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爹吧嗒吧嗒抽着旱烟，烟锅里的火星一明一灭，映着他那张刻满皱纹的脸。屋里头的煤油灯捻子被我娘调得只有豆丁那么大，昏暗得让人心里发慌。我娘“噌”地一下就从炕沿上站了起来，声音尖得能划破屋顶：“你疯了！马长根！那是啥人家？黑五类！咱家三代贫农，你要把这祸害领进门，是

“卫东，你去，把苏家那个女娃子领回来，当媳妇。”

爹吧嗒吧嗒抽着旱烟，烟锅里的火星一明一灭，映着他那张刻满皱纹的脸。屋里头的煤油灯捻子被我娘调得只有豆丁那么大，昏暗得让人心里发慌。我娘“噌”地一下就从炕沿上站了起来，声音尖得能划破屋顶：“你疯了！马长根！那是啥人家？黑五类！咱家三代贫农，你要把这祸害领进门，是嫌咱们日子太好过了？”

我当时也懵了，二十四的大小伙子，杵在原地，手脚都不知道往哪儿放。苏家那女娃叫苏婉清，我知道她。她爹以前是县里中学的老师，后来被打成了“右派”，下放到我们队里改造。苏婉清就成了队里人人避之不及的“狗崽子”。她总是低着头，走路贴着墙根，干最脏最累的活，挣最少的工分，一双眼睛里从来没有光。队里和我年纪相仿的小伙子，宁可打光棍，都没人敢多看她一眼。

可我爹，这个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老庄稼人，却用不容置疑的口气，把烟锅在鞋底上磕了磕，看着我说：“让你去，你就去。咱老马家，要她了。”我爹那眼神，平静得像一口深井，但井底下藏着什么，我那时候一点也看不懂。而我们老马家的日子，就因为爹这个决定，彻底变了天。

说起那年头，是1974年，日子过得紧巴巴，家家户户的粮缸里都见不到多少白面。我叫马卫东，在生产队里算一把好力气，挣的工分能让我爹我娘和我弟吃个半饱。可就因为家里穷，兄弟又多，说媒的踏破了东头张家的门槛，也没一个肯往我们家这土坯房里瞅一眼的。眼瞅着我就二十四了，在村里算是“大龄青年”，我娘急得嘴角都起了燎泡。

爹下了那道“圣旨”后，我娘就没消停过。她一边抹眼泪，一边数落我爹：“马长根，你这是要把一家子往火坑里推啊！娶了她，卫东以后还想不想入党？咱家小军以后参军政审咋办？你这是昏了头了！”

我爹就一句话：“天塌不下来。”

我心里也跟十五个吊桶打水似的，七上八下。我不讨厌苏婉清，甚至还有点可怜她。她长得不难看，白净，就是太瘦了，风一吹就能倒似的。有一次在地里除草，她的手被镰刀划了个大口子，血直流，她就自己跑到垄沟边，找了点蒲公英嚼碎了糊上去，一声没吭。那股子隐忍的劲儿，让人看了心酸。

可心酸归心酸，娶回家是另一码事。这意味着我们家要跟“黑五类”沾上边，以后队里开大会，我们都得坐到最后一排去。我走在村里，背后戳脊梁骨的唾沫星子都能把我淹死。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后半夜，我爹披着衣裳摸到我炕边，坐了下来，又点上了他的旱烟。“卫东，”他声音很低，“爹知道你心里有疙瘩。爹只问你一句话，你觉得那女娃，坏不坏？”

我愣了一下，摇摇头：“不坏，就是话少，可怜。”

“这就对了。”我爹深吸一口烟，“看人，别看他头顶上戴的啥帽子，要看他那颗心是红的还是黑的。爹活了这大半辈子，这点人还不会看错。她是个好娃子，只是命不好。咱把她领回来，是救她一条命，也是给咱家积德。日子是过给自己的，不是过给别人看的。嘴长在别人身上，让他们说去，咱把门一关，踏踏实实过日子，还能饿死不成？”

爹的话，像一把锤子，把我心里的那些犹豫和害怕，砸碎了不少。是啊，日子是自己的。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就揣着两个还带着热气的红薯，硬着头皮，走到了村西头那个快要塌了的茅草屋前。

我敲了半天门，里面才传来苏婉清怯生生的声音：“谁？”

“我，马卫东。”

门“吱呀”一声开了条缝，她那张苍白的小脸露了出来，眼睛里满是惊恐和不解。我把红薯递过去，她吓得往后一缩，不敢接。我心里一酸，把红薯硬塞到她手里，学着我爹的口气，粗声粗气地说：“我爹让我来跟你说，让你……让你收拾收拾，跟我回家。”

她手里的红薯“啪嗒”掉在了地上，眼泪刷地一下就流了下来，不是哭，就是默默地流，看得人心都碎了。

我把苏婉清领回家的那天，整个马家村都轰动了。村里的大喇叭没广播，但那消息比广播传得还快。我们从村西头走到村东头，一路上，家家户户门口都站着人，对着我们指指点点。那些眼神，有同情的，有嘲笑的，但更多的是一种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幸灾乐祸。村里的碎嘴婆子刘翠兰，更是掐着腰，阴阳怪气地嚷嚷：“哎哟，马家老大这是娶不上媳妇，捡了个‘破鞋’回家啊！小心晚上睡觉被窝里都结冰碴子！”

我气得脸都绿了，拳头捏得咯咯响，要不是我爹提前嘱咐过，我真想冲上去跟她拼命。苏婉清的头埋得更低了，几乎要缩进地里去。我一咬牙，拉住她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的手腕，大步往家走。她的手冰凉，还在微微发抖。

回了家，我娘的脸拉得比长白山还长。她没骂苏婉清，但就是不给她好脸色，饭桌上，给她盛的是最稀的粥，夹菜的筷子也从没往她碗里伸过。苏婉清什么也不说，给什么吃什么，吃完了就抢着去刷锅洗碗，把屋里屋外扫得干干净净，像个不知疲倦的陀螺。

刚开始那阵子，日子过得真叫一个憋屈。队里开会，队长赵国梁果然把我们家的座位安排到了最角落。分农具的时候，分给我们家的总是最钝的锄头。我心里憋着一股火，干活就更卖力了，想着多挣点工分，好歹让家里吃饱饭。

苏婉清的变化是悄悄发生的。一开始，她在我家像个影子，没声音，没存在感。后来，她看我娘的衣服破了，就着昏暗的油灯，一针一线地给缝补得整整齐齐，针脚细密得像机器纳的。我娘嘴上不说，但第二天开会，就穿上了那件补好的衣裳。我弟弟马卫军晚上咳嗽，她不知道从哪儿找来的草药，熬了黑乎乎的一碗水，我军喝了，第二天果然好多了。

我慢慢发现，她不是不会说话，只是不敢说。她懂的，比我们这些泥腿子多太多了。有一次生产队的账目乱了，会计急得抓耳挠腮，我回家随口抱怨了一句。没想到苏婉清怯怯地说，她爹以前教过她珠算。第二天，她就跟着我去了队部，半天功夫，就把那一堆乱麻似的账目理得清清楚楚，队长赵国梁看着账本，眼睛都直了。

从那天起，队里人看她的眼神，开始有了一点点变化。至少，没人再当面叫她“狗崽子”了。

我跟她真正亲近起来，是在一个下着暴雨的夏夜。队里的仓库顶被风掀了，我和几个壮劳力要去抢救粮食。临走时，苏婉清拉住我，往我手里塞了一个油纸包，小声说：“路上吃，别饿着。”我打开一看，是两个烙得金黄的玉米饼子，里面还夹着咸菜。要知道，那时候白面玉米面金贵着呢，她肯定是把自己舍不得吃的口粮省给了我。

那一夜，雨下得很大，我的心却是暖的。我看着身边这群糙汉子啃着干粮，心里第一次有了一种叫“家”的感觉。我马卫东，也有媳妇疼了。

日子久了，我娘对她的态度也软化了。苏婉清不光勤快，还孝顺。我娘有点头疼脑热，她总是第一个端水送药，比我这个亲儿子还周到。她不跟我娘顶嘴，我娘说什么，她都“哎，哎”地应着，然后默默地把事做好。人心都是肉长的，我娘就是块石头，也被她给焐热了。

有一天吃饭，我娘夹了一大筷子红烧肉放进苏婉清碗里，嘟囔了一句：“多吃点，看你瘦的。”苏婉清的眼圈一下子就红了，扒拉着米饭，眼泪一滴滴掉进碗里。我知道，她心里的冰，化了。

后来，我终于忍不住问我爹，当年为啥就铁了心要我娶她。我爹又点上他的旱烟，沉默了很久，才缓缓开口。

“那不是1960年嘛，饿得厉害那年。”我爹的眼睛望着窗外，像是看到了很远的地方。“那时候你还小，家里断顿了，我饿得眼发绿，出去找吃的，走到村口就晕倒了。是苏婉清她爹，那个‘右派’，把我扶了起来。他自己都饿得脱了相，还从怀里掏出半个黑乎乎的窝头，掰了一大半分给我。他说，‘老哥，挺住，日子会好起来的。’就那半个窝头，救了我的命。”

我爹转过头，眼睛里闪着泪光：“人家在咱最难的时候拉了咱一把，咱不能在人家最难的时候，往人家身上踹一脚。做人，得讲良心。她爹是个好人，教出来的闺女，能差到哪儿去？我让你娶她，一是报恩，二是爹信自己的眼光，这闺女，旺夫！”

爹的话，像一道惊雷，在我脑子里炸开。我一直以为爹只是单纯的可怜苏婉清，没想到还有这么一段渊源。人心换人心，黄土变成金。我爹用他最朴素的道理，给我上了一堂最深刻的课。

转眼到了1978年，村里的大喇叭里，第一次播了中央的文件，说是要给很多冤假错案平反。没过多久，县里就派人下来，找到了苏婉清，宣布给她父亲恢复名誉。那天，苏婉清拿着那张盖着红章的平反通知书，在我怀里哭得昏天黑地，把这些年受的所有委屈，都哭了出去。

从那以后，我们家的天，才算是真的亮了。苏婉清的身份变了，她不再是“黑五类”，而是“爱国知识分子”的家属。村里人的态度也来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以前见了我们绕道走的刘翠兰，现在隔着老远就“卫东家的”、“婉清妹子”地叫着，亲热得不行。队长赵国梁更是三天两头往我们家跑，又是送布票又是送肉票，请苏婉清去当队里的正式会计。

我看着这世态炎凉，心里五味杂陈。可苏婉清却很平静，对谁都客客气气的，不卑不亢。她对我说：“卫东，别人怎么看我们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我们最难的时候，你和你爹，没有看不起我，还给了我一个家。这份恩情，我记一辈子。”

后来，改革开放了。苏婉清鼓励我，别守着那一亩三分地，出去闯闯。她用她当会计攒下的几十块钱，给我做了本钱。我先是跟着村里人去县城干建筑，后来自己包了小工程队。因为我为人实在，干活又好，生意越做越好。我们的日子，也像芝麻开花一样，节节高。我们在村里第一个盖起了二层小楼，第一个买了电视机。

我的两个孩子，一个儿子一个女儿，都被苏婉清教育得很好。她自己没能上大学是终身遗憾，就把所有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她一个字一个字地教他们读书写字，告诉他们知识的重要性。后来，我儿子考上了名牌大学，成了一名医生，女儿也当了老师。

如今，我和苏婉清都老了，头发也白了。我爹我娘都安详地走了。我们还住在村里，只是把老房子翻修得更漂亮了。闲下来的时候，我俩就坐在院子里的葡萄架下，看着孙子孙女们嬉笑打闹。

有时候，我会想起1974年的那个夜晚，我爹磕着烟锅，对我说：“去，把那女娃子领回来。”现在我才真正明白，我爹那深井一样的眼睛里，藏着的是一个庄稼人最通透的智慧和最淳朴的善良。他用半个窝头的恩情，给我换来了一个天大的福分。

村里人都说我马卫东有福气，娶了个好媳妇。我总是笑着说：“那是我爹有眼光。” 是啊，我爹这辈子做得最对的一件事，就是让我领回了这个当初谁都不要的“黑五类”。她不是我们家的灾星，她是我马卫东的贵人，是我们老马家几辈子修来的福气。人生啊，有时候最重要的，就是在一个关键的岔路口，选对了人，走对了路。

来源：幸运小鱼Z1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