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对内蒙古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展示内蒙古自治区紧紧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自治区民委与民族团结杂志社联合出版《共有精神家园·撷英内蒙古》专刊。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对内蒙古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展示内蒙古自治区紧紧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自治区民委与民族团结杂志社联合出版《共有精神家园·撷英内蒙古》专刊。专刊分山河共美、历史共创、家国共兴、血脉共融、伟业共铸、文脉共续六个专题，共刊发了48篇文章，我们将陆续发布在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微信公众号上，敬请关注。
旅蒙商·走西口:商路传奇与文化交融
文/王泽民 杨秀丽
“晋商车马不绝尘，风云共享五百年。”
历史上，晋商以卓越的商业智慧与坚韧不拔的开拓精神，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商业成就。在清政府重视北疆草原商业贸易和“走西口”浪潮推动的时代背景下，晋商逐步发展成为旅蒙商中的主力军。清代旅蒙晋商的商业经营活动，不仅丰富和改善了北疆各族群众的物质生活，更重要的是进一步使中原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融合在一起。与此同时，作为山西人口迁移史的重要篇章，“走西口”不仅改变了成千上万山西人的命运，也改变了祖国北疆的族群构成与文化生态，促进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有力地推动了内蒙古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四通八达的驿路
清代初期，为加强军事防御和边疆治理，清政府在北疆地区设置大量驿站（也称“台站”）。这些数量多、线路绵长且位置相对固定的官方驿站，成为转运物资和沟通信息的主要交通设施。为了防范蒙古准噶尔部的侵扰并与之决战，康熙帝下令设立了喜峰口、古北口、独石口、张家口、杀虎口等五路驿站。在平定噶尔丹、漠北喀尔喀三部返回故土后，康熙帝又下令在漠北建立北路驿道，一条到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一条到大库伦和恰克图。
内蒙古与山西交界处的杀虎口驿道 王泽民/摄
这些驿站、驿道的开通，密切了京城、内地与漠南、漠北蒙古各部的政治军事联系，同时也成为边疆与内地物资交流和民众往来的重要通道。蒙古部众、商人前往内地纳贡或贸易，大都通过驿道南行，沿途驿站为其提供休息场所并保障其安全。内地商人到草原地区经商，经多伦诺尔（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多伦县）可以到漠南蒙古东部各盟旗及漠北车臣汗、土谢图汗部；经张家口可以到漠南蒙古北部、西部各盟旗及漠北蒙古各地；经归化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可以到漠南蒙古西部各盟旗及漠西蒙古伊犁、塔尔巴哈台和漠北地区。商人沿驿道而行，沿途经商贩卖。清廷还根据实际需要，调整驿道与驿站布局，使整个北部、西北地区的驿站相通连，构建起四通八达的交通网。
驿站在服务军事、政治的同时，也为随军贸易商队提供了发展契机。17世纪90年代，康熙帝北征准噶尔部噶尔丹时，朝廷为保证军需物资供应，曾组织大批随军贸易商队。这些商队随同清军通过驿站深入漠北喀尔喀蒙古，除贩运军粮和军马外，也兼营商业贸易。这种随军贸易的商队虽然随着战争的结束而告终，但是一些山西商人利用已经开通的驿道和驿站，继续从事边疆地区贸易。
随着驿道的开辟和驿站的广泛设立，北方与中原各民族之间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联系更加广泛，如年班朝觐、贡使往返络绎于途，朝廷调遣蒙古、索伦、达斡尔、巴尔虎、额鲁特、新巴尔虎八旗兵丁赴关内驻防等。山西大批的农民、手工业者以及商人等，也都沿着南北沟通的驿道纷纷涌向西口外。他们来到北疆地区或开垦耕种，或从事各种手工业生产和商业贸易活动，大大地弥补了北方边疆地区经济生活中的不足，受到当地民众的欢迎。
盛况空前的商号
杀虎口，位于今山西与内蒙古两省区三县（右玉、和林格尔、凉城）交界处，自古以来既是军事隘口，又是名播四方的西口古道。清代，随着杀虎口与归绥地区（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行政建制的逐步完善，为保障边疆贸易有序开展，朝廷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组织贸易往来，对货源供应、商品运输、经营管理都明确了具体的管理措施，形成了有别于其他地区的边疆贸易特征。而从明中叶以后至清末的400多年间，无数山西人“走西口”，进一步打通中原腹地与北方草原的经济和文化通道，带动了北部边疆地区的繁荣和发展。
据《重修万顺桥碑记》记载，清代嘉庆年间，从杀虎口至归化城乃至萨拉齐、察素齐、包头、河口一带商贸非常发达，捐银的商铺就有近400家。清代初期，汉人与蒙古诸部的贸易也是以杀虎口为纽带而展开的。
清朝廷对传统的朝贡、马市、民市采取较为宽松的政策，为旅蒙晋商创造了开拓万里茶道等商贸活动的机遇，促成了旅蒙晋商的迅速崛起。当时，京师所需的大量骆驼和马匹在杀虎口从蒙古部落采买；而商贩自北疆地区贩运的羊马，也经杀虎口销往中原。19世纪末，从口外涌现了三个实力强大的晋商商号——大盛魁、天义德和元盛德。其中大盛魁独占鳌头，几乎垄断了北方草原的茶叶贸易，同时也是最著名的旅蒙毛皮商。大盛魁的前身“吉盛堂”就在杀虎口。清康熙年间，右卫八旗驻防将军费扬古的部队在杀虎口驻防时，大盛魁的创始人王相卿、张杰和史大学是随军伙夫。后来，费扬古的部队在康熙帝统帅下，进入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的时候，王相卿、张杰和史大学等人以负贩小商的身份，肩挑货物随军前往，做随营贸易生意，在杀虎口独虎寨创办了吉盛堂。再后来，吉盛堂改称为“大盛魁”，并发展成为资本超过2000万两白银、从业人员超过1500人，设有分庄小号20家、常年雇用5000多人的商业巨头，也是内蒙古地区历史上最大的旅蒙商，经营历史长达200余年，素有“半个归化城”之称。同时，大盛魁在全国许多地方建立分支机构，并出资开设若干小号（由总号投资开设的商号），而管理这个庞大机构的中枢，则是它的总号。
在晋商的开拓下，杀虎口商品交流盛况空前，为边疆民族地区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也加速了当地及周边地区的城镇化进程。作为清代官方贸易主导下，活跃于北部边疆地区贸易大军中的主力，晋商的历史地位不容忽视。
交融互鉴的典范
清代，山西商民迁徙到塞外地区，与北疆各族民众长期交往，相互学习，彼此影响。为更好地开展商业活动，晋商深入研究少数民族的语言风俗，充分了解北疆地区的传统文化，搭建起与各民族沟通的文化桥梁。
《走西口》剧照 中新社 杨诚喜/摄
晋商十分注重学习当地语言，他们利用汉语注音的蒙古语言工具书，每日潜心练习。进入塞外地区一年以上的晋商，几乎都可讲一些少数民族语言单词和日常生活用语，部分商号掌柜甚至精通蒙古语和俄语等。随着晋商与塞外各民族交往日益密切，草原地区的生产生活方式逐渐进一步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例如，广泛使用中原式生产工具进行农业生产，依照中原式建筑特征改造房屋；对汉语进行深入学习，将汉语融入日常交流中，形成以蒙古语和汉语为主体的语言交流体系。
“走西口”是以平民百姓为主体的移民活动，这些移民作为民间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创造者和传播者，凭借自身的流动性、适应性和包容性，广泛吸收融合各地各民族优秀文化，并在原有基础上推陈出新，创造出更具广泛影响力的民族民间文化，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山西素有“中国戏曲的摇篮”之称，当地民众对戏曲艺术的热爱也随着“走西口”传播至北疆地区。如今，内蒙古的晋剧、二人台、山曲儿、漫瀚调、大秧歌等，均与山西戏曲文化有关。其中，内蒙古晋剧源于山西中路梆子，因艺人多擅长北路梆子，唱腔中融合了北路梆子的特色，在内蒙古中西部地区广泛流传。“走西口”也让大秧歌传入内蒙古，成为当地群众喜爱的民间戏曲。山西河曲县作为“民歌之乡”，在清代“同光中兴”时期就活跃着30多个职业、半职业二人台班社，足迹遍布山西、陕西、内蒙古交界地区。二人台凭借独特的艺术魅力，深受各族群众喜爱，民间“走不完的西口，打不完的樱桃”的俗语便是其受欢迎程度的生动写照。时至今日，内蒙古西部广泛流传的二人台、爬山调、漫瀚调等民歌山曲，以及歌舞、说唱、戏曲等艺术形式，还有服饰、饮食、方言、婚丧嫁娶、节庆礼仪等民风民俗，均与“走西口”紧密相连，积淀了充满活力的地域文化资源。
清代以来，大量山西商民进入塞外北部边疆地区，进一步推动形成了内蒙古地区的多民族和谐共处、社会经济文化共同发展的格局，生动展现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传统和厥功至伟。
来源：草原古都生活宝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