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正在热播的电视剧《阵地》，把我们重新带回80多年前抗战后方的桂林城。1938年广州、武汉沦陷后，大量沦陷区人民，包括一大批文化人士先后涌入桂林这座位于抗战大后方的小城，让这座原本仅五六万人口的城市突然变成五六十万人口、上千名文化人士聚集的文化城。这里有洪深“巨

正在热播的电视剧《阵地》，把我们重新带回80多年前抗战后方的桂林城。1938年广州、武汉沦陷后，大量沦陷区人民，包括一大批文化人士先后涌入桂林这座位于抗战大后方的小城，让这座原本仅五六万人口的城市突然变成五六十万人口、上千名文化人士聚集的文化城。这里有洪深“巨大的拥抱”、柳亚子“你就是自己两个拳头打架的人”的风趣、夏衍“硬挤”进潘公展办公室的机智、王鲁彦把军统特务吕文周扫地出门的刚正……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相继登场，形象再现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岁月史诗。

桂林抗战大后方的形成，除了1938年全国的战时局面与桂林的特殊处境，还有一个重要理论背景，即毛泽东《论持久战》的出版。《论持久战》从世界战争史的视野，对抗日战争双方的力量、因素、局面等作出对比分析，总结中方的战争经验，非常有预见性地指出我们的抗日战争将经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3个阶段，以及最终如何取得胜利。《阵地》讲述的既是一段历史，又可以视为对伟大的《论持久战》的生动呈现。通过《阵地》，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共产党如何团结全国各党派、人民、军队、各国爱好正义的人民、敌国方面的反战人士等所有可能的力量，建构起全面的强大的有活力的抗日力量。以《阵地》中的桂林抗战文化城为例，全剧以李克农、郭沫若、夏衍为中间点，他们是上传下达的中枢，同时也是具体决策的有力保证和执行者。他们紧密团结桂系力量，争取文化民主人士的支持，保护日本反战人士，引导青年、民众的抗日热情，紧紧把握抗战力量的变化增减和发展方向，积极促进正向力量以及民族整体意志的形成和凝聚。而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的人，无论出发点如何，都经历了将民族解放内化为个体情感与内在驱动力的过程。

电视剧《阵地》让我们得以看见战争对无数个体的淬炼。图为《阵地》海报。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供图

民族危亡之际，“何以称之为作家”？

文化抗战的核心主体是文化人士，如何最大限度争取文化人士的理解和支持，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至关重要的一环。《阵地》中的大部分文化人士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在努力以笔为枪韧性战斗，在家国情怀的抒写中天然地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频共振。但也依然有游离于时代节奏之外的书写者需要被唤醒。剧中因此凸显了王鲁彦的成长之路，借此批判“五四”遗留的负面资产、文化界的痼疾、不利于文化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躺在书斋里做着文化可以救国的美梦。被鲁迅称为乡土文学作家的王鲁彦，在剧中的形象令人印象深刻：一贫如洗，带着4个孩子，体弱多病，冲动倔强，故作矜持，“一半是自信，一半是自卑”（巴金语），有一位温柔体贴的妻子……他也是剧中为数不多的在思想上、创作上经历了从书写小我到书写大我突破的作家。他的成长和转变经历了几个点。

一是在参加夏衍组织的欢迎宴会上看到艾青朗诵《我爱这土地》、众人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受群体激昂的氛围感染，回到家，不吐不快，“我今天啊，有很多文字不写出来是睡不着的”。这是“闷蔽”在书斋里的心灵第一次受到触动。二是长篇小说投稿《救亡日报》被认为虽然“文字优美，叙述流畅”，但书斋气太重，脱离现实。对心高气傲的王鲁彦来说，这无异于当头一棒。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是巴金为他现身说法，指出了“文学之源”：作家不能脱离时代、脱离生活。三是与不良书商打官司事件。在这一情节中，剧集设计了至少4个层面上的认知及信息上的落差，有谢和赓、李克农、夏衍的大局观及对事件的洞察，有巴金在民族利益面前的清醒取舍，有个体利益受到损害的当局者王鲁彦的坚持与转变，还有其他出版商的“趋众”选择。剧中，李克农了解了书商的背景是广西文委主任文言白之后，直接预见到官司可能带来的风险，提醒夏衍：无论官司输赢，原告都可能被打击报复，并且将会影响到刚起势的桂林出版界，影响到文化抗战。巴金闻此言论，先是以文化人士权益遭侵犯据理力争，但在夏衍耐心为其解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后，意识到桂林的大好局面是各方博弈的结果，加上在法院门口的耳闻目睹，因而改为力劝王鲁彦作为中国作家，在民族危亡之际，要有作家的担当。王鲁彦在与夏衍和巴金轮番辩驳后，终于意识到在政治环境复杂的桂林，自己站位不够高，差点搅了大局。出版商们担心影响到自己的长远利益，很快也同意了撤诉。至此，4个层面上通过沟通，终于劲儿往一处使，巧妙规避了风险，同时也妥善处理了盗版商。这个故事中，原告方与被告方构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各方力量增减的精彩写照，文化人士也通过这一有惊无险的“战役”，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中重新认识、定位自己。

进步青年的成长：“我怎么就看不出来呢”?

中国现当代文艺作品中涌现了无数青年形象，讲述了一代代青年在不同历史语境下成长的故事。青年是民族解放的先锋，毫无疑问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的重要群体。从女主之一任素宁的角度来说，《阵地》就是一部典型的青年在战火中的淬炼成长记。任素宁从一位柔弱的充满幻想的文艺女青年，成长为出生入死的战地记者、坚定忠诚的共产党员，她的成长道路，在剧中不仅具有结构性意义，同时也展现了青年个体与国家命运血肉相连的情感结构的形塑过程。

任素宁的成长线索比大多数文化人更腥风血雨，她亲历南京大屠杀、惨绝人寰的千里逃难、前线惨烈的战斗现场，见识过延安的明朗活泼，到桂林迅速进入紧张有序的工作，她的记者身份让她几乎串联起剧中所有重要的事件，即便如此，她也同样需要思想上的成长和蜕变。目睹父母被日本鬼子杀害，这是刻在她血液里的深仇大恨。她通过写作《南京惨案亲历记》，将可怕的经历短暂保存，获得了继续活下去的力量；后又通过自己的演讲、作品的发表传播，将对日寇的仇恨不知不觉中播撒和植入更多人的心里，与所有正遭受战争灾难的人同呼吸共命运。然而这位写故事的人，当时还不能做到完全地理解抗战大局，凡事自觉从大局出发，这一点尤其体现在新安旅行团事件上。国民党忌惮新安旅行团倾向共产党，欲将队伍解散。任素宁目睹新安旅行团的孩子们被持枪的刘翰曹队伍带走，忍无可忍，要求《救亡日报》发表她带情绪的报道。报社拒绝，她因此愤而辞职。经过周立波和艾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她终于认识到，在国民党右翼反共情绪日益高涨时期，她的激进做法正好会成为对方的借口——乘机吊销《救亡日报》的营业执照，攻击中国共产党，撕毁两党合作协议，桂林的文化抗战活动也将因此毁于一旦。任素宁惊醒：“我差点就犯了大错，说出来这么浅显的事情，我怎么就看不出来呢？”周立波回复：“因为你之前做得太好了，你太优秀了，所以你不自觉地把自己当成真理，甚至是正义的化身了。”经此一“役”，任素宁得以从精神上蜕变，重新将自己行与思的节奏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时代脉搏调至同频。

普通人的爱与恨：“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

《论持久战》里写道：“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必须使每个士兵每个人民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战争将每个人的命运推到一起，家破人亡的伤痛一点即燃，如何将每个人的伤痛汇聚，拧成反击的合力，则需要情感和思想认识上的疏导。

《阵地》中设计了以桂娥这个角色，完成了普通个体朴素情感的两次升华。她看起来不起眼，戏份也不多，却是全剧土地一般坚实的存在。以桂娥是桂林本地人，父亲和弟弟都死于日本人之手，丈夫陆营长在第九战区打仗。当听到鹿地亘是日本人，她追着喊着要马上为父亲报仇。而鹿地亘是日本反战作家，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的对象。此时，任素宁出现。任素宁的个人经历以及记者身份，具备了天然的说服力。她与以桂娥既同病相怜，认知上又高于后者，在以桂娥的情感发展过程中扮演了引导者的角色。倾听以桂娥的诉说之后，任素宁说：“我特别理解你对鹿地亘的仇恨。大姐，这不只是我们两个人的仇恨，这还关乎我们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只有彻底打败侵略者，才能夺回属于我们的主权和尊严。”倾诉，被倾听，一直是政治动员的重要形式之一。以桂娥在被倾听的过程中，完全认同了任素宁的“教导”，为自己的冲动愧疚。这是第一次升华。

第二次升华是鹿地亘的妻子池田幸子难产，以桂娥与王鲁彦夫妇、杜鹃一起给予其温暖的帮助。这一情节以及人员的安排同样富有意味。从痛恨到伸出友爱的双手，以桂娥们克服了个体的恩怨情仇，突破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升华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广大阵营上的情感宽度。同时，孩子是无辜的，是希望的象征，是生命的洗礼，在生命的降临面前，以桂娥们放下成见，照顾这位正在分娩的母亲，她们之间是纯粹的生命与生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鹿地亘赶回来看到素昧平生的中国人在帮助自己的妻子时感慨道：“没有比中国人更爱和平、更善待友人的民族了，对这样的民族，发动战争的军国主义，它一定会自己走向灭亡的。我们的孩子出生在中国，他也算是中国的孩子。”

人民群众是抗日持久战胜利的源泉。当日寇入侵桂林，丈夫已在前线牺牲，以桂娥最后选择留下来，在自己简陋的家里等待敌人，与敌人同归于尽。以桂娥的牺牲启示我们，如果有无数个以桂娥，敌人将寸步难行，就等于实现了《论持久战》中描述的“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

战争一方面是灾难，另一方面，人类也必须从灾难中学习、完善自身。《论持久战》指出：“革命战争是一种抗毒素，它不但将排除敌人的毒焰，也将清洗自己的污浊。凡属正义的革命的战争，其力量是很大的，它能改造很多事物，或为改造事物开辟道路。”对中国而言，抗日战争属于正义战争，我们必须构建牢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夺取最后的胜利。同时，我们也得以看见战争对无数个体的淬炼，看见他们成长为更自觉、独立的现代主体。

来源：当代广西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