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电话那头，是我叔，陈建国，我们村的村长。他的声音隔着几百公里的电波，带着一种特有的、混杂着热切和庄重的沙哑。

“小阳，这路的事，村里就指望你了。”

电话那头，是我叔，陈建国，我们村的村长。他的声音隔着几百公里的电波，带着一种特有的、混杂着热切和庄重的沙哑。

我靠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看着楼下车水马龙。玻璃上倒映出我有些模糊的脸，西装革履，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可我自己知道，镜子里这个人，骨子里还是那个从泥地里爬出来的陈阳。

“叔，你放心，钱的事我心里有数。”我转过身，坐回宽大的老板椅里，手指无意识地敲着桌面光滑的红木。

挂了电话，我给财务总监拨了内线，让她准备一百万的现金。财务总监有些诧异，公司账目流动这么大一笔现金需要流程，但我只是平静地告诉她，这是私事，从我个人账户走。

这笔钱，是我答应给村里修路的。

我们村叫陈家坳，一个卡在两座山之间的小地方。从我记事起，进村出村就只有一条黄泥路。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我小时候上学，雨季里不知摔了多少跤，那双我妈熬夜纳的千层底布鞋，不出一个月就开了线。

我爸临走前，拉着我的手，念叨最多的，就是那条路。他说，路要是不通，陈家坳就永远没出路。

后来我争气，考上大学，留在了城里，从给工地扛水泥开始，一步步做到了今天，有了自己的物流公司。车队里的卡车在全国各地的高速公路上飞驰，可我心里最惦念的，还是老家那条窄窄的泥巴路。

现在，我有能力了。我要把它修成一条宽阔平坦的水泥路，一直通到村里每家每户的门口。

这不仅仅是捐钱，这是对我父亲的一个交代，也是对我自己前半生泥泞路途的一个纪念。我以为这件事很简单，我出钱，村里出力，皆大欢喜。

一切看起来都那么顺理成章，充满了荣归故里、造福乡梓的温情脉脉。我甚至已经能想象到，过年回家时，车子平稳地开在崭新的水泥路上，村民们围上来，递上一根烟，笑着说：“小阳出息了，没忘本。”

这种感觉，比我在城里签下任何一份千万合同，都来得实在，来得暖心。

那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会和我叔通电话。他兴奋地告诉我，测量队已经进村了，设计院的图纸也快出来了，村里开了好几次大会，大家的热情都很高。

我听着，心里也跟着热乎乎的。我仿佛能看到那条路在地图上一点点成型，像一条白色的缎带，要给贫瘠的村庄系上一个崭新的未来。

图纸的电子版是半个月后发到我邮箱的。

我特意空出了一个下午，泡了杯好茶，准备仔仔细细地欣赏这份“杰作”。

邮件打开，附件加载出来，是一张清晰的规划图。我一眼就看到了村口那棵熟悉的老槐树，然后顺着那条红色的规划线，一点点往村里延伸。

我的眉头，也随之一点点皱了起来。

规划图上的路线，在进了村子之后，拐了一个非常不自然的弯。

原本，按照最经济、最合理的走法，路应该沿着村子的主干道笔直地铺过去，覆盖绝大多数人家。而我家那栋父母留下的老房子，就在主干道的尽头。

可图纸上，这条路在村子中段，一个叫陈家祠堂的地方，突然向西拐了九十度，绕开了一个大圈，把村西头几户人家，包括我叔、村里会计、还有几个村里说话有分量的人家，全都圈了进去。

然后，它就那么硬生生地截止了。

而村子东边，包括我家老宅在内的七八户人家，被完美地、精准地绕开了。那片区域，在图纸上是一片空白，仿佛被遗忘的孤岛。

我把图纸放大，再放大，仔仔细-细地看着那个生硬的拐角，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我家的老房子，虽然我妈跟着我进城后就空置了，但那是我出生长大的地方，是我爸一砖一瓦盖起来的。院子里的那棵石榴树，还是我满月的时候，我爸亲手栽下的。

在我的设想里，崭新的水泥路就该铺到那扇熟悉的木门前。这是整件事的终点，也是我情感的落脚点。

可现在，它被绕开了。

我关掉电脑，端起茶杯，茶水已经凉了。一口喝下去，从喉咙凉到胃里。

我拿起手机，拨通了我叔的电话。

“叔，图纸我看了。”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平静。

“哦？看了啊！怎么样？小阳，这可是省城设计院的专家给设计的，专业吧？”我叔的声音依旧洪亮。

“挺专业的。”我顿了顿，问道：“就是村里那个拐弯，是怎么回事？从祠堂那边绕过去，工程量要大不少，成本也高了。而且，东头那几家，包括咱家老房子，怎么就给漏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

然后，我叔的声音再次响起，带着一点含糊的笑意：“嗨，小阳，你常年不在家，村里的情况你不了解。东头那边地势有点低，雨季容易积水，地基不稳，施工难度大。专家说了，为了安全和长远考虑，还是绕一下比较好。”

地势低？我小时候夏天就在那片地方玩水，哪家地势高，哪家地势低，我闭着眼睛都摸得清。我家老宅的地基是全村最高的几处之一，我爸当年选址的时候，专门请风水先生看过，就图个安稳。

这个理由，太牵强了。

“施工难度大，可以想办法克服。多出来的成本，我来承担。”我直接说道。

“哎呀，小阳，不是钱的事。”我叔的语气变得有些为难，“这是村里开会集体决定的，少数服从多数嘛。大家也都觉得，先紧着人多的地方修，东头那几户，平时也没几个人在家，以后有机会再说嘛。”

少数服从多数。

这六个字像一根细细的针，扎进了我心里。

我没再说什么，只是淡淡地回了句“我知道了”，然后挂了电话。

窗外的天色不知不觉暗了下来，城市的霓虹灯一盏盏亮起，像一片虚假的星海。我却觉得，自己被一种巨大的、无形的黑暗包围了。

我原以为我是在为整个村子修路，到头来，却发现自己只是一个出钱的“外人”。而这条路，也成了村里人情世故、利益分割的工具。

他们拿着我的钱，修一条“他们”的路，然后把我，和我家的记忆，一起划在了“他们”的圈子之外。

第二天，我开车回了老家。没有提前通知任何人。

车子停在村口，我踩着熟悉的泥路，一步步往村里走。正是下午，村里很安静，只有几只老母鸡在路边悠闲地刨食。

我没有去我叔家，而是直接走到了村委会。村委会的墙上，贴着一张巨大的规划图，就是我邮箱里收到的那一份。红色的路线，在墙上显得格外刺眼。

几个村民正围在那里，指指点点地议论着。

“还是建国叔有办法，能让城里的大老板掏这么多钱。”

“可不是嘛，你看这路，正好从我家门口过，以后下雨天，再也不用愁我孙子上学了。”

“就是可惜了东头老陈家他们，这一下就给绕过去了。”

“嗨，谁让他们常年不在家，跟村里也不走动。再说，陈阳那么有钱，还在乎这点？他要是真有心，自己掏钱把自己家门口那截铺上不就完了。”

这些话，像刀子一样，一句句割在我的心上。

我默默地听着，没有出声。直到他们发现了我，议论声才戛然而生。每个人的脸上都闪过一丝尴尬，然后又换上热情的笑容，纷纷跟我打招呼。

“小阳回来啦？”

“大老板回来看工程进度了？”

我扯了扯嘴角，算是回应。

我找到了我叔，他正在家里吃饭。看到我突然出现，他脸上的惊讶一闪而过，随即热情地招呼我坐下，让他老婆给我添副碗筷。

我摆了摆手，说不饿。

“叔，我今天回来，就是想当面再问问路的事。”我开门见山。

我叔放下筷子，叹了口气，拿出一根烟点上，深深地吸了一口。

“小阳，你这孩子，怎么就这么犟呢？”他吐出一口烟雾，缭绕的烟雾后面，他的表情有些模糊，“我跟你说了，这是集体决定的。我这个村长，也不能一个人说了算啊。”

“集体决定？”我看着他，“叔，咱们明人不说暗话。这个‘集体’里，是不是不包括我们家，不包括东头那几户人家？”

我叔的脸色沉了下来：“小阳，你怎么说话呢？你这是不相信叔？”

“我不是不相信你，我是不明白。”我的声音也冷了下来，“我出一百万，是想给全村修一条公平的路，不是让某些人拿着我的钱，去划分亲疏远近，去搞什么小圈子。”

我把话挑明了。

我叔的脸涨红了，他猛地一拍桌子，站了起来：“陈阳！你这是什么意思？你以为你有点钱就了不起了？就可以对村里的事指手画脚了？我告诉你，这条路，是村里的路，不是你陈阳一个人的路！你要是觉得不满意，那你就把钱拿回去！”

最后一句话，他说得又急又响，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

院子里静悄悄的。婶子从厨房里探出头，不安地看着我们。

我看着我叔，这个我从小尊敬的长辈。他的脸上，有被戳穿的恼怒，有维护自己权威的固执，唯独没有一丝愧疚。

我忽然觉得很疲惫。

我原本以为，这是一场可以讲道理的沟通，但我错了。这不是道理的问题，这是人性的问题。在巨大的利益面前，亲情和公道，都变得不堪一击。

我做出了我的第一个决定。

“好。”我站起身，平静地看着他，“叔，既然你这么说，那我就把钱拿回去。这条路，你们愿意怎么修，就怎么修吧。我只有一个要求，别用我的钱。”

说完，我转身就走。

“你……你敢！”我叔在我身后吼道。

我没有回头。

后果比我想象的来得更快，也更猛烈。

我收回捐款的消息，像一阵风一样，在几个小时内就传遍了整个陈家坳。

当天晚上，我的手机就被打爆了。村里的亲戚，长辈，甚至一些八竿子打不着的同姓人家，轮番给我打电话。

有的人苦口婆心，劝我不要冲动，说我叔也是为了村里好，让我别跟他一般见识。

有的人旁敲侧击，说村里人盼这条路盼了多少年，我不能因为一点小事，就断了大家的念想。

更有甚者，话里话外都在指责我。说我忘恩负义，发达了就看不起穷亲戚，为了一点面子问题，就拿全村的未来开玩笑。

“小阳啊，你不能这样啊！你把钱撤了，我们怎么办？这路修了一半，到处挖得坑坑洼洼的，这不成心让我们过不好年吗？”一个远房的婶子在电话里哭诉。

我这才知道，为了赶进度，村里已经开始动工了。现在我一撤资，整个工程就瘫痪了。

我的沉默，在他们看来，就是默认了这些指控。

第二天，流言蜚语开始发酵。

版本有很多。

有人说，我本来就没想真心捐钱，就是想拿修路当幌子，让我家老宅那块地升值。现在目的没达到，就翻脸不认人了。

有人说，我在城里做生意亏了本，根本拿不出一百万，之前说的都是吹牛，现在是找个借口下台阶。

最恶毒的一个版本，是我听一个发小偷偷告诉我的。他们说，我爸当年在村里人缘就不好，我这是在报复，故意让全村人难堪。

我妈也从城里打来了电话，声音里满是焦虑。显然，这些话也传到了她的耳朵里。

“阳阳，到底怎么回事啊？你三姨家的表姐打电话给我，说村里都传遍了，说你……说你……”我妈说不下去了。

“妈，你别听他们瞎说。事情不是他们想的那样。”我安慰她，却没有过多解释。我不想让她也卷入这场风波里。

那几天，我把自己关在老宅里，哪儿也没去。

房子很久没人住，积了一层薄薄的灰。我打来一盆水，拿着抹布，一点点擦拭着屋里的桌椅板凳。

这些家具，都是我爸当年亲手打的。我能摸到上面粗糙的纹理，和岁月留下的痕，仿佛还能感受到父亲手掌的温度。

我擦到一张八仙桌的时候，动作停了下来。

桌角有一个小小的豁口，是我小时候调皮，用小刀刻的。当时被我爸发现，结结实实地挨了一顿揍。我爸打完我，又心疼地看着那个豁口，找来砂纸，磨了半天，想把它磨平，却怎么也磨不掉那个印记。

就像现在，我和村子之间的裂痕，一旦产生，就再也无法复原了。

我第一次感到如此深刻的孤独。

我以为自己是这个村庄的一部分，但现实却告诉我，我只是一个“来自陈家坳”的客人。他们欢迎我的钱，却不欢迎我的意见。他们需要我的慷慨，却不需要我的原则。

我坐在院子里的石阶上，看着那棵石榴树。树上已经结了几个青涩的小果子。

我爸以前常说，做人要像这石榴树，扎根要深，心要正，结出来的果子才甜。

我问自己，我错了吗？

为了所谓的“大局”，为了不被人戳脊梁骨，我就应该忍气吞声，看着他们用我的钱，去办一件从根子上就歪了的事情吗？

如果我爸还在，他会怎么做？

我想起他因为邻里占了他家一指宽的宅基地，而跟人争得面红耳赤的样子。村里人都说他小气，死脑筋。但他只是说：“理，就是理。一寸都不能让。”

那一刻，我心里那个摇摆不定的天平，终于彻底稳固了。

我没有错。

错的是那些被利益蒙蔽了双眼，忘记了公道和人情的人。

我的内心，发生了一个重要的转变。

我不再纠结于“他们为什么这样对我”，也不再沉浸于被误解的痛苦中。

我开始思考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我修这条路，到底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获得村民的赞誉和感激吗？是为了满足自己衣锦还乡的虚荣心吗？

不是。

最初的最初，我只是想完成我父亲的遗愿，想让村里的孩子们不用再走我当年走过的泥路。

这是一个很纯粹的愿望。

但现在，这个愿望被附加上了太多东西：人情、利益、算计、排挤……它不再纯粹了。

如果我妥协了，用一百万去铺就一条不公平的路，那我不仅违背了自己的原则，也玷污了我父亲的遗愿。

那条路，就算修得再宽，再平，它在我的心里，也是一条弯路，一条通往隔阂与分裂的路。

我忽然明白了，我真正要守护的，不是那一百万，也不是我的面子，而是我做这件事的“初心”。

想通了这一点，我整个人都平静了下来。

我不再理会外面的风言风语，也不再接任何来自村里的电话。

我开始收拾老宅。扫地，擦灰，给院子里的菜地锄草。我像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一样，干着最寻常的活。

我的平静，在村里人看来，是一种更强硬的对抗。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我叔带着几个人，找上了门。

他们是村里的“头面人物”，会计、几个辈分高的族老。

他们没有像上次那样气势汹汹，而是换了一副痛心疾首的面孔。

“小阳，你这又是何必呢？”一个白发苍苍的族老，拄着拐杖，颤巍巍地开口，“都是一个姓的，抬头不见低头见，把事情做这么绝，你让你九泉之下的父亲，怎么安心？”

他们开始打“亲情牌”和“道德牌”。

我给他们每个人都倒了一杯水，然后坐在他们对面，静静地听着。

“是啊，小阳，”会计也开口了，“路的事，确实有考虑不周的地方。但是大家都是为了村里好。你叔当这个村长也不容易，你就当体谅体谅他，各退一步，行不行？”

我叔坐在一旁，低着头，一个劲地抽烟，始终没有说话。

我等他们都说完了，才缓缓开口。

我的声音很轻，但院子里的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各位叔伯，长辈。我陈阳今天把话放在这里。修路，可以。钱，我也愿意出。但我只有一个条件。”

我站起身，走到院子中间，指着那条通往屋外的泥路。

“我要修的，是一条能让村里所有孩子，都能干干净净走出大山的路。它必须是直的，是公道的。它要经过每一户需要它的人家，而不是绕开任何一个。”

我的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最后落在我叔的脸上。

“如果，图纸不改回来。那这一百万，我一分都不会出。不仅如此，我会用这笔钱，在镇上最好的中学，设立一个‘陈家坳助学金’。每年资助十个咱们村考出去的品学兼优的孩子，直到他们大学毕业。”

“我让他们知道，走出大山，靠的不是一条被人情算计绑架的路，而是靠他们自己堂堂正正读出来的书，走出来的道。”

我的话，像一块石头，投进了平静的池塘。

所有人都愣住了。

他们没想到，我会提出这样一个“解决方案”。

这个方案，比我单纯地收回钱，对他们的打击更大。

因为我没有把钱装回自己的口袋，而是把它用在了村子的未来——孩子们的身上。

这样一来，他们之前散播的那些说我“自私自利”、“忘恩负义”的谣言，就不攻自破了。

我堵死了他们所有用道德来绑架我的路。

我叔猛地抬起头，难以置信地看着我。他的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那个族老用拐杖重重地敲了一下地：“你……你这是要跟整个村子作对！”

“我不是要跟谁作对。”我摇了摇头，语气里没有一丝波澜，“我只是想做一件对得起良心的事。”

那天的谈话，不欢而散。

他们走后，院子里又恢复了寂静。我看着天边最后一抹晚霞，心里前所未有的踏实。

我知道，我把自己推到了所有人的对立面。

接下来，我将要面对的，是彻底的孤立和最坏的结果。

事情果然走向了最坏的境地。

我的“助学金”计划，被我叔他们在村里的大喇叭里，定性为“假仁假义的收买人心”。

他们说我，陈阳，就是不想出钱，还想落个好名声。

他们挨家挨户地去“做工作”，告诉那些家里有孩子读书的人，不要被我迷惑。说路才是根本，路修好了，大家都能富起来，比那点助学金实在多了。

村里的人，淳朴，但也短视。

在“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和“虚无缥缈的未来”之间，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

于是，我成了全村的公敌。

走在村里，背后是窃窃私语和指指点点。迎面碰上的人，会立刻扭过头，绕道而行。就连几家小时候跟我关系最好的发小，见到我，也只是尴尬地笑笑，然后匆匆走开。

我家的老宅，被人用石头砸了窗户。

院子里的菜地，一夜之间被踩得乱七八糟。

甚至有人在我家大门上，用红漆写了两个字：“白眼狼”。

那两个字，鲜红刺眼，像两道血淋淋的伤口。

我妈在电话里哭了。她说：“阳阳，咱们算了吧。不就是一条路吗？他们想怎么修，就让他们修吧。咱们斗不过他们的。妈不想你回个家，连个安生觉都睡不了。”

我握着电话，听着母亲的哭声，心里像被刀割一样。

我让她受委屈了。

那个晚上，我一个人坐在黑漆漆的堂屋里，坐了整整一夜。

我真的错了吗？

坚持所谓的原则，换来的却是众叛亲离，连累家人担惊受怕。这样的坚持，还有意义吗？

我是不是太理想主义了？把农村的人际关系，想得太简单了？

也许，我应该像个成熟的商人一样，懂得妥协和交换。花钱消灾，买个好名声，你好我好大家好，岂不是更好？

我甚至开始动摇，要不要打个电话给我叔，告诉他，我认输了。钱，我照给。路，你们随便修。

就在这种自我怀疑和挣扎达到顶峰的时候，天亮了。

一缕晨光，从破碎的窗户里照进来，正好落在那张八仙桌上。

桌面上，蒙着一层薄薄的灰尘。光线中，无数的尘埃在飞舞。

我鬼使神差地站起来，走到桌边，伸出手，想拂去那些灰尘。

指尖触碰到桌面的时候，我摸到了一个熟悉的凹痕。

是那个我小时候刻下的豁口。

我低下头，仔细地看着它。几十年的时光过去了，它依然清晰地留在那里，没有被岁月磨平。

那一瞬间，我仿佛看到父亲失望又心疼的眼神。

他磨了半天，都没能磨平这个印记。

他是不是想告诉我，有些东西，一旦错了，就永远留下了痕迹，再也无法恢复原样？

就像这条路。

如果我今天妥协了，这条建立在不公和算计之上的路，就会像这个豁口一样，成为陈家坳一个永远抹不去的污点。

它会告诉村里的下一代，原来，人情可以大于公理。原来，为了利益可以牺牲原则。

不。

这不对。

我不能这么做。

我慢慢地直起身，看着窗外亮起来的天色。

心里那片最浓重的黑暗，在这一刻，被阳光驱散了。

我找到了我的答案。

我没有输，我只是选择了一条更难走的路。

我拿出手机，翻出一个号码，拨了过去。

电话接通了，是我在镇上中学当老师的同学。

“喂，老同学，有件事想请你帮忙……”

我没有再去找村里任何人理论。

我用最快的速度，办好了所有手续。

我联系了律师，起草了助学基金的章程。又联系了镇上的教育部门，办理了备案。

我把那一百万，结结实实地存进了一个专门的对公账户，由镇教育部门、学校、和我委托的律师三方共同监管。

我把基金的名字，定为“陈家坳风华助学金”。

“风华”，取自我父亲的名字，陈风华。

我希望他的名字，能以这样一种方式，和他牵挂了一辈子的这片土地，永远联系在一起。

我把助学金的详细章程、申请标准、监管方式，全都打印了出来，在村委会的公告栏上，结结实实地贴了十几份。

我没有写任何煽情的话，只是白纸黑字，把事实一条条列出来。

比如，每年资助十名学生，从小升初到大学毕业，只要成绩达标，每人每年可以拿到五千到一万不等的助学金。

比如，申请过程完全透明，由学校和教育部门联合评定，村里任何人不得干涉。

比如，这笔钱的每一笔支出，都会定期公示，接受全村人的监督。

做完这一切，我开始收拾东西，准备离开。

这个生我养我的地方，此刻，却让我感到窒息。

就在我把行李箱放进汽车后备箱，准备关上车门的时候，一个瘦小的身影，跑到了我的车前。

是村里小学的老校长，一个教了一辈子书的王老师。他已经退休了，头发全白了。

“陈阳，你等一下。”他有些气喘。

我停下动作，看着他。

他从怀里掏出一个用布包着的东西，一层层打开，里面是一个陈旧的笔记本。

“这是……这是当年你爸在村里当民办教师时候的备课本。”王老师把本子递给我，手有些抖，“你爸当年，最大的心愿，就是村里的娃，都能有书读，都能走出去。你……你做的是对的。”

我接过那个备-课本，纸张已经泛黄，边角都卷了起来。我翻开一页，上面是我父亲熟悉的、刚劲有力的字迹。

我的眼睛，一下子就湿了。

“王老师……”我哽咽着，说不出话。

“你别管他们怎么说。”王老师拍了拍我的胳膊，他的手很干，但很有力，“人心，都是肉长的。日子久了，大家会明白的。”

他没再多说，转身，蹒跚着离开了。

我握着那个备课本，像握着千斤重担，又像握着最坚实的依靠。

我发动了汽车，离开了陈家坳。

车子驶上坑坑洼洼的泥路，颠簸得厉害。我从后视镜里，看着那个越来越远的村庄，心里五味杂陈。

我知道，那条路，暂时是修不成了。它会继续烂在那里，像一道无法愈合的伤疤。

但我也知道，另一条路，一条通往未来的、无形的希望之路，我已经为村里的孩子们，悄悄铺下了一块基石。

我回到城里，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工作中。

我没有再主动联系村里，村里也没有人再联系我。我们之间，仿佛达成了一种诡异的默契，彼此相安无事。

只是偶尔，我妈会小心翼翼地跟我提起，说听哪个亲戚讲，村里因为修路款没了着落，几派人吵得不可开交。那些原本因为“新路线”而受益的人家，和我叔之间也产生了嫌隙，互相埋怨。

一场原本皆大欢喜的善举，最终演变成了一地鸡毛的闹剧。

我听着，心里没有幸灾乐祸，只有一声叹息。

半年后，第一届“陈家坳风华助学金”开始评选。

我同学告诉我，申请的学生非常多。很多家庭，一开始还碍于村里的风言风语，不敢让孩子申请。但看到章程上白纸黑字的承诺，和镇教育部门的公章，最终还是放下了顾虑。

钱，是实实在在的。孩子的未来，也是实实在在的。

最终，有十个孩子，拿到了第一笔助学金。

我让同学把他们的照片发给了我。照片上，是十张年轻的、带着些许羞涩，但眼睛里闪着光的脸。

看着他们，我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

我把这些照片，和我父亲的备课本，一起放在了我办公室最显眼的位置。

时间就这么不紧不慢地过着。

转眼，三年过去了。

这三年里，我公司的业务越做越大，但我始终没有再回过陈家坳。

助学金已经发放了三届，三十个孩子因此受益。最早拿到助学金的几个孩子，已经考上了县里最好的高中，成绩名列前茅。

我偶尔会收到他们的信，信里，他们用稚嫩的笔迹，跟我讲述学校里的趣事，讲述自己的梦想。他们叫我“陈阳叔叔”，说以后也要成为像我一样的人，回报家乡。

每当看到这些信，我都会觉得，我当初的坚持，是值得的。

那天，我正在开一个重要的会议，手机在静音状态下，屏幕亮了好几次。

是同一个陌生的号码。

会议结束后，我回拨了过去。

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起，那头传来一个苍老、迟疑的声音。

“喂……是，是小阳吗？”

这个声音，我愣了好几秒才反应过来。

是我叔，陈建国。

他的声音，不再像三年前那样洪亮，而是充满了疲惫和沧桑。

“叔，是我。”我的语气很平静。

电话那头又是一阵沉默，我能听到他粗重的呼吸声。

“小阳……村里的路……我们，我们想重新修了。”他一字一句，说得异常艰难。

我没有说话，静静地听着。

“这次……我们开了村民大会，所有人都投票了。就按照……就按照你最初说的那样修。从村口，一直修到东头，修到……修到你家老屋门口。”

“图纸，我们重新画了。我……我等下发给你看看。”

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一下。

“钱呢？”我问了一个最现实的问题。

“大家……大家集资了。”我叔的声音更低了，“这几年，村里出去打工的人多了，手里都攒了点钱。每家每户，都出了点。虽然不多，但……但大家的心是齐的。”

“还差一些，我们……我们想问问你，还能不能……再帮衬一把？”

他说完这句话，电话那头就彻底没了声音，仿佛在等待我的审判。

我闭上眼睛，三年前的种种，一幕幕在眼前闪过。那些争吵，那些流言，那些决绝。

我以为，我和故乡的连接，已经在那场风波里，被彻底斩断了。

没想到，三年后，它又以这样一种方式，重新递到了我的面前。

我没有立刻回答他。

我走到窗边，看着楼下的车水马龙。

三年前，我也是站在这里，接到了他的第一个电话。

时过境迁，物是人非。

“叔，”我终于开口，声音有些干涩，“你把新的图纸和预算发给我吧。我看看还差多少。”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压抑着的、如释重负的抽泣。

“诶，好，好！我马上发！”

挂了电话，我站了很久。

我知道，我叔打这个电话，需要多大的勇气。这三年，他这个村长，想必当得非常艰难。

我也知道，村里人愿意自己掏钱修路，这个转变，又意味着什么。

人心，或许真的像王老师说的那样，是肉长的。

当他们发现，那条被算计和私心扭曲的路走不通时，当他们看到，那些拿到助-学金的孩子，才是村子真正的未来时，他们终于愿意，回到最初的起点，去走那条最正直、最公平的路。

一个月后，我再次回到了陈家坳。

车子开到村口，我看到一条崭新的水泥路，已经初具雏形。路基已经铺好，工人们正在忙碌着。

我叔和很多村民，都在路口等我。

他老了很多，背也有些驼了，头发白了大半。看到我下车，他迎了上来，嘴唇动了动，却什么也没说，只是伸出那双粗糙黝黑的手，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

我看到，他的眼眶红了。

我看到，人群里，那些曾经对我冷眼相向的村民，脸上都带着一种混合着愧疚和感激的、淳朴的笑容。

我没有再提过去的事。

我只是拍了拍我叔的肩膀，说：“叔，辛苦了。”

那条路，最终还是修好了。

它平坦、宽阔，从村口的老槐树下，一直延伸到村子的最深处，延伸到我家老宅那扇斑驳的木门前。

通车那天，村里比过年还热闹。家家户户都放了鞭炮，红色的纸屑铺了满地，像一条喜庆的红毯。

我开着车，第一个，缓缓地行驶在这条路上。

车窗外，是村民们一张张喜悦的脸。

我把车停在我家老屋门口，下了车。

我走到那扇写着“白眼狼”的大门前，那两个字，早已经被我叔亲自用砂纸磨掉，又刷上了新漆，但还是能隐约看到一些痕迹。

我伸出手，轻轻地抚摸着那扇门。

我知道，有些伤痕，留下了，就永远不会消失。

但我也知道，有些东西，比一条水泥路更重要。

那就是人心。

人心正了，路，才能真正地通向远方。

来源：村庄全记录