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唐武则天久视元年（700 年），徐征生于江南东道衢州信安县（今浙江衢州）的官宦之家。据《浙江信安徐征状元家谱》记载，其家族渊源可上溯至西周徐偃王，为嬴姓分支，因封地得徐氏名号。徐偃王之后，徐家历代不乏名人，秦代方士徐福即其二十三世先祖，相传曾受秦始皇派遣东渡求

唐武则天久视元年（700 年），徐征生于江南东道衢州信安县（今浙江衢州）的官宦之家。据《浙江信安徐征状元家谱》记载，其家族渊源可上溯至西周徐偃王，为嬴姓分支，因封地得徐氏名号。徐偃王之后，徐家历代不乏名人，秦代方士徐福即其二十三世先祖，相传曾受秦始皇派遣东渡求仙药，至今日本仍有相关纪念遗迹。

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北方士族南迁浪潮中，徐氏族人辗转定居浙江信安，至徐征父辈已传六十世。其父徐惟公曾任地方官职，兄长徐洎后官至太尉，家族在衢州一带颇具声望。徐征为徐惟公次子，与堂兄徐洪交往甚密，自幼受家族崇文重教之风熏陶。信安地处钱塘江上游，兼具吴楚文化灵秀与中原文化底蕴，这种环境为徐征早年治学提供了良好氛围。

徐征幼年聪慧，《徐氏宗谱》载其 “三岁识千字，五岁诵诗书”，深得父辈喜爱。父亲徐惟公延请当地名儒授课，授以《五经》《左传》等经典。少年徐征不仅通读经史，更对历代典章制度产生浓厚兴趣，常与同窗纵论古今治乱，展现出过人见识。

史料虽未详述其求学经历，但从其日后为官表现可知，他除精通儒家经典外，还涉猎吏治、民生之学。信安毗邻闽越，商贸往来频繁，徐征自幼目睹市井百态，对民间疾苦有着直观认知，这为他后来任职地方时注重实务埋下伏笔。史载其 “天性刚直，少存贞心”，这种品性既源于家族传承，也与早年所受教育密不可分。

唐玄宗开元年间，社会经济繁荣，科举制度日趋完善。玄宗重视文教，多次下诏完善科举，规定 “进士科以诗赋取士，明经科以经义取士”，为寒门学子提供了上升通道。此时的信安虽非政治中心，却也文风渐盛，徐征在当地学有所成后，于开元二十年（732 年）赴长安应考。

从信安到长安，路途遥远，徐征沿钱塘江入运河，经扬州、洛阳抵达京城。沿途所见开元盛世的繁华景象，如扬州的市井喧嚣、洛阳的宫阙巍峨，更坚定了他 “致君尧舜” 的理想。抵达长安后，他寄居在浙江同乡会馆，与各地考生切磋学问，其间结识了后来同榜及第的闽县令黄谣。二人一见如故，常探讨时政，均对当时朝政中渐露的弊病有所忧虑。

开元二十一年（733 年）春，癸酉科科举考试如期举行。此次科考由礼部侍郎孙逖主持，共设进士科、明经科等科目，其中进士科最为世人看重。据《登科记考》载，该科共取进士二十五人，徐征以绝伦文才一举夺魁，成为中华徐氏历史上首位状元。

关于徐征的状元策文，虽未完整留存，但从唐代科举制度推测，其策问当围绕时政展开。开元中后期，均田制渐趋瓦解，均田农民逃亡现象日益严重，徐征在策文中可能针对此问题提出了 “轻徭薄赋、劝课农桑” 的建议。主考官孙逖以善于识人著称，曾选拔张九龄等名臣，他对徐征的策文评价颇高，称其 “文辞雅正，议论切实，有王佐之才”。

同榜进士中，黄谣日后官至闽县令，在任期间兴修水利，颇有政绩。此外，该科还有多位考生后来成为朝廷重臣，可见此科堪称 “龙虎榜”。徐征及第后，按惯例需参加吏部铨选，因其状元身份及策文表现，被直接授予从九品下的福建安平主簿一职。

福建安平（今属晋江）地处东南沿海，是当时重要的商贸港口，既有渔盐之利，也面临海患、吏治等问题。徐征抵达任所后，并未因官职低微而懈怠，而是深入民间调研。他发现当地渔民因海禁政策与官吏盘剥，生活困苦，遂上书泉州刺史，建议 “放宽海禁，规范税制，兼顾官民利益”。

在户籍管理方面，徐征推行 “逐户核查，实名登记” 之法，清理出大量隐漏户籍，既增加了赋税来源，也为后续的赋役改革提供了依据。他还重视教育，牵头修缮当地废弃的学宫，聘请儒生讲学，使得 “海滨邹鲁” 之风渐浓。史载其 “在任三年，吏民怀之”，泉州刺史在考绩中称其 “勤于政事，廉于自守”。

这段任职经历不仅展现了徐征的实务能力，也让他对东南地区的社会状况有了深刻认识。他在给友人的书信中写道：“海滨之民，非不知礼，盖乏教化；商贾之业，非不可兴，盖缺规范。” 这种见解超越了当时一般官员对南方的偏见。

开元二十四年（736 年），徐征因政绩卓著，升任晋江县丞兼少监，官阶升至从八品下。晋江县为泉州附郭县，政务繁杂，县丞作为县令副手，需协助处理民政、司法、赋税等事务，而少监一职则负责地方祭祀与文教事务，可见朝廷对其综合能力的认可。

在司法领域，徐征秉持 “慎刑恤民” 原则，对积案进行逐一清理。他发现多起案件因证据不足而长期拖延，遂制定 “三日勘察，十日审结” 的时限规定，要求官吏 “不冤良善，不漏奸邪”。对于民间纠纷，他倾向于调解，而非一味用刑，曾化解多起宗族间的土地争端。

文教方面，徐征在原有学宫基础上，增设 “明经”“进士” 两科讲习，鼓励学子报考科举。他还主持编纂《晋江风物志》，记录当地的历史沿革、民俗风情，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地方史料。此时的徐征，已在东南官场积累了一定声望，其刚直务实的作风也为同僚所熟知。

天宝元年（742 年），玄宗改元天宝，唐朝社会由盛转衰的迹象日益明显。玄宗沉迷享乐，疏于朝政，宰相李林甫独揽大权。李林甫为人 “口有蜜，腹有剑”，为巩固权势，极力打压异己，尤其对太子李亨一派采取敌视态度。

太子李亨于开元二十六年（738 年）被立为储君，其身边聚集了一批主张改革弊政的官员，形成了与李林甫相对立的政治集团。两大派系围绕官员任免、政策制定等问题展开激烈斗争，整个朝廷陷入 “非杨即墨” 的分裂状态。此时的徐征虽任职地方，但因其状元身份及与部分京官的书信往来，不可避免地被卷入政治漩涡。

李林甫为扩大势力，试图拉拢东南地区的官员，曾通过泉州刺史向徐征传递 “入京任职” 的意向。徐征素闻李林甫专权跋扈之事，对其为人极为反感，加之他认为太子李亨 “仁孝有识，可托社稷”，最终选择拒绝李林甫的拉拢，暗中与太子一派保持联系。这一选择，为他日后的命运埋下了隐患。

天宝五年（746 年），一桩看似普通的家庭纠纷演变为震动朝野的政治案件。太子李亨的杜良娣之父杜有邻，被女婿柳勣诬告 “妄称图谶，交构东宫，指斥乘舆”，罪名直指谋反。此案恰逢李林甫急于打击太子势力之际，他主动请缨审理此案，意图将太子牵连其中。

杜有邻案的本质是柳勣与杜家因私怨引发的诬告，但在李林甫的操纵下，案情迅速升级。柳勣在李林甫手下的教唆下，扩大诬告范围，将地方官李邕等人牵扯进来，声称他们均与太子有密谋。一时间，朝堂上下人心惶惶，太子一派官员人人自危。

徐征与杜有邻素无直接交往，但他的一位同窗好友时任宫廷警卫，因与杜家有间接联系而被卷入此案。徐征得知消息后，虽知风险巨大，仍上书为友人辩白，称其 “忠谨奉公，断无反心”。这一行为被李林甫的党羽察觉，将徐征列为 “太子党羽”，纳入打击范围。

李林甫为达到打击太子的目的，对涉案人员采取残酷手段。他授意执法者对被捕官员施以重刑，并暗中许诺 “多打有赏”。在这种情况下，杜有邻、柳勣及徐征的同窗好友等多人被活活打死，太子李亨为自保，不得不与杜良娣离婚，与涉案人员划清界限。

徐征虽因任职地方未被直接逮捕，但也受到严厉惩处。李林甫以 “结交党羽，干预司法” 为由，将其贬为庶民，剥夺所有官职。这一打击对徐征而言极为沉重，他多年的仕途努力付诸东流，更因 “太子党羽” 的标签而声名受损。

被贬之后，徐征并未返回浙江信安，而是选择留在福建晋江的寓所湾海兴胜里长源堡徐宅。此时的他已年近五十，政治理想彻底破灭，遂自号 “长源”，寄情山水，常与当地文人饮酒赋诗。他在诗中写道：“宦海浮沉数十载，归来仍是一书生”，流露出内心的悲愤与无奈。但即便身处逆境，他仍保持着刚直本性，拒绝向李林甫势力低头。

被贬后的徐征，在晋江过着隐居生活。他亲自耕种薄田，虽生活清贫，却乐在其中。当地百姓感念其早年为官时的恩惠，常主动接济他，而徐征总是婉言谢绝，称 “吾虽为庶民，亦当自食其力”。

在隐居期间，徐征并未完全脱离社会，他继续关注地方教育，义务为学宫学子讲学。他将自己的为官经历与治学心得传授给学子，告诫他们 “为官当以民为本，治学当以实为要”。许多受其教诲的学子后来考取功名，成为地方良吏，如贞元年间的福建进士陈黯，便曾称徐征为 “吾之师也”。

安史之乱爆发后（755 年），福建虽未直接遭受战火，但也出现了物价飞涨、流民增多的状况。徐征主动协助当地官员安抚流民，建议 “开仓放粮，募民垦荒”，帮助地方稳定了局势。此时的他虽无官职，却仍以天下为己任，展现出儒者的担当。

徐征的隐居生活虽平淡，却为徐氏家族的科举传统奠定了基础。他注重对子孙的教育，其侄孙徐晦自幼受其影响，立志科举报国。徐征亲自指导徐晦研读经史，传授应试技巧，对其寄予厚望。

大历年间，徐征身体日渐衰弱，但仍坚持为徐晦讲学。他告诫徐晦：“科举非为功名，实为致君泽民。若他日得志，当效先贤，刚直不阿。” 这种教诲深深影响了徐晦。贞元十八年（802 年），徐晦考中状元，成为福建历史上首位状元，实现了徐征未竟的理想。

徐晦在官场上始终秉持徐征的刚直品性，多次犯颜直谏，官至礼部尚书。他常对人说：“吾之成就，皆源于先祖徐征公之教诲。” 徐征的家族教育理念，使得徐氏家族在唐代涌现出多位官员，成为东南地区的望族。

永泰元年（765 年）秋，徐征病逝于晋江寓所，享年六十五岁。当地百姓闻讯后，自发为其送葬，泉州刺史也亲往吊唁，称其 “一生刚直，百世流芳”。徐征被安葬在晋江湾海兴胜里的徐氏家族墓地，其墓前立有石碑，上书 “唐状元徐公慈恩之墓”。

关于徐征的墓葬，后世地方志多有记载。《泉州府志》称其墓 “历千年而不毁，乡人岁时祭祀之”。明清时期，徐氏族人曾多次修缮其墓，至今仍为晋江徐氏的重要祭祖场所。徐征的一生，虽未在官场上达到高位，却以其刚直品性与务实作风，赢得了后世的敬仰。

徐征虽未入正史列传，但在地方史志、家族家谱及文人笔记中均有记载。《浙江信安徐征状元家谱》称其 “为徐氏开状元之先河，立为官之典范”。《泉州府志》将其列入 “名宦传”，赞其 “在官则勤于政事，在野则心系民生”。

宋代文人洪迈在《容斋随笔》中提及徐征，称其 “虽遭权奸所害，而刚直之节不改，可谓真儒也”。明代思想家李贽对徐征尤为推崇，认为其 “身处乱世而能坚守本心，较之于位高权重而失节者，尤为可贵”。这些评价，既肯定了徐征的为官政绩，也赞扬了其人格品性。

从历史角度看，徐征的命运是唐代政治斗争的缩影。他的遭遇反映了开元天宝年间政治由清明转向黑暗的过程，也展现了普通官员在权力斗争中的无奈与坚守。正如近代史学家陈寅恪所言：“徐征之案，虽为个案，然可见李林甫专权之烈，及太子一派之困境。”

作为徐姓历史上首位状元，徐征对徐氏家族的科举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自徐征之后，徐氏族人涌现出多位状元，如贞元十八年状元徐晦、五代后梁状元徐寅等，形成了 “徐氏多状元” 的文化现象。

这种科举传统的形成，与徐征的示范作用密不可分。徐氏家族将徐征的治学方法与为官理念代代相传，形成了 “崇文重教、刚直务实” 的家族家风。在徐氏家谱中，徐征被尊为 “科举始祖”，其事迹被编入家族教材，用以教育后代。

徐征的影响不仅限于徐氏家族，更辐射到东南地区。浙江信安、福建晋江等地的百姓将其视为 “科举榜样”，明清时期当地学宫常挂徐征画像，激励学子奋发向上。这种文化影响，使得徐征成为东南科举文化的标志性人物之一。

徐征的一生，虽跨越千年，却仍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与当代意义。从历史研究角度看，他的经历为研究唐代科举制度、地方吏治及政治斗争提供了重要个案。其任职地方时的实务举措，如户籍清理、教育兴修等，反映了唐代地方治理的实际状况，对研究唐代基层政治具有参考价值。

从文化传承角度看，徐征的刚直品性与务实作风，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他 “为官以民为本，治学以实为要” 的理念，对当代社会仍有启示意义。在福建晋江、浙江衢州等地，徐征的故事被改编为地方戏曲、民间传说，成为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徐征的命运虽带有悲剧色彩，但他在逆境中坚守本心的精神，赢得了后世的永恒敬仰。正如晋江徐氏祠堂的楹联所言：“状元开先河，刚直传千古；宦海守初心，清风满人间。” 这正是对徐征一生最贴切的概括。

来源：雁飘零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