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年是1978年，夏天的风都是热的。我，马建国，刚满二十岁，是村里唯一一个高中毕业还回乡务农的，成天给生产队里放那几头老黄牛。玉米秆子长得比人还高，密不透风，人钻进去就像掉进了绿色的海里。就是在那片青纱帐里，我听见了那让我一辈子都忘不掉的声音。

那年是1978年，夏天的风都是热的。我，马建国，刚满二十岁，是村里唯一一个高中毕业还回乡务农的，成天给生产队里放那几头老黄牛。玉米秆子长得比人还高，密不透风，人钻进去就像掉进了绿色的海里。就是在那片青纱帐里，我听见了那让我一辈子都忘不掉的声音。

不是风吹玉米叶的“沙沙”声，也不是虫子的叫声。那是一种压抑着的、女人的笑声，带着钩子，挠得人心痒。紧跟着，是一个男人含糊不清的低语。我心里“咯噔”一下，手里的牛鞭子差点掉地上。我的未婚妻王秀莲，半个钟头前跟我说要去她三大娘家借点东西，怎么会……我不敢想下去。鬼使神差地，我拨开了面前的玉米秆。只一眼，我全身的血都冲到了头顶，耳朵里嗡的一声，天旋地转。衣服凌乱的两人，男的是村支书的儿子张伟豪，而那个满脸潮红、眼含春水的女人，正是我用半个家当才订下的未婚妻，王秀莲。

这事儿，说起来都觉得脸上火辣辣的疼，像被人抽了无数个大嘴巴子。我和王秀莲的亲事，是我们两家老人早就看好的。她是村里公认的一枝花，大眼睛，白皮肤，辫子又粗又亮。我呢，家里穷，但读过几天书，人也老实本分，大伙儿都说我俩是郎才女貌。

为了这门亲事，我爹妈把养了多年的两头大肥猪卖了，又东拼西凑，凑够了“三转一响”里的一转一响——一块上海牌手表和一台蜜蜂牌缝纫机。那台缝纫机抬进她家门那天，王秀莲她妈脸上的褶子都笑开了花，拉着我的手说：“建国啊，以后秀莲就交给你了，你可得好好待她。”

王秀莲也表现得跟个贤惠媳妇似的。她会偷偷给我塞两个煮鸡蛋，会在我放牛晚归的时候，站在村口那棵老槐树下等我。我一直以为，这就是我这辈子最大的福气了。我盘算着，等秋收分了粮，我们就办酒席，然后生个大胖小子，日子就算熬出头了。

可我做梦也想不到，我眼里的福气，在人家心里可能就是个笑话。张伟豪是什么人？村支书家的二儿子，仗着他爹的势，游手好闲，在村里调戏小媳妇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他看王秀莲的眼神，我早就察觉不对劲，那种眼神不像看人，像看一块案板上的肉。我提醒过秀莲，让她离张伟豪远点。她当时还冲我发脾气：“马建国，你啥意思？就许你跟队里的小芳说话，不许我跟别人打个招呼？你这心眼儿比针尖还小！”

我当时被她噎得半天说不出话，最后还是我哄着她，说是我小心眼，是我不对。现在想想，我真是个天大的傻子！人家早就暗度陈仓，我还蒙在鼓里，把她当成纯洁无瑕的白莲花。

那天从玉米地出来，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回家的。手里的牛鞭子在地上拖着，划出一道歪歪扭扭的痕迹，就像我被撕裂的心。老黄牛跟在我身后，不时“哞哞”地叫两声，好像在问我怎么了。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脑子里全是王秀莲和张伟豪在玉米地里的那一幕，像放电影一样，一遍一遍地折磨我。

回到家，我爹正坐在门槛上卷烟叶，看见我失魂落魄的样子，吓了一跳：“建国，你这是咋了？牛丢了？”我摇摇头，一屁股坐在地上，眼泪再也忍不住，刷地一下就流了下来。一个二十岁的大小伙子，哭得像个孩子。

我娘从屋里闻声出来，一看我这样，急得直拍大腿：“我的儿啊，你这是中了邪了还是咋的？快跟娘说！”我哽咽着，断断续续地把玉米地里的事儿说了。话音刚落，我爹“啪”地一声把手里的烟袋锅子摔在地上，摔得粉碎。他气得嘴唇发紫，指着我的鼻子骂：“没出息的东西！为了个女人哭成这样！这亲事，退了！”

我娘却蹲下来抱着我哭：“我可怜的儿啊，咱家这是造了什么孽啊！那王家闺女看着挺本分的一个人，怎么能干出这么不要脸的事儿！我们老马家的脸，这下可丢尽了。”

是啊，脸丢尽了。在那个年代的农村，名声比命都重要。未婚妻跟人钻玉米地，这事儿要是传出去，我马建国就成了十里八村最大的笑话，我们全家都抬不起头来。

当天晚上，王秀莲的爹妈就领着她找上门来了。王秀莲哭得梨花带雨，跪在我面前，抱着我的腿不撒手。“建国，我错了，你原谅我这一次吧！是张伟豪他缠着我，是他强迫我的！我心里只有你啊！”

她爹妈也在一旁边帮腔。“建国啊，秀莲她是一时糊涂，年轻人谁能不犯点错？你就看在她真心悔过的份上，给她个机会吧。”她妈说着，还从口袋里掏出两百块钱，硬要往我娘手里塞。“亲家母，这事儿是我们家对不住你们。这点钱，你们拿着，给建国买点好吃的压压惊。这门亲，可千万不能退啊！”

我看着王秀莲那张哭花了的脸，心里没有一丝怜悯，只有冰冷的恶心。强迫？我在玉米地外头听得真真切切，那笑声是她自己发出来的！事到如今，她还在撒谎！我爹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一辈子没跟人红过脸。他看着那两百块钱，气得浑身发抖，指着门外吼道：“拿上你们的钱，都给我滚！我们马家虽然穷，但也不是什么脏水都喝！这门亲，退定了！”

王秀莲一听，哭得更凶了，死活不起来。她爹妈也在那儿磨叽，说退婚对秀莲的名声不好，以后没法做人了。我当时心里憋着一股邪火，冷冷地开口了：“没法做人？她在钻玉米地的时候，怎么就没想过以后怎么做人？现在知道怕了？晚了！”

我站起来，掰开王秀莲的手，一字一句地对她说：“王秀莲，从今往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我们两家，再无瓜葛。”

第二天，我们家要退婚的消息就像长了翅膀一样，飞遍了整个村子。说什么的都有。有人同情我，说王家闺女不是个东西；也有人说我马建国太绝情，不给人家姑娘留活路。张伟豪他爹，那个村支书，还托人给我爹带话，意思是让我“得饶人处且饶人”，不要把事情闹大，不然大家脸上都不好看。

我爹有点怕了，毕竟人家是干部。他劝我：“要不，彩礼咱就不要了，就这么悄没声地把事儿了了？”我摇了摇头，眼睛里冒着火。凭什么？凭什么我受了这么大的委屈，还得替他们遮羞？他们不要脸，我凭什么要给他们脸？

我对我爹说：“爹，这事儿你别管了，我来处理。我不仅要退婚，我还要让他们把吃进去的东西，原封不动地给我吐出来！”

隔天一早，我借了生产队的大喇叭，就是平时通知开会、播放新闻用的那个。我把它搬到村子中央的大槐树下，那儿是村里人流量最大的地方。然后，我用我这辈子最大的声音，对着喇叭喊了起来。

“乡亲们，邻居们，都来评评理啊！我马建国今天有话说！”

不一会儿，大槐树下就围满了人。男女老少，黑压压的一片。王秀莲她爹妈和张伟aho他爹也闻讯赶来了，脸色一个比一个难看。王家人想上来抢我的喇叭，被我看热闹的几个本家兄弟给拦住了。

我清了清嗓子，对着所有人说：“我马建国，今天当着全村父老乡亲的面，正式宣布一件事。我和王家闺女王秀莲的亲事，从今天起，正式作废！”

人群里一阵骚动。

我接着说：“原因，我想有些人心里跟明镜儿似的！青天白日的，钻到玉米地里干那见不得人的勾当，把我们老马家的脸都丢尽了！”我故意把“玉米地”三个字说得特别重。底下的人立刻交头接耳起来，一道道目光像针一样扎在王家人脸上。

王秀莲她妈当场就撒起泼来，坐在地上一边拍大腿一边哭嚎：“你血口喷人啊！我们家秀莲清清白白一个姑娘，被你这么污蔑，她以后还怎么活啊！”

我冷笑一声：“活不了？跟村支书家的张伟豪在玉米地里快活的时候，怎么没想过活不了？大家伙儿不信，可以去问问张伟豪，问问他前天下午，是不是跟王秀莲一起‘学习’到了玉米地里去！”

我的话像一颗炸雷，人群彻底炸开了锅。张伟豪的脸瞬间变得惨白，他爹张支书的脸更是绿得像茄子。张伟豪想溜，被我一个眼神给钉在了原地。

我没给他辩解的机会，我继续对着喇叭喊：“我马建国人穷，但志不短！我爹妈辛辛苦苦攒钱给我置办的彩礼，一块上海牌手表，一台蜜蜂牌缝纫机，一分都不能少！今天，我就在这儿等着，东西什么时候抬回来，这事儿什么时候算了结！不然，我就天天拿着大喇叭，把这‘玉米地里的先进事迹’给全村人念叨念叨！”

这就是我的反击。我不打人，不骂人，我就要用这种方式，把他们的遮羞布狠狠地撕下来，让他们在全村人面前抬不起头。这比打他们一顿解气多了。

张支书气得浑身哆嗦，指着我半天说不出话。他知道，这事儿要是闹大了，别说他儿子的名声，连他这个支书的位置都可能不保。他只能黑着脸，咬着牙，对他儿子吼了声：“还不快去把东西给人家送回来！丢人现眼的东西！”

那天下午，王家和张家，在一村子人的注视下，灰头土脸地把那块手表和那台崭新的缝纫机给抬回了我家。东西放下的时候，王秀莲她爹一句话没说，深深地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怨恨，有羞愧，更多的，是无奈。

这件事过后，王秀莲在村里彻底待不下去了，没过多久就远嫁到了外省。而张伟豪，也收敛了很多，再也不敢在村里耀武扬威。我马建国，虽然成了村里第一个“被戴绿帽”又高调退婚的人，但没人敢笑话我。他们都说，马家这小子，平时看着蔫，骨子里硬气得很。

而我，经历了这件事后，也彻底明白了，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守着几亩薄田，守着一个不忠的女人，是没有出路的。那年冬天，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书本上。1977年恢复高考我错过了，78年我不能再错过。我白天放牛，就在牛背上背课文；晚上回家，就在煤油灯下做题，常常熬到后半夜。

第二年夏天，我收到了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离开村子那天，我爹娘把我送到村口，眼睛都是红的。我回头看了一眼那片曾经让我心碎的玉米地，如今又是一片郁郁葱葱。但我的心里，再也没有了恨，只有一片平静。

那片玉米地，埋葬了我的初恋，也让我看清了人心，更让我下定了决心，要走出那片土地，去奔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生。有时候，坏事也能变成好事。人啊，只有被狠狠地伤过一次，才能真正地长大。

来源：风趣熊猫PA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