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已经取得很多成果，为何不能拿个诺贝尔奖呢?。

2024年诺贝尔奖名单出炉之后，中国又一次没有登上游览台。

这样的情况引发世界关注：中国已经取得很多成果，为何不能拿个诺贝尔奖呢?。

帕布洛·霍尔曼在《TheTimFerrissShow》中直言：“中国将数亿人脱贫，这难道不值得一个和平奖或经济学奖？”

他的发言很快发酵，引发了全世界对于奖项是否公平的质疑。

诺奖评审一直很严谨，不过它的时间滞后性也不可小觑。

大部分得奖成果需要几十年才能得到验证。中国科技的爆发是从近20年开始的，还在“等待期”。

比如潘建伟团队做量子纠缠分发的研究，2017年上了《Science》封面，但国外学界还在评判其长远效果。

西方主流学术圈对中国的成果认知有延迟。

就算“墨子号”做到了1200公里的量子密钥传送，欧美媒体开始的时候也只是觉得是个技术活儿，并不是基本科学上的大突破。

意义加以评判。

诺贝尔物理学奖向来青睐理论领先者。

爱因斯坦是由于光电效应而不是相对论而获奖的，可见委员会喜欢可验证的结果。

中国在高温超导、拓扑量子计算等方面存在可能性，没有形成一个被普遍引用的统一理论体系。

语言及发表渠道也筑起隐形壁垒。

虽然中国科学家在Nature发文的数量连续5年全球第二，但是第一作者的占比还不足40%。

关键论文多为与中外合作的贡献模糊，难以证明其独立性。

更深层次问题在于评审体系封闭。

瑞典皇家科学院没有公布提名和评议的记录，候选人的资料被保密50年。

这就有独立性但也养成了路径依赖，评委多数是欧美老牌子的出身，在圈里混久了看问题的路数都是同一条。

2015年屠呦呦获奖是个例外而不是转折。

她产生于1970年代，并且依靠世界卫生组织推动才走向国际视野。

之后八年，无人再出现，说明单靠突破无法改变整体认识偏差。

减贫成就是陷入定义之争。

诺贝尔经济学奖青睐数学模型和个体机制，比如说随机对照试验。

而中国精准扶贫靠行政动员、基建投资，方法论上不符合主流计量范式。

林毅夫曾表示，发展经济学忽略了大型经济体的制度创新。

中国靠40年减掉近8亿贫困人口，这个数量比战后马歇尔计划还要大，不过这类系统改变没法变成可模仿的方程式。

人工智能方面也遭遇认可的难题。

中国计算机视觉、语音识别专利数全球第一，但核心算法大多都是在transformer的基础上做改进。

原始创新和应用创新的界线，成了评奖的一道关键门槛。

西方学界普遍认为，深度学习革命的奠基者是Hinton、LeCun等人。

即便是百度、华为推出了自己的框架，也被认为是生态的建设而不是理论上的颠覆。

这种“源头崇拜”，使得后来者很容易被定义为追随着。

可控核聚变的进展暴露了国际合作中的角色错位。

EAST装置多次刷新等离子体运行纪录，但ITER项目主导权仍掌控在欧美手里。

重大科学工程话语权的分配，直接决定了成果归属的认定。

反观日本，从 2000 年开始到至今为止已经获得了11个诺贝尔自然科学奖。

它的经验告诉我们，长久不变的投入科研和学术传承很重要。

中国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刚到6.3%，距离发达国家15%以上还有差距。

基因编辑领域竞赛最激烈。

贺建奎事件严重打击了中国的科学声誉，致使CRISPR相关研究陷入伦理审查的困境之中。

虽然之后还发表了很多关于合规的研究，但是国际上还是把突破功劳归结给了张锋、杜德纳等。

或许，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是不是需要用诺奖来证明自己。

北斗组网、空间站建成、高铁成就，这些都正在重新塑造着全球的技术版图。

美国开始效仿中国数字支付模式的时候，评判权就这么悄悄地被转移了。

历史将会记住的是改变世界的力量而非颁奖礼上掌声。

中国科研从追赶变成并跑乃至领跑，这个过程自身就在改变创新标准。

未来的奖项也许不是在斯德哥尔摩颁发的，而是由谁解决了人类面临的难题来决定。

荣誉不在于奖杯，它存在戈壁滩上转动的光伏阵列里、山区孩子们经由5G走入的教学课室之中，在每个被技术刷新命运之处。

这才叫最不能被忽视的回答。

来源：樊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