向上渗透，日积月累，将我家变成了烤箱。他们为了赶工，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开窑，有时候订单急了，白天也偷偷开。

这就是为什么我家的温度常年居高不下。

这就是为什么只有我家热，别家都没事。

这就是为什么所有专家都查不出原因，因为谁也想不到，这热源，竟然藏在两层楼板之间。

“那你们……你们就没想过我的感受吗？”我的声音在发抖，不是因为愤怒，而是一种彻骨的寒心，“八年！整整八年！我就活在蒸笼里！我中暑，我失眠，我浑身难受……你们就住在我楼下，你们就心安理得吗？”

“我们……我们心里也受煎熬啊，陈姐！”李慧的情绪彻底崩溃了，“每次看到您被热得满头大汗，每次听您说起这事，我跟老张晚上都睡不着觉。我们想过跟您坦白，可是……我们不敢啊！”

他们不敢。因为一旦坦白，不仅意味着财路断了，还可能面临巨额的赔偿，甚至被邻居们戳脊梁骨。更重要的是，他们害怕影响到儿子张磊的前途。这份收入，是支撑张磊完成学业、在外面打拼的唯一希望。

所以，他们选择了沉默。他们用加倍的热情来掩饰内心的愧疚。李慧送来的包子和水果，张建军见到我时那躲闪的眼神，一切都有了合理的解释。那不是邻里情，那是一种赎罪，一种心虚的补偿。

“我们本来想着，等小磊毕了业，工作稳定了，我们就马上把那东西拆了，再想办法补偿您。”张建军抬起头，布满血丝的眼睛里满是绝望，“可谁知道……谁知道您会突然要搬家。”

我的搬家，成了压垮他们心理防线的最后一根稻草。他们知道，一旦我搬走，新搬来的住户，或者是我在卖房子时请来的装修队，迟早会发现地板下的秘密。到那时，一切都将败露，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在最后一刻，张建军选择了用最原始、最沉重的方式，来祈求我的原谅。

我听完了他们的讲述，久久没有说话。

屋子里很静，静得能听到彼此的呼吸声。那股燥热，似乎也变得具体起来，它不再是“无名火”，而是这对夫妻八年来的 desperation（绝望）、guilt（愧疚）和 a secret they couldn't tell（不能说的秘密）的混合物。

我该怎么办？报警？让他们赔偿我八年的电费和精神损失费？把他们的丑事公之于众，让他们在这栋楼里再也抬不起头？

我看着眼前这对被生活压弯了腰的中年夫妻，看着他们苍老的、写满悔恨的脸，心里的那股滔天怒火，不知为何，却怎么也烧不起来了。

第五章 一个艰难的决定

我让他们坐下。

张建军和李慧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在我家仅剩的两张餐椅上，拘谨地坐了下来，像两个等待审判的犯人。

我站起身，走到厨房，倒了两杯水。水龙头里流出来的水都是温的。我把水杯放在他们面前的地上，因为家里已经没有茶几了。

“先喝口水吧。”我的语气很平静，平静得连自己都有些意外。

夫妻俩受宠若惊地抬起头，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不解和感激。他们谁也没动那杯水。

我在他们对面坐下，隔着空旷的客厅，重新审视着这两个我认识了十几年的邻居。在我的印象里，他们一直是一对勤劳、本分的夫妻，对人客气，从不与人争执。我怎么也无法把他们和“自私”、“阴险”这样的词联系起来。

可他们确确实实，为了自己的利益，让我承受了八年的痛苦。

“小磊……现在怎么样了？”我打破了沉默，问了一个看似毫不相干的问题。

提到儿子，李慧的眼圈又红了。“毕业了，在一家设计公司上班，挺努力的。上个月刚把最后一笔助学贷款还清。他……他什么都不知道。我们没敢告诉他家里的事。”

我点点头。原来如此。一个孩子的前程，是他们所有行为的出发点，也是他们不敢言说的枷锁。我能理解，作为一个母亲，为了孩子，有时候真的可以不顾一切。但这并不能成为伤害他人的理由。

“陈姐，”张建军的声音艰涩，“您……您打算怎么办？要报警，要我们赔偿，我们都认。是我们做错了事，我们认罚。”

他把头埋得很低，一副任我处置的样子。

我看着他花白的鬓角，心里叹了口气。报警？把事情闹大，张建军可能会被拘留，留下案底。他们家的秘密作坊会被查封，名誉扫地。一个原本可以通过努力慢慢好转的家庭，很可能就此彻底崩塌。而我呢？除了得到一些金钱上的赔偿和邻居们一时的同情，又能得到什么？

我失去的八年清凉，那些因为燥热而失眠的夜晚，那些因为烦躁而郁郁寡欢的白日，是再多钱也弥补不回来的。

我真正想要的，从来不是惩罚谁。我想要的，只是一个正常的、安宁的晚年生活。

“我问你们，”我盯着张建军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道，“那东西，现在还能拆吗？”

张建军猛地抬起头，眼中闪过一丝错愕，随即是狂喜。“能！能拆！陈姐，只要您一句话，我们今晚就把它拆了！拆得干干净净，保证不留一点痕迹！”

“好。”我点了点头，“那你们就去拆吧。”

“啊？”李慧也愣住了，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陈姐，您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我站起身，走到窗边，看着楼下那辆空空如也的搬家卡车，“今天这家，我不搬了。”

张建军和李慧“霍”地一下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激动得浑身发抖。

“陈姐，您……您说的是真的？”

“我还没说完。”我转过身，表情变得严肃起来，“我不搬，是有条件的。”

“您说！您说！别说一个，一百个我们都答应！”张建军急切地表态。

“第一，那个电窑，必须立刻、马上、彻底地拆除。我不想再在这个屋子里感受到一丝一毫来自楼下的热气。”

“没问题！我们保证！”

“第二，你们这种在居民楼里搞生产的行为，既违法又危险。万一出了事，整栋楼的人都要跟着遭殃。我不管你们以后用什么方式赚钱，但绝不能再做这种害人害己的事情。你们得跟我保证。”

“我们保证！我们发誓！”李慧举起手，眼泪又流了下来，这一次，是感激的泪水。

“第三，”我顿了顿，看着他们，“你们儿子大了，也工作了。家里的难处，可以跟他商量。一家人，没有过不去的坎。别再什么事都自己扛着，更不要走歪门邪道。”

我的话，似乎触动了他们内心最柔软的地方。张建军这个沉默寡言的男人，再也控制不住情绪，用手捂住脸，发出了呜咽的声音。

“陈姐……谢谢您……谢谢您给我们留了条活路……”

我摆了摆手，心里也觉得有些疲惫。“行了，都别哭了。赶紧去把你们那摊子事收拾干净。我这儿……还得打电话让搬家公司把我的家具再搬回来呢。”

说完，我拿起手机，走到了阳台上。

身后，是张建军和李慧千恩万谢的声音。我没有回头。

我拨通了搬家公司负责人的电话，告诉他我不搬了，家具麻烦师傅们再给我搬上来，费用我双倍付。电话那头的人虽然觉得奇怪，但还是爽快地答应了。

挂了电话，我靠在阳台的栏杆上，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

楼下，小区的花园里，几个孩子在追逐嬉戏，老人们在树下下棋聊天。阳光透过云层，洒下淡淡的光辉。一切都和往常一样，但又好像有什么东西，彻底改变了。

我不知道我的决定是对是错。有人可能会说我“圣母”，说我“烂好人”。但是，在那一刻，我只是遵从了自己内心的选择。

比起报复的快感，我更愿意看到一个家庭的完整；比起金钱的赔偿，我更渴望邻里之间的安宁。或许，这就是我这个年纪的人，最后剩下的一点天真和固执吧。

第六章 久违的清凉

那天下午，上演了戏剧性的一幕。

刚把家具搬上卡车的搬家师傅们，又吭哧吭哧地把我的家当一件件搬回了楼上。他们脸上写满了困惑，但职业素养让他们没有多问一句。楼道里的邻居们更是看得云里雾里，不知道我这演的是哪一出。

我没有过多解释，只是笑着说：“临时有点事，不走了。”

张建军和李慧夫妻俩，则像上了发条的机器人，在我家楼下忙碌了起来。他们把儿子张磊也叫了回来，一家三口齐上阵。我虽然看不见，但能清晰地听到楼下传来叮叮当当的敲击声和拆卸声，一直持续到深夜。

那天晚上，我睡在临时铺在地上的床垫上。或许是累了，又或许是心里的石头落了地，我睡得格外香甜。

第二天一早，我醒来时，第一个感觉就是——凉快。

不是那种开空调的冷气，而是一种自然的、舒爽的清凉。我赤脚踩在地板上，几十年来第一次，感受到的是冰凉的触感，而不是温吞的热度。

我走到客厅，墙上的温度计，指针清晰地指向二十六度。

我盯着那个数字，看了足足有五分钟，眼眶渐渐湿润了。

八年了。我终于又回到了一个正常温度的世界。

上午，张建军和李慧带着儿子张磊，一起上楼来。三个人手里都提着大包小包的礼品，脸上带着劫后余生的庆幸和深深的歉意。

张磊是个高高瘦瘦的年轻人，戴着眼镜，看起来很斯文。他显然已经被父母告知了全部真相，一见到我，就深深地鞠了一躬。

“陈阿姨，对不起！是我不懂事，让我爸妈做了错事，给您造成了这么大的伤害。我给您道歉！”

我看着这个年轻人，心里有些感慨。他也是个可怜的孩子，被父母用一种错误的方式保护着。

“事情过去了，就不要再提了。”我把他们让进屋，指了指已经归位的藤椅，“都坐吧。”

张建军从一个布袋里，小心翼翼地捧出一个青花瓷瓶，递到我面前。“陈姐，这是……这是我们最后烧的一批里，最好的一个。送给您，算是我们的一点心意。您放心，楼下那个窑，已经拆得干干净净，连一块砖都没剩下。”

我看着那个瓷瓶，瓶身光滑，釉色清亮，确实是个漂亮的东西。但我摇了摇头，把它推了回去。

“建军，你们的心意我领了，但这东西我不能要。”我说，“它会时时刻刻提醒我过去那八年是怎么过来的。你们如果真有心，就把过去这八年，因为你们家那个‘火炉’，多耗费的电费，给我补上吧。”

我不想占他们便宜，但也不想让他们觉得，犯了错可以不付出任何代价。有些账，还是要算清楚的。

“应该的！应该的！”李慧连忙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厚厚的信封，“陈姐，这是我们算出来的，肯定只多不少。还有给您造成的精神损失，我们……”

我接过了信封，没有数，直接放在了桌上。“精神损失就算了。以后，好好过日子，做个好邻居，比什么都强。”

送走了他们一家，我的生活，终于彻底恢复了平静。

家里的温度，再也没有超过三十度。我重新买了一盆绿萝，放在阳台上，嫩绿的叶子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我又可以安安稳稳地睡个整觉，白天也有了精神侍弄花草，研究新的菜式。

我和张建军一家的关系，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他们见到我，不再是躲闪和心虚，而是发自内心的尊敬和亲近。李慧还是会时常送些吃的过来，但不再是为了补偿，而是真正的邻里分享。张建军话依旧不多，但每次在楼道里碰到，他都会停下来，看着我，憨厚地笑一笑。

有时候，我会坐在那张旧藤椅上，看着窗外，想起搬家那天发生的一切。我常常会问自己，如果那天我没有心软，而是选择了报警，结局会是怎样？

或许我会得到一笔赔偿，赢得一场“正义”的胜利。但与此同时，我也会彻底毁掉一个家庭，失去一对邻居，并且在余下的日子里，可能都要背负着“得理不饶人”的名声。

如今，我虽然没有得到那些，但我重新拥有了一个凉爽、安宁的家，也收获了一份更为珍贵的、失而复得的邻里情。孰轻孰重，我心里自有一杆秤。

生活就像一锅慢炖的汤，有时候，你以为是无法忍受的煎熬，但只要找到火源，熄灭它，剩下的，或许就是醇厚的滋味。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在道理和法律之外，还有一种东西，叫作人情。有时候，选择宽容，不是因为懦弱，而是因为我们都明白，生活不易，谁都可能在某个时刻，被逼到墙角，做出一些身不由己的错事。

拉人一把，或许比推人一掌，更能让自己感到心安。

来源：正直暖阳一点号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